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文明對話：不讓差異變成誤會

用開放心態面對文明差異

——專訪印度前外交秘書薩仁山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李靜

發於2019.5.27總第900期《中國新聞周刊》

5月17日， 剛剛在北京參加完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的多國專家學者，在上海再度聚首。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系列沙龍復旦大學專場活動上，這些專家學者圍繞「亞洲文明與外交模式」等一系列話題展開深度討論。

「對待當今這個聯繫緊密以及高度互相依賴的世界，你需要在尊重差異的同時具有多元的精神。」沙龍活動結束後，在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印度前外交秘書薩仁山(Shyam Saran)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說。

薩仁山曾於2004至2006年任印度外交秘書，期間代表印度在北京與中國時任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一起主持第二次中印戰略對話。此外，他還擔任過印度駐緬甸、印尼、尼泊爾等多國大使，以及總理核事務和氣候變化特使、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主席等職位。他認為，世界的融合發展離不開對文明多樣性的尊重。

不讓差異變成誤會

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全球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不確定性都在增加，你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亞洲文明對話機制會發揮什麼作用？

薩仁山：毫無疑問，整個世界正在經歷巨變。不僅世界變化快，科學技術也在快速地演變，許多國家在適應這些變化的過程中遇到了困難。

這就需要我們具有處理非常態問題的能力，因為我們需要處理很多由於變化而產生的不確定性，所有國家都有必要更充分、更積極地參與進來。特別是一些大國，他們需要從超越自身的角度來看待各種情況。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從國內角度來看待一切問題，也應該從國際的角度來看待。

要做到這些，就必須在互相尊重對方觀點、尊重對方特定歷史背景的前提下進行對話。這樣，我們就能夠擁有不同的視角。即使是一個難題，我們也能用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它。

因此，即使我們彼此間有差異，但當我們努力就雙方如何處理難題達成一定共識的時候，就是我們努力站在對方角度來理解對方的時候。莫迪總理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就說過：「我們決不允許差異變為誤會。」

我們承認差異，但我們應該努力溝通交流，理解彼此。所以習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鑒」的倡議是十分得當的，因為這是一個可以促使我們團結起來合力解決已存在挑戰的倡議。

中國新聞周刊：亞洲文明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文明，你認為這些文明應該如何融合、共同發展？

薩仁山：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發表的演講中稱，亞洲文明是多彩璀璨的。我們有著不同的文化群體、多彩的語言以及多樣的文化傳統，甚至有著不同樣式的頭巾。亞洲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發展，我們明白了要對彼此敞開大門，應把別人的文明看作我們自身文明進步的學習資源，以此來豐富自身文明。

在印度，多樣性是一種值得被讚賞、慶祝的東西，而不是被人們所懼怕的東西。你也知道，印度是一個擁有高度多樣性的國家，人們說著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特定群體，甚至擁有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但他們都能夠在印度和平共處。我們讚美多樣性，不認為一個國家只能擁有一種語言，或者只能有一種文化。印度文化是十分豐富的，它包含了很多種不同。習近平主席也指出亞洲的特點正在於許多國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不同國家、民族的思想文化有奼紫嫣紅之別，無高低優劣之分」，這也就是說，各種文化都是平等的。我們讚賞文明間的差異，也不斷向其他國家學習。

摒棄「我們優於西方」的態度

中國新聞周刊：近些年，我們總是聽到很多媒體在談論「亞洲世紀」。你心目中的「亞洲世紀」是什麼樣子？你認為亞洲應該在世界上發揮怎樣的作用？

薩仁山：我認為「亞洲世紀」是一種思想狀態，而不是一個特殊的、固定的身份認同。從思想狀態角度來說，我們應該不斷進行對話，不斷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

我們打開與世界交流的大門，不會害怕其他文化，因為我們對自己的文化足夠自信。如果在交流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其他文化的長處，那麼我們很樂意同他們交流並吸收它的長處。

因此，我們也尊重西方文化，並與它們交流，而不會將亞洲文化與西方文化視作敵對的雙方。西方文化可以被視作我們學習、借鑒的文化，它肯定有優秀之處，不能因為它是西方文化就拒絕接受它。我們不應該生硬地區分，這個是亞洲，那個是西方，我不會這樣看待它們的。

我們在媒體上常常看到這樣的論調，美國第一、印度第一、德國第一或是中國第一……若是持有這樣狹隘的視角，我們則沒有辦法面對、處理好我們當今所處世界所面臨的問題。所以對於我來說，理想的亞洲視角是允許我們用開放的心態來面對其他的觀點。

當今世界正面臨全球化不斷發展的時代，我們彼此之間的聯繫十分緊密，國家邊界的重要性已大大減小，你很難讓單一國家或者幾個國家去解決我們共同面臨的問題，比如全球變暖、人類安全、國際恐怖主義或其他公共問題。無論一個國家多麼強大，它也不可能單獨解決得了這些問題，必須和其他國家聯手合作。因此，如果你採取「我是最好的」「我要優於其他人」或是「我有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這樣的態度，在當今社會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可以交換交流觀點的平台。這樣一來，我們才有機會採取一致的行動，來面對人類所面對的普遍問題。這樣的國際主義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回顧亞洲的過去，除了我們之間的戰爭、衝突外，當然，現在亞洲也仍有許多衝突，與此同時，我們還擁有總是進行交流溝通的傳統。達成共識的能力，是亞洲很重要的一個傳統，也是我們當今不斷宣稱的一點。我們應該繼續這種達成共識的「聯結」關係，並且摒棄「西方就是不好的」「我們優於西方」的這種態度。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和印度作為亞洲的兩個大國，又都是目前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是否可以攜手在世界上發揮更大影響力？

薩仁山：上世紀40年代後期，尼赫魯擔任印度總理之後，印度就發起召開了亞洲關係會議，亞洲國家代表第一次匯聚在一起。亞洲曾經是世界的中心，是偉大的宗教、偉大的文化誕生的地方，但是亞洲自身的文化發展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打斷了。現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式微了，亞洲國家擁有了再度相互合作的機會。

尼赫魯曾想幫助亞洲國家重建引領人類文明方向的地位，當時亞洲有許多國家在殖民主義經歷結束後正進入重建，需要相互合作，呼喚一種新型的國家關係。他認為，在建立這樣的新世界秩序方面，印度和中國是兩個作用最重要的國家，所以當時印度和中國提出過很有遠見的聯合聲明，兩國關係也很緊密。

眾所周知，兩國關係的緊密發展後來也中斷了。總體而言，兩個國家都在經歷關鍵的國家構建過程，並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利益的不一致，但是沒能很好地處理。

現在，印度和中國正在成為亞洲乃至世界上的大國，兩個國家再度迎來了機遇，能夠合作實現上述目標。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問中國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說「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

就我們需要的新世界秩序而言，中國和印度如何處理好兩國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之間的確有分歧，有爭議，但同時我們也認為，印度與中國之間也有許多一致的地方。我們怎麼樣求同存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2018年習近平主席和莫迪總理在武漢的會晤是非常重要的。這樣友好的會見，不一定要談出特定的結果，只是試圖理解彼此，這就是很重要的。如果武漢共識和武漢精神能得以推進，本身就是為國與國之間妥善處理分歧、合作發揮領導作用這種探索作出很大貢獻，不僅是為了自身，也是為了讓世界的未來更加美好。

（本刊實習生鄭雨晴對文章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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