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亡國這口鍋，為什麼必須是賈似道一個人背

文/張明揚，媒體人，著有《此史有關風與月》《天命與劍》等.

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十五，元軍大舉南下， 六十三歲的宰相賈似道受命於危難之時，向年僅四歲的宋恭宗呈上了一道《出師表》，情真意切不讓於諸葛亮。

賈似道在《出師表》中寫道：「臣以老病之身，遭時多艱，豈復能以驅馳自勉」, 「與其坐待其來，於事無補，孰若使臣決於一行，以求必勝事理，較著有不難知者」，「孤忠自誓，終始以之。臣有三子三孫，留之京師，日依帝所，以示臣無復以家為意。否則苟免而已，寧不愧死於斯言哉！深切迫切，拜表即行。」

上表第二天，賈似道親自率軍十三萬，戰艦兩千五百艘，沿江西上，迎戰一路勢如破竹的元軍。帝國存亡，在此一戰。

二月十九，宋元兩軍在位於安徽銅陵一帶的丁家洲展開大戰，宋軍大將孫虎臣開戰伊始便棄陣先遁，引發了宋軍的大面積潰敗，親率後軍在魯港押陣的賈似道在倉皇之中，與孫虎臣一起「以單舸奔揚州」，途中試圖歸攏潰兵未果，還遭到了敗兵的謾罵。對於權傾朝野威望極高的賈相而言，這樣的輕侮和狼狽在此前簡直是無法想像的。

就這樣，南宋在丁家洲之戰中丟掉了最後一支可以與元軍對峙的主力軍團，非但軍心喪失殆盡，沿江州郡的「小大文武將吏，降走恐後」。立國三百餘年的大宋朝由此進入了倒計時。

對於此戰的恥辱潰敗，身在前線督師的賈似道顯然要負主要責任。戰後，文天祥在詩中指斥賈似道今日之敗時，似乎在情感上仍然無法接受，這個臨陣脫逃的喪師者就是當年那個運籌帷幄一戰卻敵的賈大帥，「己未鄂渚之戰，何勇也；魯港之遁，何哀也!」

而賈似道呢？當他與十三萬大軍一塊倉皇潰逃之時，不知是否還能夠想起，十六年前那個雄姿英發的自己，以及成就了他令名的鄂州解圍。賈似道的所有光環與榮耀，都在丁家洲一敗後轟然崩塌，以至於後世在正史中將他的鄂州抗元之功一筆抹煞，刻意不傳，似乎不如此就無以塑造一個統一的奸相人設。

當時還曾有詩云：「丁家洲上一聲鑼，驚走當年賈八哥。寄語滿朝諛佞者，周公今變作八婆」。

南宋開慶元年（1259年），為了配合大汗蒙哥在四川的進攻，東路蒙古大軍在皇弟忽必烈率領下大舉渡淮，臨安震動，權相丁大全甚至主張遷都避戰。宋理宗趙昀此時想到了他的小舅子賈似道，遂將抗蒙兵事交由他統一指揮，令其率十萬禁軍救援鄂州，後還在軍中火線任命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美劇《馬可波羅》里的賈似道

賈似道能為宋理宗所看重，和他的姐姐賈貴妃關係並不大， 賈貴妃已去世了十三年之久，再是什麼寵妃也人走茶涼了，更何況此事關係國之存亡，遠非什麼賺功勞的便宜事。賈似道的上位，主要還是因為他在作為抗蒙前線的揚州治軍理政成績斐然，在淮南局部戰場上曾數挫蒙軍兵鋒，深得朝中知兵之人的青睞，就連南宋中後期最傑出的名將孟珙，生前也據說也曾舉薦過賈似道。

儘管賈似道在戰事中並未顯現出多少在前線親冒矢石的臨陣指揮才能，但他調配軍事資源的組織天賦卻是顯而易見的，勝過了絕大多數同時代的宋軍高級將領，更何況，賈似道還是文臣背景。幾乎是在最短時間內，賈似道便率軍抵達鄂州前線，一時軍心大振。

無怪乎文天祥日後的驚詫，賈似道在鄂州之戰中展現出的從容與膽略與丁家洲之戰中的倉皇失措判若兩人，其間甚至還有親率七百士兵突出蒙軍重圍，移師至黃州的個人英雄主義橋段。若非後來的身敗名裂，「七百壯士」又是一個可以被後世反覆改編的軍事神跡。

對賈似道最高且最客觀的褒獎來自他的對手，當忽必烈聽聞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時，對身邊近臣說出了一句不能更高的褒獎：「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另有一則記載是，蒙軍久攻鄂州不下，軍中將領推諉於士人，說就是因為士人勸忽必烈少殺人，造成了鄂州沒有出於恐懼而開城投降。忽必烈以賈似道為標杆駁斥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

美劇《馬可波羅》里的忽必烈與賈似道

從以上兩則忽必烈的言行來看，大有對賈似道惺惺相惜的意思，真心欽佩敵軍統帥的軍事才能。

此後沒多久，蒙古軍就主動撤軍北返。此次撤軍的主要原因固然是忽必烈急欲帶兵殺回漠北，和弟弟阿里不哥爭奪大汗蒙哥去世後空懸的的汗位，但是，如果不是賈似道的及時救援和堅決抵抗，忽必烈很有可能也不會放棄他起初速戰速決拿下鄂州的想法，而一旦鄂州被占，之後的歷史發展將會充滿更多變數。

《宋史》《元史》都曾記載說，忽必烈退兵前，賈似道曾主動遣使求和，簽下屈辱的城下之盟，而南宋後來亡國，則是由賈似道蒙蔽朝廷事後違約所致。對此，近年來史學界很多學者都撰文「澄清」稱，賈似道並未簽訂什麼有約束力的「鄂州和議」，更何況什麼傳說中的割地稱臣，這只是時過境遷之後，元人為了鄂州一役無功而返大力開脫，已經為後來再次侵宋找個「欲加之罪」罷了。

何忠禮先生在《南宋政治史》一書中就寫道：「這次鄂州議和，既未達成具有實質性內容的協議，更未形成書面文字，僅僅就是雙方同意議和的意向和南宋方面作出願意妥協並交納歲幣的承諾而已」。

在何忠禮看來，在這場為時一百餘天的鄂州保衛戰中，是「以南宋的勝利而暫告一段落」，「不管賈似道後來的表現如何，但他作為指揮此次戰爭的最高統帥，親臨前線，沉著應戰，力挫敵人的戰功卻不能抹殺」。

鄂州解圍的消息傳來，南宋朝野上下對賈似道大有感激涕零之感，一時聲望無兩。用張春曉女史在《賈似道及其文學交遊研究》一書中的說法就是，「此時舉國對賈似道鄂渚蒙宋之戰的活國之力都深信不疑，並無異辭」，對賈似道的攻擊都是丁家洲之戰的後話了。

詩人劉克莊將鄂州解圍視作「不世之功」，「以袞衣黃鉞之貴，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數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掃如山之鐵騎，不世之功也！」宋理宗說的甚至更為誇張，直指賈似道之功「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自卿建此不世之殊勛，民賴之而保其居，朕賴之而保其國」。

讀歷史很有趣的一個地方就在於，你會發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在不同的時間情境之下，竟會得到兩種截然相反，但卻同樣過激的評價。

賈似道誠然是鄂州解圍的頭號功臣，但像宋理宗和劉克莊這樣定位為 「不世之功」則過分抬高了，畢竟，若拿賈似道與采石磯大捷的功臣虞允文相比，就真是太忘形了。

不可否認，賈似道在鄂州解圍之後的巨大聲譽乃至過頭的榮譽，部分就是他自我炒作的。賈似道回朝時上表宋理宗稱「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一方面誇大了自己的戰功，一方面又刻意忽略忽必烈撤軍的主因是為了回草原爭大汗之位，而至於什麼「議和」，則更是絕口不提了，多少也算操縱了輿論。

但鄂州解圍終究是一場勝利，雖有賈似道主動參與的溢美之處，但和後世輿論中的「諱敗如勝」卻是有本質性不同。肖崇林和廖寅在《「福華編」：南宋末年賈似道執政時代述論》一文中曾寫道，「賈似道的顯赫事功雖有虛假的一面，但真實的一面更多，他以一定的實際事功加上巧妙的欺騙，贏得了個人威望的巔峰」。

1260年四月，挾「不世之功」的賈似道入朝拜相，從此獨攬大權達十五年之久，跨越了理宗、度宗和恭宗三朝。賈似道的拜相絕對算是眾望所歸，天下士人寄望這位中興名臣「早早歸廟廓，天下盡歡娛」，似乎只要賈相坐鎮，從此天下無事，西湖歌舞可以永遠的跳下去。

如果說在鄂州之戰前後的賈似道是宋室功臣的話，那麼，作為權相的這十五年，則是充滿爭議，忠奸難分了。就賈似道時代最重要的幾個爭議性政治事件，我們不妨一一檢視。

第一，弄權。

這個的確沒得洗，賈似道的確是一個權力欲極強之人，掌權後黨同伐異打擊政敵的確無所不用其極，弄權擅權這些詞安在他身上都不為過。但是，宰相擅權在南宋中後期本就是普遍現象，宋理宗在「端平入洛」失敗後早已心灰意冷無心朝政，宋度宗更就是一個耽於酒色的甩手掌柜，這個權賈似道不來「擅」，也總要有一個人來「擅」，賈似道雖弄權，卻毫無僭越之舉，對趙宋王朝有著起碼的忠誠。

更何況，賈似道在弄權中並未做過什麼特別超出底線的傷天害理之舉，遠非是晚明那些血淋淋的政爭，更未出現過民不聊生的現象。或者說，你可以用「權臣」等略帶貶義的詞來定義他，他本就不是什麼光明俊偉的政治家或賢相名相，然而，用「奸相」來形容他的執政生涯，至少是證據不足吧。

小人書里的賈似道弄權故事

第二，聲色犬馬。

《宋史》中似乎特別喜歡塑造賈似道不學無術醉生夢死的形象，一上來就說他「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就是不去說人家明明是進士出身。在那個賈似道最有名的浪蕩子段子中，宋理宗夜裡登高望見西湖中燈火異常，就對左右侍臣說「此必似道也」，第二天問詢後果然如此，還派京尹史岩之去勸誡賈似道。但我們日常說這個段子時，往往有意無意的遺漏了一個小細節，史岩之說：「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

賈似道當權後，特別是在宋度宗即位後，的確漸漸疏於國事，五日一朝，自號「半閑老人」，但史書中把這一段時間的他塑造為只知荒淫享樂則是過於捕風捉影了，更不必說給他安上了一個這個時代最為聞名的人設：「蟋蟀丞相」，「嘗與群妾踞地鬥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大事耶？」寫得和網路段子一樣。

《南宋傳奇之蟋蟀宰相》，何冰飾演賈似道

且不說文人趣味是兩宋幾乎所有的重臣宰相的另一個面相，就說「只知享樂」和「權臣」這兩個人設難道沒有一點邏輯衝突么？有很多資料顯示，賈似道在執政後期的確曾有急流勇退的想法，多次向宋度宗請辭宰相，而且並不都是所謂的「弄權要挾」之舉，可以說，賈似道真的是有點干不動了，或者說，最後階段的「倦政」也顯示了他對中興大業的幻滅。

《「福華編」：南宋末年賈似道執政時代述論》一文中則從另一個角度為賈似道「辯護」稱：「賈似道以或虛或實的事功以及與理宗的特殊關係得以主導南宋最後一段時間的政局，其初亦想富國強兵，締造一個真實的『福華』時代，但改革的失敗使其徹底絕望，遂沉浸於虛幻的『福華』世界和醉生夢死的生活之中。」

第三，亂改革。

賈似道當政時期，為了挽救南宋日衰的國勢，曾想以自己的政治威望為賭注，全力推動一系列旨在富國強兵的改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謂的「公田法」，以贖買私田來應付巨大的軍費開支，從而被後人攻擊為王莽第二。

何忠禮先生曾指出，雖然公田法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弊病，但「這絕非賈似道的罪狀，而是他的一個政績」。他在《南宋政治史》中說，宋元戰爭雖然激烈進行，但軍餉供應卻始終獲得滿足，「這應該說是實行公田法的最大成果」。

在某種程度上，賈似道在公田法改革中賠上了自己的聲譽。《南宋政治史》寫道，「賈似道所以受到後人唾罵，固然由於他的腐朽統治，促使了南宋的滅亡，但也與他推行公田法，得罪了江南的地主、士大夫有一定關係」。

第四，逼反名將劉整。

作為南宋末期的名將，劉整在1261年的降元不僅讓南宋元氣大傷，更讓元朝多了一個熟悉宋廷虛實和軍事機密的驍將，對元軍打贏襄陽戰役，乃至加速滅宋進程起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對於劉整之降，過去最流行的說法就是歸罪於賈似道的嫉賢妒能清除異己，但事實上，雖然不能說賈似道對此不負任何責任（至少也要負上失察之失），但主要責任者還是與劉整不睦的呂文德和俞興，「整益危不自保」才最終決定降元。

退一步說，賈似道在軍中培養親信排除異己固然損耗了宋軍的很多戰力，但呂文德和李庭芝這兩位名將卻也都被賈似道委以重任，這難道不可以說是一種識人之明么？

最中肯的意見這次還是來自忽必烈。滅宋後，忽必烈曾經問南宋的降將：「你們為何說降就降呢？」這些人回答說：「賈似道專擅國柄，只優待文官，輕視我們武官。我們早就對他不滿了，所以乾脆投降算了。」忽必烈勃然變色：「就算賈似道輕視你們，這也是他個人的事，你們的皇帝又哪裡對不起你們了？照你們所說的，賈似道輕視你們也是應該的！」

第五，羈押蒙古使臣郝經。

賈似道為了掩蓋當年在鄂州的和談真相，秘密扣留郝經於真州長達十七年，不僅成就了對方的「蘇武」之名，還成為了之後忽必烈侵宋的口實。扣押對方使臣無論從外交禮儀還是政治倫理而言都是極其不恰當的，更何況還是秘密扣押，這也足以顯示了賈似道為政遠非光明磊落，喜行陰謀詭計。但是，如果將扣留郝經導致蒙古出兵作為宋亡的主因，也過於書生氣了，蒙古侵宋本就是處心積慮已久之事，對宋用兵也從來並未休止，沒有郝經這個借口也會找其他的，對此明人曾公允的點評稱，「 如罪其羈信使之類，皆欲加之罪之辭也。」

當然，無論扣押郝經與蒙古開戰有無干係，賈似道此舉都不是一個自命為禮儀之邦的宰相應該做的事，可以說是丟盡大宋國格了。

第六，救援襄陽不力。

這也是賈似道一個經典的黑點，大意就是：如果不是賈似道貪於享樂，以及出於私心的刻意阻攔，襄陽本可以無限期的守下去，然後南宋也就不會被滅了。

總之，南宋的滅亡就是賈似道一人的責任，你躲掉了這個鍋，卻避不開下一個鍋。

但事實上，襄陽之戰從1267年打到1273年，歷時六年苦戰，大小戰事上百次，賈似道和南宋以傾國之力，基本打光了手中所有的牌。在主帥方面，一開始是呂文德擔任京湖制置使，總理襄藩一帶戰事，呂文德在1269年去世後，賈似道又任命李庭芝為京湖一帶的主帥；在軍將方面，用《南宋政治史》的說法就是，「南宋幾乎將所有能征善戰的勁卒和驍將都調集到了京湖戰場」，夏貴、張世傑、范文虎，後來竟一直調到了以張順張貴為首的民兵，你說，賈似道還可以做什麼？賈似道還有什麼？

畢竟，當年鄂州之戰的勝利有很多偶發因素造成，你指望賈似道和宋軍面對硬實力高出自己一大截的蒙古精兵，還想再創奇蹟，就真的是過於苛求了。能和蒙古大軍在襄陽打上六年，放在當時蒙古人征服了半個歐亞大陸的情境之下，已經算是相當難得了。

況且，若不是當年賈似道的公田法改革，連年戰爭的南宋拿什麼和元軍在襄陽以舉國之力鏖戰六年？即使如此，南宋也還是基本耗光了國力，當時有人評論說，「今朝廷竭天下財力以援一州而不能」。可見，賈似道和朝廷都真的儘力了。

當丁家洲戰敗的消息傳到臨安之後，賈似道本以為還能控制局勢，一度還想運作遷都，給親信韓震寫信中說，「但得趙家一點血，即有興復之望」。但光環盡失的賈似道已經沒有機會了，朝中的那些曾經無比忠誠的心腹大臣們，似乎在一夜之間就都變成了賈似道的敵人，用宮崎市定先生在《賈似道：南宋末年的丞相》一文中的說法，「或囂然問責，或彈劾往事，或上書言賈似道不臣之狀，或論處以極刑」。而提出極刑論的人，就是賈似道曾經最為器重的大臣陳宜中。

宋末當權士大夫之無恥可見一斑，但也可以說，精於權術和政爭的賈似道在中樞提拔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啊？如此的士風官風，賈似道豈能不敗，南宋焉能不亡？

樹倒猢猻散也就罷了，散了還不忘反戈一擊。反倒是當年曾和賈似道姐姐爭奪過皇后之位的太皇太后謝氏站出來說了句公道話，「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亡國前還不忘優厚士大夫的傳統，也算是宋室的最後一點體面了。

太皇太后本想將賈似道罷官作為了結，誰料朝中群情洶洶，無奈之後謝氏只能下令將賈似道流放至福建漳州。

此時，一個「英雄人物」出現了。德祐元年（1275年）八月，在漳州木棉庵中，與賈似道有家仇的縣尉鄭虎臣在木棉庵中將其殺死，有種說法是，賈似道被逼服毒自殺，誰知一時沒有死透，腹瀉不止，心急的鄭虎臣在廁所內幹掉了賈似道。

《宋史》似乎想塑造一個為天下除奸的義士形象，給鄭虎臣安排了一句氣沖霄漢的台詞，：「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

到了後世，隨著賈似道形象的不斷淪落，鄭虎臣的形象則不斷高大，到了馮夢龍的《喻世名言》中的《木棉庵鄭虎臣報冤》那裡，賈似道之死已經演化為奸臣誤國的道德教化故事，而就是因為教化味過濃，這也成為了馮夢龍筆下比較乏味的故事之一。

但按照宮崎市定的說法，這個所謂的為國除奸，很可能就是一個低俗的政治鬥爭故事，最忌憚賈似道東山再起的陳宜中指使鄭虎臣殺掉了賈似道。

陳尚君先生在為《賈似道及其文學交遊研究》一書作序時曾寫道，「直到魯港兵敗，所有希望曾集於他一身，所有罪責也都集矢於他一人，這是賈似道的悲劇」。

賈似道依靠鄂州之戰所獲得的那些或真或假的榮耀，都被精於權謀的他轉化為了十五年的滔天權勢，但丁家洲一敗，又將賈似道這些半是鞠躬盡瘁老成謀國而來，半是陰謀權斗黨同伐異而來的權勢，一朝之間喪失殆盡，到最後，這樣一個功過互現的複雜政治人物，被臉譜化為《宋史·奸臣傳》中的最後一人。

京劇里的奸臣賈似道

明人在筆記中也曾有言曰：「宋至度宗有必亡之勢，雖得賢相亦能何為？未可專責似道也？」

關於賈似道政治形象的逆轉，宮崎市定曾說：「那些曾為賈似道所籠絡、重用，而最終拋棄了他的南宋大官，大多都在仕元之後埋首著述，此輩往往對賈似道進行肆意謾罵，並將南宋的滅亡歸結於其一人身上」。

但又能如何去責備這些士人呢？南宋之亡，不怪賈似道和一眾前輩奸臣，難道能去怪那些平庸且貪圖享樂的趙家皇帝們？畢竟，他們也都算不上什麼昏君暴君；或者，讓這些同為士人的寫史者去整體批判南宋的士大夫階層，去批判他們「平日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麻木不仁？去批判他們既無理論資源也無實操能力去應對元兵來襲的巨變？這不僅是求全責備，更是整體否定了士大夫治國的合法性，這可能么？

說到底，面對橫掃歐亞的無敵元軍，又有誰，又有哪種萬全政綱可以保得南宋江山？道德不足以亡國，但道德也不足以救國吧。

思來想去，讓賈似道一人背上亡國的所有罪責，是最為便捷、最易於闡釋、最顧及君臣大義的「顧全大局」之舉了。

賈似道必須是一個亡國奸相。

延伸閱讀：

《賈似道及其文學交遊研究》，張春曉著，長江出版傳媒，2017年11月版

《宮崎市定人物論》［日］宮崎市定著，林千早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版

《南宋政治史》何忠禮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宋元戰爭史》陳世松等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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