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全黨全軍領導地位確立的四個階段

我們講，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是講開始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實際上，毛澤東在全黨全軍領導地位的確立，不是一次會議就能完成的，它有一個歷史的過程。筆者認為，毛澤東在全黨全軍領導地位的確立，它是經歷了遵義會議開始確立、遵義會議後逐步確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確立、黨的七大在組織和思想上完全確立這樣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遵義會議，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

我們大家知道，毛澤東是黨的一大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黨的三大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在黨的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領導湘贛邊秋收起義，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後先後任紅4軍黨代表、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會議貫徹執行臨時中央「左」傾冒險主義進攻路線，對毛澤東在紅軍中實行的戰略方針和戰術原則進行了錯誤的批評和指責。毛澤東鑒於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完全信任，堅決不贊成由他「負指揮戰爭全責」。會議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12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根據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發布命令：「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兼政治委員毛澤東同志，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毛澤東被迫離開了紅軍的領導崗位。

1934年1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長征，此時的毛澤東已被剝奪了對軍事工作的領導權，只保留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的職務。因為周恩來的力爭，毛澤東才得以隨軍長征，被編在由中革軍委、紅軍總司令部和總政治部及其直屬隊編成的第1野戰縱隊的中央隊。

湘江戰役使中央紅軍遭受慘重損失，由8.6萬人銳減到3萬人。紅軍廣大指戰員希望改變軍事指揮，擺脫疲於奔命、被動挨打的不利局面。1934年12月12日，中革軍委在湖南通道縣城緊急召開臨時會議，毛澤東被吸收參加會議，討論進軍方向問題。在會上，毛澤東鑒於國民黨已在紅軍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力主轉兵，主張避實就虛，放棄原定向湘西與紅2、6軍團會師的計劃，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等大多數與會人員贊同毛澤東的主張。這是1932年寧都會議以來，毛澤東第一次參加高層決策會議，他的轉兵主張為大多數與會者所接受。

1934年12月5日，紅軍攻佔貴州黎平縣城，18日政治局在此召開會議。會上李德、博古仍堅持由黎平北上湘西與紅2、6軍團會合的意見，毛澤東主張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決定採納毛澤東的意見，西渡烏江北上。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會議重申了毛澤東提出並經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同意的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主張，作出了《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會議決定立即北進，強渡烏江天險，佔領遵義城。

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和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起到了醞釀和準備作用。

1935年1月，紅軍打下遵義後，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著重糾正了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軍事上的錯誤，重新肯定了毛澤東根據戰爭實踐經驗總結出來的一系列正確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會議決定：1.毛澤東增選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3.常委中適當進行分工；4.取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在軍事指揮方面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毛澤東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進入了黨中央最高決策核心，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是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是在我們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召開的，它標誌著我們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第二階段，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逐步確立

1935年2月5日，在雲南威信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來等回憶「在一個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總書記），博古還留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

在此次會議上，毛澤東則被委任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成為黨內最高軍事指揮的幫助者，參與中央軍事指揮。

1935年3月4日，為了加強和統一作戰起見，保證軍事上的集中、機動和前方指揮的有效性，由張聞天提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組成遵義戰役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接著，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致電各軍團，要求「各兵團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敵司令部指揮」。這是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毛澤東首次獲得公開直接指揮紅軍的權力。

1935年3月12日，張聞天在貴州苟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考慮到指揮作戰權力必須高度集中，不能靠許多人開會集體研究決策，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亦稱 「新三人團」，全權負責指揮軍事，使紅軍有了一個精幹、有力的領導核心。在當時戰爭的環境下，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軍事領導和決策機構，代表中央行使軍事指揮決策權。毛澤東進入黨中央軍事指揮決策核心。

毛澤東在全黨和紅軍領導地位的確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是有過鬥爭的。

紅軍四渡赤水，順利渡過金沙江，擺脫了國民黨數十萬軍隊的圍追堵截，到達四川會理地區。部隊由於連續作戰，十分疲勞，某些基層指戰員有些怨言。此時，林彪甚至提出要改變中央軍事領導，要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隨軍主持大計，由彭德懷任前敵指揮。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會理縣城郊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批評了林彪提出的改變軍事領導的意見，要求維護遵義會議確立的政治領導和軍事領導的團結，決定立即北上，同四方面軍會合。會議統一了認識，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1936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反對黨中央確定的北上方針，率領部隊南下，並另立中央，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對抗。後經過黨中央和紅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戰勝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轉發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關於擴大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的命令：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等七人組成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毛澤東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從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到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從黨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不僅在實際上，而且在名義上，逐步確立了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第三階段，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全黨全軍領導地位進一步確立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西洛川召開會議，確定了八路軍實行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制定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為在新形勢下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擔任主席，成為黨的最高軍事領導人。

1937年11月份，王明從蘇聯回國，以共產國際派來的「欽差大臣」自居，凌駕於黨中央之上，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在12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強調要「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的統一戰線獨立自主的方針政策，並不點名批評了毛澤東。

在1938年3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又作了長篇的總結髮言，提出了「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反對黨的洛川會議確立的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他還發表由他起草而未經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他的這種右傾思想一度在黨內佔了上風，引起了黨內思想上的混亂。他在組織上，不尊重、不服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

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後，黨中央派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黨和抗日戰爭情況，並向共產國際遞交了《中國抗日戰爭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書面報告，還向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季米特洛夫單獨作了彙報，使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有了較多的了解，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共產國際專門開會研究了中國革命的情況，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

中共中央決定任弼時接替王稼祥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8月，王稼祥回國前，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季米特洛夫接見了他和任弼時。王稼祥回憶：季米特洛夫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他說：「應該告訴全黨，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王稼祥當時很高興，感到毛澤東的威信已使共產國際的最高領導人信服了。王稼祥回國後，給在武漢的王明拍電報，要王明回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的文件。王明拒不服從，反而提出到他那兒——武漢或西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王稼祥又拍了電報，告訴他速來延安，聽取傳達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見，應服從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否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王明這才回延安。

1938年9月，王稼祥先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在六屆六中全會前，陳雲等曾提議由毛澤東擔任黨的總書記，但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意見，這個問題沒有提交六屆六中全會討論。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和會議總結。會議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對黨的工作的干擾。毛澤東從抗戰以來一直堅持的正確主張，在這次會上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彭德懷在會上發言說：「領袖是長期鬥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鬥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實際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黨的一切重大問題已由毛澤東作出決斷。

第四階段，1945年黨的七大，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在組織和思想上完全確立

為了肅清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影響，1942年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批判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使全黨受到了一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指出：「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同志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之，澤東同志為主席」。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毛澤東在組織上正式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書記處主席。

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會上致開幕詞和作了《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黨的七大確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至此，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在組織上、在思想上完全確立了。

綜上所述，毛澤東在全黨全軍領導地位的確立，它不是一次會議完成的，經歷了一個在遵義會議開始確立、遵義會議後逐步確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確立和到黨的七大在組織上、思想上完全確立這樣四個階段，其間歷時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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