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友季羨林舊事

季羨林先生赴德國留學11年後，於1946年秋回到北京。當時，是由北京大學中文系陰法魯老師把他接到五四大街（當時叫漢花園）北京大學紅樓四層教師宿舍暫住。過了幾天，陰法魯老師又將季羨林先生送到東城區翠花衚衕北大文科研究所居住。那是好幾進十分古老的四合院，古樹參天，陰森可怕，平時是沒有人敢去居住的，而季先生獨自一人，毫不懼怕，一住就是六年。

他到北大，先是副教授，很快就提升為正教授。這件事雖是文學院院長湯用彤教授經手辦理的，但也得到了法學院院長周炳琳教授的同意。周炳琳那時在北京大學的作用，正如《傅斯年1947年6月19日致周炳琳函》中所說的那樣：「現在北大的局面，尤其是適之先生在那裡受苦，兄比任何人負責都多。」

1952年秋，我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後，北京大學從北京城內遷到西郊燕園。一直到1953年春，季先生才搬到新落成的北大中關園第一公寓502號居住，1958年遷到新建成的北大朗潤園第十三公寓101號。後來因為書籍實在太多，學校又將第十三公寓102號也分配給他使用。

1953年以來，我也住在北大中關園第一公寓，經常在打開水的房子里見到季先生，也與他同在第一公寓的教師食堂吃飯，我們遇到了就順便打個招呼。

20世紀50年代，我國糧食供應開始有困難。中共北京市委領導讓我對有限條件下的糧食供應提出意見和措施。為此，我特地去詢問季先生，向他仔細了解戰時德國憑證供應居民糧食等物的情況。我將它寫成報告上交北京市委，轉報中央，為日後發行糧票等票證提供參考。

季先生在北大東方語言系開設的幾門課程都很偏僻，很可惜，我未能聽過他的講課，卻有幸得到他來聽我的課。

1956年秋，北京大學開設馬列主義夜大學課程，教授們都必須來聽課。政治經濟學課程是由剛從高級黨校學成歸來的一位女士擔任主講，她剛講了第一講「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方法」，就由於教授們難以聽懂，校方不得已叫我去代她講課。我的第一講是「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季先生聽了以後，給出很高的評價。他說：「兩節課（每節45分鐘）里，就能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講得清清楚楚，實在難得呀！」

「文革」後，他天天在朗潤園第十一公寓湖邊的木椅上閑坐。多年前，湖北洪湖友人送給他的蓮子，他都擲在此湖中，現已繁茂盛開。

他曾經聲明，要辭去「國學大師」的稱號，因為這一稱號被人吹出來後，他認為自己是搞「洋學」的，就聲明辭去。

後來，他身患重病，住入301醫院軍級幹部病房。院方管理很嚴，不讓任何人去會見他。我去看望他時，得到他的秘書李玉潔女士和我的學生——301醫院黨支部書記趙富東同志的幫助，才得見面。

季先生的病房哪裡是病房呀！他居然把病房布置成書房了。房中有許多裝滿了書籍的書架，還有堆滿了書籍的寫字檯，他在病中仍然筆耕不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6月2日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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