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格局下的東南亞華僑華人——劉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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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近年來，劉雄老師把冷戰史研究與華僑史研究結合起來，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 冷戰格局與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在國內學術界頗具特色。這次，我們在風景綺麗、文化底蘊深厚的湖南師範大學對劉老師進行了專訪，此文將系統介紹劉老師的學術成就。

劉雄，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中國世界現代史研究會及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會員。主要從事「二戰」後美國與亞洲關係史研究，主持並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冷戰初期的東南亞華僑華人」，出版專著《艾森豪威爾政府亞洲政策研究》，在《中共黨史研究》《世界歷史》《當代中國史研究》等重要刊物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中國國家歷史》（以下簡稱「《中》」）： 劉老師，您好！很高興您接受《中國國家歷史》的專訪。您能否先梳理一下國內東南亞華僑華人研究的大致脈絡？

劉雄（以下簡稱「劉」）：好的。在晚清之前，國內就已經出現了一些華僑史著述， 但它們還談不上有多少學術性，多半就是作者把其在海外的一些所見所聞介紹到國內。一般認為梁啟超算是第一個帶有較強學術意蘊的華僑研究者，他寫的《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講述了明朝至清朝行事於南洋地區的幾位傑出華人的事迹，這個「傳」其實就有了研究的味道。

民國時期華僑研究明顯起步。孫中山讚譽「華僑乃革命之母」。華僑有經濟實力，有革命熱情，華僑問題跟很多現實問題息息相關，所以大家想了解華僑、研究華僑，比如說華僑與辛亥革命的關係、華僑對抗日戰爭的貢獻等。當時國內刊物上發表了很多文章，也出版了一些專著。這一時期華僑史研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1929 年溫雄飛編著的《南洋華僑通史》，1934 年劉繼宣、束世澂合著的《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1937 年出版的《中國殖民史》等。這幾部書都是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介紹了中國人到東南亞去討生活的經歷，比較貼近學術研究。當然那時候也有很多議論性質的文章和言論，例如華僑應該支持祖國、捐錢捐物等，但我們一般不把它們視作學術研究的成果。總的來看，民國時期學者們就已經對華僑問題有了一個相對全面的了解，諸如中國人是何時到南洋去的，做了什麼事情，取得了哪些成就等，應該說研究局面還是不錯的。

新中國成立之後，形勢有了變化，華僑研究的政治色彩越來越濃厚。學者們的研究一般都帶有一定的政治使命，比如說要能為華僑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而絕不是僅僅因為對哪個問題感興趣。那時候的華僑事務機關，比如「中僑委」的地位是比較高的。再加上台灣國民黨當局也在極力拉攏華僑，所以華僑問題成了一個較為敏感的政治話題。進入「文革」以後，華僑研究幾乎成了學術的禁區，華僑被當成剝削人民的資本家。那時國內人民要是有海外關係是很危險的，可能會被戴上裡通外國的帽子。

華僑研究真正進入繁榮期是在改革開放以後。一時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研究人員增多，相應的研究機構也不斷建立。1981 年成立的「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是這方面第一個全國性的學術研究團體。後來，隨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被正式提上日程，關於如何利用外資， 特別是怎樣讓海外華人到中國投資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華僑研究一度成為一門顯學。最能反映這一時期學術盛況的是《華僑華人百科全書》的編輯出版。這套書共12 卷，1800 萬字，內容豐富，學術性強，幾乎涵蓋了華僑華人研究的所有方面。

從研究方向來看，國內的華僑華人研究近年來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過去學者們多從歷史著眼，探究華僑與辛亥革命的關係、華僑與抗日戰爭等課題。但現在的華僑華人研究已經日益多樣化了，研究主題涉及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國際關係等各個方面。尤其是經濟方面，因為華僑華人的經濟實力比較強，因此學者們對於華人資本、華商網路等問題給予了特別的關注。與此同時，華人如何融入當地社會、為何有些華人走上從政的道路、華人怎樣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等， 也都成為重點課題。這樣一來，國內的華僑華人研究也就具備了顯著的跨學科特徵。

《中》：我們了解到您最初是做冷戰史研究的，那麼您是如何在冷戰史研究的框架下找到華僑研究的切入點的？

劉：在我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時候，並沒有專門關注華僑史。我是在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偶然發現了冷戰史與華僑史相互交叉的一面。比如說我在美國外交檔案中看到了一些美國當年的內部文件， 談到東南亞華僑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談到美國要想方設法阻止這些華僑傾向新中國，也談到美國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要小心謹慎，儘可能不著痕迹，等等。我立刻對這些文件產生了濃厚興趣，並且發現這方面的情況在既有的冷戰史研究以及華僑史研究中都沒有得到反映。於是我意識到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學術領域，便開始著手研究並撰寫相關的文章。

《中》：您能講講這方面的詳細情況嗎？

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南亞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洶湧澎湃，各國紛紛擺脫殖民枷鎖，贏得主權獨立，並開始以民族主義為號召， 積極推進國家建設。這一時期，東南亞地區的華僑人數眾多，在印度尼西亞等很多國家都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 一些當地人甚至認為華僑掌握了他們的經濟命脈。隨著他們對華僑的疑慮和指責不斷升級，排斥與打擊的實際行動也就接踵而至了。這其實跟當時東西方對抗的國際形勢沒有必然聯繫，即便沒有冷戰，沒有圍堵和遏制中國， 這種狀況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

那麼冷戰起了什麼作用呢？可以說是加劇了這種趨勢，進一步惡化了華僑的生存環境。當冷戰蔓延到東南亞地區以後，美國的首要關切就是阻止中國共產黨的勢力擴大到這個地區。當時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國國威大振，華僑們愛國、愛鄉的熱情無比高漲。這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高度警惕，它害怕東南亞華僑會充當中國共產黨向東南亞擴張的「第五縱隊」。而在東南亞國家眼中，中國曆來就是一個勢力強大、對它們這些小國家構成潛在威脅的大國，中國共產党進行的又是一種激進革命， 所以它們就擔心中共會藉助華僑的影響來向東南亞地區輸出革命。美國出於自己遏制新中國的險惡動機，也乘機向東南亞國家灌輸反共反華思想，在華僑問題上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這樣一來，這個問題一下子變得複雜了。這裡面既牽涉東南亞民族主義的復興，又有東西方冷戰這個因素的介入。

從這種視角出發，探討西方國家、東南亞國家以及台灣地區當局在東南亞華僑問題上的所作所為，進而釐清冷戰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顯然就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傳統華僑史重點關注的是華僑前往東南亞的歷史，華僑在東南亞的經濟生活、文化適應以及他們與祖籍國的關係等，一般都是講這些。至於冷戰格局下有關各方的華僑政策、冷戰對東南亞華僑社會變遷的影響等，國內學術界的研究就相對薄弱了。而這正是我這項研究的學術特色或者說是創新之所在。

《中》：那美國對東南亞華僑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呢？

劉：美國跟東南亞華僑本來沒有關係。不要說華僑，即便是整個東南亞，在戰後初期美國的亞洲政策中其實也不佔什麼位置。美國完全是出於遏制中國的考慮才來關注華僑問題。不過在新中國成立的頭幾年，美國政府還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系統研究，自然也就沒有出台什麼統一的華僑政策。

1954 年日內瓦會議後，中國國際威望大幅提高，東南亞各地華僑對中國的向心力進一步增強，這令美國十分不安。1957 年，艾森豪威爾政府終於出台了《美國對東南亞華僑政策的指導方針》。根據這份文件，美國對東南亞華僑政策的最終目標，是要削弱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和威信，幫助東南亞國家發展穩定、自由的代議制政府，改善台灣地區當局的地位。文件提出的具體行動方針有很多，例如：排斥中國在華僑教育中的影響；鼓吹「中國威脅論」，破壞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充分發揮香港地區在華僑政策中的獨特作用；要求台灣地區當局在爭取華僑支持的同時，發展同東南亞國家的友好關係等。

進入20 世紀60 年代以後，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及其華僑社會的關係因種種原因有所疏遠，美國對東南亞華僑的政策也相應做出了調整。美國開始把重點放到促進華僑與居住國的完全融合上，明確要求華僑在政治上完全效忠於居住國政府而不是台灣地區當局。而在心理和文化層面上，美國仍然鼓勵和支持台灣地區當局與廣大海外華僑保持密切聯繫。

《中》：剛才您提到華僑的教育問題，能否多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劉：當時東南亞地區的高等教育不怎麼發達，因此許多華僑學生在小學，特別是中學畢業後都要返回中國升學。畢竟華僑的根在中國， 他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夠接受完整的華文教育。但中國在政治上的分裂使這個問題複雜化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台灣地區當局仍在海外僑社四處活動，企圖在政治上拉攏華僑。那時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地區當局都採取了一些措施鼓勵華僑學生到己方升學。

新中國成立初期，根據「一視同仁，適當照顧」的原則，我國對華僑學生採取有準備、有計劃、大量收容的方針，並把這看成關係海外政治影響和華僑統一戰線的重要工作。據統計，新中國成立的前9 年，先後回國的華僑學生共有5 萬人左右。與此同時，台灣地區當局也在海外僑社積極運作，拉攏僑生赴台升學。為此目的，台灣地區當局還多次組織華僑去台灣觀光，以便讓海外華僑認識一下這個陌生的所謂的「祖國」。但是在敗逃台灣的頭幾年，國民黨集團財政困難，自顧不暇，吸引海外僑生的效果並不好。比如說1952 年，台灣地區大專院校僑生畢業總人數只有5 人，而1953 和1954 年也分別只有48 人和76 人。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開始介入東南亞僑生的升學問題。美國內部專門組織人員，全面評估了華僑學生回國升學浪潮的來龍去脈及其對美國反共反華政策的影響，並出台了相關的政策文件。美國的做法，主要是向台灣地區當局提供專項經費，幫助其增強招收東南亞僑生的能力。同時，美國也敦促東南亞國家完善和擴充適合華僑學生需要的高等教育設施。後來美國搞了一個「美援僑生教育計劃」，通過該計劃向台灣地區提供的援助款共計新台幣3 億多元以及美金100 萬元。受此影響，再加上台灣地區自身經濟的發展，華僑赴台升學的人數迅速增加。1957 年，台灣地區招收的僑生就已達到2780 人。

《中》：您如何評價美國對東南亞華僑的政策？

劉：這是個比較複雜的問題。一般來說，美國對東南亞華僑政策的實施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美國的政策目標，離間了中國與東南亞華僑的關係。但是這種效果很難量化。20 世紀60 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在東南亞華僑社會中的影響確實有所下降。但這並不能簡單歸因於美國的政策。這種情況可能更多與東南亞國家的內政以及中國在外交路線上的某些政策有關。那個時候中國對東南亞地區根本就沒有所謂侵略擴張的意圖，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美國赤裸裸的反共反華宣傳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另外，東南亞華僑與中國的密切聯繫是歷史長期積澱的結果，不是美國搞的各種小動作所能輕易打破的。

《中》：1955 年中國宣布取消華僑的「雙重國籍」，對此東南亞華僑是怎麼考慮的？這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哪些變化呢？

劉：1955 年中國的海外華僑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不再承認華僑的「雙重國籍」。這項決定有著較為濃厚的國際政治鬥爭的色彩。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對華政策持續強硬，對我國的戰略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為了打破美國的遏制與孤立，中國共產黨決定以全方位的和平外交來分化西方陣營，打開外交局面。而在東南亞地區， 華僑一直是當地國家的一塊心病，也是中國與東南亞關係中的一個棘手問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政府決定從華僑國籍問題著手，逐步消除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誤解。此後，中國對東南亞華僑政策轉向鼓勵他們「落地生根」，加入居住國國籍，融入當地社會。這有利於促進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友好關係，當然也就有助於華僑們在當地安居樂業，長期生存。

不過，在一開始的時候，不少華僑還不太理解中國的新政策。他們仍然固守傳統觀念，不願意歸化為當地人。不過，現實環境是嚴峻的。當時東南亞各國對華僑的限制和排擠日甚一日。形勢很明顯，只有取得當地國籍，歸化為當地人，才真正有利於華僑的長遠利益。經過一番複雜的有時可能也是痛苦的抉擇，大多數華僑轉變態度，選擇加入當地國籍。到20 世紀七八十年代，大部分東南亞華僑都已變身為當地居民，對他們的稱謂也開始以「華人」為主。與此同時，為了切實維護自身的權益，東南亞華人的參政意識也不斷提高，相關的政治活動日趨活躍。這與過去他們只管做生意而對政治極其冷漠的情形已經大不相同了。

《中》：冷戰時期在東南亞發生過很多排華事件，您認為這些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劉： 排華事件之所以發生，當然跟那時候整個國際國內大背景有關。但每一次具體事件背後的促成因素都是不一樣的，也不能認為它們都是由當地政府策劃和主導的。政府和一般的排華民眾還是有區別的，政府不可能公開地去搶劫甚至屠殺華僑，他們主要是希望限制華僑做生意。但這種政策到民間就變了樣。當時東南亞各國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明顯加劇了排華舉動中的暴力傾向。很多當地人本就不喜歡華僑，眼紅華僑的經濟能力。現在一看政府好像也支持，那好，我們就去搶，就去殺。我認為排華暴動應該是這樣的，未必都是政府的指令，而有些參加暴動的本就是當地的地痞流氓。像印尼軍隊力量比較大，在地方上有較高的獨立性，所以印尼的排華事件中通常能看到很多軍人的身影。

《中》：那麼冷戰因素在這個過程中起了什麼作用呢？

劉：我認為冷戰起到的是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東南亞國家對華僑的歧視和迫害，並不是說完全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我認為主要原因還是當地民族資本和部分本地人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去限制和剝奪華僑。東西方冷戰起的是一種推動作用，我用了一個詞叫作「順水推舟」，就是說東南亞國家出於民族利己主義的動機，本來就想去打擊華僑，但一時又找不到什麼光明正大的理由，恰好冷戰來了，於是「中國威脅論」「華僑第五縱隊」等說辭就給了它們一個底氣十足的借口。

《中》：能否談談您目前的研究進展以及接下來的研究計劃？

劉：目前我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已經結項，書稿也已基本完成。接下來的打算，一是就相關問題展開進一步的研究，比如說「冷戰因素與東南亞各國華僑政策的制定」等；二是繼續完善書稿，爭取早日出版。

《中》：最後還有一個問題也想請教一下，就是在當前我國實施的「一帶一路」戰略中，海外華人的作用再次成為一個熱點話題，您是怎麼看待的？

劉：這並不是一個新問題。藉助海外華僑華人的經濟力量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自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就一直這樣做了，所以這個問題的思路不是說「一帶一路」來了，我們就突然重視華僑了。我看到一個數據，說是改革開放以來，依據國家招商引資政策進入中國的外資，百分之六七十都是華人資本。雖然這些華人多半都已取得所在國的國籍，但是他們傳統的文化觀念和價值體系使得他們對中國還是很有感情的，也願意到中國來投資。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其實就很重視華僑華人的作用，現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我們當然更要積極主動地用好華人資源。

《中》：那如何去界定海外華人在新時期的角色呢？

劉：我認為應該繼續把他們看作一種橋樑或者說紐帶。華人到中國大陸來投資，並非單純來為中國經濟發展做貢獻，雙方之間在本質上是一種互利互惠的關係。但是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之間有著共同或者相近的文化背景以及價值觀念，那麼相互之間的理解就比較容易， 合作也就有可能開展得更為順利。扮演好這種橋樑或紐帶的角色，當然也會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上這些國家的經貿往來。所以我覺得「 橋樑」 和「 紐帶」這兩個詞更能準確反映這種關係。現在早已不是單純號召廣大華僑華人來為我們做貢獻的那個時代了，如今我們講的更多的是互利互惠、合作共贏。

從這種定位出發， 我們自然就很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在海外的影響，同時也要大力推進中國與海外華人之間的文化交流。雖然在20 世紀六七十年代，華人所在國儘可能地想要同化他們，不允許教中文，不允許出中文報紙，不允許看中文書，不允許打中文招牌，甚至不能使用中文名字，但是到了70 年代以後，鄧小平不搞革命輸出，而是韜光養晦拼建設，所以東南亞國家慢慢不再那麼忌憚中國了。東南亞華人文化開始復興，包括華人學校、華人報紙、華文招牌、華人節日習俗等，很多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都回來了。到了最近一些年，孔子學院在東南亞各國也多了起來。一個是華人所在國的政策環境日趨寬鬆，再一個就是中國積極向外推廣中華傳統文化， 中國在這方面的政策主動性還是很強的。比如說，我們學校每年都會接待一個「海外華裔青少年『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這種夏令營基本上都是由政府出資，讓營員們到各地參觀，體驗中國各種傳統的東西，從中慢慢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一帶一路」雖然是一個全新的提法，但它實際上也是在改革開放這條主線上的，當然也就需要更多地藉助海外華僑華人的力量。

華僑華人是橋樑，是紐帶。把握住這兩個概念，搭好橋樑，系牢紐帶，從這個思路去理解是比較合適的。

《中》：好的，非常感謝劉老師接受我們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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