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遺體捐贈者自己「回家」？別涼了公益先行者的心

燕趙都市報 劉采萍

遺體捐贈，對個人而言是艱難的「終極選擇」，對社會則是閃耀著公益精神光芒的義舉。三年前，四川宜賓筠連縣姑娘楊家珊，就用這樣一個令人震撼的選擇，完成了自己對於「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公益精神的感恩、持守和貢獻——臨終前，她感念自己重病時曾得到熱心人士資助，因此決定捐贈遺體用於醫學研究。

在紅十字會等機構幫助下，楊家珊最終向成都醫學院捐贈了遺體。她年輕而普通的生命，在人類醫學探索中留下了獨特的價值印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年之後，楊家珊的父親得知，女兒的遺體用於教學兩年後已經火化，骨灰由學校暫代保存，家人想她魂歸故里則需去成都將其領回。這讓身在川滇交界山村裡的楊父，一下子不知該怎麼辦。

心情複雜的不僅是想念女兒的父親，公眾，特別是對「遺體捐贈」持敬重之情，或者想了解想參與的人們，看見這樣的新聞，內心也是五味雜陳、難以言表。

怎麼接受遺體捐贈時，可以有工作人員和老師到捐贈者家裡致哀，辦理手續；教學研究完成後，就只能讓捐獻者家屬「看著辦」呢？

雖然我們了解捐贈者有超越常俗的生命觀和奉獻精神，但是，我們是否同樣意識到了，他們的家人也需要作出犧牲，甚至必須忍受更大的痛苦呢；面向他們的「規定」和「程序」，在種種原則之下，是否可以更具人文情懷，更顧念公益精神的根本呢？

正如楊家珊「遺體捐贈」的緣起，來自於她對重病時資助過自己的人們的感恩，讓她離開後仍眷戀和關心著她的人們感受到，她那不一樣的「終極選擇」原來不止有犧牲和損失，同樣也在人文情懷與社會價值上，擁有了獨特的回報與榮光——這難道不正是公益精神最直接、最具象、最有說服力的「推廣」嗎？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公益，本來就是因「互惠」而「可為」。若總把捐贈一方置於犧牲者的位置，如何才能吸引更多人關注和參與到這項事業中來？

誠然，目前我國還沒有針對遺體捐贈後續處理的法律法規，「根據家屬意願進行處理」是通行做法。我們也相信，醫學院等接受捐贈單位，各有其要求和限制。但是，從人文關懷和鼓勵公益的角度出發，仍有必要儘快制定一個更人性化、更有生命尊嚴感的遺體歸還制度安排。這不僅是對公益踐行者的報答，也是對其他社會成員的教育和鼓勵。

遺體捐贈，非常了不起。特別在中國，傳統的生死觀念和身體觀念根深蒂固，個體很難突破而將遺體與公益聯繫在一起。正是有了楊家珊和她家人這樣的先行者，我們的認知和觀念才躍升到一個更高水平。比如，楊家珊是筠連縣首位遺體捐贈者，在她身後23歲青年謝正強，也決定死後捐贈遺體供醫學研究。謝正強的父親，也是一邊流著眼淚，一邊見證了兒子簽字捐贈的義舉。在他們身後，還有更多信仰公益精神的人們，在注視和期待著這項事業的點滴進步，無論如何都不能涼了他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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