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甄理達醫生和太太去華盛頓參加了孩子的醫學院畢業典禮，令人激動。沒想到在返家途中的飛機上，卻親身經歷了另一場激動！這是甄醫生第二次在旅途中救人。萬米高空，命懸一線，來聽甄醫生講講這個真實的故事。

本文供稿作者：甄理達

白求恩醫大77級學生，畢業後在北京醫院工作。1992年獲美國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博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後。2005年加入南加州Beaver醫療集團，工作至今。

突髮狀況：這個乘客出事了！

起飛後不久，我不經意地看了那個乘客一眼，覺得他的表情有點怪，臉部僵硬，嘴半張著。就在我看他的時候，他的雙眼開始向上翻白，頭垂了下來，身子倒向一邊。

醫生的職業直覺告訴我：這個乘客出事了！

我立刻站起來，跟他打招呼，他沒有反應；伸手觸摸頸動脈，沒有脈搏！在他坐著的情況下，我立刻給他胸前做了幾個狠狠的按壓。但是，他仍然沒有反應。

我立刻大聲呼叫空姐，在她們的幫助下費勁地解開病人的安全帶，連拉帶扯地把他放在窄小的過道上。飛機上空間狹小，只能容納一個人躺下，我就只好騎在他身上做心肺復甦（CPR）。

當時我用的壓力是非常大的：如果搶救成功，肋骨骨折的代價是相對較小的；萬一搶救不成，骨折與否也沒有任何意義。

更重要的是美國有《好人保護法》，在施救過程中不管出了什麼事情，我都不會被家屬起訴。沒有了後顧之憂，我當時就集中精力搶救病人。作者供圖：甄醫生施救現場

作者供圖：甄醫生施救現場

此時，空姐們也非常有秩序，按照程序搬來氧氣筒、面罩和急救箱。一些乘客也都站起來幫忙。

做了幾組心肺復甦後，病人有反應了，他的手開始移動；慢慢地，他可以說話了。我緊緊地握著病人的手，一邊安慰他，一邊詢問他的情況。

他的妻子說，病人今年64歲，平時很健康，只是膽固醇高，目前正在服藥治療。根據這個情況，我立刻跟其他乘客要了3片81毫克的阿斯匹林，讓病人咀嚼之後咽下。

時間似乎走得很慢，但病人的情況在逐漸恢復。在病人沒有了胸痛和氣短的癥狀之後，空姐和一些乘客幫助我把他扶到座椅上躺下。

看到病人此時情況比較穩定，我終於鬆了一口氣，如釋重負。這才感覺到背上涼涼的，想必背心已經濕透了。

醫生，機長讓我問你，飛機是否應該馬上降落？

這時，空姐的一句話，讓我又馬上緊張起來。「醫生，機長讓我問你，飛機是否應該馬上降落？」

對於病人來說，送到急診室接受進一步救治，自然是最好的。

空姐問我：「飛機是否應該馬上降落？。」 她強調說：「你是醫生，如果你覺得病人有生命危險，你就可以命令這個飛機立刻降落。」

我？命令飛機緊急迫降？

此時此刻，在這萬米高空，我從一個普通乘客，一下子變成這麼重要的決策人物，肩上瞬間覺得沉甸甸的，壓力山大。

此時飛機正在接近芝加哥，我們可以在那裡降落，直接把病人送到鄰近醫院。我知道對於全體乘客來說，緊急迫降就意味著要耽誤行程，所有轉機都會受到影響；飛機也許要在空中丟棄一部分航空燃油，這對航空公司來講也是很大的損失。

可如果不降落，萬一這個病人之後有生命危險怎麼辦？

看了看飛機上滿滿的乘客，又看了看臉色蒼白的病人：一邊是很多人行程上的不便和經濟上的損失，另一邊則是病人的安危，甚至可能是一條人命。

我左右為難。

按照醫生的思維，病人應該馬上接受下一步救治，因為我根本不清楚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病人意識不清、沒有脈搏。

權衡之後，我決定實話實說。

我跟空姐說，我所知道的病人信息有限，不能確診是什麼疾病。按照醫生的常規思路，他是應該馬上送到醫院救治的。但是，這個病人現在的情況還算平穩，血壓與脈搏都在正常範圍，所以無法確認是否應該立即降落。

空姐把我的意見轉達給機長。機長開始跟地面的指揮塔電話聯絡，請示情況。

繼續飛行：每半小時測一次脈搏和血壓！

過了一會，空姐讓我到飛機的前面，用無線電跟地面的空中緊急醫療中心裡的醫生對話。我跟對方彙報了情況後，對方作出如下指示：

「建立靜脈通道，為病人提供食物與飲料，每半小時測一次脈搏和血壓，繼續飛行！」

空中的無線電對話，聲音嘈雜。我聽完之後，重複了一遍對方的建議，確保我準確理解了對方的意圖。

謝天謝地，不必做這個重大決定了！擦擦額頭的汗珠，我如釋重負。

此時，病人已經恢復坐位。我從飛機上的緊急救護包里找出了靜脈輸液針頭與輸液管。

然而，新的問題來了：我不會插輸液管啊！

雖然多年前臨床實習時做過，但是我對插入輸液管的操作非常不熟悉。平時工作中都是護士們做，他們做得又快又好，根本不需要我插手。

更糟的是，這個病人說他的靜脈超級難找。我無比尷尬地跟空姐說明了情況。她說不要緊，立刻從前排的乘客中找到了一個年輕的女護士。我給護士當助手，她很快就麻利地完成了靜脈插管。

有了靜脈通道，有了生理鹽水，但飛機上沒有掛瓶子的地方。這個就是小問題了。一個空姐跑到頭等艙，找來了一個衣架。我用衣架的掛鉤勾住了鹽水袋，然後把衣架塞入行李架內，一個簡易飛行救護室就成了。

看著透明的液體一滴滴進入病人體內，再一次，我如釋重負。

之後3個多小時的飛行中，我就成了這個病人的主管醫師。每隔半個小時就測量一次脈搏和血壓，跟病人和空姐聊聊天。

在這期間，經常會有素不相識的乘客過來跟我握手說「Thank you!」 「Good job!」態度之誠懇，言辭之感人，你會有種錯覺，他們都是病人的親友團。作者供圖：甄醫生和現場人員合影

作者供圖：甄醫生和現場人員合影

平安降落：感受到人性中的善良和真誠

一共5個小時的飛行，大概有4個多小時都在忙著救治這個病人。

終於到了目的地，機長廣播說讓病人和Dr. Zhen（甄醫生）先下飛機，又說了一些感謝的話。機艙打開了，救護人員魚貫而入，把病人帶下了飛機。所有的旅客都待在座位，沒有一個站起來急著下飛機。我們從機艙內走過的時候，乘客們都在鼓掌，彷彿是在歡送一個英雄。

我也莫名地跟著一起感動了，5個小時的飛行，那些能幫忙的旅客都過來幫忙，幫不上忙的顧客都安安靜靜地坐在座位上。沒有人大聲喧嘩，沒有人過來看熱鬧，甚至在我們討論是否需要中途緊急迫降時都沒有任何的異議。彷彿在說：你們決定吧！

如果沒有這麼多善良的乘客幫忙，沒有素質良好、訓練有素的空姐們的協助，沒有護士的幫助，我很難想像我一個人單槍匹馬會有什麼作用。

最後，我想正是人性中的善良和真誠把我們凝聚到一塊。

本文編輯：魯洋

值班主任：楊小明

參考資料：

①2018年5月23日 公眾號同語軒《醫生，機長讓我問你，飛機是否應該馬上降落？》本文經公眾號同語軒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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