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如何團結民族資產階級解決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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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第70個年頭。70年前，作為中國革命的最後一個難關，上海解放對新中國意義重大。沒有城市管理和經濟運行經驗的共產黨人如何以強大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智慧，戰勝一個個難以想像的困難和挑戰，解放上海，安定上海的？

2018年12月，軍史專家劉統出版《戰上海》一書，用詳實史料還原了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上海解放第一年中所發生的故事。我們從書中節選了與經濟相關的七部分內容，呈現共產黨人和上海人民為穩定上海經濟所做出的種種努力。今天發表的是第一篇，詳細解讀共產黨人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政策和如何解決勞資糾紛的。

《戰上海》

劉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學林出版社 2018-12依靠工人階級，團結資本家

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全市私營企業產值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76%，較大的工商資本家及其代理人1.7萬餘人。他們數量集中，國內外經濟聯繫廣，政治影響大。而中央對這些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政策是進入上海後的一項重要工作。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給鄧小平、饒漱石、陳毅發了《關於注意吸收自由資產階級代表參加工作》的指示電：

「上海民主建國會主要負責人黃炎培、章乃器、盛丕華、包達三、張綱伯、施復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們靠攏。他們是上海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我們認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幫助，可能發生很大的困難，很難對付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及國民黨的強大的聯合勢力，很難使這些敵對勢力處於孤立。這件事，你們現在就應開始注意。因此，請你們考慮，是否有必要在沒有佔領上海以前，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不但上海如此，整個京滬杭區域都應注意此點。」（註解1）

從以上文電可以看到，中央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政策是進城後的一項重要工作。共產黨在進城之前做足了功課，進入上海之後，陳毅市長就開始了一步步團結資本家的工作。

如何面對共產黨，是上海資本家忐忑不安的一個大問題。在他們多數人心目中，國民黨已經令他們徹底失望。經歷了1948年以來的經濟崩潰、幣值改革對他們的巧取豪奪，「打老虎」讓他們心驚肉跳，所以在國民黨離逃上海的時候，沒幾個資本家願意跟他們去台灣。但是共產黨來了，會不會對資本家採取革命措施，剝奪他們的資產，心裡更是無數。因此，上海解放前，凡是有條件的資本家都採取了狡兔三窟的辦法，抽逃大部分資金去國外和香港，然後留一部分人看著廠房和設備，觀望共產黨的一舉一動。

上海解放之前，時局一天比一天緊。富商巨賈聽信國民黨的宣傳，開始大逃亡。榮家總公司系統（大房系統）的負責人都走了，二房系統也走了部分。榮溥仁、榮輔仁先去了香港，「申一」「申九」廠原負責人去了香港，「申六」「申七」廠經理、廠長未離滬，「申二」「申五」廠負責人榮爾仁去香港後，總管理由榮毅仁負責，榮德馨主持廠務。鴻豐公司原負責人胡載之不辭而去，由總公司暫時維持。福新麵粉公司在王禹卿、陸輔仁等去香港後，廠務沒有人管，經理部由榮毅仁和曹啟東負責。

但是老太爺榮德生堅決不肯走。他畢生辛勤經營實業，創造出榮氏企業的不凡業績，成為中國民族企業的一個榜樣。但是也經歷了民國時期的種種黑暗，尤其是1946年被匪徒綁架，付了50萬美元才幸免於難。雖然國民黨的毛森破了案，槍斃了歹徒，但是贖金被充作獎金和辦案費用，沒回來多少，所以榮德生對國民黨徹底失望。此時他不願意逃亡，更不願意拋棄無錫、上海的企業。許多人勸榮德生去香港，都被他拒絕了。他覺得自己無法割捨這裡，無錫是他的家，一棵大樹怎可以離開自己的根呢？

有一位好友說：「共產黨來了，資本家肯定要倒霉的。」榮德生坦然地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我榮德生一生為人處世問心無愧，我不怕。」

公司的職員們惶惶不安，彷彿大難臨頭。他們紛紛打點行裝離開上海，榮毅仁少爺承擔起留守上海的責任。他也要看看，共產黨來了會怎麼樣。（註解1）

1949年5月25日解放軍進了上海，而榮毅仁此前遭到國民黨監察院起訴他承辦軍用麵粉有質量問題，這天應該去舊法院出庭。一大早，「申新」二廠廠長榮德馨跑來報信：解放軍進城了，都睡在馬路上。榮毅仁不信，兩人開車出門，眼見為實，果然如此。解放軍嚴明的紀律，不擾民的作風，給榮毅仁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個新時代真的到來了。

上海解放僅僅一周，6月1日榮毅仁接到市長陳毅的請柬，第二天在外灘中國銀行大樓開座談會。6月2日下午，中國銀行大樓四樓大廳，9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產業界人士拿著有陳毅署名的請帖出席「產業界人士座談會」時，心裡都有些怦怦跳。威震淮海戰場的陳毅將軍，會不會沒收他們的企業資財，革他們的命？

身穿褪色布軍裝、腳蹬布鞋線襪的陳市長和饒漱石政委來了。陳毅開口便說：「工商界的朋友們。」「朋友」二字一出，會場氣氛便有所鬆動。

陳毅對大家說：「反動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已告結束，新的偉大建設任務已經開始。我們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16個字：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人民政府願與產業界共同協商，幫助你們解決困難，你們有話盡可對我們談，我們暫時辦不到的也會說明理由。讓我們共同努力，儘早把生產恢復起來。」（註解2）

然後，陳毅、饒漱石聽取了在座人士的發言，並聽取了他們關於穩定上海局面、恢復生產的建議。饒漱石政委作了總結髮言，他強調：你們的困難也是我們的困難，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政黨。民族工業有光明前途，只要通力合作，定可逐步戰勝困難。關於勞資問題，我們提倡雙方本著勞資兩利的原則，合情合理協商解決。關於稅率問題，我們也認為國民黨時期的舊稅率標準是不合理並必須加以逐步改革的，但目前對情況還未加以調查研究前，只好暫時維持現狀，以防改良不當引致混亂，但今日的稅收是全部為國家所有，用來為人民服務的。

最後，饒政委又解釋了產業界人士因對中共政策不了解導致的某些疑慮。他說：我們要打倒的是官僚資本，而民族資本則是我們的朋友，是應予以扶助和發展的。我們對於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民族工業是採取堅定的保護與發展方針的。

陳毅、饒漱石兩位首長的話，資本家們聽得真真切切，又驚又喜。會後，榮毅仁興沖沖回到家裡，對滿屋等候消息的人宣布：「明天就開工！」

8月的一天，陳毅和夫人張茜，潘漢年副市長和夫人董慧，以及劉曉、許滌新等領導幹部一同來到榮公館，出席榮毅仁的家宴。陳毅搖著一把大葵扇，拉家常問情況，親切坦率，談笑風生，完全沒有一點官架子。4個小時很快過去，雙方溝通了感情，對榮家人和上海資方影響很大。

交朋友歸交朋友，問題歸問題。陳毅明白，榮毅仁請吃飯是「投石問路」。當時榮氏企業處境很不妙，在國民黨搜刮下企業損失慘重；長江口封鎖，原料漲價；逃走的家族成員抽走近1000萬美元資金，在上海的企業實際是個空架子、爛攤子。國內市場沒理順，廠子不能順利開工，拖欠工人的工資也無法兌現。榮毅仁心裡明白，這些困難有的是客觀形勢造成的，有些是自己家族造成的，政府會真心幫助他解決這些困難嗎？

這不是榮家一家的問題，而是上海工商界多數企業的問題。第一大難題是勞資糾紛，戰後重建，百廢待興。因為生產和銷售尚未走上正軌，工廠開工不足，工人工資難以發放，6、7月發生2000餘起糾紛。抽逃資金的資本家哭窮叫苦，工人們要求打倒資本家求解放。

陳毅親自登門談心，做勞資雙方工作。廠里的工會要教育工人樹立主人翁精神，做企業主人，提高覺悟。資方也要積極想辦法克服困難開工，不要依賴政府救濟。為了解決勞資糾紛，上海市政府指示幹部深入各行業了解情況，通過協商訂立勞資兩利的合約。

協商簽約解決勞資糾紛

1949年7月5日，中共中央給各中央局發了《關於解決私營企業中勞資糾紛問題的指示》，指出：「解決勞資糾紛的方式，應以訂立集體合同為主。在現代化的企業中，可以由每個工廠企業的工會組織，直接與本企業的資本家談判訂立（如在同一城市中，有幾個同一性質的工廠企業，而資本家又有聯合組織者，最好還是由產業工會與資本家的組織訂立，而不個別訂立，以免高低不齊互相影響）。」

「在舊式的小企業、商店、作坊中，必須由同一行業工人店員組成的工會與本行業資本家組成的同業公會訂立。因為在同一城市中，同一行業，都有大致相同的習慣或行規，因而工人的勞動條件，也就有基本相同的共同點。這種辦法，可以做到使同一行業包括的許多企業、作坊或店鋪所發生的問題，在一個集體合同當中得到基本解決。這樣，才能使零碎分散的作坊、店鋪中的勞資糾紛，做到有條理、有組織的解決，而且比較容易做到合理恰當，防止過左過右的偏差。」（註解3）

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一年的工作總結說：

「勞資問題上，我們是本著勞資兩利、共同渡過困難的原則，在照顧資方確實的困難，維護勞方應有的利益之前提下，並阻止資方賴皮，糾正勞方過左情緒，做調解仲裁工作。這一工作是我們一切鬥爭中最基本的階級鬥爭，我們一進入上海，特別慎重處理糾紛事件。每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勞資問題終是居著重要的地位。」

「第一次代表會議後，我們頒布了《勞資爭議處理程序》和《復業復工糾紛處理暫行辦法》，把勞資爭議的調處納入正軌。第二次會議通過了年獎辦法，廢除工廠抄身制及勞資仲裁委員會的組織等，起了相當緩和作用。第三次會議通過組織私營企業的勞資協商會議，將以更具體的協商辦法，團結他們共渡暫時的困難。已經有了成就的集體調解、集體協議、集體合同等辦法，在與勞資協商會議相配合之下，當求其更高的成就。勞動局過去曾有某些左右搖擺及調解仲裁後缺乏檢查的缺點，尤應當迅速糾正。同時，我們在研究處理勞資爭議的專業化的分工負責制辦法．以增強調處能力。」（註解4）

有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上海洗浴業調解勞資糾紛，集體合同簽訂的經過。

上海洗浴業共有183家浴室，工友總數7130人。這是一個季節性的行業，夏季為淡月，春冬兩季為旺月。過去工友收入主要依靠小賬，1945年國民黨警察局長宣鐵吾強令取消小賬，浴資一度加倍，就有五五對摺（勞資雙方各得一半）的辦法。當時資方用種種手段減低拆賬，造成很大的糾紛。

國民黨社會局不顧工友最低生活，強迫規定拆賬比例，激起全市工友的憤恨與反抗，曾一度搗毀八家浴室。工友們除受資方剝削外，還受正堂（承包每個堂口的負責人，類似包工頭，每日代資方收繳浴費，又代招雇並管理堂口工友，掌控工友薪資，從中提成）的剝削。工友拆賬所得，還要與正堂分拆。

工友們因長期受資方的重重壓迫與剝削，解放後抱有報復的思想，又因大多來自蘇北農村，想搬用蘇北農村鬥爭地主的一套來斗資本家。勞資糾紛此起彼伏，調處不勝其煩。因此，勞動局對雙方提出以訂立集體合同的方式，來解決全業的問題和糾紛。

在協商過程中，雙方爭論的焦點為：（1）拆賬問題：勞方提出最低「四六」拆，資方提出最高是「三七」拆。經過協商，決定最高的特等師傅以「四四對五六拆賬」（師傅得44%，資方得56%），最低的丙等工人以37∶63拆賬，而且淡月時期雙方所得各降一等。（2）「三大行」（就是浴堂里的擦背、修腳、理髮的工友）的拆賬：資方自己參與勞作和管理者在條文上規定了65∶35的拆賬，而資方堅持62∶38拆賬，爭執很久。結果規定了凡參加工作或管理者，得拆兩份工資，不參加工作而經常不在店內者，不得分拆。

通過協商簽約，解決了四個問題：

（1）明確規定雙方權利和義務：在合同中首先明確規定了資方在業務範圍內的管理權及決定權，職工應服從其指揮。同時也明白規定了勞方有參加工會及正當之社會活動的自由。既糾正了勞方的若干偏向，也消除了資方不必要的顧慮，提高他們經營的積極性，而在按等級規定從流水提成的拆賬制中，限制了資方的過分剝削。

（2）取消了正堂的中間剝削。正堂是坐享漁利的中間剝削者，他承包了資方的堂口，就有僱傭和剝削工友的機會。集體合同中根據群眾強烈的要求，革除了這種中間剝削。但正堂在業務上負有一定責任，所以應給予合理的收入。規定了凡直接參加工作或管理者得拆兩份，不參加工作而又經常不在店內者不得分拆，工友各得一份。員工們直接與資方發生僱傭關係，而且把「正堂」改名為「領班」，也成為勞方的一員。

（3）淡月旺月的規定：洗浴業中「淡月」「旺月」，從前不過是營業上的習慣說法，可是許多勞資糾紛都發生在淡月，資方往往在淡月鑽空子。解放初期，正值浴業淡月期間，所以糾紛更多。合同中規定「淡月」「旺月」各有一定時間，淡月一到，人少一半，資方負擔減輕，而且各級降低一等拆賬，並鼓勵勞方回鄉生產。適當地維持了勞方生活，又照顧了資方的困難。

（4）解決供飯問題。解放前勞方伙食，各店不統一。有的資方供飯，有的由職工貼米，有的完全勞方自理。在淡月工人一天所得甚至不夠伙食錢，許多糾紛由此而起。解放後，勞方一致要求資方供給二飯一粥，並供菜肴。合同中規定由資方供給二飯一粥，至於小菜仍由勞方自理。這個集體協議是上海市總工會協調下，勞資雙方經過了四個多月的醞釀和協商完成的。1950年1月28日在中國大戲院正式簽約。

總工會把紗廠、海員、服裝、旅館等十餘個工會的代表近千人叫來出席。市人民政府，勞動局，總工會等機關和團體也均有代表出席。洗浴業勞資雙方代表依次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籤字蓋章，當勞動局代表當場宣布予以批准後，勞資雙方首席代表朱德文和楊少雲相互握手，表現了勞資兩利政策下勞資關係的融洽。

資方代表仇良左希望同業以增購折實公債來慶祝這個合同的訂立。勞動局副局長徐周良指出：該業集體合同是根據勞資兩利的原則在民主、平等和自願的基礎上訂立的，這不但糾正了部分勞方在解放初期因受長期壓迫和剝削所發生的若干偏向，而且去除了資方因不了解政策所引起的顧慮，今後雙方有了集體合同就可共同來搞好營業。（註解5）

解決勞資糾紛不用政府行政命令，而採取協商的方法，是一個成功的範例，表現了共產黨幹部的政策水平和技巧。

註解：

1.陳重伊著：《榮氏家族》，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4頁。

2.《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53頁。

3.中央檔案館、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編：《城市解放》，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681—682頁。

4.《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總結》（1949年5月27日至1950年4月），上海市檔案館存件。

5.《解放日報》1950年1月29日。

書摘部分節選自《戰上海》一書，較原文有刪節，小標題系編者所加，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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