在996大旗下工作至死，是社畜時代的基本覺悟

文：劉檸，作家，藝術評論者。著有《穿越想像的異邦》、《「下流」的日本》、《前衛之癢》等。

最近，馬雲關於996的一席話引爆了輿情，以至於那幾天一開手機，前五條都與996有關。可是，996問題既非自馬雲談話起，也不會因馬雲談話而強化，或者弱化。明天，太陽照樣升起。前一天剛996過的人們，今天復蹈996的節奏，明天後天大後天，仍將996下去，誰也攔不住，這是時代的大概率。

近數年來，中國出版界刮「東風」，日版中譯夥到爆，且快得幾乎已到了與日文原版同步的地步。最近的一個動靜，是新經典策劃引進的岩波新書。岩波新書秉承「用新知哺育讀者，以學術介入社會」的出版理念，一向關注社會熱點問題。如果你從位於東京神保町西南角的岩波圖書中心，索取一本免費的岩波新書出版目錄的話，真可以看到整個一部戰後社會史。

我因為多少了解一些岩波新書的歷史和文化，曾應邀錄製過一個短視頻，並先後參加過其中兩種書的出版活動，第一本就是《過勞時代》。記得2018年底，我在該書的出版會上烏鴉嘴道：「岩波新書落地中國，第一輯不是10種、12種，而是13種，且竟以《過勞時代》為開端，也許是一個微妙的隱喻……」

《過勞時代》，（日）森岡孝二著，米彥軍譯，新星出版社2019年1 月第1版。

岩波新書對過勞問題的關注，實非一日之寒。

2010年秋，另一位過勞問題學者、著名律師川人博先生帶一群東京大學的本科生來北京做文化交流，筆者曾應邀做過一場關於中國都市報現象的講座，並受贈了川人博先生的著作，即岩波新書中另一種過勞問題力作《過勞自殺》。

此著於1998年出版後，十年中印了12刷。2014年，又推出第二版，足見日本社會對過勞問題關注之切。川人博先生作為勞動問題律師，從法律的角度，著眼於過勞問題中最極端的狀況——過勞自殺問題，借用《日本經濟新聞》上刊登的書評中的表述，他以來自勞動現場的一手數據和案例，描繪了一種「令人恐懼的現狀」。日本是全球公認的過勞大國，據統計，在每年多達兩萬數千例的自殺案例中，與過勞有關者逾千例。自1997年10月，電話熱線「過勞死110」開通以來，平均每天接到146件諮詢，其中約有60件，最終發展成自殺既遂。

《過勞自殺》，川 人博著，岩波書店2008年12月第12刷。

2002年，「karoshi」（過勞）被收入《英語牛津辭典》（在線版），被看成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對國際社會幾例有限的「文化輸出」之一。

日本緣何成為過勞大國？除了歷史和經濟原因之外，也有社會與文化原因。前者似無需過多詮釋：作為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為克服所謂的「後發劣勢」，以在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血汗工廠曾經是長期標配，以至於《哦，野麥嶺》和《女工哀史》式的故事，在一部普羅文藝史中俯首皆是。

戰後初期（1947年），雖然出台了《勞動基準法》，確立了八小時工作制，但企業通過與工會或可代表工會的過半數員工代表簽訂所謂「三六協定」（即針對《勞動基準法》第36條，關於非正常上班時間及節假日工作的勞動合同），輕易便繞過法律，開了制度後門，相當程度上消解了勞動方的這項合法權利。可以說，日本被稱為「過勞地獄」的種種社會現實，均與此「魔鬼程序」有關。

近年來，還有一個日文詞逆襲中國——社畜（shachiku），且乘馬雲「996談話」效應，急速升溫。

一般人會以為，「社畜」是一個傳統的日文語彙，但說起來卻是一個蠻新的詞，是「泡沫經濟」崩潰後的產物，2009年前後，才開始在社交媒體上頻密出現，語源繫上班族出身的作家安土敏的一本書《日本上班族 通往幸福的處方箋》。

這個顯然源自「會社」和「家畜」的造語詞，在和英辭典中，被譯成比較中性的「corporate slave」，卻難以傳達那種對戰後，特別是高增長期以降，諸如「會社人間」「企業戰士」等正麵價值取向稱謂的辛辣反諷。

「社畜」們以極低姿態的自黑，表達了一種對會社文化的腹黑，背後是對種種現實社會政策的唾棄，同時冷靜地接受了重新階級化的社會現實。

在「996風潮」中，國人借「社畜」來發泄自己的種種不遇和悲情，但對這個詞在中日文語境中時間與概念的雙重錯位，卻習焉不察，或故意視而不見：日本的「社畜」，其實就是曾幾何時的「企業戰士」，而中國的「社畜」，則基本相當於日本「企業戰士」時代的上班族。

日本「社畜」，成長於「泡沫經濟」崩潰後「失去的二十年」，與所謂「平成廢柴」是同一代人。這些人生在現代史上最承平的年代，受過良好教育，與父兄們一樣，一路過關斬將，以新卒（應屆大學畢業生）的光鮮面孔進入公司。可與父輩不同的是，社會環境變了，經濟持續蕭條，待遇下滑，多勞少酬，甚至勞而無酬。

雖然寫字間里的照明開關仍是在差不多的時間帶關閉，但平成入社的僱員們卻無法像父輩們那樣，每月加了80小時的班，在提交給人事部門的Time Sheet上就照填「80h」。到了工資日，公司自會按照加班日的區分（平日、周六日或節假日），支付給僱員以小時工資的1到1.5倍，直至3倍的加班費。除此之外，月度有月獎，年度有年獎（分年中獎和年終獎），在年功序列的框架內，一旦升入管理職，身份上便從「勞動方」變成「資方」，雖然加班工資被取消，但職務工資的漲幅會涵蓋，甚至大大超過區區加班費的「犧牲」……那個時代的稀鬆平常之事，今天聽上去竟像是勵志傳說。

據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的研究，戰後日本的經濟結構其實源於戰時的「1940年體制」，即官僚主導型統制經濟（後發展成通產省模式）。美國歷史學者約翰·道爾（John Dower）在談到日本企業時曾指出，只有索尼（SONY）和本田（HONDA）是完全誕生於戰後的企業，今天日本的大企業絕大多數是戰時，在政府的扶持下，靠軍需生產快速成長起來的。導演宮崎駿的父親是實業家，戰時是擁有數千名從業員的飛機零部件加工廠的老闆，為軍用機製造商中島飛行機公司提供產品，而中島飛行機則是電機製造業巨頭富士重工的前身。同樣的經濟結構，從戰時到戰後，從高增長期到泡沫期，直到泡沫破滅後所謂「失去的二十年」，一路過渡下來，一成不變的是公司體制，而最大的變化則是僱傭形態：今天的日本，已從被西方人戲稱為「日本株式會社」，由清一色上班族構成的「一億總中流」，豹變為非正規僱傭的派遣僱員占就業人口四成的「下流社會」。

這就是為什麼從「脫Sara」（日文「脫サラリーマン」的簡略說法，意為「脫離上班族」），到「社畜」，到「過勞死」，在晚近二十年左右的時間裡漸次出現、固化，並成為流行語的緣故。直白地說，就是「下流社會」的擴大和歸結。

在企業組織中，派遣僱員是最底層，同時是「部外者」（日語，局外人），所接觸的公司情報有相當限制，且因其並不在企業的年功序列軌道上，到點打卡下班是順理成章，甚至沒有加班、當「社畜」的權利。

而日日加班的正式僱員，如仍能像其父輩們那樣，輕易便拿到相應加班費的話，也是並不以為苦的——雖然加班是殘酷的，但只要勞有所酬，至少在心理上有所補償。

可在一波接一波裁員、減薪的壓力下，職場的工作時間和非工作時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無薪加班成了家常便飯，且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白領的職場早已溢出了寫字樓，東京橫濱等大都市的咖啡廳和電車上，隨處可見打開電腦，旁若無人地處理事務的白領。

據另一位長期追蹤調查過勞死案例的《朝日新聞》記者牧內昇平，在其新著《過勞死：工作比命還重要嗎》中披露的數據：如果把1997年發達國家勞動人口的平均工資作為100的話，那麼到2018年，瑞典的平均工資為130.9，法國為127.7，美國為115.3，而日本則變成了90.1——就是說，過去二十年，在OECD國家中，平均工資呈負增長的只有日本。

可以說，正是曠日持久的經濟蕭條，硬是把曾幾何時的「企業戰士」逼成了「社畜」。

可是，東洋「社畜」們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連這個自黑到家的稱謂都能輸出，而且輸入者竟然是移動互聯網大國中國的IT業巨擘，在他們看來，這簡直有些「矯情」。如硬要加以類比的話，也許「企業戰士」反倒更契合中國當下的語境。而這，也許正是馬雲的道路自信之所在：

「我個人認為，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沒有機會。如果你年輕的時候不996，你什麼時候可以996？你一輩子都沒有996，你覺得你就很驕傲了？這個世界上，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請問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別人的努力和時間，你怎麼能夠實現你想要的成功？」

我個人認為，馬雲確實是有這個自信的。畢竟過去十五年來，IT業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扮演了牽引車的角色，那些日復一日，在中關村和大望京的IT公司里默默實行996的軟體架構師、系統工程師，很多來自矽谷，今天中國移動互聯網經濟的繁榮確實為他們提供了施展的空間，待遇也相對優渥，即使996，也並非無薪加班。但或許是太自信了吧，馬雲一番話的確講得不夠高明，給人以居高臨下、一廂情願的語感，成功學色彩過於強烈，只有道路自信而無文化自信，網上的輿情，多少也與其強勢的話語方式（而不儘是內容本身）所引發的情緒性反彈有關。

反觀「社畜」發祥地日本，同樣是旨在使僱員踏踏實實地安於996的勸誘，技巧則高出不少，甚至高到令聽者全然不會意識到勸誘者的技巧、方式問題，那種溫良恭儉讓的語感，那種循循善誘、簡直像要把你層層包裹起來的道德勸勉，真由不得你背過臉去。

美國學者羅伯特·N·貝拉（Robert N. Bellah）認為，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在於德川宗教，而德川幕府統治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道德勸勉。如管理五人組（德川時代由五戶家庭組成的相互承擔連帶責任的自治組織）的規章中，便有對勤奮、敬業及珍惜時間的勸告。這也是並不直接參与經濟活動的武士階層反而以其經濟倫理對直接參与者（町人、職人、奉公等）的道德倫理髮生影響的緣由，同時也是理解明治期何以會有眾多武士在工商業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歷史現象的鑰匙。

《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美）貝拉著，王曉山、戴茸 譯，三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在這種強大的文化傳統籠罩下，每家公司的每一個老闆，大到跨國公司的CEO，小到家族式作坊的支配人，都有一套以工作為核心，通過平凡的日常勞作來追求卓越、謀求成就的人生哲學。每個人都講得有板有眼、頭頭是道，也是公司對新入社員培訓的重要內容。

這方面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從被奉為「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到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從本田技研的創業者本田宗一郎，到前京瓷（KYOSERA）公司掌門人，後使日本航空（JAL）起死回生的稻盛和夫，無不如是。松下幸之助更是將其在產業經營上的成功經驗，推而廣之，於1979年創設了松下政經塾，旨在育成政經精英，服務社會。四十年來，輩出了包括前首相野田佳彥在內的七十餘名政治家。

與「卡里斯瑪」范兒日企老闆們念茲在茲，從「企業戰士」到「社畜」，被幾代大公司白領代代相傳的人生哲學相比，不能不說，馬雲版「996學」還是「圖樣圖森破」，太Low了點，過於目的論、過於原教旨化，而缺乏足以感化人心的道德勸勉要素，聽者內心不厭煩才是奇怪。不能不說，馬雲自己就是中國式成功學如假包換的摹本，無論在正面和負面的意義上。

順便提一句，我個人由於早年曾服務於日企的緣故，內心對所有日式人生哲學都有種「排異反應」，也從未正經研讀過。但客觀地說，這類書籍其實也是言人人殊，不宜一概而論。多年前，曾有出版家朋友請我翻譯稻盛和夫的《活法》（『生き方』），我雖未應，但曾在東京的書店裡翻閱過幾次。必須承認，稻盛哲學讀本寓人生哲理於具體案例之中，說教氣並不重，還是蠻有可讀性的。如他主張「以原則思考，化繁就簡是做人和做事的原則」，便頗有針對性。

因文化慣習等緣故，日本職場中有形形色色的工作，而有些工作其實是由於公司架構疊床架屋，管理部門為彰顯自身的存在感而人為製造的純事務性「工作」，並無關績效，這也是為什麼雖然日企員工個個訓練有速，幹活麻利，但整個部門或公司的效率卻不高的原因，也是人所詬病的「大企業病」的典型癥狀之一。如他說「工作離不開酒」，「酒一落肚，心就開放，口舌靈巧，彼此就能傾心交談」，也相當真誠。你在稻盛的書中找不到一句可直接翻譯成「996」的話，他充其量只是說「工作現場有神明」，「每一次絕望，都僅僅是事情的開始」，等等。

馬雲也是稻盛粉

稻盛接手經營的公司，哪怕此前數據再難看，人事關係再棘手，鮮有不峰迴路轉、起死回生的案例，如KDDI（日本僅次於NTT的第二大電信公司）、日航等，不一而足。所以在政財兩界，稻盛和夫的粉絲甚眾，安倍晉三就是其一。阿里巴巴大股東、軟銀集團孫正義說：「沒有稻盛先生『敬天愛人』的思想和阿米巴經營方式，就沒有軟銀的今天，就是拿出幾百億日元來，也報答不了稻盛先生的教誨。」馬雲自己也是稻盛粉，從不掩飾對稻盛經營哲學的推崇，二人數次見面，動輒五六個小時的深度交流常見諸中日兩國媒體報道。

我個人覺得，稻盛和夫若是聽了馬雲的「996談話」的話，會相當失望。並不是說稻盛其人反對996，而是作為一種經營哲學，「996學」未免太不上道了。

不過，馬雲最近對996又有所找補。在阿里的集體婚禮上，他說：「工作上我們強調996的精神，生活上我們要669。什麼叫『669』？六天六次，關鍵要久。」

中國富豪素愛爆粗口、飈黃段子，一向是社會風尚，所謂「風氣自下而上，而風尚自上而下」，本無足論。但因為這次是跟996捆綁在一起，便有些滑稽了，加上語出自阿里的集體婚禮上，那麼一個合理推測：受眾是共同服務於阿里巴巴的雙職工伉儷。一對每天在職場實行996的夫婦，再乘通勤工具回到家裡接茬練，而且還得669……這，真的是要穿梭回卓別林的「摩登時代」了嗎？若是一對充電滿格、上緊發條的AI鴛鴦的話，一旦被編入程序，系統給定指令，盡可照做無虞——不做也得做。可是兩個拖著沉重肉身的大活人，真能貫徹CEO的指示，在職場實施996之餘，再回家踐行669嗎？阿里員工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嗎？若是較起真兒來，從企業管理者立場上說的話，茲事體大，前者是對員工的剝奪，後者則是羞辱。

記得小時候，讀《革命烈士詩抄》，看到早期共產黨員、工運領袖鄧中夏，在省港大罷工時的一首詩中寫道：

八小時工作，

八小時教育，

八小時休息！

我當時就覺得：這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需要特意寫進詩里去嗎？待自己成了社會人之後，我才知道，如此單純的一項基本人權，落實兌現，談何容易。

人為什麼會過勞？答案：是經濟決定的。讀完《過勞時代》後，我再次意識到，我們置身於一個萬劫不復的過勞時代，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你根本就看不到出口在哪兒。全球化有可能後退（事實上，正在後退），但過勞時代則沒有國界，私企、國企和跨國公司都一樣。且每一次生產力的解放，都意味著勞動效率的強化和勞動時間的延長。馬克思筆下，工人為什麼要破壞生產工具？企業法人為了追求績效指標，在職場引進了種種管理勞動時間、嚴格考勤的道具，從有專人值守的、掛在廠區樹上的一截鐵軌到牆上的掛鐘，從機械式打卡機到自動報時的廣播系統，直到隨著信息革命的勃興，指紋、人臉識別技術日益普及，「家裡家外都變成了職場」（《過勞時代》作者森岡孝二語），996庶幾已變成過勞時代的普世價值。

正因此，馬雲在談到996時才顯得神采飛揚。

註：

《過勞時代》，（日）森岡孝二著，米彥軍譯，新星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過勞自殺》，川人博著，岩波書店2008年12月第12刷；

《過勞死：工作比命還重要嗎》，牧內昇平著，ポプラ社2019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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