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婚姻，在37歲那年被埋進監獄

二十八年前，父親去世，我把他葬在老家邯鄲市索井村的祖塋。原打算母親百年後與父親合葬，給二老的一生畫上完整的句號。

兩年後，母親因高血壓住進彭城衛生院。在簡陋病房的昏暗燈光下，母親打著吊瓶，一遍又一遍地囑託我：「我死後喪事從簡，別把我往你老家埋，更不能跟你爹合葬。」

早幾年，母親就曾多次與我們子女五人提過這個想法。她一生坎坷，我不該繼續固執己見，只能點頭應允。

母親如此怨恨父親，甚至不願死後再與他相見。

一

1923年，母親出生在邯鄲市固義鄉韋武庄村，十七歲時被迎娶到彭城鎮霍姓家中，婚後有了大哥。這位霍先生，生前曾在八路軍中，與日偽軍作戰時犧牲，逝於壯年。

母親第一次喪夫時年僅二十。她帶著大哥改嫁彭城瓷廠工人趙先生，生下姐姐和二哥。母親與趙先生感情篤深，二人相敬如賓，之後十幾年生活美滿、幸福。可好景不長，母親三十餘歲時，趙先生因病早逝。母親為此悲痛欲絕，即便人到晚年仍在痛惜。

獨自撫養三個孩子的重擔，母親難以承受。於是在1954年經人撮合，招贅我父親，先後生下我和妹妹。父親比母親小一歲，1924年出生在邯鄲市賈壁鄉索井村一個農民家庭，在三個兄弟中排行老二。

據本家的叔伯大娘講起，我的祖上在清中期開過票號「文聚昌」，票號匯通全國，曾富甲一方。但到了爺爺那一代，家業衰敗，一貧如洗了。因家貧，父親沒上過學。五六歲在家鄉的山地里拾柴禾、務農，十五歲到峰峰礦區當瓷窯學徒，十九歲回鄉當兵。

1943年至1947年，父親曾在八路軍某部的一個電台部門擔任保衛工作。1947年大軍南下，父親因身體不適離開部隊，輾轉至彭城的瓷窯，當窯工、拌炭工，繼而遇上了母親。

父母的結合，組建了一個大家庭，全家足有七口人。大伯在1959年的饑荒年景跳井自盡，老家的爺爺奶奶也靠父親撫養。大伯當年想與人結伴到峰峰和村買些南瓜給家人充饑，卻遭隊長訓斥，氣憤不過，選擇了末路。

父親一個人的收入僅能勉強維持生活。母親是個很賢惠的女人，圓臉龐，中等個頭，整日不得閑，我幼年記憶中的她總是忙碌不停。

那時家裡雖窮，但一家人相親相愛，其樂融融。母親知道父親在陶瓷廠上班，活重，勞動強度大，食物跟不上，所以把家裡的食物都緊著父親吃。我年幼不懂事，見她給父親拿乾糧吃，我就拽著父親的衣角喊著：「我要吃饃！我要吃饃！」母親見狀，總會大聲喝斥。

1960年，父親在彭城五八缸廠乾的是包工活，每天用獨輪車運送五、六噸干浸煤，還要扒馬眼（瓷窯頂部的通風口）。那一年，物資極度匱乏。儘管母親精心照顧，一米八大個子的父親，依舊每日食難果腹，常常餓得頭暈腦脹。

5月25日，父親連續幹了兩天兩夜活兒，剛合衣躺下入睡不久，窯工就把父親喊起來扒北窯的馬眼。父親迷迷糊糊爬到窯頂，卻扒了南窯的馬眼。

窯工在下面大喊：「扒錯了！扒錯了！」

父親恍然大悟，立即堵回去，接著又下來和泥，把馬眼封住。南窯的產品出窯後報廢了，造成5400元損失。父親於1960年7月5日被捕入獄。

父親入獄後，家裡失去頂樑柱，母親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擔。

那時彭城人吃水得用軲轆從深井裡取，母親每天取水，用纖細的雙肩挑著，走街串巷往人家裡送。母親早年挑水的那口井，每到冬天，井台的四周積滿冰塊，稍不留心就會滑倒。

之後，母親去彭城公社搬運站找活干，推獨輪車，拉板車，這兩種車都是鐵板焊成的，分量很重。母親運著陶瓷，從陶瓷廠前往彭城火車站，途中要經過一段漫長得上坡路。母親駕著板車，十二三歲的二哥在旁拉著幫套，艱難如騾馬上坡一樣，一步一搖。

母親一生沒有過正式工作，只是遊走於各個單位當臨時工。母親在給我們解釋此事時，說：「當時並非沒有機會當正式工人，但是我不能啊。要當正式工，得先學徒三年，學徒工資每月十八元，根本養活不了你們啊。」

二

父親入獄後，我隨母親乘邯鄲的環形列車，去探視父親。

下火車後，母親拉著我，黃土道上徒步很遠才能抵達監獄。監獄處於一片空曠的平原上，老遠就看見鐵絲網高牆，還有高高的崗樓。

我和母親站在監獄一個空曠的院子里，父親由一個被稱呼為隊長的人陪同，走到母親身邊。母親在父親面前，一改平日里堅強作風，抽泣著訴說生活的艱難。父親站在原地，搓著手，顯得很焦躁、無奈。

母親每一次獄中探視，父親便把自己省下來的津貼，偷偷塞給母親，他每個月有兩元錢津貼，逐月攢成十幾二十元。站在身旁的隊長，常常把頭扭開，裝做沒看見。

回到家後，母親時常召集我們兄弟姐妹五人開會，讓我們重燃生活希望。散場後，母親會把大哥、二哥叫到一旁，向他們解釋她當初和我父親結婚的原因，想化解他們對我父親的怨恨。那時我並不理解他們為何怨恨我父親。

如此過了兩年，老家來信說，爺爺因為父親的事積鬱已久，終於氣絕身亡，讓母親回去奔喪。考慮再三，母親湊出30元錢給我，讓一個年僅七歲的孩子回去奔喪。臨行前，母親再三囑我要走哪條道，見了長輩該如何解釋。

彭城離索井二十多公里，早年交通不便，來往全靠步行。我從彭城火車站出發，沿著鐵路線一直走。累了，坐在鐵道旁歇息；餓了，啃口母親帶給我的棒子麵窩頭。邊走邊打聽，臨近黃昏才灰頭土臉地回到老家。

爺爺家門口搭著靈棚。叔叔一兩年前因病去世，靈棚內跪著的都是尚未成年孫輩，三個堂哥，一個堂弟。

在靈棚外幾盞油燈下，大娘慍怒，問我：「你娘呢？咋就讓你一個小孩回來了！」

我見大娘的兇巴巴的樣子，一時情急，把母親教我說的話忘得乾乾淨淨，隨即「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奶奶見狀，攙我進門。

母親並非對爺爺奶奶沒有感情，只是她不能耽誤打工，並且再無餘力承受族人的指責，因為在爺爺病重期間她沒有替夫盡孝。

以往家裡有什麼要處理，母親都會托鄰居寫信，向父親徵求意見，父親則托獄友回信。對於自己沒有回家奔喪的事兒，母親也去信向父親說明，希望得到他的諒解。

不過，父母這種鴻雁傳書的親密關係，隨著時間推移，逐漸瀕於破裂。

1969年，十四歲的我，時隔數年再次見到父親。那年大哥結婚，父親聽說了，挺高興，托我和母親帶一個搪瓷臉盆送給大哥，作為新婚禮物。

回到家以後，我繼續上學。一次中午放學後，班主任臨時召集班務會，莫名其妙把我叫到講台上，厲聲斥責：「告訴你！你要和你父親劃清界線，否則你一生都沒有翻身的希望……」

我不知所措，立正聽訓，淚如雨下，事後哭著回家。我把經受老師無端指責的事，告訴母親。她匆匆回家做飯給我們吃，一邊忙活一邊聽著，卻一句話也沒說、一口飯也沒吃，便去上班了。

母親那時在彭城耐火廠工作，用草繩包裝耐火磚。耐火磚大多是異型磚，個兒大且重，包裝工作非常吃力。頭一天用水浸泡草繩，使之柔軟。冬天時節，浸泡過的草繩會結冰，冰碴子又冷又扎人。

在母親的幾個子女中，我最愛讀書，初中時學習成績好，尤其受語文老師青睞，語文老師鼓勵我繼續讀高中。母親一心供我讀書，想讓我出人頭地。

初中畢業，我未能如願升學。那個年代沒有升學考試，全由班主任說了算。班主任因為父親的事，不准我升學。語文老師為此奔走，多次找班主任求情均以失敗告終。

母親得知我沒能升學，對父親心生怨恨。

1970年，父親轉至河北唐山的監獄服刑，來信說路途遙遠，不讓家人再去探望。往後數年，我們家歷經磨難，母親沒再給父親寫信，也沒再去過監獄。

五年後，我下鄉滿兩年了，按勞動表現被推薦、分配到邯鄲地區交通局，一個事業單位。可在政審時，再次栽了跟頭。

母親聽說此事，轉身回房把門插上，開始嚎啕大哭。父親的事，一直扼住我們的喉嚨，難以喘息。

三

1978年，環境逐漸放開。那時我在一家偏僻的集體小企業當工人，得知政策消息後，趕緊回家把這一消息轉達給母親。

母親將信將疑。我把形勢和政策一一講給母親聽，她才喜出望外，似乎有一種逐漸能順暢呼吸的快感。

我給父親寫信，讓他在獄中向上申訴。父親回信時，應我的要求附上了判決書，並在信中再三申明：「六零年發生的事故，不是故意所為；不是反革命性質；不是軍工產品。」我極度渴望擺脫「勞改犯兒子」「壞分子家庭」的帽子，便開啟漫長的查明真相之路。

二哥單位有個熱情的潘師傅，多年前和父親同一個單位，常帶我去找父親的工友了解當年的情況。我去了解情況時買來二斤點心，那算是貴禮了。

一些工友收下點心，說，父親當年愛講些「吃飯不吃飯，旦等牛叫喚」之類的俏皮話，「現在說沒事，當年可不行」。

有的人則透露，父親當年不知因何得罪了孔廠長。我向父親求證，父親回信說，他的案子與孔廠長私仇有關。可這位孔姓廠長彼時已經去世。

我根據走訪所得，以及父親描述的情況，寫了申訴狀。1979年6月，複查辦開始複查父親的案子。

案子移交到父親原單位陶瓷五廠複查，負責複查工作的是該廠保衛科。保衛科科長告訴我，在父親案卷中，當時的副廠長劉勇曾證明：1960年父親扒錯馬眼的窯里的產品，是一種耐酸性極強的工業用品，屬試製節段，並非軍用品。此產品試生產過一次，沒有成功。

多數參與複查的人證明，父親當年所為並非有意。最終，複查結論是：量刑過重；定性不準；建議減刑。

這時，父親距刑滿釋放只差幾個月。母親認為父親沒能完全恢複名譽，對此大失所望。

1979年，五十五歲的父親提前幾個月出獄。他沒有給家裡寫信，回來得很突然。我正在市裡一家企業工作，與母親生活在一起。

午後下班回家。一個瘦削駝背、鬍子拉碴、穿著印有「勞改」字樣號服的老漢，出現在我的面前。可見到父親，並沒有想像中得那種欣慰與喜悅。闊別十數年，我和妹妹早已習慣沒有他的生活，無法開口叫他「爸爸」。曾蒙受他養育之恩的哥哥們，都未登門看望。

我和父母、妹妹一家四口，吃了個便飯。席間，父親信誓旦旦地說：「我一定要恢復自己的名譽。」母親聽後，為之興奮不已，我也信心滿滿。

母親把她居住的三間房子截出一間供我居住，母親和妹妹住著另外兩間。父親回來後，母親沒有和父親同房生活，妹妹一度暫居在朋友家讓出房間，直到我婚後外出租房，妹妹才得以搬回家。

往後兩年間，我和父親奔走在各級法院。父親沒文化，出門不認路，我時常得請假陪同。沒有好消息，一般不告訴母親，她有時詢問，我也是盡往好的方面說，怕她失望。

不管是哪一級法院，都有大量案子要複核、審理，進展緩慢。父親母親沒有工作，沒有生活來源，母親還把僅剩的單位解散四百多元錢，用在了我的結婚上。家裡入不敷出，父親只好先停止奔走，去謀生。

四

父親停止奔走後，母親便催父親外出找工作，可他因年齡大和刑滿釋放人員的身份，一直被用人單位拒之門外。母親因而常和我抱怨，嫌棄父親無能。

無奈之下，父親挎著兩個冰棍壺沿街叫賣。晚間回到家，父親把五分、一毛的硬幣以及毛票堆在桌上，數來數去也數不清楚。母親不去幫忙，反而對他冷嘲熱諷。父親愈發迷糊，索性不數了。

後來，父親換過很多謀生手段。他和我說，想去學修鞋修拉鏈，理由是可以有優待。我告訴他：「優待是針對殘疾人的，你要干不見得不收你的費。」他神色暗淡，就此作罷。

父親生前從事的最後一個活計，是在陶瓷二級站套缸。那時父親已是六十幾歲的人，那些笨重的陶器在他手上翻來轉去，十分吃力。這笨重的體力活，出力不小，掙錢卻不多，儘管父親極其節儉，一個月的收人還是僅能維持他自己的生活所需，連母親都養不起，只能靠我們幫扶。

父親出獄後因沒有全面平反、得到安置，母親一直對他心存芥蒂，夫妻常因生活瑣事吵鬧。母親讓父親分攤電費，父親不給，母親便把通往他房間的電線掐斷，父親不甘示弱，乾脆把整個房子的點都掐斷。

二哥查出斷電原因以後，手持菜刀要去報復，後來被鄰居勸住才沒釀成大禍。為此，我把父親一起帶走，隨我同住。母親攔住，不肯放行，她生怕我把父親帶走以後對她不管不顧。

我放下行李，細細對母親解釋：「父親搬出去以後，你倆不會再因瑣事糾纏，彼此相安無事。我向你保證，父親搬出去後，我仍會一如既往的孝敬你。」得到這保證以後，母親才放行。

出獄後第十個年，父親患上胃癌。一天上午，我從辦公室出來，發現父親蹲在我辦公室外，要知道他從未到單位找過我。他面色煞白，痛苦萬分，雙臂交叉，抱在胸前等我出來。

我問父親：「怎麼了？」

「肚子疼。」

我帶著父親去河南安陽內黃尋醫問葯。這次求醫之旅，不僅沒有給父親減輕痛苦，反而給他帶來了委屈。父親方便時走進了女廁，被人破口大罵，我趕緊上前解釋父親不識字，才息事寧人。

返回彭城衛生院，醫生做貝餐造影，最終診斷結果是，父親得了胃癌。我無法接受現實，又帶父親到區中心醫院、峰峰礦務局總醫院……確診為胃癌晚期。

我把父親安置在我的租房裡。房東見父親病入膏肓，怕人死在他房子里，不吉利，一直催我把父親帶到別處。二哥聽說這事，心軟了，放下以往的嫌隙，幫忙勸服母親，父親才得以回老屋居住。

到了後期，父親疼痛加劇，每天要靠杜冷丁減少痛苦。我定期去醫院這葯，回來後讓單位的保健醫生給父親注射。後來醫生在父親臀部划了個十字，告訴我往十字上方的兩個部位打都沒事，久而久之我也學會了注射。

父親臨終前一個星期都住在醫院裡，我和妻子不分晝夜照顧伺候著他。父親意識到自己即將離去，拿出的全部存款四百多元錢，連他住院看病、喪葬費用的零頭都不夠。

父親讓我送他出院。出院時那天，驕陽似火，室外溫度高達四十多度。我和妻子把父親抬到板車上，讓八歲的兒子坐在他身傍打傘，艱難地把他拉回彭城的家中。

當天夜晚，父親走了。

五

兩年後，母親因腦幹出血溘然長逝，大哥決定把母親安葬在彭城，他的責任田裡。

2018年7月，大哥病故。大嫂與我們商量：再做一個棺槨，把母親的趙姓前夫移葬於到彭城，與母親合葬，把大哥葬在母親腳下。

我點頭應允。母親在世時，常說：「我一生中，只在趙姓前夫那裡過了些好日子，和他有感情。」

那便隨了母親的願吧。

-END-

作者丨李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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