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師「治病」

撰文：韓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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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不是體弱多病，李叔同可能不會出家。

1916年11月30日，37歲的浙江第一師範學校音樂、美術教師李叔同來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開始試驗斷食18天。

「民國五年（1916年）的夏天，我因為看到日本雜誌中有說及關於斷食可以治療各種疾病，當時，我就起了一種好奇心，想來斷食一下。

因為我那時患有』神經衰弱症』，若實行斷食後，或者可以痊癒亦未可知。要行斷食時，須於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預定十一月來作斷食的時間。」

據李叔同《斷食日誌》，他自12月1日起，前五日為半斷食，漸減食量；12月6日至12日為所謂的「全斷食」，只飲果汁；13日至18日則由粥湯慢慢增加至常量。這期間，李叔同的日常生活以書寫、讀經、靜坐與散步為主。

雖然在斷食期間的感受並非總是正面，譬如他在12月3日記錄「入山欲斷以來，即不能為長時之安眠，旋睡旋醒，輾轉反側」；12月5日「終夜未安眠」。但在「全斷食」期間，睡眠相對較好。不過，在結束「全斷食」的第一天（12月13日），則需要服用瀉油才能大便：「便色紅，便時腹微痛，便後漸覺身體疲弱，手足無力。午後勉強到菜圃一次……是日身體疲倦甚劇，斷食正期未嘗如是。胃口未開，不感飢餓，尤不願飲米湯，是夕勉強飲一盂，不能再多飲。」

臨結束斷食的12月16日，他仍「夜眠較遲」。

但事後李叔同還是以「身心靈化、歡樂康強」八個字形容斷食的成效。他說：「這一次我到虎跑寺去斷食，可以說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以斷食治療「神經衰弱症」為契機，一年多後，1918年農曆7月13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法號弘一。

斷食的成效可能被李叔同誇大了。一個很顯然的事實是，以略長時段考察，他的「神經衰弱症」並沒有好轉。

在此後的歲月里，已成為弘一法師的他，仍然持續與病魔作鬥爭。疾病促發了李叔同的出家，而出家又讓弘一法師對疾病有了更多超驗的理解，他採取的療疾方式，也因此帶有鮮明的屬於弘一法師的特色。但這種特色又深植於他所在的那個時代和漫長的傳統之中。

2

雖然1916年的斷食試驗，讓弘一在當時得出此舉有益身心的結論，但此後他在歷次病苦中的反應似乎顯示出，他內心對此其實並不篤信。

這中間應有一個信心遞減的過程。與好友夏丏尊的通信內容表明，至少在1932年的時候，他對斷食還是有信仰的，甚至於在傷寒和痢疾時，都希冀藉此發揮效用。

「朽人於八月十一日患傷寒，發熱甚劇，殆不省人事。入夜，兼痢疾。延至十四日乃稍愈。至昨日（十八日）已獲全（應為痊——筆者注）愈，飲食如常，惟力疲耳。此次患病頗重。倘療養不能如法，可以纏綿數月。幸朽人稍知醫理，自己覓舊存之葯服之，並斷食一日，減食數日，遂能早痊（此病照例需半月或兩旬），實出意料之外耳。未曾延醫市葯，故費用無多，僅半元余耳（買綠豆、冬瓜、蘿蔔等）。前存之痧葯等，大半用罄，惟余藥水半瓶。乞仁者便中託人代購下記之葯以惠施，他日覓便帶下……」

以往需要15-20天才能痊癒的傷寒兼痢疾，這一次居然只用了一周時間，即告康復。這對弘一是個好消息。他自認稍知醫理，所以一邊服藥（痧葯等），一邊食補（綠豆冬瓜蘿蔔等），一邊又斷食、減食。

可以確定，自1916年起，一直到1932年，弘一法師都是相信斷食可以治病的。

問題是，在這十多年間，弘一法師疾病纏身並未中斷，而斷食似乎並沒有減輕其病苦的趨向。即以痢疾而言，在給夏丏尊去信表達出意料之外的好轉後不久，1932年農曆10月14日，他再次罹患痢疾。四天後，在給廣洽法師的函件中，他尚無痊癒跡象，這因此可能影響他從溫州前往廈門。

到了1936年，弘一罹患了一場持續經年的大病。他在廈門給性常法師的信函中說：「近來精力漸減者，實因正月間內症已愈，胃口大開，故精力驟增，近則胃口漸漸如常，故精力亦衰。性願老法師嘗謂，此次大病，約需二年乃可復元也。下月即擬掩關靜養。」

斷食和減食在這裡已經沒有了療疾的意涵。弘一法師說的是，他自己前一段胃口大開導致精力驟增，最近食慾又像往常一樣不振，精力也因此不濟。很顯然，食物的供給與精力呈現正相關性，這也指向了食物的減少或斷絕並不利於健康的心證。

四年之後，弘一在永春又因身體不佳而給性常法師去信。他說：「余近來身體精神，日益衰弱，肺病亦頗有進步，想不久即可生西。但現在病勢尚未沉重，不能斷絕食物。故每日仍請妙抉師送飯兩次。惟病人之起居飲食，與健康人不同。此事頗令本常住及妙抉師等，諸多不便。還請彼等格外原諒，是幸！且俟病勢稍重，即可斷絕食物也。以上之意，乞為妙抉師講解之。」

因病重，1940年的弘一法師已經做好了生西的準備。他明確提到「斷食」，但斷食的目的和1916年卻恰恰相反，不是為了療疾，而是放棄身體的保養而生西。「現在病勢尚未沉重，不能斷絕食物」指的是，病情還沒到徹底放棄的地步，所以不能斷食。「且俟病勢稍重，即可斷絕食物也」，則明確將斷食和放棄生願聯繫在了一起。

3

弘一法師自命「稍知醫理」，但從其寫給夏丏尊的上述信件可知，他更多受傳統醫學影響——斷食和綠豆治病的信念，說明了這一點。更與現代醫學相悖的是，他進一步相信超驗的聖跡。

以1936年那場曠日持久的大病為例。按照弘一法師的講述，他大概1935年12月中旬在鄉間講經期間，「居於黑暗室中，感受污濁之空氣，遂發大熱，神志昏迷，復起皮膚外症極重。」

此次大病，為弘一「生平所未經過」，「其中有數日病勢兇險，已瀕於危」，後來有所好轉，他將此歸結為：「有諸善友為之誦經懺悔，乃轉危為安」。認為是誦經和懺悔之功。

1936年1月31日，弘一法師給夏丏尊寫了一封信，此時距離他患此疾病已有一個半月，雖飲食如常、熱已退盡，但皮膚外症仍未痊癒，病體尚「卧床不能履地」。他當時估計，可能還要一兩個月才可好病。

弘一的預估過於樂觀了。

在此前後，弘一也給念西、性常兩法師寫信稱：「此次大病，實由宿業所致。初起時，內外症並發。內發大熱，外發極速之疔毒。僅一日許，下臂已潰壞十之五六，儘是膿血（如承天寺山門前乞丐之手足無異）。然又發展至上臂，漸次潰壞，勢殆不可止。不數日腳面上又生極大之衝天疔。足腿盡腫，勢更兇惡，觀者皆為寒心。因此二症，若有一種，即可喪失性命，何況並發，又何況兼發大熱，神智昏迷，故其中數日已有危險之狀。朽人亦放下一切，專意求生西方。乃於是時忽有友人等發心為朽人誦經懺悔，至誠禮誦，晝夜精勤。並勸他處友人，亦為朽人誦經，如是以極誠懇之心，誦經數日，遂得大大之靈感。竟能起死回生，化險為夷。臂上已不發展。腳上瘡口不破，由旁邊腳趾縫流膿水一大碗余。至今飲食如常，臂上雖未痊癒，腳瘡僅有少許腫處，可以勉強步行，實為大幸。」

由此可知，在弘一法師的認知中，疾病的根源在於往昔的惡業（宿業），欲消除此惡因，必須依靠誦經懺悔。這是他的信仰。但矛盾的是，他內心似乎又並不篤信誦經懺悔可以令自己快速痊癒，所以又表示：「二三日後，擬往廈門請外科醫生療治臂患，令其速愈」

經蔡吉堂居士介紹，他專程從泉州去廈門，找曾在日本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黃丙丁，用電療和注射等法給自己治療臂瘡，亦可見其內心的焦灼。

誦經和懺悔所消的宿業並沒有令弘一痊癒，在黃醫生那裡又歷時三四個月，一直到1936年6月，他才擺脫這一輪的病苦。

如果疾病來源於宿業，而電療和注射照理是不能消除宿業的，那為什麼最終的痊癒還要靠這些療法呢？在給性常法師的信中，弘一試圖調和這中間的衝突，既要肯定黃醫生的醫治——「此次醫治雖歷三個月，實甚順遂。因已好者未曾復爛，是為幸事」，但同時又不能否定超驗的療效——「實由仁者等為之誦經懺悔，乃獲安穩痊癒，起死回生也。」

關於宿業導致疾病等逆緣的信念，弘一法師1930年在給夏丏尊的信中也提及過。這一年的正月，弘一住於廈門承天寺，該寺駐兵五百餘人，在距離他的居室數丈之處放槍、唱歌與吹喇叭，令他不勝其煩，不得不於農歷三月乘船返回溫州。

在返程途中，又與兩百多兵士同船，弘一回憶說：「種種逼迫，種種污穢，殆非言語可以形容。共同乘二晝夜，乃至福州。余雖強自支持，但腦神經已受重傷。故至溫州，身心已疲勞萬分，遂即致疾。」

在溫州慶福寺，同樣有駐兵放槍之擾，但較廈門好去不少。弘一總結說：「余自念此種逆惱之境，為生平所未經歷者。定是宿世惡業所感，有此苦報。「

4

弘一一生病苦不斷，而其中最困擾他的就是所謂的「神經衰弱症」。1930年被士兵干擾所導致的」腦神經已受重傷「，說的是同一回事。

1924年，弘一在給李聖章的信中說，他自弱冠時即患有神經衰弱症，「比年亦復增劇」。該年弘一法師45虛歲，已得神經衰弱症25年，雖出家6年，但病情不僅沒有好轉，還更加嚴重了。同年夏天，他還被「血虧」所困擾，「大病已來……較前彌劇」：「寒暑在五十度以下，就感覺寒不可耐」。

在出家做和尚之前，他已深陷神經衰弱的泥潭，無法走出，以至於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長期請假，耽擱了一半的授課。他的狀態不佳，當時就被身邊的人所議論，「人皆謂余有神經病」。1917年，李叔同給自己的學生劉質平寫信，傾訴了自己的苦惱，表示「自知世壽不永，又從無始以來罪業至深，故不得不趕緊修行」。他表示自己明年可能會剃度出家。

劉質平與李叔同有著相同的抑鬱氣質。以至於李叔同還要時時勸慰他「不要憂慮過度，自尋苦惱，或因是致疾，中途輟學。」最嚴重的一次，他甚至斷言劉質平「恐不久將神經混雜，得不治之疾」。他勸劉質平如果不能痛改前非，不如像他一樣剃度入山。

他教導劉質平說：「心倘不定，可以習靜坐法。入手雖難，然行之有恆，自可入門。「可惜的是，雖然在教導劉質平的時候言之鑿鑿，但終弘一一生，他也沒能依靠自己篤信的修習法門擺脫神經衰弱的困擾。

1933年，弘一應廈門妙釋寺念佛會之請，做了題為《人生之最後》的演講。他在其中表達了對」舍念佛而求醫「行為的不屑：

「當病重時，應將一切家事及自己身體悉皆放下。專意念佛，一心希冀往生西方。能如是者，如壽已盡，決定往生。如壽未盡，雖求往生而病反能速愈，因心至專誠，故能滅除宿世惡業也。倘不如是放下一切專意念佛者，如壽已盡，決定不能往生，因自己專求病癒不求往生，無由往生故。如壽未盡，因其一心希望病癒，妄生憂怖，不惟不能速愈，反更增加病苦耳。

病未重時，亦可服藥，但仍須精進念佛，勿作服藥愈病之想。病既重時，可以不服藥也。余昔卧病石室，有勸延醫服藥者，說偈謝云：』阿彌陀佛，無上醫王，舍此不求，是謂痴狂。一句彌陀，阿伽陀葯，舍此不服，是謂大錯。』因平日既信凈土法門，諄諄為人講說。今自患病，何反舍此而求醫藥，可不謂為痴狂大錯耶！」

這中間的邏輯斷裂在於，如果重病尚能因超驗的聖跡而「反能速愈」，為何「病未重時，亦可服藥」？更應依賴聖跡才是。看來服藥還是不服藥，終究在他這裡是一個矛盾。

從弘一一生面對疾病的態度看，雖然祈求超驗聖跡的靈感，但其實又並未如他所言，在每次病重的時候都放棄各種藥物的治療。

在用藥的過程中，弘一也容易被流行的廣告話語所誘惑。譬如在1930年，在給劉質平的信中，他說：「近日每日服百齡機三丸，甚好。」

「百齡機」是民國時期上海灘大亨黃楚九推出的一種中成藥，大家感受一下它刊登在《申報》上的廣告畫風：

「惟常服百齡機藥片，可以壽至百齡，終身康健。百齡機藥片、百齡機藥片，煉取百葯之精華製成，滋補四肢百骸，無孔不入。挽求旣往之虧損，袪除現時之病痛，補足未來之強壯。效力偉大，超過舊有各種補藥，不啻數百倍。此蓋二十世紀藥物學之大進步，常人日服數片，如油潤機器，體質茁壯，時時更新，自幼至老，度世百年，年年無病痛，歲歲保安康。」

該葯還非常量化地列舉出所謂的「平常人服百齡機增加體力表」：

「發育增四十倍、喉音增三十倍、體溫增五十倍、臂力增五十倍、精神增九十倍、腕力增三十倍、聰明增四十倍、操作力增七十倍、志向增三十倍、氣魄增五十倍、智慧增五十倍、膽略增五十倍、記憶力增七十倍、筋力增六十倍、思想力增七十倍、胃力增八十倍、視察力增四十倍、消化力增七十倍、聽力增四十倍、生殖力增九十倍。」

且慢，體溫增五十倍是個什麼意思？不會高燒致死嗎？發育增四十倍又意味著什麼？這個帶著「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色彩的藥物明顯是在收割智商稅，但弘一似乎對此深信不疑。

除了「增加體力表」外，百齡機還有所謂的「有病人服百齡機減少疾病表」：「小兒虛弱童子癆傷減四十倍、面無血色畏冷盜汗減五十倍、舉動乏力心灰意懶減一百倍……作事健忘夜患失眠減九十倍」。

失眠癥狀減九十倍，是否意味著一個人如果原本每天只睡十分鐘，吃了百齡機就可以睡上900分鐘，即15小時？

」甚好」的感受可能只是一種安慰劑效應，弘一法師此後仍然受困於神經衰弱和失眠等症，各種疾病伴隨到其生命的最後一刻。

在1942年之前，弘一先後曾寫過三次遺囑，雖然每次都從死神手裡逃脫出來，但長期的病苦讓他對世間徹底厭離。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師終於被病魔所擊倒，他逝前放棄了醫治，並寫下「悲欣交集」四字。

但半個多世紀以來，對弘一存在的過度美化詮釋已經超越了應有的邊界，乃至於形成了他超越病苦與生死的輿論。高曉松前一段在「曉松說」里一段話很有代表性：

「他是一代大師，他早已知道自己哪一天要圓寂。而且我也看見過豐子愷的回憶錄，那時豐子愷十幾歲，很年輕，他到了福建，他不知道他是弘一法師，只是覺得他畫畫很好，就說：老和尚你能不能給我畫幅畫？他說你四天後來取。豐子愷出去玩忘了，一個禮拜才回來，回來後看到作法事，怎麼回事？原來他已經在三天前圓寂了，讓他四天後來取就是知道四天後圓寂。所以弘一法師的圓寂是大師級的圓寂，坐在那坐化，最後說了八個字：吾今去也，悲欣交集。」

弘一法師圓寂的時候，豐子愷不是十幾歲，而是已經44周歲，弘一出家前他們就已熟識，是師生關係（黃永玉倒是有一篇文章回憶在泉州見過病逝前的弘一，但充滿錯漏，真實性可疑）。弘一併非坐化，而是右脅卧而逝。他當然也沒有所謂的自知時至。

剝去那一層被神化了的包裝，真實的弘一雖然在藝文界融貫中西領時代風氣之先，但在科學認知上還非常傳統，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缺乏基本的現代醫學常識，這個局限當然是那個年代很多知識分子所共有的。

從這個角度看，弘一與病魔作鬥爭的一生，充滿了悲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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