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要塞形成的省會只此一家，見證無數次史詩級大戰

來源：文史宴

作者：雲翳

從中古以來，合肥一直是南北交戰中的軍事要塞，在兵災的破壞下，上古時代的繁榮不再，隋唐以後，又因為水運的主幹道東移，長期一蹶不振。合肥機緣巧合的成為安徽省省會後存在感也很低，今後會走出一條怎樣的路？

早年聽過一首中國風歌曲——《廬州月》。歌曲講述了一位十年寒窗的書生在衣錦還鄉時，沒尋到當年的青梅竹馬、紅袖添香，只看到如今的物是人非、只道尋常，目之所見還有一種廬州城月色下得而復失，而終不可得的殘缺之美。

《廬州月》詞曲意境凄婉，畫面感十足，有著那麼幾分柳永「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味道，讓人聽來不禁去想像廬州城裡的愛情故事。

柳永沒有到過廬州，與他同樣命途多舛的南宋詞人——姜夔——卻在廬州城裡遇到了讓他終生難忘的紅顏知己。在22歲至32歲的歲月里，姜夔曾多次客游廬州，寓居於赤闌橋。「我家曾住赤闌橋，鄰里相過不寂寥。君若到時秋已半，西風門巷柳飄飄。」

相傳詞人在這裡結識了兩位歌姬姐妹，彼此之間情深意厚。有人曾統計，在姜夔現存的80餘首詞中，有20多首都是在懷念這段美好時光。時至今日，當年的赤闌橋早已不見，只有合肥人將桐城路橋改稱赤闌橋的追思之舉。

白石道人姜夔給合肥帶來少有的風雅

在今天的合肥市還有一處地名流傳著才子佳人的故事，它就是位於合肥老城西南角一個三面環水的半島上的「稻香樓」。

此樓是明清易代之際名列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合肥詩人——龔鼎孳為其千金所娶的秦淮名妓——顧媚特意修築的愛巢。作為明末遺臣，龔鼎孳一生「降闖」、「投清」，在氣節上很有爭議，但他對顧媚卻十分寵愛，不僅「多為奇寶異珍、以悅其心」，還為這位如夫人爭得了清廷「一品誥命夫人」的封典。

亂世紅顏多薄命，橫波夫人是「秦淮八艷」中唯一得到善終的女子。從這點上看，龔鼎孳倒是個憐香惜玉的主。

其實，縱觀合肥千年城市史，像這樣才子佳人的故事實在是屈指可數。這座江淮重鎮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流傳更多的則是王侯將相們金戈鐵馬的傳奇。

先秦兩漢：被戰爭耽誤的商貿中心

合肥因水得名，本為「合淝」，與淝河有著直接關係。據酈道元《水經注》所載：「夏水暴漲，施合於肥，故曰合肥。」施水與肥水本不相通，只有在夏天河水暴漲的時候才匯流一起。後來經過人工開鑿疏浚，形成了除邗溝外另一條溝通江淮的水道——江淮運河。據學者考證，這段運河建在合肥以西的將軍嶺上，平均長度約4千米。

唐宋以後逐漸淤塞的江淮運河

從全國地理形勢上來說，我國以秦嶺、長淮為界實行南北分野，東南方向的浙、贛、閩中地區在古代泛稱揚越之域，而合肥所在的淮南江北地區，正處於我國古代中原向東南揚越的過渡地帶。

再具體到江淮一地，合肥地處江淮分水嶺南側，北靠分水嶺，境內河流湖泊眾多，嶺南有南淝河、杭埠河、滁河等長江水系，嶺北有東淝河、池河等淮河水系。合肥以西是大別山脈東段的隆起地帶——皖西山地，主峰天柱山、白馬尖等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合肥以東則是江淮丘陵中地勢較高的張八嶺地區，有老嘉山、琅琊山等領峰。

合肥所在的江淮丘陵屬於大別山余脈向東北方向的延伸部分，其西邊的將軍嶺正好處於江淮丘陵的蜂腰地帶，南來北往無論是水道還是陸路都要由此經過。這樣一來，傍水而建的合肥就理所應當的成為了南北水陸要衝。

早在先秦時期，合肥就憑藉便利的交通條件成為了商旅往來的貿易都市。《史記·貨殖列傳》如是說：「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在司馬遷的觀點中，合肥是除長安、洛陽等六大全國性都會之外的十八個區域性都會之一。

東漢班固在《漢書》里接著寫到：「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漢代隨著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以及帝國開發江淮、經營江南閩粵，合肥作為南北輸會的地位日趨重要，它與壽春（今壽縣）南北相輔，共居於江淮地區的中心、北通中原南達閩越的節點上。

從某種程度上說，合肥是當時整個東南地區中心城市壽春的副城，承擔著運輸、倉儲等城市功能，是京杭大運河開通以前東南地區與中原地區的物資交換中心。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位於南北要衝的地理優勢促進了合肥的城市發展，同時也帶來了動亂年代裡的兵連禍結。中國歷史每值南北分裂、對抗時期，斷裂帶就常常出現在安徽地區。

在冷兵器時代，大江、大河是天然的軍事屏障，江淮地區往往演變為勢力對峙的分界線，成為南北對抗的主戰場。作為江淮地區樞紐的合肥地區自然首當其衝。

受地形、水文條件的制約，合肥兩側區域難以做大規模的兵力運動。皖西山地、張八嶺山高林密，作戰不利於迴旋；杭埠河、滁河都是由西向東流經江淮區域，不利重兵集團的南北運動和保障補給。故而合肥雖有便利的水陸交通，但周圍群山環繞，易於守衛，因此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南方進攻北方，由長江到達濡須水，入巢湖後再由江淮運河經壽春入淮河，再轉渦水等河流可入中原腹地；佔領合肥後還可以直接西去，經六安陸行到達豫州南部。

北方進攻南方，既可以直接由水路到達長江；也可以從合肥向東沿江淮丘陵的南麓而行，過大、小峴山（伍子胥所過楚國昭關即在小峴山上），到達歷陽（和縣）的橫江渡，直面長江要塞采石磯。此外，還可以由合肥直接南下，沿巢湖西岸及皖西山地的邊緣向西南而行，到達「中流天塹」的安慶地區。

北方勢力若能控制此線，就可以東壓武漢、西逼南京，戰略態勢大成。明代軍事地理學家顧祖禹總結道：「府為淮右襟喉，江南唇齒。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於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附其背矣……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為魏守也。」因此，江淮地區一有風吹草動，合肥就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魏晉六朝：南北大戰的核心戰場

東漢末年，江淮地區年年戰亂，人口銳減，航運中斷，合肥縣城屢遭毀壞，幾乎成為一座空城。

當時正與袁紹爭奪中原的曹操，深謀遠慮，於建安五年（200年）任命劉馥為揚州刺史，治合肥，搶先布局江淮。劉馥未帶一兵一卒南下，「單馬造合肥空城」。他到任後採取各種重建舉措，「廣屯田」，修治芍陂等水利工程，同時「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劉馥種種經濟、軍事上的積累，為後來合肥及淮南的固守奠定了基礎。

赤壁之戰以後，東吳孫權改變了戰略部署，在荊州方向以偏師配合劉備軍隊作戰，自己則親率主力攻打合肥，力圖奪取淮南，進軍許昌、洛陽。

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親率十萬大軍攻圍合肥城百餘日而不能下。建安十四年，曹操見合肥形勢嚴峻，親率大軍從水路南下，整飭合肥防務。建安二十年（215年），孫權趁曹操西征漢中，大舉進攻合肥。守將張遼以少敵眾，兩度出擊，大敗孫吳軍隊。後人羅貫中妙筆生花，將這場戰役寫成了「曹操平定漢中地，張遼威震逍遙津」，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故事。

逍遙津公園的張遼像

公元233年，魏明帝採納了揚州都督滿寵的建議，放棄合肥舊城，在離施水三十里處依雞鳴山山險另建新城（據考古發掘確定，三國合肥新城位於合肥西北郊15公里處），屯重兵駐守。此舉旨在削弱吳軍的水軍優勢，迫使其遠水來攻。相對於老城，合肥新城更加易守難攻，魏軍據此多次成功挫敗了吳軍的重兵來犯。

滿寵等合肥新城守將的雕塑

據統計，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到西晉咸寧四年（278年）間，孫吳軍隊對合肥—壽春一線總共發動了12次進攻。這其中就包括孫權的四次親征、諸葛恪的20萬眾伐淮南（東吳出兵攻魏最多一次）以及諸葛誕反壽春一役（三國區域性戰役人數最多一次，雙方兵力共計50多萬）。戰爭曠日持久，戰事激烈異常。

魏吳軍隊在合肥地區的長期交鋒在合肥城市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它不僅標誌著合肥在南北之爭中軍事要衝地位的首次彰顯，同時也造就了合肥「三國故地」的城市文化名片。

今天的合肥市依然保留著諸如逍遙津、箏笛浦、藏舟浦、回龍橋、飛騎橋、教弩台、斛兵塘、拖槍嶺、操兵巷等三國名勝古迹、傳奇故事，流行著「下塘燒餅」之類的三國美食文化。

公元280年，西晉揚州都督王渾率領征南大軍從合肥走陸路到橫江，而後擊敗吳軍主力，「成西軍之功」，迫使吳末帝孫皓向王濬投降。

自此，結束戰亂的合肥，重新從軍事要地變回了交通要衝。《晉書·陳敏傳》就留下了一則有關合肥漕運的記載。當時八王之亂愈演愈烈，帝國「京師倉廩空虛」，糧食危機一觸即發。廬江人陳敏就向朝廷建議通過漕運將「積數十年」的南方米穀調往中原，也就是「漕運以濟中州」，並且強調若不如此就無法解決危機。西晉朝廷當即採納，任命陳敏為「合肥度支」主管此事。不難猜出，向洛陽漕運糧食，應該是充分利用了合肥所在的江淮水運。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西晉速亡，中國歷史進入大分裂時期，立國江南的南朝政權又以建康為首都，合肥地區再次成為南北雙方用兵的關鍵。

東晉初年，祖逖北伐後趙，卻因勢力強盛，受到朝廷的忌憚。太興四年（321年），晉元帝司馬睿任命尚書戴淵為征西將軍鎮守合肥，以牽制祖逖。一年後，局勢逆轉，東晉兗州刺史郗鑒被後趙石虎所逼，退守合肥。咸和二年（326年）後趙攻佔合肥。再後來，廬江太守袁真又乘後趙內亂收複合肥。

僅僅東晉一朝，合肥就幾經易手，足見爭奪激烈。在東晉之後的宋齊梁陳時期，合肥軍事價值仍未降低。

梁天監五年（506年）豫州刺史韋叡北伐至合肥。此時的合肥城已經在北魏手中經營了六年之久，梁軍屢攻不下。強攻不成，就當智取。韋叡採用了圍堰肥水灌合肥城的辦法，不斷堵高南肥河水位，還建造與城牆一樣高的戰船，四面圍攻，最終擊敗5萬援兵、成功佔領合肥城。

此役是南北朝時期合肥城最大的一場攻伐戰，戰爭對合肥城造成了巨大破壞。淝河河水由北岸外溢，沖毀了秦、漢所建的合肥縣城。這以後直至隋代，合肥地區依舊戰事不斷，秦漢合肥縣城也就在硝煙中逐漸湮廢。

隋唐：黃金水路東移帶來的衰敗

合肥自秦代開始設縣，兩漢沿革不廢。秦時合肥屬於九江郡，漢初先屬於九江國，後屬於淮南國，再後來又劃歸九江郡，隸屬於揚州。

韋叡佔領合肥後，將豫州的州治搬到了合肥。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太清元年（547年）合肥城也分別成為南豫州、合州所在地。隋開皇三年（583年），置廬州，以合肥為治所。這就是今天合肥「廬州」之稱的最早來源。

兩年後，隋廷在三國時期的合肥新城處「立鎮、置倉」，預備伐陳。再後來，廬州總管韓擒虎率領大軍沿著西晉王渾的行軍路線，「出橫江，渡採石」，兵臨建康，成為隋滅陳之戰的關鍵一路。

隋統一之後，飽受戰亂的合肥迎來了重新發展的契機。但是，這一工作剛剛開始，隋朝就二世而亡，合肥城的重建工作也就順延到代隋而立的唐王朝。

唐貞觀年間，右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受命營建新的合肥新城。唐代的建造者們吸取了韋叡水淹合肥的城防教訓，不在南肥河北岸低洼的漢城舊址上繼續修建，而是選擇了南肥河南岸高亢的台地作為新城城址。同時充分考慮到城市用水以及水運交通問題，新的合肥城臨水而建，以南淝河支流金斗河為北城護城河。所以，此城又名金斗城。

唐以後，直至北宋，作為廬州州治的合肥城享受了一段相當長的太平時光。可是，此時的金斗城雖依舊是江淮地區的重要城市，但從全國範圍來看已經不復「南北輸會」的往日榮光了。

從某種程度來說，合肥因水而興，也是因水而敗。這種衰敗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原因之一是地質條件的變化，即江淮運河的逐漸淤塞。

酈道元注《水經》時說只有夏天漲汛時才會「施合與肥」，這反應出北魏年間可能存在著季節性斷流現象。到了唐代，運河淤塞情況更為嚴重。

唐德宗建中年間，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四大藩鎮作亂，南北漕運都被阻斷，京師一片恐慌。當時任職江淮水陸轉運使的名臣杜佑向朝廷建議，「疏雞鳴崗首尾，可以通舟，陸行才四十里」，南方的糧食就能水運。後來戰事順利，淮路又通，這一建議未被實行。

由此杜佑的奏章可以得知，此時合肥地區的運河是需要疏浚才可以通漕，而且運輸途中還得陸路轉運40里。

如果不是戰爭，杜佑是不會想起重啟合肥地區已經淤塞的河道，這是因為此時的全國水道幹線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大運河的開通使得江淮運河風光不再

自隋朝開通大運河以後，南北水運幹線網路重新調整，秦漢時期以鴻溝、穎水、肥水為幹線的水運網逐漸被通濟渠（汴渠）所取代，在古邗溝基礎上開鑿的大運河又成了溝通江淮的主幹道，南北水運幹道東移，合肥逐漸喪失了秦漢時代水運樞紐的地位。

兩宋：女真、蒙古的噩夢

唐至北宋年間的合肥城發展並非止步不前，只是相對於大運河沿線城市來說，城市發展處於一種衰落的地步。

不過，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這時期的廬州城雖然沒有成為舉國名城，但是出了一位在合肥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北宋名臣包拯。

由於包拯不畏權貴、廉潔公正的青天形象深入人心，連帶著廬州城也在平民百姓的口中傳唱了千年。包公作為合肥的標誌人物之一，至今仍是合肥人的驕傲。

在合肥，有很多與包公有關的地名。除了以包孝肅公祠為核心的包河公園外，還有以包拯命名的包河區、孝肅橋、包河大道以及包拯出生地——鳳凰山、兒時嬉遊處——腳印塘。這些地名、遺迹依然在講述包公的傳奇，承載著老百姓心目中的忠、孝、清、廉。

合肥包公祠雪景。新華社發（劉兵生攝）

公元1127年，金軍南下，宋室南渡，江淮大地重燃戰火，廬州城再次成為牽動天下格局的「淮西根本」。

紹興元年（1131年），偽齊劉豫派遣部將王世沖率蕃、漢兵攻打廬州，廬州守臣王亨誘斬王世沖，大敗齊軍。紹興四年，金兵圍困廬州，抗金名將岳飛派遣部將牛皋、徐慶率軍增援廬州，又勝金軍，追擊三十餘里。紹興六年，劉豫遣子劉麟三路攻宋、進犯廬州，被張俊、楊存中（即楊沂中）等人擊敗。紹興七年，南宋淮西將領酈瓊以廬州叛，降劉豫。紹興十一年，楊存中等人又從金兀朮手中奪回了廬州。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開國名將楊存中因為後來監斬岳飛父子而受到了不少詬病，但他在廬州一地的抗金事迹卻被合肥百姓所歌頌，合肥老城的楊將軍廟就是為了懷念他而建。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顏亮兵分四路，大舉南下，企圖一戰滅宋。完顏亮親率主力，自開封出發，首攻廬州所在的淮西地區。南宋淮西守將王權，畏敵如虎，在建康裹足不前，坐視金軍渡過淮河，接著又棄守廬州，使得金軍直達長江北岸的和州，臨安朝廷頓時一幅風雨飄搖的景象。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當年西晉滅吳、隋滅陳都是採用了從廬州到和州，直面采石磯、兵臨建康城的進軍路線。或許面向滾滾長江水、眺望建康城的完顏亮腦海中浮現的就是這些前朝故事。然而這一回採石大戰的結果卻是六十萬大軍成全了一介書生的青史留名。南宋軍民在虞允文的指揮下，力挫南侵金軍主力，打破了完顏亮渡江南侵、滅亡宋廷的計劃，進而加速了其統治集團的分裂和崩潰。

紹興年間的廬州爭奪再次佐證了這座淮西重鎮對於南宋政權的重要性，廬州一失，建康危急，臨安則不穩。但是，唐代所建金斗城城池狹窄，不利於重兵駐守與補給運輸，滿足不了新形勢下的城防需要。

為了固守合肥，確保江淮地區的安全，南宋第二任皇帝——宋孝宗——任命郭振為淮西路元帥，率領重兵坐鎮廬州城並進行城防改造工作。乾道五年（1169年），郭振突破原來地形限制，南截唐代金斗城一半，北跨金斗河，擴建新城，取名「斗梁城」。新城將原來城外東北角的小湖泊——「逍遙津」和西北角的窪地——「金斗圩」一併囊入城內，城池範圍擴大數倍。

需要強調的是，斗梁城一改漢唐合肥城沿河布局的特點，將金斗河引入城內，使其穿城而過，從而既保證了城市用水，又提高了水運優勢，方便物資兵員的輸入。為了穩固防守，金斗河東西兩側還各設水門一座，以茲啟閉。

南宋斗梁城的修建不僅對於南宋國土防禦至關重要，同時也是合肥城市史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後世元明清三代的合肥城都延續了斗梁城的城池輪廓。

跨河而治，水運便利，不難想到在那個經濟繁榮的宋朝，合肥城應當有著屬於自己的繁華。可是，這座水運便利的斗梁城最初的定位是南宋朝廷的「邊城」，再好的景氣也抵不過戰火連天。

公元1191年秋天，大詞人姜夔時隔一年後再度造訪廬州城，「時聞馬嘶，出城四顧，則荒煙野草，不勝凄黯」，於是詞人觸景生情，寫下《凄涼犯》，其詞曰：「綠楊巷陌秋風起，邊城一片離索。馬嘶漸遠，人歸甚處，戍樓吹角。情懷正惡，更衰草寒煙淡薄。似當時、將軍部曲，迤邐度沙漠」。在詞人筆下，廬州城是一片離索，好不凄涼。

不可否認的是，離索「邊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確保了臨安城裡的「暖風醉人」。

慶元元年（1195年），金將仆散揆率軍渡淮，攻陷安豐軍，進犯廬州，遭到宋軍堅決抵抗。開禧二年（1206年）四月，南宋在韓侂胄主持下北伐中原，因準備不周，各路潰敗。十一月，金軍反攻，渡淮進攻廬州，守將田琳堅決抵抗，金軍圍攻不下，遂從廬州撤離。開禧十年（1214年），金軍又攻，再度敗退。

端平二年（1235年），宋蒙戰爭爆發。次年，蒙古入寇淮西，派游騎騷擾廬州，被宋將趙葵援軍迫退。嘉熙二年（1238年），蒙古都元帥察罕統領河南蒙古、漢軍，再度猛攻廬州，守城宋將杜杲堅決抵抗，蒙古軍損失慘重。

斗梁城修成後

廬州在女真、蒙古的猛攻下均屹立不倒

細數南宋一朝歷史，自斗梁城擴建之後，廬州城再也沒有被敵軍所攻克，無論是金軍還是後來的蒙古騎兵都沒有在兩淮地區取得軍事上的優勢，故有「天生重慶，鐵打廬州」一說。

廬州雖穩，可一城之得失扭轉不了王朝的江河日下。公元1274年，蒙古軍繞過廬州城所在的兩淮地區，從長江中游突破宋軍襄樊防線，而後順江南下，一路攻佔建康、臨安。公元1276年，南宋淮西守將夏貴以廬州及淮西各州降元。從此，廬州城進入元朝時代。

元以降：極度沒落與向死而生

元朝初年，鑒於元軍不善於攻堅戰，為了穩定統治，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平毀了南方大量城池，曾經力拒蒙古鐵騎的斗梁城也遭夷平。

然而，時隔不久，沒有城牆的城市就遭到了威脅。元至正年間，紅巾軍起義爆發，「凡城所不完者皆陷」，合肥「城久記且夷」，合肥元軍「倉卒為木柵以守」，僥倖擊退紅巾軍。

此戰過後，元朝政府立刻募集資金，「用木若干，甓四百四八萬，用人之力七十七萬八千」，歷時七個月，修複合肥城牆。後來明朝開國大將徐達率軍初攻廬州城，歷時三月都不能下，只能撤圍而去。時隔一年後徐達再攻廬州才一雪前恥。對於此戰，後人評價到「明初創起江淮，亦克廬州而版圖日廓。」

元末明初，朱元璋佔領廬州後，設立江淮行省，首任江淮行中書省事俞通海為了貫徹「高築牆」的政策又在元末新城的基礎上「加建了磚質城牆」。新的合肥城「周長二十六里余」，於明清兩代以來的五百年間，城池規模、形狀都沒有大的改動，只有在戰亂、災害之後屢有修葺城牆之舉。

中國歷史在南宋以後，再也沒出現過歷時百年的南北分裂，作為曾經江淮重鎮的合肥在明清兩代雖偶有戰事發生，但總體上進入了和平發展時期。只是相對於大運河沿線城市以及江南城鎮來說，合肥城的城市發展緩慢。

這一時期的合肥，不僅在全國範圍內名氣不顯，而且在清初所置的安徽省內城市地位不及安慶、徽州。進入近代，蕪湖、馬鞍山為代表的皖江城市發展迅速，大有一副後來居上之勢。民國以後，合肥廢府為縣，城市地位下降，持續衰落，城區面積只有5.2 k㎡，常住人口6.06萬人，成為一個默默無聞的小縣城。

需要著重提及的是，在合肥城市史上，近代以後的合肥城迎來了另一個重要時期。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太平軍一路北上，攻入安徽境內。洪秀全定都天京後，合肥因為戰略位置凸顯，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

從咸豐三年(1853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清軍與太平軍在合肥形成十年左右的拉鋸戰，反覆爭奪。這其中比較著名的戰役則是三河大捷。咸豐八年（1858年）十月，太平軍將領陳玉成、李秀成在合肥南邊的三河鎮聚殲湘軍悍將李續賓及曾國藩之弟曾國華等清軍6000餘人，史稱「三河大捷」，三河由此名聲大噪。

為了鎮壓太平軍，合肥地區走出了對中國近代史產生重要影響的李鴻章的淮軍。淮軍起初是由合肥地方團練武裝發展而來。面對來勢洶洶的太平軍，這些地方武裝紛紛結寨自保，修建易守難攻的「圩」。比較代表性的圩就有劉銘傳所建的劉老圩；宋先聘家族所在的宋家圩；周盛波、周盛傳兄弟所建的周老圩；董鳳高家族故居董老圩。

合肥再興的契機——淮軍

現如今，這些起初用來軍事防禦的圩寨已經變成當地標誌性建築，百餘座淮軍故里圩堡群也發展成紫蓬山風景區一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合肥人戶外踏青旅遊的首選之地。

當然，若去合肥旅遊，李鴻章故居定是不能錯過。作為江淮地區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晚清名人故居，既可以一觀江淮建築風格，又能夠一窺近代歷史風雲。

縱觀合肥歷史，合肥城因水而名，可謂因水而興，亦是因水而敗。清朝嘉慶年間編纂的《合肥縣誌》在前序中這樣寫道：「太史公敘天下地勢，於江淮之間獨舉合肥。今千餘年後，山水變遷，昔太史公所云『受南北潮』者已不復見」。

人們在合肥「天鵝湖」邊留影。新華社記者郭晨攝

三百年後，合肥成為安徽省省會，也是如今城市發展及影響力不突出的省會，亦是現有中國版圖上距離五大淡水湖之一直線距離最近的省城。

2006年，合肥市啟動濱湖新區建設；2011年8月，地級巢湖市拆分，廬江縣與縣級巢湖市劃歸合肥市管轄，巢湖成為合肥市內湖。這些種種「與水相關」的舉措，能否成為破局之策，推動生態城市前景下合肥城的重新崛起？活在當下的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本文的寫作參考了歷史學者宋傑先生的新作《三國兵爭要地與攻守戰略研究》，中華書局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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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易艷剛 | 責編：劉小草 | 校對：趙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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