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園學古錄》成書及元明刻本考

《道園學古錄》（下簡稱《學古錄》），五十卷，是元人虞集的詩文集。其中《在朝稿》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稿》十八卷、《方外稿》六卷。其內容十分豐富，是研究宋元文學、宋元理學、宗教、書法、繪畫、及元代政治制度的重要材料。

虞集（1272—1348），字伯生，號道園，學者稱邵庵先生，謚文靖，蜀仁壽（今四川仁壽縣）人，《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有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下簡稱《四庫總目》）對虞集評價甚高，云：「有元一代，作者雲興，大德、延祐以還，尤為極盛。而詞壇宿老，要必以集為大宗。……跡其陶鑄群材，不減廬陵之在北宋。」虞集傳世著作，除《學古錄》外，還有《道園類稿》（下簡稱《類稿》）、《道園遺稿》（下簡稱《遺稿》）、《伯生詩續編》、《翰林珠玉》等，而以《學古錄》傳本為多。

前人對於《學古錄》及虞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藝術、史學、哲學等方面，成果十分豐富。而對於《學古錄》成書、版本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提要、題跋等方式，並不系統、全面，且有很多罅漏之處。今人的一些專題論文，如黃河《明刊〈道園學古錄〉考辯》、李軍《虞集詩文集元刻本考》、鄧斌錫《虞集著述考》等；一些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如錢仲聯等主編《中國文學大辭典》，汪涌豪、駱玉明《中國詩學》等，都為我們深入研究《學古錄》，提供了幫助。

今人的成果，雖然在前人基礎上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還有一些瑕疵，需要補綴。本文希望在充分利用前人研宄成果基礎上，補苴前人漏略之處，有裨於《學古錄》的深入研究。本文首先闡明《學古錄》的成書過程，在編纂者方面，肯定黃溍「類目皆公（虞集）手所編定」這一說法的合理性。在與《類稿》的關係方面，澄清《類稿》並非《學古錄》的大字本，歐陽玄序及其《致劉伯溫書》非為《學古錄》而作。既而在版本方面，釐清「嘉靖本」與景泰本的區別，並證實「嘉靖本」即是元刻本。

一 《學古錄》成書考

（一）《學古錄》編纂始末

《學古錄》的編纂始於至正元年（1341）十一月，虞集門人李本《學古錄跋尾》稱：

至正元年（1341）十又一月，閩憲斡公使文公之五世孫炘來求記屏山書院，並征先生文稿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

《江西通志》載：

李本，字伯宗，榮（李榮）孫，從學於草廬（吳澄）。草廬歿，就學者皆依李氏。本與弟棟講明濂洛之學，所居有環翠亭、君子堂，虞邵庵皆為之記。

李本跋中的「斡公」即斡玉倫徒。斡玉倫徒字克庄，號海樵，党項族，祖籍寧州（今甘肅省寧縣）。斡玉倫徒為虞集門人，以《禮》舉進士，歷官工部侍郎，是《宋史》纂修官之一。工詩能文，陶宗儀《書史會要》稱讚他「文章事業貪出人表，書跡亦佳」。文公五世孫炘，即朱熹五世孫朱炘。朱炘字明仲，《學古錄》中有《送朱明仲歸建安並簡貳憲斡克庄》詩一首，即是為了此次徵文而作。

虞集《酬諸友編詩並序》曰：

閩憲克庄以故舊托文公五世孫明仲遠征鄙文，老退遺棄散逸，荷伯宗、用昭、止善、浩淵、子勖、至善及余表侄孫陳誼、予兄子豐、仲弟之婿賈熙、用昭之從子大年等十餘人，寒冬連旬，日夜錄之，得五十卷，亦已勞矣，賦此為謝。

記錄了《學古錄》的編輯者，根據李軍考證，分別為李本（字伯宗）、易晉（字用昭）、王艮（字止善）、黃勉（字子勖）、易升（字至善）、易大年（易晉從子）等，浩淵不詳。從虞集的記述中，可以看出，以上諸人日夜趕工，在至正元年（1341）十一、十二月間，編成《學古錄》五十卷。是書編成後，由朱炘帶回福建，在斡玉倫徒主持下，進行刊刻。楊椿《遺稿序》云：「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錄》，其季子翁歸與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則刊刻於建寧。

虞集《酬李本、黃鐘編文，並序》曰：

集家世以文學為業，亂離顛沛，憂患困苦，無敢失墜。然學未成而出早，涉筆為文，應事而已。人或以為能，自知其不足也。歸田以來，稍得安閑，而目疾相嬰，學不加進，於立德立言之事，無有乎爾也。是以所作，事過即罷，不復記錄。至元庚辰（1340）冬，臨川李伯宗，黃仲律來訪山中，拾殘稿於敝篋，得粗可屬讀者二百餘篇錄之，賦此以謝。

虞集《天藻詩稿序》云：「友人臨川李本伯宗、沶趙宗德伯高，講習餘暇，稍輯舊詩，謂之《芝亭永言》。」又曰：「近日襄城楊士弘伯謙……猥以鄙作偶或似之者，得百十篇，謂之《居山稿》。」又謂：「此外枯槁寂寞，詞不迨意，無所取裁……則清江黃思謙志高之所掇拾也，謂之《道園天藻小稿》。」據《江西通志》：「楊士弘字伯讓，其先襄城人。祖仲明，以世官占籍清江。士弘嗜學工詩、樂府，著《鑒池春草集》及《選唐音》行世。」其他編輯者尚未考出。

由上可知，在《學古錄》結集之前，虞集的詩文有過四次整理，形成了《芝亭永言》《居山稿》《道園天藻小稿》三個集子，為編纂《學古錄》打下了良好基礎。

關於《學古錄》編者問題，《四庫總目》認為黃溍《遺稿序》中「是集為集手自編定」之說不足據，云：

據金華黃溍序，以是集為集手自編定。然其《天藻詩序》雲「友人臨川李本伯宗輯舊詩，謂之《芝亭永言》。」又《賦謝李伯宗》題云：「至元庚辰冬，臨川李伯宗，黃仲律來訪山中，拾殘稿二百餘篇錄之。」而《李序》又云：「至正元年（1341）十又一月，閩憲韓公征先生文稿，本與先生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稿》二十卷，《應制稿》六卷，《歸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所言與今本正相合。又考《道園遺稿》前有至正己亥（1359）眉山楊椿序，以為集季子翁歸及其門人所編，與李本序合。蓋集母楊氏，為衡陽守楊文中之女，楊椿即其外家後人，其言自當無誤。亦可證黃溍所云之不足據，是編為李所定無疑也。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與《四庫總目》看法相同，並進一步說「則此集為公（虞集）身後所編，而黃氏之言為誤記也。」

考《元史·虞集傳》：「（虞集）至正八年（1348）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據李本跋及《酬諸友編詩》，《學古錄》編於至正元年（1341），可以證明《學古錄》並非編於虞集身後。顯然，傅增湘「此集為公身後所編」之說不確。黃溍《遺稿序》明言：「公之詩文曰《道園學古錄》者，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則黃氏僅認為《學古錄》的類目是虞集親定的。四庫館臣和傅增湘都漏掉了「類目」這一關鍵詞，其說皆不能成立。再加上歐陽玄《元故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其存稿，自題曰『道園學古錄』，門人匯而鋟之」的說法，可以肯定虞集不僅參與到《學古錄》的編纂工作之中，還親自確定了書名，黃溍「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之說不無道理。

總之，《學古錄》的編纂起於至正元年（1341）十一月，是應閩憲斡玉倫徒之請，由李本及虞集少子翁歸等人在原有舊稿基礎上完成的。編纂完成後，由斡玉倫徒主持，刊刻於福建建寧，是為元建本。其間，虞集不僅參與其中，還親自確定了類目和書名。黃溍在《遺稿序》中提出「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這一說法，是可以成立的。

（二）《學古錄》與《類稿》的關係

很多人認為《學古錄》的編者是劉伯溫，如《四部叢刊書錄》云：「蓋編次出於門人太史夏台劉伯溫，刊於江右者也。」如前所說，《學古錄》是由李本等人編次的，虞集還親自確定了類目和書名，與劉伯溫並沒有關係。劉伯溫是《類稿》的編者，前人之所以形成這樣錯誤的認識，是因為沒有將《學古錄》與《類稿》二者清楚地區別開來。

《學古錄》與《類稿》編纂、刊刻年代相近，後人著錄，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除《四部叢刊書錄》外，還有陸心源《儀顧堂續跋》：「至正九年（1349），江西肅政廉訪使劉伯溫改為大字重刊之。」等等。總結諸家說法所表現出的錯誤，大致有兩點，分別辯析如下：

1.誤以《類稿》為《學古錄》的大字本。

元刊《類稿》前有憲司牒文一篇，云：「前福建閩海道廉訪副使斡玉倫徒己嘗命有司鋟梓，然字畫差小，遺逸尚多……如蒙移文本路，詳加編錄，大字刊行……楊椿《遺稿序》云：「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錄》，其季子翁歸與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為一編，然與《學古錄》所載時有得失。」由此可知，劉伯溫不僅將《類稿》字體放大，還對內容進行了重新編排。《中國詩學》第3卷指出「此集（指《類稿》）中作品多不見於《道園學古錄》，編次也不同，將《在朝稿》《應制錄》《歸田稿》三部分混合後按文體重編分卷，而無《方外稿》，其中有賦、詩十一卷。」白壽彝《中國通史》說：「《道園類稿》總共1300多篇詩文中，《道園學古錄》所未收的多達443篇。」筆者比較了《中華再造善本》所收元刻本《類稿》及《四部叢刊》所收明景泰本《學古錄》，其差別大致如此，二者斷非同一書的不同版本。

由此可見，《類稿》是在充分借鑒《學古錄》的基礎上，重新編排的，《類稿》絕非僅僅是《學古錄》的大字本。

2.誤以歐陽玄《類稿序》為《學古錄序》。

很多人在描述景泰本《學古錄》的特徵時，都會提到歐陽玄序及其《致劉伯溫書》。如《藏園群書經眼錄》：「首有至正二年（1342）歐陽玄序，次玄書札一通。」陸心源《目目宋樓藏書志》：「歐陽玄序、《與劉伯溫書》、葉盛題識、李本跋。」等等，直接認為歐陽玄序是為《學古錄》而作。

歐陽玄序言：「（劉伯溫）乃裒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為序。」考《中華再造善本》所收元刊《類稿》前實有此序，歐陽玄序實際上是應劉伯溫之請，為《類稿》而作。李軍《虞集詩文集元刻本考》中引用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十三：「明景泰時，太倉重繙《學古錄》，葉文庄以虞公四世孫家藏元功（歐陽玄字元功）手跡梓入，不知其為兩書，於是大字小字之爭端起矣。」似乎以為歐陽玄序在景泰年間，鄭達翻刻之時就加在了《學古錄》前面。然而同卷景泰本《學古錄》提要云：「是書成後，成化初年，葉文庄公盛從道園四世孫吳江虞堤，就手書鉤摹序文並書札，附入鄭刻《學古錄》之上。葉跋可憑。」葉盛題識雲「近見崑山新刻斡克庄建本，遂於先生四世從孫吳江虞涅家摸得此序並書一通冠諸首雲。成化新正（1465）崑山葉盛識。」朱存理《記虞氏書冊》：「葉文庄公時與進士鄭公詣翁（虞堤）床下，時翁方病不能起。」據鄭達《重刊道園學古錄序》中「凡四閱月而工始訖」之語，景泰本在景泰七年（1456）已經刊刻完成。鄭達卒於天順二年（1458），虞堤卒於天順七年（1463）葉盛的識語寫於成化元年（1465），距景泰本刊成己八年，由此，《學古錄》冠以歐陽玄序並非始於景泰年間鄭達刊刻之時，而是葉盛於天順、成化之間所為。考葉盛跋語云：「道園先生文集，往時劉伯溫所刻大字本有歐陽圭齋此序，今版己亡矣。」由此可見，葉盛並沒有直接說歐陽玄序是為《學古錄》而作，可能葉盛並非如繆荃孫所說的那樣，「不知其為兩書」。

綜上所述，《類稿》是在《學古錄》的基礎上，重新編纂而成的，並不是《學古錄》的大字本。歐陽玄序及《致劉伯溫書》本來是為《類稿》而作，將它們置於《學古錄》之前，是葉盛所為。

二

《學古錄》元明刻本考

《學古錄》在明代以前先後形成過四個版本，分別是元建本、景泰本、「嘉靖本」。這三個本子前人往往混淆莫辨，如沈津寫到：「《道園學古錄》，元虞集撰，也是一部容易看錯的書。此書有兩種明刻本，一為明景泰七年（1457）鄭逵據元本重刻；一為明嘉靖四年（1525）陶諧重刻景泰本。明景泰本……很多收藏家皆將此本誤作元本，這是因為在紙張、字體上頗類元刻……元至正建寧初刻本傳世殊少，至今未見到過。我們在某處圖書館見到的著錄為元刻本的，實際上也是明景泰七年（1457）本。」經過筆者考察，景泰本與「嘉靖本」雖然很容易看錯，但二者還是有區別的。而「嘉靖本」就是元建本，只不過是元板明印罷了。下面，筆者先介紹一下這三個本子，然後詳細考證景泰本與「嘉靖本」的區別，並證實「嘉靖本」即是元刻本。

（一）《學古錄》元明刻本述要

1.元建本。元至正元年（1341），斡玉倫徒刊於建寧。前面所述元刻本《學古錄》編纂、刊刻過程，己經十分詳細，此處不再贅述，只摘錄明鄭達《重刊道園學古錄序》中的一段記載：

邵庵先生在勝國時以道德文章雄海內。歸老之日，閩憲僉斡公克庄於先生有師友之誼，為遣考亭五世孫炘即臨川山中，求先生之文，將刻於建寧，而先生之門弟子乃訂其《在朝》《應制》及《歸田》《方外》諸稿，厘為五十卷以付之。此《道園學古錄》之所由輯也。

2. 景泰本。明景泰七年（1457），崑山知縣鄭達覆刻於崑山。鄭達《重刊道園學古錄序》：

（鄭達）暨承乏崑山，間過太倉之興福寺，適禪宿昧公——年幾九袠矣——偶出其所藏建本以贈予，喜之如獲拱璧焉。……乃與同寅主薄南海黃君仕迗各捐俸貲，俾憎會宗珶募工，即東禪寺鋟梓，以廣其傳。而海虞義士劉宗文、顧有終輩，咸樂為之助。凡四閱月而工始訖。

葉盛《籙竹堂稿》卷八《書道園學古錄後》：

鄭令既得印本於淮雲寺中，即以元紙黏版刻之，此傳刻舊書第一義也。各卷後有附刻，是鄭令所增，亦良是。

鄭達，字叔通，湖北廣濟（今湖北省黃岡市武穴市）人。永樂初，其父庸隸籍襄陽衛，故為襄陽（今湖北省襄陽市）人。博涉經史，生活自奉清約，以圖書自娛，喜與端人高士接。曾知周至縣，明鄭文康《平橋稿》《湖廣通志》等認為鄭達知周至縣始於宣德年間。而據吉林省博物院所藏蘇軾《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二賦黃蒙跋，他是在正統七年（1442）被授予周至知縣的。景泰五年（1454），升食從六品俸祿，知崑山縣。卒於天順二年（1458），享年五十九。據前文所錄的鄭達《重刊道園學古錄序》及葉盛《書道園學古錄書後》可知，景泰本《學古錄》是鄭達、黃仕達捐貲，由宗銻主持，在劉宗文、顧有終等人的幫助下，直接以元刻本《學古錄》上版刊刻而成的。

3. 「嘉靖本」。明嘉靖四年（1525），陶諧、虞茂刊於撫州。萬鏜《重刊道園學古錄序》：

元時，文集已版行，歐陽圭齋序之，極其推許。景泰間曾刻於吳中。撫郡往亦有刻本，近毀於火，徵文獻者慨焉。乃今侍御敬齋陶先生清戎江右，按部至撫，公之世孫庠生茂輩以重鏤請，遂屬其郡麥貳守瑩董之。繼而，丁侯貴來綰郡符，督成之。

陶諧，字世和，會稽（浙江省紹興縣）人。弘治八年（1495）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歷官至兵部左侍郎，卒贈兵部尚書，謚庄敏。有《南川稿》《陶庄敏集》行世。《明史》卷二O三有傳。

萬鏜，字仕鳴，進賢（今江西省南昌市進賢縣）人。父福，官金華知府。鏜登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歷官至吏部尚書。隆慶初，贈太子太保。《明史》卷二O二有傳。

由萬鏜《重刊道園學古錄序》可知，明嘉靖四年（1525），陶諧巡行到撫州，虞集裔孫虞茂因為《類稿》的書版毀於火，請求重刊虞集文集。陶諧便囑託撫州同知麥瑩經營此事。不久丁貴任撫州知府，督成重刊事宜，並請順天知府萬鏜做了一篇《重刊道園學古錄序》。

4.「成化刻本」。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著錄有一部明成化刻本，然而從古至今，別無他人記載。如前所說，葉盛曾於天順、成化年間將歐陽玄序及其《致劉伯溫書》，置於《學古錄》之前，而其題識所署的年月為「成化新正」。所謂成化刻本，可能就是這個本子。因未見原書，其詳不得而知，故不多作考辨。

由於景泰本是從元刻本覆刻而來的，而「嘉靖本」是元刻本的明印本，所以傳世的這三個版本行款格式並同：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黑口，雙順魚尾，四周雙邊（有幾頁為四周單邊），字體亦一致，版心或刊「道園學古錄幾」，或刊「學古錄幾」「學」多作「斈」，「錄」多作「錄」。

（二）「嘉靖本」即為元刻明印本

目前，海內外現存《學古錄》著錄為元刻本的很少。然而，前人著錄的卻很多，如：管庭芬、章鈺《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吳焯《綉谷亭薰習錄》、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劉承幹《嘉業堂藏書志》、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莫伯驥《五十萬卷樓書目初編》，等等。民國時期著名藏書家孫儆，更是以收藏元刊本《學古錄》名聞一時。

從古至今，這麼多藏書大家、版本學大家，都記錄了元刊本《學古錄》，而且其中很多本子仍然留存於世。似乎不大可能這些大家的鑒定成果都是錯的。如果前賢的鑒定結果都是錯的，那麼，存世的幾部元刊本真實性也就值得懷疑了。經過筆者查考，前面所列出的諸位大家的鑒定成果固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如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中所著錄的元刻本，實際上是景泰本等。但是，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為我們尋找元刻本《學古錄》提供了難能可貴的線索。黃河認為傳世的「嘉靖本」即是元刻本。綜合黃河的證據，大致如下：

1.「嘉靖本」的刻工為」「入」「山」「太乙」「木高」「千」「寸」「正」「升」「高木」「高」「六」「七」「仁」「付」等。經查，刻工如「千」「正」「山」等，在元刻本《道園類稿》與元刻本《宋史圖》中也能見到。

2.「嘉靖本」的目錄後沒有重增目錄，各卷之後也沒有增文。除卷十八外，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卷三十四、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三後，皆無重增目錄的內容。重增目錄與重增詩文是鄭達重刊的時候增入的，元刻本本來就沒有。至於卷十八的增文，景泰刻本於增文都另起一頁，唯獨卷十八沒有另起。「嘉靖本」全部沒有增文，唯獨卷十八有增文，也沒有另起一頁。其増文似乎是建寧刊版時加入的，卻沒有在目錄中得到反映。

3.「嘉靖本」大部分沒有萬鏜的重刊序，即使有也出現了兩副不同的板片。而且，這兩個板片的序文的字體，與《學古錄》主體部分的字體與板式均有不同，且並未如其他部分那樣斷裂、模糊。據黃河考證，所有「嘉靖本」前萬鏜序皆為後來補刻。

4.萬鏜當時在順天府尹任上，並未親眼見到刊刻過程，其重刊之說可能是一種懸揣之詞，不足以為確據。

還有兩點，第一，「嘉靖本」字體與元刻本的《柳文音義》十分相似。《學古錄》的字體是典型的元刻字體，體盡顏、柳，而偏顏，不止與《柳文音義》，與其他很多元刻本的字體也都是一致的。如果說覆刻也會保留原有字體，但是「嘉靖本」與元刻本沒有一絲一毫的不協調之處，換句話說，筆者經過認真核對，沒有發現翻刻的痕迹。第二，所有「嘉靖本」前都沒有歐陽玄序及其《致劉伯溫書》。如前所說，歐陽玄序及其《致劉伯溫書》是葉盛加在《學古錄》書前的，那麼元刻本自然沒有歐陽玄序及《致劉伯溫書》。

綜合以上證據，「嘉靖本」就是元刻本，至於具體的印刷年代就很難確定了。由斷板和目錄第六頁全部缺失等情況看，現存所有本子的印刷時間距離雕版的時間是比較遠的。有人認為有萬鏜《重刊道園學古錄》的本子，就可以大致判斷印刷於嘉靖年間。然而，這篇序文出現了兩個版本，故而現存《學古錄》具體的印刷年代又很難判斷了。從版面及文中墨丁的修補情況來看，這部書板曾經有過修補，但沒有大的變動。

（三）景泰本與「嘉靖本」之間的區別

前人著錄，往往將景泰本與「嘉靖本」混而一之，不能加以分別。如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云：「明刻道園學古錄，五十卷。……明人覆元本也。」潘景鄭《著硯樓書跋》辯之云：「此本前後序跋均佚，葉鞠裳（葉昌熾）先生為先文勤公（潘祖蔭）撰藏書記，只言此書明人覆元本，不及何時所刻，蓋於景泰、嘉靖兩本猶未能瞭然區別耳。」潘氏本今藏東北師大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將東北師範大學及山西師範大學藏本等著錄為景泰本氣等等。這一錯誤，在《第三批珍貴古籍名錄圖錄》中，仍然沒有予以糾正。反而，己經公布的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竟然沒有「嘉靖本」，不知其所以然。

還有人認為「嘉靖本」是景泰本的翻刻本。如陸心源《儀顧堂續跋》：「明嘉靖覆景泰本，行款匡格皆同，惟重增目改入各卷之內。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所錄佚名跋謂「此本景泰間崑山縣鄭達從克庄本翻雕，嗣後嘉靖間又翻景泰本，近所見黑口者，俱「嘉靖本」也。」等。

如前所說，「嘉靖本」為元刻明印本，自然與景泰本不是同一個版本，也不可能是景泰本的翻刻本。黃河總結二者的不同點甚多，筆者概括為：

第一，刻工不同。景泰本的刻工有「王」「茂」「二」「呂」「||」，等，「嘉靖本」的刻工己見前文，與景泰本不同。

第二，多數景泰本前有歐陽玄序及其《致劉伯溫書》，部分還有葉盛題識。「嘉靖本」前多數有萬鏜《重刊道園學古錄序》，而萬鏜《重刊序》是以兩種不同於正文板式的面目出現的，為後來補刻。

第三，景泰本目錄後還有重增目錄，卷十八、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卷三十四、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三後有重增詩文。重增目錄與增文都另起一頁。（卷十八增文為《馬處士墓銘》和《故梅隱關公墓銘》兩篇，増文沒有另起一頁）「嘉靖本」只有卷十八有重增詩文，也沒有重起一頁。而且，「嘉靖本」目錄第六頁缺失。

筆者以為，還有數點不同，應該予以補充：

第一，字體不同。景泰本是從元刻本覆刻的，「嘉靖本」是元刻明印本，故而兩種本子的字體極其相似。但是景泰本行氣不能貫通，經常有一個字中有一兩筆與整體不協調的情況；「嘉靖本」卻通暢無礙，並無於整體不協調的情況。而且兩個本子同一個字的同一筆畫也經常有不一致之處。

第二，有些頁的板框不同。《學古錄》的三種本子都是四周雙邊，然而景泰本卻有單邊存在，如卷一的第十頁，卷五的第十七、十八頁，卷九的第三、四、五頁皆為上下單邊等等。相比之下，「嘉靖本」這些地方沒有單邊出現。

第三，墨丁或空字的位置有所不同。如景泰本卷八第十三頁第十九行第六字墨丁，「嘉靖本」則無。景泰本卷九第三頁第八行第十九、二十字墨丁，「嘉靖本」則無。

第四，景泰本卷二十八尾題在第十四行，而「嘉靖本」在第十七行不同。

以上所舉，並不足以概括兩個本子的所有區別，卻也足以將二者區別開來。前人在鑒定時，大多數都只抓住增文和重增目錄的區別，如繆筌孫《藝風藏書續記》「一刻於景泰，鄭達重刊，集外詩文於目錄後新增目錄，注補於第幾卷，詩文亦另葉起頭，訂每卷後。一刻於嘉靖，將詩文散入各卷之末，目錄則未增。」並沒有抓住字體、刻工等極為有力的證據，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前人關於《學古錄》的著錄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這是無可避免的。經過查考與比較，本文對《學古錄》在產生與流傳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梳理，描述了《學古錄》的編纂和刊刻過程，指出黃溍「類目皆公（虞集）手所編定」這一說法的合理性，並將《學古錄》與《類稿》區別開來。在明辨景泰本與「嘉靖本」區別的前提下，證明「嘉靖本」就是元刻本。材料有限，考證多疏，難免貽笑大方之家。尚有諸多問題未能解決，則以俟大賢。

此文得黃河《明刊〈道園學古錄〉考辯》、李軍《虞集詩文集元刻本考》之益良多，在此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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