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電影的跨地生產與產業互動
汪榮
在近期「主旋律」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的身影。他們對內地「主旋律」電影的參與，對「主旋律」電影的轉型起到了促進的作用。《智取威虎山》的導演是徐克，《湄公河行動》和《紅海行動》的導演是林超賢，《明月幾時有》的導演是許鞍華。按照電影作者論的觀點，導演是電影創作的核心人物。由此，香港電影人拍攝的「主旋律」電影，可以稱之為「大中華電影」，具有基於「華萊塢」產業建構和產業互動的跨地生產特徵。
香港電影人的「北上」淵源有自，這得益於2003年內地和香港簽署的《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對於電影而言，這意味著內地對香港開放電影准入機制。電影是一種特殊的藝術門類，需要產業化的運作和多種優勢資源的整合，而CEPA的出現加快推進了華語電影圈的整合進程。
香港電影有過1980到1990年代的黃金時代，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電影人才和成熟的電影工業機制。在新世紀之後，內地的資本力量和市場空間，對香港電影人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同時由於金融風暴和本地市場的萎縮，使得香港電影人逐漸離港北上發展。內地和香港的文化環境具有差異性，香港電影人逐漸探索如何融入內地的電影文化之中。「主旋律」電影中香港元素的存在，可以看作是跨地電影產業「整合」的表徵。
內地的民營電影公司在促進香港電影人對「主旋律」電影的參與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以博納影業為例，在早前紅色題材和「主旋律」題材票房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博納就已經進行了相關布局。
其後，它又出品了《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和《紅海行動》，還力促擅長文藝電影的許鞍華導演拍攝了革命歷史題材電影《明月幾時有》。可以說，正是內地民營電影的資本運作和產業策略才使得香港電影人參與到「主旋律」電影的製作之中。在這種產業運作中，「主旋律」電影也超越了地區之間的界限，轉換為「大中華電影」，在華語電影受眾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香港電影人帶給「主旋律」電影的貢獻是多重的，這尤其體現了他們對「市場化」電影元素的掌控中。首先是視覺奇觀和視聽快感。在新階段的「主旋律」電影中，各種電影畫面上的視覺奇觀的營造是吸引觀眾走進電影院的重要原因。而這些視覺奇觀的呈現則需要高超的影像製作技術。
晚近數碼技術和後期特效製作技術的發展，已經將電影製作提升到了一個非常技術化的層面。而香港電影人在影像技術的掌握方面是走在時代前列，徐克、林超賢等導演就十分擅長電影科技。而主要呈現戰爭現場殘酷性和暴力性的《紅海行動》則是典型的「重工業電影」案例，需要大量的視覺特效與電影製作技術的支撐。
其次，工業水準和工業美學。新階段的「主旋律」電影多半屬於軍事戰爭題材或者革命歷史題材，是大資本和大製作，同時大場面（如爆破、追逐、動作等）的電影。相對於其他電影，這些類型的電影的製作難度更大，要求的電影工業製作水準更高。而電影工業水準愈高，其工業美學也就愈發彰顯，畫面愈精緻。
諸如《紅海行動》、《智取威虎山》之類典型的「商業大片」，其製作本身就是一個大的工程，需要團隊協作和工業製作。北上的香港電影人有著多年的從業經驗和製作經驗，也能夠調動國際化的製作團隊。而這些看起來非常工業的技術化的操作對電影的最終呈現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最後，明星效應和市場營銷。晚近「主旋律」電影對觀眾的吸引力之一在於對明星的使用，而香港電影人對明星的使用則使用泛華語地區的戰略，所有電影的演員都是來自兩岸三地。如《明月幾時有》的演員就包括內地的周迅、台灣的彭于晏和霍建華以及香港的葉德嫻。而《湄公河行動》的雙男主則包括了內地的張涵予和台灣的彭于晏。香港電影是高度市場化的機制，香港電影人「北上」之後，把講究明星和市場營銷的電影文化帶入內地市場。從而內地電影文化也變得「成熟化」了。
從上述三點我們可以看出，香港電影人給內地「主旋律」電影帶來了新的技術、思想和敘事，同時也給「主旋律」電影帶來了新的面向。事實上，早在拍攝《建國大業》（2009）之時，就有吳宇森等香港電影人的參與，而最近兩地的融合趨勢更是愈發加強，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內地和香港的文化是有差異的，兩地文化並非無縫連接，依然還有褶皺和縫隙，香港電影人也面臨著意識形態元素的把握和創作自由的空間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無疑可以在後續的融合過程中得以妥善解決。
事實上，隨著兩地交流的加深和「大灣區」的文化建設，內地和香港之間電影產業的合作已經超越了簡單的「合拍片」範疇，走向了「大中華電影」的連結、整合和建構。不同於華語電影、跨國華語電影或者華語語系電影的概念，我們可以將「大中華電影」看作一個新的場域與空間，它以跨地生產和產業互動為基礎，為全球華語電影搭建一個公共的平台。
而「主旋律」電影無疑是「大中華電影」的一個類型建構。毋庸置疑，電影作為大眾文化產品，它帶來的傳播力和影響力都不容小覷。內地和香港兩地電影人在「主旋律」電影創作中的互動，無疑增強了兩地之間的文化親緣性，加強了香港電影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