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義思想：從伯克到艾略特

撰文：拉塞爾·柯克

翻譯：張大軍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拉塞爾·柯克（1918-1994），美國著名政治理論家、道德家、歷史學家、社會評論家和文學評論家。柯克以其保守主義思想而聞名美國，其思想甚至影響了尼克松、里根等美國總統的施政方向。從立意構思，到對保守主義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的選取，拉塞爾·柯克所著的《保守主義思想：從伯克到艾略特》（漢唐陽光、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4月）在每一方面都做得極為出色，並藉此開啟了美國現代保守主義運動。作者柯克亦被人恰如其分地稱之為「賦予保守派以身份」的思想家。

它並不是黨派行動指南，而是試圖界定「保守」和「保守主義」，梳理保守主義者們關於道德和社會秩序的原則。或者更具體一些，是想探討英國和美國保守主義的精神何在；英格蘭和美國具有什麼樣的共同觀念體系，讓那些有著保守天性之人能夠持續抵製法國大革命肇始的激進理論和社會變革。（以下內容受權摘自該書第二章）

奇蹟時代漸漸遠去，遁入歷史的荒原，成為不可思議的傳統，現在就連平庸時代也已老態龍鍾；在過往的世世代代里，人的生存依賴簡單的法則，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法則變得日益空洞；似乎一切存有都已不在，只剩下現實的幻影，主導上帝所創造的宇宙的主要是裁縫師和裝潢師，所有人都戴上硬棉布面具，四處招手做鬼臉——突然之間，大地斷裂了；在如地獄般的濃煙中，在刺眼的亮光中，革命激進主義的怪物冉冉升起。長著多個腦袋、口中吞吐著火焰的他問道：「你們覺得我怎麼樣？」

卡萊爾就是這麼描寫1789年爆發的革命的；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寫道，卡萊爾的《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書「將英國人從沉迷於伯克思想的狀態中挽救過來」。順便說一句，阿克頓會同意將羅伯斯庇爾和伯克弔死在同一個絞刑架上——這一充滿煽情的說法代表了19世紀自由派人士在這件事上的態度，雖然他們在實踐上同樣憎惡真的這麼干。自卡萊爾時代以降，很多認真思考問題的民眾都認為有關法國革命的真相一定處於埃德蒙·伯克和孔多塞（Condorcet）——如果一定要找出來這麼一個人的話——之間。

在自由主義節節勝利的一百年時間裡，其中的批評家總是認為伯克在法國革命之意義的問題上犯下了大錯。巴寇（Buckle）甚至以悲哀的筆調指出箇中原因：伯克在1790年時已經瘋了。不過，知識界對法國革命的辯護根本沒有從對伯克的打擊中恢復元氣；伯克的同代人詹姆斯·麥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向他的偉大對手無條件投降了，浪漫派人士在回應伯克的呼籲時拋棄了平等的訴求，而卡萊爾則無法擁抱潘恩的狂想。對於不斷成長的那代人中的卓越之士，伯克的《反思錄》抓住了他們的想像力，因為他的風格「像閃電般靈動多彩，帶有犀利巧妙的修飾」［黑斯利特（Hazlitt）語］；在大多數才華橫溢的英格蘭年輕人眼中，其光彩已超過盧梭：他的作品不僅經受住潘恩的攻擊，而且讓它相形見絀。他確立了英國保守主義的路徑，他成為歐陸政治家的楷模，而且他曲徑通幽地滲透進美國人的反叛精神。那些戴上硬棉布面具招搖的人無法逃離法國革命洪水的衝擊，伯克則將那場革命稱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所發生的最驚心動魄的事」。伯克並不是如此招搖之人；他也不屬於平庸時代。他信賴奇蹟時代——那個古老的奇蹟時代，而非人為創造奇蹟的新時代。他燃起一團火，目的是平息法國的大火。

晚至1789年夏，伯克之前所結交的朋友托馬斯·潘恩從巴黎給伯克寫信，希望說服擁有雄辯之才的伯克能夠向英格蘭引介「一種更加恢宏的自由體系」，並成為公眾不滿和民眾主權的代言人。米拉波（Mirabeau）在國民大會發言時也長篇引用伯克演講中的段落——有時會交代引用的來源，有時不交代，熱烈地讚頌輝格黨的領導人。這些陳年往事現在聽起來可能讓人驚訝不已，可是在當時，它們一點都不奇怪；那時，年輕的杜邦（Dupont）可能直言不諱地要求反對喬治三世的人稱頌法國革命。保守的伯克也是自由的伯克——在殖民地事務上，他是我們今天所謂的反對帝國主義者（雖然這聽起來有點尷尬）；在經濟事務上，他是斯密的盟友。不過，他一以貫之地反對法國革命和一般意義上的革命。

熱愛傳統的伯克既是普通人，也是新人。18世紀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是新人們主導的時代：在整個西歐地區，尤其是在英格蘭，日後革命家們迫切要求的理性和靈性平等已經大體上實現，這比巴士底獄被攻陷還早一些年頭。「富有進取心的才智之士」的崛起成就了革命的大災難，而革命的災難被宣稱是模稜兩可的回報的必要前提。在伯克的同代人中，英格蘭最傑出的人才都是新人，來自中產或更低的階層，他們的姓氏包括：史密斯（Smith）、約翰遜（Johnson）、雷諾德（Reynolds）、威爾克斯（Wilkes）、戈德史密斯（Goldsmith）、謝里丹（Sheridan）、克拉珀（Crabbe）、休謨（Hume），等等。哲學家名錄上的名字也差不多是這些。伯克在倫敦國會大廈（St. Stephen』s Hall）演講時環繞他身邊的就是這些他會將國家命運託付於其手中的自然貴族們（natural aristocracy）。

伯克這位新人、這位都柏林律師的兒子已成為貴族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和組織者。鮑德溫（Baldwin）在評論伯克和羅諾克（Roanoke）的約翰·倫道夫（John Randolph）時曾探究為何前者不是托利黨人，後者不是聯邦黨人。他說：「他們都是古典意義上的輝格黨人，因為他們都非常珍惜個人自由——這種愛惜之情像他們的自豪感一樣深不可測，不可戰勝；也因為他們都有強烈的階層歸屬感，換言之，他們都鍾愛屬於自己和所在團體的權利。」

給輝格主義下定義並非易事。輝格黨人反對專斷的王權，提倡政府內部的改革，對英格蘭的海外冒險事業總是持懷疑態度。當伯克進入英國下院時，輝格黨總共才經歷七屆政府的任期，和今天保守黨的存續時間長短差不多。它與商業利益集團和大地產主有隱隱約約的聯繫。輝格黨黨綱中的很多內容會吸引像伯克這樣的年輕人的想像力：法律之下的自由、共同體中各團體之間的平衡、較大的宗教寬容度、1688年的知識遺產。托利黨也會歡迎伯克這樣的新人，而且伯克在托利黨內也不乏熟人。不過，托利黨人支持頑固的王權，有時被愚蠢生硬地執行的殖民和國內管理計劃，以及對不同意見者的不寬容——對於親眼目睹過愛爾蘭天主教徒的無能的伯克來說，最後一點非常可惡。這兩個黨派中間沒有一絲激進主義，同時也沒有真正自覺的保守主義。伯克選擇了需要他的羅金漢（Rockingham）輝格黨。

大衛·塞西爾（David Cecil）勛爵評論說：「即使對佔據了輝格黨人大部分時間的那些國務，他們也疏於理會經濟理論或行政管理實踐中的枯燥細節。對他們來說，政治首先是人品問題，其次是一般原則問題。而一般原則是他們表達的手段，而非思想的中介。他們並不妄想著質疑輝格黨基本的正統原則。所有人都認同有秩序的自由、低稅收和圈地政策；所有人都不認同專制和民主。他們唯一需要做的是，以一種新穎有效的方式重新申明這些無可辯駁的真理。」

整個輝格黨結構的缺陷不言而喻。被羅金漢勛爵納入麾下的不知疲倦的伯克立即開始工作，修補輝格黨大廈中的各處危險裂痕。伯克對政治經濟問題非常感興趣，對於讓大多數政客頭疼的無數細節能了如指掌，僅憑自己就起草了輝格黨的經濟改革方案，並促使它在下院獲得通過。與此同時，他還承擔起另一個角色，將輝格黨人所鍾情的那些一般觀念清晰優雅地表述出來。他願意工作，輝格黨的領袖人物中很少人有這一優點。在一個講究說話藝術的時代，伯克是其中最優秀的演說家。作為作家，就連辛辣的批評家約翰遜博士也對他愛慕有加。輝格黨的觀念構建工作幾乎全部落到伯克的肩上，同時他還要承擔輝格黨的大部分行政管理職責，哪怕在福克斯（Fox）開始與伯克並肩戰鬥之後，情況依然如此。正如約翰遜所言，伯克這位天才能承擔一切工作——可以做主教、總督、詩人、哲學家、律師、教授、士兵，而且在每個行當都能取得很大的成就。然而，即使以伯克所處的貴族時代的標準來衡量，像他這樣的人能成為一個大黨派的其中一名管理者也是讓人意外的事。他才華過人，可是，天才之人常常在政界吃不開。經過1832年的選舉改革後，伯克這樣的人必須登台發表競選演講，很難想像那時的他還會喜歡自己所擁有的權力。由於缺少迪斯雷利（Disraeli）的柔軟身段和格萊德斯頓（Gladstone）的自以為義的狡猾手腕，伯克鄙視民主操作的手段，結果被布里斯托（Bristol）的選民拋棄。

伯克的職業生涯可以按照四項大議題分成截然不同的階段：限制王權；美洲殖民地爭議和革命；有關印度問題的辯論及對黑斯廷斯（Hastings）的審訊；法國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戰爭。在所有這些鬥爭中，伯克只在第一場獲得具有實際意義的勝利。他及其同僚無法與美國達成諒解；黑斯廷斯獲釋；在皮特（Pitt）和鄧達斯（Dundas）領導的英國與雅各賓黨人的法國的戰爭中，實際戰事的進展與伯克的主張有很大的差異。他議會生涯的另一個主要努力方向是經濟改革，雖然現在我們對這件事不甚清楚，當時它卻是最重要的事項。伯克在這方面的努力要幸運得多，給英國政府帶來了持久的好處。就本書之目的而言，重點要關注的是，伯克在處理這些緊迫問題時孕育出的保守主義觀念；確實，從他抗議法庭幫派的腐敗到寫下《論弒君以求和平》（Thoughts on Regicide Peace），這是一個持續穩定的發展過程。奧古斯丁·比萊爾（Augustine Birrell）評論說：「有評論指責晚年的伯克背叛了所謂的自由觀念，沒有比這更膚淺的了。終其一生，伯克都積極維護固有的秩序，特別憎惡抽象的東西和形而上學政治。他在反對法國革命的評論中的火熱激情與他早年相對平靜的寫作中的溫婉爾雅表達的都是同樣的觀點……伯克將人類看作成群出入的勞作之蜂群，因此總是問自己：這些人怎樣才能免於無政府狀態的災難？」

於是，伯克堅定不移地擁抱保守主義；可是，保守的對象又是什麼？伯克不屈不撓地要維護的是英國的憲制及其分權傳統。在伯克的思想中，綜觀整個歐洲，英國的這一體制是最有利於自由和秩序的；胡克、洛克及孟德斯鳩的觀點都強化了他的上述看法。他要維護的也是範圍更大的文明體制（constitution of civilization）。阿那卡西斯·克魯茨（Anacharsis Cloots）可能會聲稱自己是人類的雄辯家；伯克則是人類的保護者。伯克的寫作和演講中內含有一種屬於所有文明人的普世憲制；其主要內容有：敬畏社會偏好的神聖淵源；從傳統和成見中獲取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指引；確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過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僅限於此；堅定支持個人自由和私人財產權；反對空泛教條的變革。《反思錄》對這些信念分別進行了極其真誠、飽含火熱激情的陳述：

這種夥伴關係的目標在許多世代中都無法達成，於是它就變成不僅是活人之間的夥伴關係，而且還是活人、死人和未出生者之間的夥伴關係。每一特定國家的每一契約不過是永恆社會的原初大契約的某一條款而已，將低級本性（lower nature）與高級本性（higher nature）以及可見世界與不可見世界聯繫起來，其依據是一份由神聖不可侵犯的誓言確認的凝固不變的協定，而這份協定則囊括了所有物理和道德本性，並讓它們各安其位……

在緊急狀態中，人們會隨時訴諸成見；在此之前，成見一直不斷地以智慧和美德滋養人的思想，讓人不會在決斷時刻猶疑不決、疑慮重重、迷惑不解或優柔寡斷。成見將人的美德變成習慣，使行動不再是率性之舉……

你們本來會有一個受到保護、心滿意足、勤勞順從的民族，他們被教導去追求並欣賞那種憑藉美德可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得到的幸福；這裡面就包含了人類真正的道德上的平等，卻沒有那種彌天的幻覺，對於一生註定要默默無名、勞作不已的人，這種幻覺刺激出錯誤的觀念，只能惡化和加重它絕無能力清除的那種真正的不平等；對於那些生活處於微寒狀態的人以及能夠攀升到更為亮麗的生活狀態的人來說，文明生活秩序所構建的這種幸福帶給他們的益處是同樣的，而且後者的生活狀態不會比前者更幸福……

這個國家的有些年輕人急於將年邁父輩的社會結構撕成碎片，然後求援於魔術師，希望靠著後者的法具和咒語就能夠讓父輩們的憲法重獲新生，並更新父輩的生活。明智的成見教導我們要特別警惕和排斥這些人。

這是未雨綢繆。威嚴的教會、美好的舊習俗、謹慎的改革——這些要素不僅屬於英格蘭人，而且有普遍的適用性。對伯克來說，它們在印度的馬德拉斯（Madras）和英國的布里斯托同樣有價值。而且在整個19世紀，伯克的法國和德國追隨者們都認為它們也適用於歐洲大陸的體制。因此，伯克的思想體系就不僅僅是為了捍衛英國的政治體系。如果他的思想局限於此，那麼他對我們的意義有一半就只與考古有關了。簡要回顧一下伯克所稱讚的那個具體的憲制可能是值得的——同時也是回顧該憲制所仰賴的那個18世紀社會；反過來，這一社會也依賴於那套政治憲制。最近，針對18世紀出現了很多懷舊型悼念文章；不過，現代人仍有充足的理由尊奉那個時代。

伯克說，英格蘭憲制存在的目的是保護所有階層的英國人：確保他們的自由、他們在司法上的平等、他們體面地生活的機會。其淵源何在？其中包括：英國人傳統的權利，國王認可的法律，以及1688年後國王與議會達成的約定。民眾通過他們的代表（representatives）——而非代理人（delegates）——管理自己的國家，這些代表選自英國各個古老的團體組織，而非飄忽不定的群體。誰是民眾？在伯克看來，公眾由大約40萬自由人組成，他們有閑暇或財產，或者是某個負有某方面責任的團體的成員，這使得他們能夠理解政治的各個要素。（伯克認為確定普選權的範圍要審慎和適度，根據時代的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鄉村紳士、農民、專業階層、商人、製造業主、大學畢業生、某些選區里的店主和興旺發達的手工業者、終身擁有四十先令財富的人，符合這些條件的人享有選舉權。能夠產生政治影響力的各個階層之間由此有了恰當的制衡——王族、貴族、鄉紳、中產階級、舊市鎮、國內的各大學。把每一個英格蘭人放在其中一個階層，其實際利益就一目了然了。在良善的政府體系中，投票的目的不是讓每個人表現自我，而是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不管他是否親自直接投票。

現在所有人都知道針對18世紀的英國選舉體制所提出的一系列指控。沒有人比身為《花名冊年鑒》（Annual Register）編輯的伯克更了解國家的狀況，也沒有人比他更明白要求改革的呼聲。不過，伯克認為改革需要小心以待。自治市鎮腐敗和貪賄橫行，新的工業城鎮代表權不匹配，競選活動和議會本身充斥著腐敗，輝格黨財閥佔有支配地位——伯克清楚了解這一切。他願意推動對英國社會結構進行縫縫補補的改革，不是打斷政治發展連續性的那種一切從頭來的改革。對於里士滿（Richmond）公爵提出的普選權和年度議會的要求，他不認同。他一直倡導自由，從不支持民主。在選民資格要求中，符合其中至少兩項——土地和閑暇——的人，那時和現在一樣廣泛；有教育資格的人更多了，不過，這裡的教育通常並非伯克希望的那種。雖然個人收入出現平均化趨勢，但符合伯克認為選民理想收入水平的人口比例可能並沒有提高。伯克會對現代民主體制感到恐懼。

伯克的時代常常被稱作貴族時代。不過，嚴格說來，它算不上貴族時代：權力基礎很廣泛，遠超貴族和鄉紳的範圍。伯克本人獲得的很多支持來自中產階級，而且他會說：「至少就貴族這個詞通常被理解的意思而言，我不是貴族階層的朋友……我寧願看到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也不願它被嚴酷傲慢的貴族支配。」托克維爾的學術作品精準地描寫了自由的英格蘭：「初看起來，英格蘭的舊憲法似乎仍有效；不過，細看之下，這種幻覺就消失了。忘記那些舊名字，無視那些舊形式，你就會發現，英國的封建體制早在17世紀就已基本上被廢棄：所有階層相互之間都自由交往，貴族勢力已被削弱；貴族身份向所有人敞開。財富成為最重要的權力來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稅賦均等，媒體自由，辯論公開化——所有這些現象都是中世紀社會未曾有的。年輕的血液被巧妙地注入舊封建體制，因此延續了舊體制的生命，並賦予它新的活力，同時還保持著它古老的外觀。」通過觀察英國的自由體系，伯克的思想中留有這些深邃真理的印記：靈性上的連續性，將變革保持在習俗的框架之內的無比重要性，社會是不朽的存在的認知。有些不知深淺的評論家喜歡說伯克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這個詞會令人想起實證主義和生物進化。實際上，伯克非常小心謹慎地避免這一草率的類比。他將社會看作一個靈性的統一體，一種永恆的夥伴關係，一個總是在消亡同時也總是在更新的團體，很像另一個永恆團體和統一體：教會。伯克認為，維護這種社會觀是英國體製取得成功的關鍵——他要捍衛的這種社會觀早在胡克時代就已內含在英國人的思想之中，不過之前從未得到如此清晰的表述。

伯克明白，自由是一個精密巧妙過程的產物；為永久維繫自由，需要保留那些緩慢艱難地將野蠻人提升為文明的社會人的思想和行為習慣。終其一生，伯克首要關注的是正義與自由，這兩者的生死命運緊密相連——這裡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一種有明確內涵的自由，其邊界由習俗確定。他曾為捍衛英國人的自由而反對國王，為捍衛美國人的自由而反對國王和議會，為捍衛印度人的自由而反對歐洲人。他捍衛這些自由的原因不在於它們是新發明的事物，而在於它們是古老的特權，為悠久長遠的實踐所保障。伯克是主張自由的，因為他是保守的。托馬斯·潘恩完全不能理解這種思維框架。

對於本章所涉及的18世紀政治生活，伯克大體上是滿意的。相較於被幻想家重塑的社會的不確定前景，並非社會改良主義者的他更喜歡這個相對和平與安寧的時代，不管它有什麼缺陷。雖然有著非常了不起的才智，伯克在捍衛那個時代的主要特徵時仍感到力不從心。不過，人們可以有把握地指出伯克預見性不足的幾個例子，其中之一是：他似乎忽略掉經濟因素對18世紀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毀滅性影響，這種影響與《社會契約論》對18世紀思想的否定一樣確定不移。他對政治經濟學有透徹的了解：按照麥金托什的說法，亞當·斯密曾親口對伯克說：「在他們討論完政治經濟學議題後，他是在沒有任何溝通的情況下與斯密想法完全一致的唯一一人。」然而，伯克對英國農村社會的衰敗不置一詞，又當何論？伯克和傑斐遜都知道，創新來自城市；漂泊無根的城裡人試圖編織起一個新世界。保守主義最忠誠的跟隨者永遠都在鄉村，鄉下人不急於擺脫舊有的方式，正是這些舊方式讓他們與其頭頂上無垠星空中的上帝以及腳下墳墓中的父輩緊密相連。就在伯克為英國橡樹下淡漠的牛群辯護之際，大規模的圈地運動——這是輝格黨富豪重要的財富來源——正摧毀自耕農、佃農和所有家境貧寒的農村人。隨著自由農民數量的減少，地主的政治影響力肯定下降。伯克寫道：「有些人認為，值得質疑的是，將公共和廢棄土地圈起來的做法究竟到什麼程度才算是明智的或可行的。不過沒有人認為這些做法已經過分。」他的不滿僅止於此。

不過，這是例外情況。伯克通常不會將重要問題置於他的考慮之外。他非常注重實際，幾乎無所不能。「我必須親眼看到那些事；我必須親眼見到那些人。」他將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從慣常的馬基雅維利手段升華至具有美德高度的審慎。伯克曾這麼評價自己的政治實踐：「我每朝前走一步，都很費力。」沉穩地前進不是愛爾蘭雄辯家們的慣常做法。所有人都知道伯克神采飛揚、滔滔不絕的雄辯之才。對於驚慌不已的托利黨看客來說，黑斯廷斯庭審中的伯克看起來確實不像深邃謹慎之人。不過，作為一位政治家，伯克對總的政策有精準的闡述，因為他在做出每一個重要決定時都要仔細考察具體情況。他憎惡「抽象的東西」——這裡他指的不是原則，而是誇大其詞的一般性結論，不考慮人類的脆弱和特定時代及國家的具體環境。因此，雖然他認同英國人的權利以及某些具有普適性的自然法，卻討厭潘恩和法國教條主義者馬上就要宣布為不可侵犯的「人的權利」。伯克堅信適合文明人的某種憲制；他和塞繆爾·約翰遜一樣堅信有關普世人性的道理。不過，這些權利的運用和範圍只取決於習俗和地方環境；就此而言，伯克比法國的革新者們更忠實於孟德斯鳩的思想。一個人永遠都有自衛的權利，不過他並沒有隨時隨地佩帶脫鞘之劍的權利。

當法國革命大潮開始萌動時，伯克馬上就年屆六十；從事反對政府的活動讓他早生華髮；在他整個議會生涯中，除了短暫的兩段時間，他沒有任何官職。因此，在潘恩、米拉波和克魯茨看來，他一定是想像中最自然而然的人物，可以帶領人們清除英國的舊體制。幾十年來，他一直抨擊當權者，其激烈程度在法國無人能及，甚至連伏爾泰也憚於模仿他的做法。伯克曾將英格蘭國王稱作詭計多端的暴君，稱印度的征服者為沒有原則的掠奪者。然而，被潘恩、米拉波和克魯茨忘掉的是，伯克反對國王喬治三世和沃倫·黑斯廷斯的原因是他們愛搞新花樣。他預見到理性時代的新規劃旨在將社會搞得天翻地覆；在揭露對永恆之物的這一新威脅時，伯克表現出來的厭惡之情超過他對托利黨和大人物們的所有抨擊。其中的原因是，比起法國的全部經濟學家和文人雅士，作為輝格黨了不起的務實代言人的伯克更加理解人類的缺陷。「伯克的政治智慧長久流傳，澤被眾人，如果沒有它，政治家們就好像沒有航標的大海上的水手。」說這話的不是丘吉爾，也不是塔夫脫，而是已經過世的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哲學上保守主義的存在要歸功於伯克對革命理論的辨析。

《反思錄》出版於1790年，時在伯克與福克斯的輝格黨決裂之後。次年出版的有《給國民大會代表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以及《新輝格黨人對老輝格黨人的呼籲》（An Appeal from the New to the Old Whigs）。出版於1796年的是《給尊貴的勛爵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Noble Lord）以及《論弒君以求和平》中所包含的早期信件。《論弒君以求和平》的其餘部分出版於1797年。在偉人生命接近終點時出版的這些著作成為保守主義的憲章性文獻。由於他鄙視那些如空中樓閣般建構起來的空泛哲學和觀念體系，伯克沒有致力於將自己的觀念整理成普通的政治學說文集。不過，他在論及法國短暫的恐怖統治時所運用的普遍原則超越了其所針對的具體論題。伯克的觀點內置於豐富的歷史和人物細節之中，這常常使得他的想法比其對手的文章更容易理解。他的小冊子先是抑制了英國國內嚮往法國人新花樣的熱情；很快就使得皮特能夠號召起英國人反對法國的愛國情緒；然後又激起對平等原則的抵制，使得英國憲制在四十年的時間裡幾乎沒有變動。他在世界上依然有很大的影響力。

一直到近些年，對伯克思想的批評大多來自自由派人士以及樂觀主義者；前者無法認同伯克對「進步」和「民主」的懷疑立場，後者的寫作活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維埃革命之前，希冀全社會普遍享有物質和文化成就，這成為他們展望的迷人圖景。

這些評論家都認為，伯克肯定誤解了法國革命運動的總趨勢，因為革命是邁向普遍平等、自由和繁榮的必要一步，不管其當下的表現如何令人不快。然而，事態的發展過程似乎印證了伯克的預言，而且我們當下麻煩不斷的世代已經歷了革命年代那些無限希望破滅的現實：公正與誠實之神（the gods of the copybook headings）帶著火與劍回來了。伯克習慣性地從長遠趨勢和後果考慮問題。伯克的所有預言都已應驗：國家分化成一個個個體的簡單集合，政治機器主導的財產分配，殘酷無情的戰爭時代，應運而生的軍事強人從無政府狀態中打造出獨裁政體，道德和社會行為規則可怕的沉淪。伯克認為，這些恐怖現象的源頭就在革命思想家的激進願景之中。

一直到1914年，對伯克評頭論足者還普遍相信他誇大了激進革命思想對英格蘭的直接威脅。這些評論家沒有親眼看到馬克思主義在俄羅斯的勝利，儘管在歐洲所有國家中，俄羅斯顯然是最不適合進行共產主義實驗的。也許，伯克可能高估了英國激進主義的勢力；不過，現在沒有人能告訴我們，保守主義的勝利在何等程度上直接源自伯克的告誡以及皮特的謹慎之舉，我們只知道伯克和皮特的政策至關重要。到1790年時，支持抽象平等原則的風氣在英國取得很大的進展，以至於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要假裝自己就是英國的「平等的菲利普」（Philippe Egalité），就連貴族們——尤其是里士滿、德比（Derby）、諾福克（Norfolk）、塞爾科克（Selkirk）和埃芬厄姆（Effingham）——都成為激進的憲政協會的會員，而且福克斯和謝里丹也都誤判了革命風潮的走向，甚至後來成為伯克門徒的年輕人——柯勒律治、騷塞和華茲華斯——都被平等的幻想沖昏頭腦；即便如索愛米·傑寧斯（Soame Jenyns）之類的學者也認可「抽籤的原則」和其他修正後的古典民主原則。只有伯克擋住了這一狂熱的風潮。伯克對英國出現的類似法國社會的問題熟稔於心：受圈地運動壓迫的英國農業勞動人口；北部礦區可怕的生存狀況和新興產業階級的非人道待遇；可能會導致倫敦癱瘓的嚴重群眾騷亂——其領頭者就像滑稽歌劇（opéra-bouffe）中的喬治·戈登勛爵；利斯（Leith）暴動；愛爾蘭在這些年積累的可怕怨恨；持理性主義立場的神職人員情緒上的激進化——其中超過半數最初似乎同情法國革命。法國的物質環境為衝突的爆發提供了再有利不過的條件；革命宣傳則為衝突埋下火種。伯克決心掐滅英國的革命火花。如果他沒有剪斷革命的火花，或者如果他只是和福克斯一起頌讚自由、平等和博愛，也許就沒人能撲滅革命的大火。批評者對伯克的評價離事件發生還不到一百年；如果要評估將整個世界推倒重來的後果，一百年的時間還太短。某位擁護民主的著名人士對伯克的評價比多數人更富智慧。當伯克提醒英國注意防範法國革命時，「伯克就是伯克，而且他是對的」。這是伍德羅·威爾遜的評價。

（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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