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意識：邁向人類文明新境界

2019年5月15日，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在北京隆重舉行。本次大會包括開幕式、平行分論壇、亞洲文化嘉年華、亞洲文明周活動四大活動版塊，得到域內外媒體高度關注。這場如火如荼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是今年繼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之後，中國舉辦的又一場豐富多彩的文明盛會。推動亞洲文明與世界文明共榮，是時代賦予這次大會的歷史機遇。

原文 ：《亞洲意識：邁向人類文明新境界——寫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舉行之時》

作者 |本報編輯部

圖片 |網路

亞洲各文明交往歷史悠久

亞洲，是世界上地域最遼闊的大陸，也是太陽最早升起的地方。亞洲先民從人類歷史的黎明時期，就開始書寫燦爛的「江河文明」。他們最初發現和培育了稻種、麥種，他們化土成形，淬火成器，他們變幻出滋味叢生的亞洲風味，他們用絲竹、尺八、西塔琴演繹連綿不絕的天籟之音。長江與黃河岸的中華文明、印度河與恆河畔的印度文明、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間的兩河文明，承載著亞洲的萬千過往。駝鈴、馬幫、桅杆，辟出給世界機遇和希望的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見證亞洲各文明交往借鑒的歷史。儘管局部也曾經歷刀與劍、血與火的鍛造，但用東亞史名家杜贊奇的話來說，與西方「隧道歷史」不同，亞洲傳統是「流轉歷史」。在這片大陸，梵天、濕婆、佛祖、耶穌、孔子，彼此容納，各派共存；中國的辛亥革命，誕生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激勵了亞洲其他地區民族-國家獨立運動；甘地受愛默生、梭羅影響，後二者又深受亞洲文化經典的熏陶。亞洲傳統的超越性是對話式的、包容式的、非生命的、平和的。

歷史上，亞洲聯合的理念就有著寶貴的思想資源。章太炎的「亞洲親和會」，李大釗的「新亞洲主義」，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日本等國的學者和思想家也有「聯盟論」「一體論」的闡述。雖然他們囿於時代局限，面對的背景有異，也未必提出了一個完全包容性、彈性的政治架構，但都是亞洲自我意識的體現。阿拉伯的騎士道、波斯的詩歌、中國的倫理、印度的宗教，紛紛吟唱的都是亞州文明的和而不同、美美與共。

今天，47個國家，1000多個民族，2000多種語言，近百種宗教，多元文化在古老大陸競相綻放。在韓國首爾慶熙大學金麗壽教授看來，亞洲正越來越成為文明重構的一個可能來源，亞洲文明是未來形成新的文化綜合體的關鍵。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並蓄，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是推動亞洲與世界文明交流借鑒的務實措施。

亞洲引擎加速邁向互聯互通時代

亞洲命運共同體構建並非空中樓閣，亞洲引擎正加速邁向互聯互通時代。博鰲亞洲論壇2019年四大學術報告顯示，亞洲區域貿易自由化的進程正在加快，2017年到2018年就簽署了17個新的貿易協定。目前，仍有70個雙邊貿易協定正在簽訂之中。2018年前8個月，亞洲絕大多數重要經濟體的進口均取得兩位數以上的增長，超過全球平均增長率。亞洲開發銀行的一項最新報告稱，2017年亞洲區域內貿易量佔全球貿易總量的57.8%，區域內的外商直接投資呈小幅上揚，從2016年的2547億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2600億美元。報告顯示，隨著亞太地區的基礎設施缺口、貿易互聯互通、金融危機以及氣候和災害應對能力等跨境挑戰的不斷增加，區域合作的必要性與日俱增。報道同時表明，亞太地區不斷加強的貿易投資聯繫對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因素起到緩衝作用。

研究表明，共同的亞洲意識和治理意願逐漸形成。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亞洲地區已經建立起大量次域治理機制，以「亞洲」或亞洲次域為單位的思潮逐漸興起，亞洲域內有提供公共物品能力的政治單位大為增多，亞洲的域內機制建設和相處經驗已大為豐富。亞洲區域的自處意識、自處能力皆在迅速成長，開展共同治理的經驗日漸增多，亞洲文明傳統有能力完成現代化、國際化表達。

合力締造亞洲新未來

締造亞洲的新未來，既需經濟、政治的力量，更需要文明的力量。韋伯說，現代性是一個意義失落的鐵籠。為現代性危機找出路，是一個社會理論難題。當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間，是衝突還是對話，對抗還是合作，已經成為關乎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課題，也是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時代之問」。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因此承載著特別的意義，它讓身處其中的人們開始反思，在地域空間和文化差異的阻隔之外，還有更多對話和合作的可能性。正如中宣部副部長、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籌委會副主任兼執委會副主任徐麟所言：「我們也注意到這段時間國際輿論有一些言論和說法，渲染東西方『文明較量』『文明衝突』『文明對抗』，這些說法如果是出於誤解，那恰恰說明文化交流對話更有必要、更有價值，也更有意義。」通過對話溝通和平等協商打消猜忌、糾除誤判、處理爭端，著眼共同挑戰，培育合作意識，實現共贏局面。「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極富遠見地為激活亞洲古老多彩的文明活力指出了一個努力的方向。

杜贊奇曾作出過一個宏大的時代性論斷：「亞洲傳統」可以啟發當代世界探索一個「可持續的未來」。冷靜地說，亞洲模式並不成熟，但是已經有了一個開端，任重道遠。首先，在理念上需要形成共有觀念基礎，培育自我同一性認識。今天，以客觀、理性、包容為基點的歸屬感和認知感成長空間加大，以共通的文明意識為引領，多樣的文化為基礎的命運共同體意識更加趨同。亞洲命運共同體行穩致遠，必須實現經濟互利，促進文明共鑒。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不斷落地實施和深入推進，進一步充實域內功能性合作勢在必行。以跨境電子商務為渠道拓展新型合作模式，不斷增強互聯互通對區域經濟合作的基礎性支撐作用和輻射作用。針對不同經濟體的利益訴求及迫切程度，亞洲國家應加大生態環保、人力資源、衛生健康、科技信息、海洋等方面的合作力度，進一步加快知識互聯，共建知識互聯互通機制，跨越數字鴻溝，以開放的心態齊心協力共建信息大通道，營造亞洲和平、開放、共享知識資源的友好氛圍。開放、美麗的亞洲，還需要各自文明滋養的青年一代繼往開來，攜手前行。

今天，我們仍然要感謝英國哲學家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的先見之明：「我認為，如果我們要在世界上有一種家園之感，我們就必須承認亞洲在我們思想中享有同等的地位——不只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我不知道這將帶來怎樣的變化，不過我相信它們將是深遠的，而且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8期第1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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