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敵後游擊戰

一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中國還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人口的絕大多數都在農村。以一個典型的農業國來抗擊工業化程度已經相當高的日本的軍事佔領，農民的作用自然十分重要。一方面，中國軍隊的士兵基本上來自農村，農民對戰爭配合和參預的程度直接影響到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另一方面，任何在敵後開展游擊戰的企圖，都必須要有農民的支持才是真正可能的。

中國最早的抗日游擊作戰，開始於東北地區。自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佔領東北三省之後，國共兩黨以及原東北地方勢力，乃至於青年黨等，均一度發起組織過敵後游擊戰。從1932年初開始，中共滿洲省委就全力推動各級黨組織建立抗日游擊隊。最初在各地組織隊伍的大都是充滿抗日熱情的青年學生，如遼寧磐石中學的學生黨員孟傑民等，事變後從北平清華大學和毓文學院趕回的學生黨員張甲洲和曹國安等。在他們拉起隊伍之後，省委再選派軍委領導人楊靖宇、趙尚志前去在軍事上加以指導。而另外一些部隊則完全是由省委直接派人去發動組織的，如三江省湯原縣的武裝就是滿洲省委派商船學院教授、全滿反日總會黨團書記馮仲雲等人組織起來的；吉林延吉地區的武裝就是留日學生、中共東滿特委書記童長榮等親自組織起來的。包括其他受中共領導和影響的武裝，滿洲省委也是通過大量派遣學生幹部前去起作用的。如對綠林出身的王德林的救國軍，就是由中共綏寧縣委派李延祿去爭取過來，並派中共黨員孟涇清（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學生）、金大倫（北京大學的學生）、賀劍平等在其中建立秘密黨支部加以控制的。1933年，這些武裝由小到大，已分別發展為東北人民革命軍、抗日同盟軍和反日聯合軍等。1936年2月20日，各部隊宣告統一建制，組成了東北抗日聯軍。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前，東北抗日聯軍已編成10個軍，共約2萬人。七七事變後，東北抗日聯軍進一步改編為3路軍。第一路軍約6000人，第二路軍約1000人，第三路軍約500人。

在1932年開始陸續組織起來的，還有東北義勇軍，其最初之聲勢遠大過中共領導的游擊隊，當年夏天曾達到30萬人之眾。但是，與主要由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農民群眾組織起來的中共游擊隊不同的是，它多半是由前東北軍的正規軍隊和警察大隊，以及收編來的胡匪、農民秘密會社等幾個部分組成的。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率領的部隊，主要就是由黑龍江省防軍的步兵第三旅等部，再加上一些胡匪組成的。丁超、李杜的部隊，則是駐吉林步兵第二十八旅、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二旅和山林警備隊等部隊組成的。蘇炳文的部隊，則是黑龍江省防軍步兵第一旅和步兵第二旅一部組成的。另外比較有名的還有馮占海部、唐聚五部等，也都是舊軍隊所組成。而像宮長海、姚秉乾、李忠義、張希武、馬鳴春、劉萬奎、項青山、張海天、小白龍等人則多數是積年慣匪，他們也拉起隊伍，參加了抗日。而原在關內豫東、魯西、冀南一帶的大刀會、紅槍會等秘密會社，日本佔領東北前即轉入東北，這時也有相當部分組織隊伍加入了各部的義勇軍。邢占清、孫秀岩兩部義勇軍中，就以這一部分人數為最多。但是，抗日義勇軍在東北的游擊戰爭只進行了一年左右時間就再難堅持下去了。馬占山部很快就全軍潰敗，被迫與蘇炳文部會合，退入蘇聯。其殘部則退入熱河，被國民政府北平軍分會收編。馮占海部先後在榆樹、拉林等地作戰後，與丁超、李杜所部會合後，參加了哈爾濱的保衛戰。哈爾濱失陷後，屢遭敵人圍攻，被迫撤至熱河，被國民政府北平軍分會收編為第六十三軍。丁超、李杜部從哈爾濱撤退後，丁超變節投敵，余部在李杜率領下，幾經作戰大部分被消滅，也被迫退入蘇境。其餘各部義勇軍情況也大體相似。

1933年以前由於對東北的武裝抵抗不甚重視，日軍最初所派兵力有限。當時在東北各戰場活動的日軍只有第二師團、第六師團、第八師團、第十師團、第十四師團以及鐵道守備隊等，經常參加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敵後游擊戰作戰的兵力不過3萬人，日軍所利用的偽軍也不足3萬人。且除了使用武力之外，日軍也沒有施行那些以後用來對付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的保甲連坐、經濟封鎖、「三光」政策等殘酷手段。這是義勇軍開始時風涌而起的一個重要背景。但隨著日軍逐漸開始加強在東北的兵力，其戰術、火力及兵員素質又強過義勇軍，情況就迅速開始發生逆轉。很明顯，中共武裝同樣也要面對著同樣的情況，這表明，義勇軍的迅速失敗更主要的還是因為其自身的一些原因。

首先，義勇軍大都是以舊軍隊為基礎組成的，擔任指揮的舊式軍官對於通過在敵後堅持作戰這種方式來抵抗，原本就沒有中共游擊隊指揮官那樣一種熱情和決心。他們雖然一度也堅持抗戰，內心裡還是指望中央政府能夠迅速解決問題，幫助恢復東北的地位。由於政府遲遲不能解決問題，他們一遇挫折自然也就容易動搖和退縮，甚至於逃跑或投降了。其次，由於沒有持久作戰的思想準備，因而這些軍官也就不像中共游擊隊指揮官那樣對以游擊戰與日軍長期周旋有足夠的思想準備。第三，他們在軍事指揮上往往墨守成規，襲用正規軍的陣地戰戰法。一經敵軍迂迴抄襲，很容易手足無措。再加上收編的胡匪等烏合之眾一遇危機即不聽調遣，義勇軍的戰力之低亦可想像。更為引人注目的，還是這些部隊與民眾，特別是與農民的關係。因為各地行政系統被日軍完全摧毀，故以正統自居的將領們往往濫發委任狀，致使一些人藉機搜刮人民，大發國難財。東北軍原本紀律就差，再加上收編大量胡匪，許多義勇軍更是紀律蕩然。如李海青部進入大賚縣城時，不僅將商店搶光，而且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櫃，把農民的馬匹全部牽走，拿不走的東西丟棄滿街，甚至強拉青年婦女成婚。結果是東北許多地方的群眾，往往一聽到義勇軍要來，便堅壁清野，逃避一空。其迅速失敗幾乎不可避免。

那麼，中共在東北敵後又是如何保持與民眾的關係並取農民的支持的呢？

1937年在上海出版的一個小冊子記述了東北農民起來造日本人反的情形。他寫道：「遼寧磐石縣二區吉昌子一帶的老百姓，因為受不了亡國奴的氣，都要團結起來打日本鬼子。1932年就先後爆發了3次大的抗日鬥爭。」[2]而當地民眾的這種抗日行動，就是中共磐石中心縣委、滿洲省委巡視員楊林直接指導磐石地區中共黨員孟傑民、李紅光等人發動組織起來的。在磐石地區農民發動抗日暴動的基礎上，中共滿洲省委特地派來省軍委代理書記楊靖宇前來幫助當地黨員組織起了一支游擊隊。中共游擊隊在民眾中樹立威望來說最為有力的，是他們對日作戰的堅決和紀律的嚴明。磐石的游擊隊很快發展成獨立師，其中楊靖宇領導下的游擊行動的成功和中共武裝區別於其他各式武裝的嚴明紀律，都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中共磐石縣委在1933年11月24日《南滿磐石關於日滿匪圍攻東邊道情形致省委報告》中就介紹了部隊受到農民歡迎的情況，稱：「我軍所到之處，到處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愛戴，各地群眾自動殺豬置酒送給隊伍，請求我們到當地去活動。」偽滿軍政部的一份《滿洲共匪研究》的材料也直截了當地承認：「人民革命軍均紀律整嚴，似無抽鴉片、海洛英、賭博等惡習」，且「對於民眾，注意很深，嚴戒著士兵胡作非為……人民革命軍這種軍規肅然的民眾態度，有益於民眾感情的融恰親和，加強二者的結合。」偽通化省警務廳的文件也寫道：「紅軍的活動狀態，與土匪完全不同，行軍中到民家吃飯的時候，一定開付飯錢，拿去的東西也一定給錢，如果當時沒有帶錢，日後一定送到。」偽軍管區的文件上也這樣說：「（人民革命軍）收攬一般農民的方法：對於貧農極其懇切叮嚀，宿營之際，使老幼睡在炕上，自己卻睡在地上，使役農民的時候給相當的酬金。」正因為如此，當1934年2月21日獨立師召集南滿一帶17支反日武裝首領會商成立抗日聯合軍總指揮部時，親臨會場的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小孟親眼見到：「選舉總指揮部的人員的時候，尤為鄭重，皆用投票法。當時室內則鴉雀無聲，選總指揮的17張票，16張寫著楊司令。」[3]

由於得到農民群眾的同情、支持和掩護，中共東北抗日游擊隊雖然兵力有限，武器裝備極差，卻能夠在敵後十分惡劣的條件下堅持與日偽軍長期周旋和作戰。也正因為注意到對付中共的游擊隊必須要切斷其與農民群眾之間的這種聯繫，使之無法得到民眾支持和掩護，日軍自30年代中期以後，陸續開始大搞無人區的政策。即用武力強迫農民群眾集中到四周挖有深溝或築有高牆，設有炮台，布滿鐵絲網的「集團部落」村裡面去，再推行嚴格的保甲制度，一家通「共」，數家連坐，進而對有游擊隊出沒的山區或密林進行嚴密的經濟封鎖，發現游擊隊的營地，便調集重兵圍剿。如此厲行多年，抗日聯軍雖於1940年以後開始得到蘇方的援助，仍因與民眾隔絕而未能堅持下來。1941年以後，抗聯被迫逐漸脫離了本土，撤入了蘇聯境內。[4]

二

七七事變之後，日本開始大規模侵入中國華北、華中地區，在敵後開展游擊戰爭的問題也現實地擺到了國共兩黨的面前。同東北淪陷的情況極為不同的是，1932年以後一度留在東北敵後堅持作戰的大批東北軍和地方警察部隊，嚴格說來均非自願，而是因為日本對東北三省的佔領是先南後北，使之根本無處可退。在關內，日軍的進攻是正面展開的，因此無論國民黨中央軍還是地方軍隊，在抵抗失利後多半都採取了向內地後撤的作法。因此，關內的敵後游擊戰爭，無論對國民黨還是對共產黨，基本上都是一種主動的措施。

戰爭開始時，中共編成的正規武裝僅4萬人左右，而國民黨的正規軍則有170萬之多。兩黨歷經10年內戰，此時中共雖迫於形勢被迫承認國民黨的正統地位，但兩黨相互防範甚深，互不信任。從這種現實的狀況，特別是從兩黨力量對比的角度出發，中共方面自然希望能夠利用在敵後作戰這樣一種方式，取得獨立自主和避免與國民黨摩擦衝突這樣一種便利。從這樣一種心理出發，毛澤東等很早就開始強調：「紅軍特長在運動戰，防守非其所長」，主張在戰爭爆發後應開展游擊戰，如「以一部深入敵後，打其後」。[5]

七七事變後，這樣的可能性迅速出現了。國民黨幾個師的守軍不數天即丟掉平津，中共中央隨即開始要求自己的談判代表向國民政府方面爭取：中共武裝「（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6]8月20日，國民政府大本營頒布的有關第一戰區作戰指導計劃訓令，即部分接受了中共的要求，為八路軍明確規定了敵後游擊戰的作戰任務。指示稱：八路軍應「以陽原、蔚縣、淶源為活動根據地，以策應下花園、宣化、萬全方面之作戰，截擊敵人之側背，並須以便衣隊深入冀東、熱河地區，施行游擊戰，襲擊敵軍後方為主要任務。」[7]

不過，按照國民政府的規定，八路軍只有選派部分武裝以便衣隊形式深入敵後進行游擊作戰的需要，而毛澤東卻相信八路軍全部任務都應用於分散的游擊作戰。由於日本這時佔領區尚小，再加上國內輿論強烈要求中共加入正面防禦作戰，毛澤東的這一提議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廣泛的質疑。這種情況只是隨著日軍迅速向內地推進，才逐漸發生了改變。[8]由於日軍對大片地區的佔領只能採取點線控制的辦法，不僅山地，就是平原地區遠離城市間交通線的農村，都無法實施其統治，因而部隊深入敵後開展游擊戰爭有著相當的迴旋餘地和生存空間。人們對將中共武裝全部投入游擊戰的懷疑因此漸漸消失，已經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中共正規部隊陸續深入敵後，致力於游擊戰爭。

八路軍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游擊戰戰例，是平型關戰鬥。1937年9月，八路軍一一五師受命側擊正在進攻平型關的日軍。師長林彪率兩個團參加了戰鬥，但實際上這次作戰只是一次伏擊戰。一一五師成功地伏擊了從兩個方向對開而至的日軍汽車隊和輜重隊，基本上殲滅這兩支部隊，繳獲並焚毀了大量軍用物資。伏擊戰大功告成，部隊便乘夜轉移，迅速撤離了戰場。在整個抗戰期間，中共正規軍的攻勢作戰，基本上都是這樣一種戰法。其突出表現為：（一）埋伏襲擊，出其不意；（二）以多擊寡，以強擊弱；（三）靈活機動，打了就走。

當然，和東北地區將部隊隱藏於深山和密林中的游擊戰模式不同，由於關內地域遼闊，日軍兵力極其有限，幾乎無法實施集團部落式的隔離行動。而中共又從以往國共內戰時的經驗出發，特別注重根據地的創立。它從戰爭開始即分派出大批部隊，化整為零地分散到農村去，利用遠離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山地和平原邊遠地區的農村，在那裡建立政權，組織生產，武裝民眾，以為生存之所。進而以此為根據地，將周邊與日軍實際控制區連接的地區變為游擊區，形成一種進可攻，退可守的相當機動的態勢。由於戰爭初期，日軍將主要兵力用於正面進攻，再加上八路軍或新四軍致力於創立根據地，對日軍後方心臟地區的威脅並不是很大，因此，在日軍固守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情況下，八路軍通過各種小規模的戰鬥消滅和驅逐了大批的日偽軍，在華北敵後取得了迅猛的發展。

就兵力的擴張來說，自1937年8月下旬八路軍陸續出動前往華北敵後戰場開始，除了在最初兩個月里因作戰較多，又尚未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部隊有所減員外，以後將近一年時間都是處於驚人的發展當中。至1938年春，八路軍一個旅的人數已經相當於國民黨軍一個師，平均達到萬人左右。到這一年年底，整個八路軍的總兵力已經由最初出動時的4萬人，一舉發展到將近22萬人之多。

就根據地的創建而言，1938年2—3月，八路軍挫敗日軍對臨汾、長治及晉西各渡口的侵犯之後，已穩穩地確立了晉察冀、晉東南、晉西北和晉西四大戰略基地。除了山地根據地外，按照毛澤東關於「應即在河北、山東平原劃分若干游擊軍區，並在各區成立游擊司令部，有計劃地系統地去普遍發展游擊戰爭」的指示，[9]八路軍總部也越來越多地要求部隊深入到敵後平原地區去發展。也就是說，八路軍從此開始脫離國民政府為其規定的第二戰區的作戰範圍，開始跳出山西綏遠地區的限制，向河北和山東去發展。如一二九師及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之一部，由太行山區向冀南、豫北平原和鐵路沿線展開，開闢了冀南、豫北和冀魯邊根據地；一二〇師一部向河北及平綏路北敵後發展，建立了察南根據地；一部與晉察冀軍區匯合，挺進冀東，創建了平西冀東根據地；一部隨後還進入了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根據地。到1938年秋天為止，八路軍在整個華北地區已經建立起大片的敵後根據地。在北線，沿管涔山、五台、恆山、軍都山，直至冀東霧靈山，建立起一線山區根據地；在南線，由呂梁山、太岳山、太行山，直至冀中、冀南平原、山東廣大地區，建立起了與平原相結合的根據地，包括晉西北和大青山、北嶽、冀中、平西和冀東、晉西、太岳、太行和冀南、冀魯邊、魯西北和湖西等大大小小十幾塊根據地。

以根據地為依託向外滲透和擴張，這是中共在關內長期堅持抗日游擊戰爭的重要特點之一。這些根據地既無深溝高壘，甚至也沒有明確的邊界劃分，其軍事上的穩固性嚴格說來也不高。通常情況下根據地能夠保持一定時期的穩固，除個別山地，如太行、太岳這樣一些中心根據地，因為有天然的屏障使日軍難以展開大規模的進剿之外，大都不是在軍事上防禦的成功，而是因為與日軍佔領區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所造成的。由於根據地內的八路軍對根據地以外日軍防守的地區不構成直接的或太嚴重的威脅，日軍因兵力不足，只好聽之任之。隨著1938年10月武漢陷落，日軍大規模的正面進攻行動暫時告一段落，大批日軍回師華北，為鞏固佔領區，實現「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目的，日軍曾實行了以打擊八路軍為主的所謂「肅正作戰」。但日軍的這一攻勢顯然沒有能夠取得實際的效果。此後八路軍的擴大仍舊相當迅速，到1940年，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總兵力已經達到將近50萬人了。毛澤東因此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應爭取在最短時間內將部隊的總兵力再擴大30萬人，即當年要達到80萬人，而且「今後應有更進的開展，而其中心點是二百萬軍隊」。[10]

八路軍能夠成功挫敗日軍的進攻和「掃蕩」，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民眾的配合與支持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民眾的配合與支持，在軍事上最典型地表現為全民皆兵和人民戰爭的思想的貫徹。

中共的游擊戰主要是由正規軍來進行的，這些正規軍，如得到國民政府正式番號的一一五、一二〇和一二九師，通常都是由在中共中央軍委領導下的八路軍總部直接指揮的。但是，還在戰爭的最初階段，為適應建立根據地的需要，這些正規軍中就已經分出部分部隊組建了地方武裝。根據地的政權通常都是由這些部隊派生出來的，因而根據地實際上實行的是一種軍政合一的戰時體制。其固有政府的設置，亦有軍區的設置，軍區的最高權力機關在很多情況下實際上是與政府的權力機關相重合的。而軍區的設置，又有大軍區與小軍區之分，大軍區之下，通常又設有小軍區和軍區直屬部隊，再往下還設有軍分區。軍分區則指揮著各自的支隊或團營等地方武裝單位。而這些支隊或團營建制的武裝，並沒有固定的編製，不過視其發展的情況而定其兵力的多少。

地方武裝的建立和發展，是以根據地民兵組織為基礎的。18歲以下的少年兒童被組織成兒童團，幫助村子站崗放哨，檢查過路行人，以防姦細打探情報。18歲到55歲的男人（各地關於年齡的規定各不相同），則組織成民兵，如抗日自衛隊或人民自衛隊等。每縣都設有武裝科以領導這支力量，縣以下則由同級政府直接領導。區以下則每區設有大隊部，內有大隊長、政治指導員及軍政幹事各一人；中心村則設中隊部，村設分隊部，均配備有分隊長及政治指導員。[11]一面進行軍事訓練，組織游擊小組，打擊漢奸，一面擔負上級派給的破路和為八路軍運送彈藥、糧食和傷員等項任務。當時游擊隊的組織在相當地區還是採取自願參加與群眾選舉相結合的辦法。即首先通過政治動員，說明組織和加入游擊隊的必要性與意義，爭取農民自願報名，與此同時由政府和軍區派出工作團召集村一級負責人開會，具體確定可以參加游擊隊的人員名單，由工作團一個一個地登門做說服工作。[12]由於這時多數農村裡的民眾幾乎都被組織到各種救亡會、救國會或動員會中去了，根據地的口號又是「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武裝起來，保家衛鄉」，故老百姓多數情況下深受抗日救亡、保家衛國的政治氛圍的熏染和影響，再加上不少地方政權對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工作做得較為到位，動員成年男子參加游擊隊並不很困難。[13]

地方武裝，特別是民兵和自衛隊的作用對日軍實現其佔領計劃，妨害最為明顯。據冀中根據地報告，最初日軍來到村子時，自衛隊無應付能力，只有同民眾一跑了之。後來漸漸開始敢於遠距離開槍，甚至做簡單的抵抗，使少量的日偽軍不敢貿然進村，從而鼓舞了村民的勇氣，更多的人出錢買槍並組織起游擊小組來了。游擊小組在農民救國會，即黨支部的領導下，從打漢奸開始，發展到拿土槍土炮運用麻雀戰術[14]對兵力較小的日偽軍及其據點，進行分散的襲擾或抵抗，威懾日偽不敢輕易出來。當日軍利用擴建的公路網和碉堡來對付時，游擊小組除了用神經戰，如通過打槍甚至放鞭炮來襲擾日偽軍外，更常常發動民眾參加破路。常常是日軍白天抓人修路，晚上就被破壞掉，以至形成日軍修路平溝而游擊隊破路挖溝的拉鋸戰。[15]

當然，對於日軍以摧毀根據地為目的的大規模的「掃蕩」行動，僅僅靠民眾掩護是不夠的。條件許可時，八路軍即用反「掃蕩」的戰爭來對付日軍的「掃蕩」。如從1939年5月到1940年4月一年左右的時間裡，八路軍在華北就曾進行過幾個團聯合行動的運動戰方式的反「掃蕩」作戰。其中，晉察冀邊區1939年冬季的反「掃蕩」，連續使用五六個團協同作戰，使日軍付出很大代價，其旅團長阿部規秀中將即在此次作戰中被擊斃。

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八路軍則會採取更加靈活機動的戰法。即通過堅壁清野和戰略轉移的辦法，躲過日軍的進攻鋒芒。在這種情況下，除非力量許可，部隊通常對根據地都不實行固守，而是以保存實力為原則，堅決實行十年內戰時紅軍對付國民党進攻的「十六字」方針，即「敵進我退，我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特別是那些與敵占區犬牙交錯的根據地，要想固守自己的根據地，幾乎是不可能的。[16]在這種情況下，預計到根據地難以保持，八路軍必定會將部隊轉移或隱蔽起來，等到敵軍撤走後，再回到原地重建一切。即使不能及時轉移，也必定採取隱蔽的辦法，化整為零地躲避起來，讓敵人摸不著頭腦。這一策略顯然讓日軍吃盡了苦頭。因日軍深知自己的攻勢只能是暫時的和階段性的，部隊無法長期駐守到邊遠的農村中來。而每每日軍一撤，八路軍就捲土重來，很快又開始活躍起來。故其在找不到中共軍隊決戰的情況下，當時唯一能夠採取的手段也只能是徹底摧毀中共軍隊所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

三

由於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把全部注意力幾乎都放在了正面防禦上，蔣介石和國民黨最初對游擊戰顯然不夠重視。在開始為各戰區制定的作戰計劃中，除了特別提到八路軍應派便衣隊前往敵占區去襲擊敵後方以外，很少在總體戰略上考慮在敵後開展游擊戰爭的問題。但是，由於日軍的推進過於迅速，也還是有一些打國民黨旗號的武裝留在了敵後。如河北省保安隊即留在了冀南，前東北軍萬福麟部和察北保安司令孫殿英所部則留在了太行山南部地區，河北民軍司令張蔭梧也率部留在了在冀南晉西的交界處。山西太原失守後，國民黨將近30個師實際上都轉入到山區活動，從行政角度，山西省主席閻錫山還專門划出了7個游擊區。山東則有以孫桐萱為司令的第三軍團留在魯西南，有龐炳勛的第四十軍留在魯南，有山東第六區的行政督察專員范築先和第三區的行政督察專員張里元等組織的抗日武裝留在了魯西北，有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委員秦啟榮組織的游擊隊留在了山東與河北的交界地區，有青島市市長沈鴻烈率海軍陸戰隊和地方武裝留在了魯中地區。另外，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率領的第八十九軍、陳泰運率領的稅警團，以及李明揚、李長江分別為正副指揮的蘇皖游擊隊等，也都留在了江蘇敵後。到1938年底，國民黨留置敵後的兵力總共約有六七十萬人，遠遠超過了中共這時在敵後的武裝數量。[17]

1937年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提出應「採取游擊戰爭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後游擊戰」的建議，蔣介石隨即通令各戰區加強游擊戰。如軍委會次年1月11日即指示第一戰區：「以軍隊聯合組織訓練之民眾，施行游擊，破壞敵之後方。」[18]隨後，第五十三軍奉命向陵川、林縣一帶游擊，騎兵第四師奉命與河北民軍司令張蔭梧等各部游擊隊前往太行山東南要地實施游擊。第二十四集團軍奉命以淮陽為根據地，向津浦路南段游擊；第四十八軍奉命以沭陽為根據地，向隴海路東段及津浦路中段游擊；第六十九軍和第五十七軍亦奉命向津浦路南段游擊。第五戰區更奉命以8個師以上的兵力在大別山分區設立游擊根據地，向安慶、舒桐、六合及豫東皖北方面游擊。蘇北兵團則奉命向淮南遊擊，破壞交通。在1938年武漢會戰前後，第三戰區也曾奉命指揮第十集團軍、第十一集團軍和第二十二集團軍分別在滬杭、京杭和江南鐵路沿線進行游擊，並被要求組織沿江游擊炮隊及布雷隊，妨害日軍後方之安全與長江航運；第九戰區也奉命以4個師以上的兵力在九宮山建立游擊根據地，向敵後游擊，以策應武漢方面。[19]

為加強對敵後黨軍政的控制，國民政府不僅先後委任沈鴻烈、鹿鍾麟、廖磊、韓德勤等為已經陷落的河北、山東、安徽和江蘇各省的主席，而且還在敵後各戰區成立了「戰地黨政委員會」，統一協調和指揮敵後的黨政系統。隨著武漢廣州相繼淪陷，蔣介石更進一步提出「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變敵後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於敵後方」[20]的策略，為此並特地增設了冀察和蘇魯兩個敵後游擊戰區，先後調第五十一軍、六十九軍、新八軍和第九十九軍等挺進山東與河北，以加強游擊力量。為適應這種情況，國民政府軍委會還專門舉辦了游擊幹部訓練班，聘請了眾多中共軍事將領為教官，並編寫了《游擊戰綱要》，分發各戰區、各軍事學校，作為研討游擊戰之教材與實施游擊戰的依據。[21]

由於國民黨對游擊戰爭給予了相當的重視，派遣了大批部隊深入敵後來開展游擊戰，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批重要的游擊區和根據地。如豫東遊擊區、山西遊擊區、浙西遊擊區、魯中游擊區、海南遊擊區等，並建立了太行山東南部根據地、中條山根據地、呂梁山根據地、五台山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浙西根據地以及皖東、皖北和鄂東根據地等。國民政府軍委會從一開始就把敵後游擊部隊納入到正規部隊的指揮系統之下，堅持敵後游擊戰要服從於正面戰場的作戰。從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戰場上幾乎每一次重要戰役，軍委會都直接指令敵後游擊部隊配合正面戰場的作戰。如1939年3月的南昌戰役打響前，蔣介石就明令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部署游擊隊在敵後破壞交通，襲敵輜重，遮斷陽新、通山、崇陽公路，「阻敵增援」。[22]戰役開始後，軍委會更有命令給在敵後的第二戰區，要求其立即發起攻勢以為策應。1939年末發動冬季攻勢時，國民黨方面投入了第二、三、五、九等4個戰區的主力部隊，同時組織第一、四、八戰區和魯蘇、冀察游擊戰區的兵力佯攻配合。1941年9月第二次長沙戰役發動時，軍委會也是明令第五戰區「向長江沿岸、平漢鐵路、襄花、京鍾、漢宜公路及荊宜當面敵人，發動全面游擊」；並頒布魯蘇豫皖游擊計劃，要求淮南、淮北游擊部隊「向淮南、津浦、隴海鐵路發動廣大游擊戰破壞遮斷敵人交通，策應長江方面作戰」。[23]在敵後游擊戰的過程中，山東第六區專員范築先、第三軍軍長唐淮源、第九十八軍軍長武士敏、第二十四師師長寸性奇、沂水游擊司令劉震東、東北游擊司令唐聚五、皖北游擊副司令雷忠等，都先後戰死。可見其多數在敵後對日作戰亦相當堅決。

但是，國民黨的敵後游擊戰多半卻未能堅持下來。至1943年以後，河北、山東、察哈爾等敵後各省，幾乎已沒有國民黨主力部隊了。這裡面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始終相信游擊戰是正規戰之一種，很少真正了解游擊戰的特殊性質和戰法。[24]因此，眾多敵後的國民黨軍名義上執行的是游擊戰的任務，實際上依舊是在用正規戰的戰法。進攻時強調與正面戰場的配合，側重於大兵團作戰，防守時寸土必爭，節節抗擊，結果是打不贏，走不掉，一旦被日軍抓住，便會遭受重大損失。以中條山根據地為例，國民黨軍從開始就大力建造防禦工事，企圖憑藉天險力保不失。1941年5月，日軍調集六個師、兩個混成旅和一個騎兵旅，從三面圍攻中條山。為守住中條山，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將主力7個軍配置在橫廣170公里，縱深50公里範圍內，依靠天險和工事死守硬戰，最後仍被日軍攻破。龐炳勛在太行山、于學忠[25]在山東的失敗，原因也在於此。故日本方面在比較了中共的游擊戰之後，曾對國民黨軍隊的游擊戰有過明白的批評，說：「國民黨系統的軍隊的政治工作和游擊戰，與中共方面相比較，則相形見絀，不夠熟練和妥善。」[26]也正是由於國民黨軍隊在敵後的作戰方式不適合於敵後作戰的客觀情勢，引起了日軍的高度重視和反擊，一些部隊被迫退出敵後戰場，少數部隊投靠了八路軍，另外則有相當多的將領選擇了投降的出路。如第三十九軍軍長兼魯西行政署主任孫良誠、新編第四師師長吳化文、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兼太行山游擊總司令龐炳勛、新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等，均紛紛率部向日軍投降。

國民黨敵後游擊戰難於堅持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其軍隊在農民中間通常不受歡迎，甚至與農民關係緊張。國民黨的軍隊是由中央和地方、新派與舊派等多方面勢力集合起來的一支軍隊，其士兵的來源五花八門，有拉夫拉來的，有僱傭雇來的。軍官們通過虛報士兵人數吃空餉以自肥的，更是司空見慣。這支軍隊中許多部隊因自身紀律松馳、風氣敗壞，導致與農民關係不好，已成固疾。再加上回到敵後來的不少將領，因為要取得各種資源以維持部隊的生存，或者依靠地方上的鄉紳地主壓榨農民，或者用野蠻的辦法去向富裕農戶榨取，結果更是不免搞壞了與地方民眾的關係。對此，國民黨當權者實際上也相當清楚，軍政部頒發的《游擊戰綱要》對「愛護民眾」問題就曾專文強調，但它顯然並未能對部隊起到警示和約束的效果。這種情況是導致敵後國共兩黨摩擦衝突之際，農民大多傾向中共的重要關鍵。對此，當年一位農民的下述說法頗能說明問題。這位山西的老鄉是這樣說的：「八路軍吃喝都給錢，不打罵百姓，打日本鬼子比晉軍強，比騎一軍強。從陝西過來的八路軍沒有一個當漢奸，當漢奸的都是晉軍裡面的人。這裡有很多人都當八路軍了，村子裡的人都說：`遲早要當兵，早一點當八路軍，免得給晉軍拉去當兵。"」[27]

國民黨敵後游擊戰難於堅持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還在於國共兩黨對控制敵後非敵占區的激烈爭奪。國民政府執意恢復淪陷區的軍政系統，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想要藉此實現軍令和政令的統一，限制中共的自由發展。故無論鹿鍾麟還是沈鴻烈，都曾極力想要實現這一目的。只經過了不到一年時間，原本還能夠和平相處的國共雙方就再也無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河北的八路軍首先採取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先是消滅了張蔭梧的河北民軍數千人，然後接連消滅和打垮了其他打著國民黨旗號的游擊武裝，包括喬明禮[28]、金憲章[29]、薛文教[30]、石友三[31]、朱懷冰[32]、孫良誠等人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敵後游擊戰所率領的部隊。幾乎與此同時，鄰近山東和山西兩省的國共兩黨軍事力量，也開始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八路軍在山東重創了齊子修[33]、秦啟榮[34]和沈鴻烈的部隊；在山西則挫敗了閻錫山試圖掌握新軍的計劃。所有這些發生在華北敵後的戰鬥，雙方兵力動輒都在兩三千以上，規模較大時一方的兵力就會達到十幾二十個團之多。由於華北的國民黨敵後武裝多半為舊有的地方勢力，而這些以地主豪強為骨幹的力量，與農民的關係通常比較緊張。再加上部隊的軍紀遠不如八路軍，因此，八路軍僅憑藉自己在當地民眾的良好印象，就在這一系列的爭奪戰中佔盡了上風。

中共在爭奪華北敵後控制權的衝突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導致其對進一步發展華中敵後根據地開始抱以強烈的願望。華中敵後，包括從武漢到長江下游及其淮河流域周邊的幾個較為富庶的省份。日軍這時佔領著這一地區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國民黨桂系軍隊佔據著大別山、淮南地區，以顧祝同為司令長官的第三戰區的兩個集團軍部署在皖贛邊和皖南、蘇南地區，江蘇中部和北部則是國民黨地方勢力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及李明揚和「忠義救國軍」的地盤。由紅軍南方游擊隊改編而成的新四軍，最初兵力不過1萬人左右，只佔據著蘇南、皖南和皖中的幾小塊地區。到1939年4月，成立不過半年多時間的新四軍游擊支隊3個連300餘人，就已經發展到12個團約1萬人；李先念、陳少敏部也只用了幾個月時間，就從最初的幾百人一下子發展到了幾千人。注意到新四軍的迅速擴展，為發展華中敵後根據地，中共中央派周恩來於1939年2月23日到新四軍軍部，確定了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任務。隨後，新四軍第一支隊二團從蘇南開赴江北，開闢了揚中、大橋、泰州地區；六團東進，開闢了蘇州、太倉、無錫、江陰地區；第二支隊四團則由太湖一帶越過長江，開闢了儀征、六合、天長地區。進而又派出第四、五兩支隊開赴津浦路西、路東，分別開闢了以定遠東南藕塘為中心和以安東北半塔集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據地。同時，在中共中央的指揮下，山東的八路軍一一五師還派出了蘇魯豫支隊南下靈壁一帶，一部進入皖東北，主力西移津浦路西。彭雪楓部亦在津浦路西、淮河以北的淮上地區開展活動。山東隴海南進支隊也奉命進入邳縣、睢寧、銅山地區，建立了皖東北根據地。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於1940年2月10日發出了爭取當年再發展30萬正規軍和300萬自衛軍的指示，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在「堅持游擊戰爭的總的任務下，掃除一切投降派頑固派的進攻，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置於共產党進步極〔勢〕力管理之下」。[35]

中共敵後武裝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在華北敵後取得的優勢地位，和漸向華中敵後推進的態勢，極大地刺激了蔣介石和國民黨軍事領導人。出於對異己勢力的恐懼，蔣介石國民黨對中共和地方勢力藉抗戰之機擴大武裝高度警覺。還在1939年5月，軍委會就頒布了《游擊隊調整辦法》，以後又陸續制訂了補給、訓練、獎勵、紀律等多項命令和辦法，力圖通過統一名稱編製、確定指揮系統與軍費等辦法，將敵後游擊隊的管理切實納入其軍令政令之下。到1940年7月間，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上，何應欽更明確強調禁止各部隊擅自擴充和任何收繳落伍官兵和地方團隊的槍枝。1941年，軍委會以提高敵後游擊效能的名義下令整理各戰區內的游擊部隊，明令裁減1/4，裁掉了14萬人。兩年後，再裁掉了16萬人。1944年，還裁掉了8萬人。[36]

對中共武裝，國民黨方面則採取核定編製和劃定作戰區域的辦法，強行限制中共在敵後擴軍佔地。這一年的7月16日，國民黨方面不顧中共方面的反對，明令頒布《中央提示案》，規定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只能編為三軍六師（兩旅四團制）另加5個補充團，不準另有支隊；新四軍只能編為兩師（同前）。其他所有縱隊支隊及其一切游擊隊須一律限其收束，編軍之後不得再委以任何名義或自由成立部隊。其活動地區，只限於陝甘寧邊區18個縣和冀察兩省及魯北和晉北一部地區。隨後，何應欽、白崇禧以參謀總長和副總長的名義於10月19日公開發出通電，限令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於一個月內須全部掃數調赴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地區。[37]

一方面，國民黨堅持限制中共發展，並限令八路軍、新四軍於一月內全部離開華中地區，一方面，中共堅持獨立自主，不受限制，只同意將處於皖南國民黨區域內的新四軍軍部北移過江，雙方為此唇槍舌劍，各不相下，終於導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總共9000餘人，在轉移過程中受到奉命圍趕新四軍北上的第三戰區國民黨軍的圍攻，除1000餘人逃出外，包括軍長葉挺在內，全部戰死或被俘。國共之間攜手合作抗日的局面，自此告一段落。

四

中共雖然拒不接受國民黨的限制，但其擴軍在1940年以後實際上進展也並不順利。1940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討論過擴軍的現實可能性問題。他們發現，至少有兩個困難在現有條件下幾乎難以克服。其一，槍支彈藥嚴重匱乏，儘管年初的指示要求「任何軍隊至少須有五成槍」，實際上許多新擴編的部隊都到不了五成槍，且子彈更是無以為繼。如此則部隊的人數雖增加了很多，戰鬥力卻無法保證。其二，地方民眾負擔太重。以華北幾個根據地為例，晉察冀邊區脫產的黨政軍民學各種人員已佔到當地人口比例的2.8%，冀中區已達到2.9%，平西區和陝甘寧邊區更達到6%以上。根據實際經驗，脫產人員比例決不能超過人口總數的3%，否則財政上根本無法維持。這也就是說，在現有的基礎上，多數根據地繼續擴軍幾乎是不可能的了。這種情況促使中共中央迅速改變了原來的宏大設想，要求各地在擴軍時必須考慮到上述困難，並採取適當的解決辦法，並明確指示：「為了長期堅持鬥爭，必須與敵人爭地盤，各部隊必須向外推進，爭取新區域，發展游擊區，縮小敵占區，必須與敵人縮小我區域企圖作堅持的鬥爭，切忌把部隊集中在中心區域，坐吃山空。」[38]

實際上，正規部隊的過快擴充早就開始遇到兵源方面的問題。早在1938年秋冬，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的擴軍就出現過完不成計劃和達不到質量要求的情況。「如有六十八歲的老頭子，五十幾、四十幾的不少，同時大刀會[39]的人也吸收進來了，流氓地痞也有個把子」；「擴兵的新戰士有大批開小差的，如新城、雄縣擴大的一連人一百七十八個，後來開小差只剩到七十來個」。[40]對此，八路軍雖然很快就對擴軍過程中的問題進行了檢討和改正，新兵開小差的問題也迅速糾正了[41]，但僅限於在根據地內進行徵兵明顯地存在著坐吃山空的情形。要求部隊向外推進，爭取新區域，縮小敵占區，與敵人爭地盤，這個方針直接導致了1940年「百團大戰」的發生。還在這一年的春天，日軍華北方面軍就已經注意到「華北將成為中共天下」的現實危險性，因而決定將「討伐」的重點開始指向八路軍。[42]華北方面軍所屬14個師團中約10個師團很快展開了針對華北敵後的八路軍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所謂「肅正作戰」行動。到1940年6月底，中共華北抗日根據地相當部分實際上已經變成了游擊區。一方面根據地不斷地受到日軍的進攻而縮小，一方面部隊的規模卻還在不斷地擴大，八路軍總部顯然希望通過向外推進來改變這一困境。它在7月間就提出了在敵要害地區組織大規模破襲戰，迫敵退守的戰役設想。在中共中央的與敵人爭地盤的方針推動下，這一設想很快就發展成「百團大戰」的作戰行動。「百團大戰」作戰規模之大，動員兵力之多，作戰時間之長，在八路軍戰史上空前絕後。其作戰形式也表現得多種多樣。除破襲戰[43]具有典型的「撲一下就跑」的游擊戰特點外，在這次戰役行動中，較大規模的運動戰[44]、攻堅戰[45]、陣地戰[46]也相當普遍。這一戰役無疑是對這一時期敵後八路軍與華北日軍總體軍事對抗能力的一次實際的檢驗。檢驗的結果表明，這時的八路軍儘管能夠對日軍造成巨大的軍事威脅，但其軍事實力此時還不能對佔領軍造成實質性的傷害。不僅如此，這場大規模的破襲戰，對華北日軍反倒形成了強烈的刺激，使其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來自八路軍的巨大威脅，因此轉而調集了更多的兵力，對能佔領的區域全部佔領之，對不能佔領的地區則反覆「蠶食」，或用所謂「三光」（燒光、殺光、搶光）政策徹底摧毀之。結果，「百團大戰」的結果，八路軍控制的地區不僅沒有擴大，反而進一步縮小了。幾乎所有平原地區的根據地都成了游擊區，八路軍在敵後的活動變得更加困難了。

就在「百團大戰」開始受到日軍報復後不久，國共關係也因為皖南事變的發生而驟然緊張起來。據此，毛澤東重新估計了戰爭形勢，明確開始提出了「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他指出，之所以必須要實行這樣一種方針，就是因為「敵我軍事技術裝備懸殊太遠，我人力、物力、地區、彈藥日益困難」，如果我不顧一切犧牲來作戰，結果只能是孤注一擲並被敵人打垮。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受到「百團大戰」結果的影響，更加重視游擊戰的戰法，因為他們注意到：「抗日戰爭與過去國內戰爭不同，沒有集中最大力量對敵進行消滅戰的可能。」在現階段中，「我之方針應當是熬時間的長期鬥爭，分散的游擊戰爭，採取一切鬥爭方式（從最激烈的武裝鬥爭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兩面派的方式）與敵人周旋，節省與保存自己的實力（武裝實力與民眾實力），以待有利的時機」。[47]在這種情況下，擴軍計劃自然被放棄了。中央軍委明確指示說：「軍隊在抗戰期間原則上不再補兵（情況特殊者例外），作戰損失後兩團並為一團，兩營並為一營，兩連並為一連，旅的架子也可取消一些，全軍準備明年至後年縮小一半（全軍五十七萬準備縮至二十餘萬）」。「無論將來有無大的變動，在山地根據地內主力軍與地方軍（人民武裝不在內）數量上的比較，一般應以二與一之比為原則，在平原根據地內則以一比一之比為原則。在某些最困難的區域（如冀東、大青山、蘇南），應當打消主力軍與地方軍的區別，全部武裝地方化。……而每個根據地脫離生產者全部數目（包括黨、政、軍、民、學），仍只能占我統治區全人口百分之三左右」。「軍隊（包括游擊隊）與黨政民工作人員的比例，為四分之三與四分之一的比例」。[48]

以最靠近華北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日軍圍攻最為頻繁的冀中根據地為例，到1942年止，日軍共計建築據點和碉堡達1753個，平均每4個半村莊或是1.4平方公里就有一個據點或碉堡，並將各據點和碉堡間妨害展望與射擊的樹木、房屋和丘陵一律削平，且修築了鐵路和公路835公里，平均每6.5公里就有一公里鐵路或公路；挖了4186公里的封鎖溝，即平均每14平方公里就挖有1公里的封鎖溝，不僅各縣之間，就連區、村間也大部分挖了深達數米的深溝，試圖以此來阻止中共武裝的自由行動。與此同時，日軍還採取了殘酷的報復手段，發現哪個村莊藏有中共武裝或幹部，即對該村實行燒搶殺的「三光」政策，或逼迫群眾賠款，以此威脅農民不敢容留或接近中共武裝。在這種情況下，日軍頻頻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掃蕩和清剿作戰。打得最為慘烈的就是冀中「五一大掃蕩」。日軍從1942年5月1日開始，從滹沱河以北向南壓迫，之後又從石德鐵路向北壓迫，企圖將冀中軍我及其所屬第六、七、八等分區的指揮機關和部隊，全部壓迫到滹沱河與滏陽河合流的三角地帶以內，徹底圍殲。冀中中共武裝和民眾在此役中遭受重大損失，僅六分區一個區的武裝就從原來的4500人驟減為2000餘人，全軍區部隊傷亡減員近萬人，民眾被殺害和抓走的更高達數萬人之多。[49]

但是，日軍的有限兵力依舊不可能徹底搗毀中共的根據地和游擊隊。當大規模的「掃蕩」和「清剿」告一段落之後，其仍舊必須要採取點線固守的辦法來維持其對淪陷區的統治。而其採取的通過築碉構堡和挖溝開路的辦法來擴展控制範圍的策略，反而使自己的力量變得更加分散了。1942年夏天之後，日偽軍每個據點或碉堡平均不到30人，大據點也不過幾百人，小碉堡僅十餘人，且多為偽軍，日軍只佔1/4。如此其戰鬥力和火力都大大降低了。中共武裝因此也採取了相應的對策。

八路軍撥出1/3至1/2分散到各縣及敵之側後進行游擊活動，而地方武裝也縮小到以連為最大單位，且通常會以排、班來執行獨立的戰鬥任務。對日偽小股部隊，冀中的中共游擊武裝採取的辦法，或是利用民房隱蔽接近，然後突然衝出，以白刃戰解決戰鬥；或是頂風而上，驅逐敵人回碉堡據點；或是沿日偽兵力薄弱的點線靠近據點，壓制敵人，使其不敢輕易出來。對較大股的日偽部隊，則通常採取村落連環防禦的戰術，對敵進行反合擊，即一部被圍，固守待援，周圍村落部隊自動增援，向敵反包圍。1943年3月，中共冀中部隊的三個班分駐文安大鋪附近的三個村子，被敵200餘人包圍，三個班配合夾擊日偽，戰鬥一日，安全轉移。6月初，冀中一連兵力在深縣南寺庄對來襲之敵進行反合擊，繳獲機槍一挺，步槍31枝，部隊安全轉移。而對敵強大兵力的「掃蕩」「清剿」，則採取化整為零，逐次分散的戰術，三三兩兩，或鑽地洞隱蔽，或預先跳出包圍圈。[50]

由於中共中央採取了上述新的方針，再加上太平洋戰爭的迅速爆發，華北日軍的兵力配備和注意重心逐漸地有所轉移，留置後方的日軍素質和戰鬥力嚴重下降，兩年多之後，中共在敵後的游擊戰爭度過了最艱苦的一段時期，堅持了下來。其軍隊總人數上實際上只縮小了10萬人左右，遠比預期的要少得多。毛澤東在1944年年底總結說：我們在1940年光是大的根據地就有20個，總人口約1億，軍隊達到57萬，「百團大戰」後「我們的力量減少了，損失很大」，但由於我們的方針政策對頭，大的根據地只損失了幾個，人口只減少了不足一半，軍隊只減少了10萬人。到1943年下半年以後，我們的力量就開始呈上升趨勢了。

五

1943年下半年，整個戰爭形勢開始發生了有利於中共華北敵後游擊戰爭的重要變化。由於美國開始大力援助國民政府抗戰，日本本土開始受到能夠直接從中國陸地上起飛的美機的嚴重威脅。而美日之間在海上的大規模作戰，也使日本方面對海上交通線有所顧忌，試圖打通中國大陸南北交通線以便利日方物資的運輸。這種情況自然極大地減輕了日軍對中共敵後根據地的圍攻與壓迫，使八路軍和新四軍重新獲得了行動的便利。八路軍和新四軍敵後游擊戰的軍事方針，自然也開始相應地有所變化。

從1944年初開始，晉察冀軍區首先開始發出「集中適當主力，配合各種方法，廣泛攻襲偽點，迫其撤退，並求得消滅其一部」的指示。但是，由於幾年來部隊已化整為零，相當分散，重新集中起來問題頗多，無論指揮權問題，還是部隊訓練問題，都需要相當時間去解決。因此，各部隊軍事方針的轉換不能不經歷了一個頗為複雜的過程。甚至直到1944年4月中旬，即日軍「一號作戰」已經大規模開始之際，毛澤東仍舊認為：「我黨力量還不夠強大，黨內還不夠統一，還不夠鞏固，因此還不能擔負比較目前更為巨大的責任。」[51]

1944年夏季中國政治軍事形勢的發展更加迅速。一方面是國民黨軍隊在日軍的進攻下節節失利，在國內外引起強烈震動，一方面是八路軍在敵後的地位逐漸引起美國方面的重視，開始向延安派駐軍事觀察組，並一再許諾要向敵後的中共武裝提供軍事援助。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顯然對顯示自己的軍事力量開始表現出相當的熱情。中央軍委明確開始提出「大舉攻襲敵偽」的要求，主張離大城市較近的武裝力量應努力把游擊戰爭發展到城市周圍去，不僅威脅日軍，而且要「準備奪取這些大城市」。而為了準備戰後可能到來的國共衝突，同時也為了能夠在華南建立起戰略根據地，中央軍委還專門組織八路軍緊隨日軍之後南下黃河以南，在河南西部開闢新的根據地，並先後組織了上萬人的南下支隊爭取與廣東的東江縱隊匯合一起，在華南等地開創新的局面，與華北、華中的敵後根據地形成犄角之勢。

與此同時，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八路軍開始重新集結主力，陸續展開了一些攻勢作戰，其作戰形式明顯地再度發生了一些改變。但是，要使自己擔負起更大的責任，實現從游擊隊和游擊軍向正規軍的徹底轉變，甚至是實現從游擊戰到運動戰，從分散指揮到集中指揮，使部隊重新成為一支能夠大規模殲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仍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多年敵後分散游擊的經歷，使得眾多在敵後的部隊已經失去了集中起來進行大規模作戰的能力。蘇軍1945年8月出兵時一支蘇蒙聯軍部隊由外懞直下察哈爾時，曾經遇到一支全部農民打扮，衣衫襤褸，槍支長短不齊的武裝。雖然對方熱情相迎，反覆說明自己是晉察冀軍區所屬某軍分區的八路軍，還是讓軍容整齊，全部機械化的蘇蒙聯軍無法相信，以致將對方視為土匪而強行繳械。

事實上，這個時候的八路軍的裝備仍舊相當落後，不僅槍械制式五花八門，而且徒手仍占相當數量，大多數敵後的作戰部隊更沒有重武器，其使用的彈藥則都是用土製黑色火藥填充的，殺傷力十分有限。以這樣的裝備來同優勢的日軍進行大規模的正規戰，不要說在長期缺乏正規戰訓練的情況下，就是在部隊完成相當時期集中和訓練之後，也很難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因此，雖然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形勢十分樂觀，華北敵後戰場的力量對比也明顯改善，中共中央已經明確提出仿照歐洲希臘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榜樣準備組成「解放軍」，毛澤東也還是相當謹慎地提出了「擠」字方針。他主張：目前「對敵鬥爭的辦法，主要還是擠」，即在鞏固自己的前提下，多打些小勝仗，把敵人一步步的擠出去。而「擠的本身，就是準備反攻」。具體到擠的方法，就是「在可能條件下，應乘虛盡量消減伸入到根據地內之偽軍、頑軍及敵軍小據點，擴大根據地，但一般的暫時不打交通要道及較大城市」。[52]

1940年以後分散兵力和寓兵於民的方針，這個時候開始發揮了效用。隨著戰爭明顯地走向最後勝利，中共迅速開始把各根據地里的大批民兵隊伍升格為地方武裝，進而把相當一部分地方武裝改編成正規軍。到時1944年底1945年初，中共的正規軍已經達到90萬之眾，地方武裝則約有二三百萬之多。

隨著部隊集中的速度逐漸加快，一部分地區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開始加強了攻勢作戰，力爭「把一切守備薄弱、在我現存條件下能夠攻克的淪陷區，全部化為解放區」。注意到整個形勢的進展，1944年底，中共中央最終正式肯定了從防禦轉向進攻，從游擊戰轉入正規戰的必要性。部隊大規模集中化和正規化的任務重新提了出來，隨之，對正規戰（包括運動戰、攻堅戰）的應用和訓練的問題自然而然地開始提上了議事日程。

但是，就整個戰略的轉變而言，所有這些設想始終都還只是停留在紙面上，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提出的戰略反攻階段沒有能夠實現。直到1945年春天，中共中央對日本戰敗時間的估計還較為保守。甚至到日本投降前夕，即8月初，毛澤東還相信敵後現在還未脫離相持階段，估計與日本的最後決戰還要有一年多的時間，因而仍舊強調「我軍戰略方針是在日寇佔領區域實行分散的游擊戰爭，建立與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建立與擴大軍隊、游擊隊與民兵，削弱敵軍、偽軍與聯敵攻我之頑軍」。[53]因此，在整個戰略部署上，中共中央在臨近日本投降之際，仍在做決戰和反攻的準備，強調大規模反攻的時候「尚未到來，尚須稍有所待」。[54]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從游擊戰向正規戰的戰略方針的改變速度自然明顯地落後於形勢了。當1945年8月9日蘇軍大舉出兵和隨後日本宣告投降時，中共絕大多數軍隊顯然還處在游擊戰的狀態中，沒有能夠發展到開始集中作戰舉行反擊的程度。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在敵後游擊戰問題上都進行過嘗試和努力。相比較而言，國民黨的敵後游擊戰主要帶有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的性質，是一種正規戰的輔助戰法。中共的游擊戰則具有獨立自主的戰略意義和價值，其部隊的戰術思想和戰法都與國民黨軍有所不同。而雙方敵後作戰的最大區別，一是在戰法上，二是在兵民關係上。正是由於戰法太過僵化，再加上缺少民眾的支持和配合，國民黨在敵後的游擊隊不僅難於與日軍長期周旋，而且無力與中共的敵後武裝爭奪控制權。中共武裝得益於日軍以主力對付正面戰場，靠良好的軍民關係穩據敵後廣大農村，國民黨武裝在與日本佔領軍和共產黨軍隊的較量中，或退出，或降日，或合流於中共武裝，勢在必然。

注釋

[1] 無論戰爭期間，還是戰爭結束許多年之後，國民黨人始終習慣於把中共在抗戰期間的壯大，歸結為一種陰謀，斷言中共在敵後所以能夠壯大，純因「游而不擊」所致。但十分明顯的是，國民黨在敵後的游擊隊許多即使游而不擊也不能生存下來，更談不上發展了。

[2] 《東北抗日游擊實錄》，上海，1937年11月版，轉見全勇：《東北抗聯征戰實錄》，第一章，血鑄中華網，http：//gd.cnread.net/cnread1/jsxs/q/quanyong/dbkl/002.htm。

[3] 同上引注，http：//gd.cnread.net/cnread1/jsxs/q/quanyong/dbkl/002.htm。

[4] 從時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五軍軍長和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的日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由於日軍開始實施了這一嚴密封鎖的策略，游擊隊自1936年開始即已陷於不得不為給養而戰的艱苦境地。至1939年時已到「廣大群眾被日隔離，一切時事變化消息幾乎完全阻絕。而抗日聯軍現存各部聯繫亦相繼隔斷」的程度。參見周保中：《東北抗日游擊日記》，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頁。

[5] 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頁。

[6] 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0頁。

[7] 《大本營頒第一戰區作戰指導計劃訓令》(1937年8月20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頁。

[8] 有關戰爭初期中共中央內部圍繞著部隊作戰形式和任務的爭論情況，可參見楊奎松：《抗戰初期中共中央對日軍事戰略方針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9] 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17頁。

[10]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40年4月11日)，未刊稿。

[11] 程子華：《冀中平原上的民兵鬥爭》(1942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冀中抗日政權工作七項五年總結(19377—19425)》，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頁。

[12]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頁。

[13] 程子華前引文，同前注，第300頁。

[14] 即以零散的單兵四散騷擾，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15] 程子華前引文，同上引注，第305—309頁。

[16] 如冀中根據地，本身即「處在敵寇四面包圍中，它在津浦、平漢、北寧三條鐵路與滄石公路之間」，日軍佔領的「城與城之間」少的只有不足10公里，遠的也不過30來公里。「敵我相互包圍，布成圍棋式的，犬牙交錯的局勢」。關嚮應：《論堅持冀中平原游擊戰爭》(1939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頁。

[17] 莫岳雲、郭鐵傖：《試論國共兩黨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關係》，《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3—174頁。

[18] 轉見蔣緯國：《抗日戰爭指導：蔣委員長領導抗日艱卓絕的十四年》，香港遠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11頁。

[19] 轉見唐利國：《關於國民黨抗日游擊戰的幾個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1期，第194—195頁。

[20]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二編(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文物供應社1986年版，第149頁。

[21] 莫岳雲等前引文，第175頁。

[22]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五冊(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頁。

[23] 參見蔣緯國編：《國民革命戰史(三)—抗日禦侮》第七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56頁。

[24] 蔣介石即明確認為：「所謂游擊戰，實在是正規戰之一種，一定要正式的部隊才能夠擔任。」張其昀編：《蔣總統集》，台北1993年版，第996頁。

[25] 時任蘇魯戰區司令。

[26]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華北治安戰》(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頁。

[27]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第463—464頁。

[28] 時任河北民軍副總指揮兼第二軍軍長。

[29] 時任新編第二師師長。

[30] 時任山西八分區專員公署督察專員。

[31] 時任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第六十九軍軍長。

[32] 時任豫北自衛軍總司令兼第九十七軍軍長。

[33] 時任山東保安第五師師長。

[34] 時任別動總隊第五游擊縱隊司令。

[35] 《中央、軍委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187頁。

[36] 唐利國前引文。

[37] 參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史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四)，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版，第227—230頁；並見《何應欽、白崇禧致朱彭總副司令、葉挺軍長電》(1940年10月19日)，中央檔案館編：《皖南事變(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7—88頁。

[38] 《中央關於各抗日根據地內省人力物力堅持長期抗戰的指示》(194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卷，第469—470頁。

[39] 被中共認為是帶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農民武裝。

[40]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第290—291頁。

[41] 據王恩茂日記所記，其所在三五九旅隨後幾個月逃兵現象基本上得到了遏止。同上引注，第354—355頁。

[42] 見《華北治安戰》(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245頁。

[43] 「破襲戰」，指以破壞交通、通訊、廠礦、碼頭等設施與襲擊日偽零散據點為目的作戰行動。

[44] 「運動戰」，指通過部隊靈活運動的方式調動敵軍以利殲敵的作戰方式。

[45] 「攻堅戰」，指攻取有堅固堡壘、鹿寨或城牆等防禦工事的目的物作戰。

[46] 「陣地戰」，指以陣地為依託的防禦作戰。

[47]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卷，第124—125，212—213頁；參見《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7頁。

[48] 同上引注，第213—214頁；《關於華中精兵簡政問題的指示》（1942年8月4日）；《中央關於加強統一領導與精兵簡政工作的指示》（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卷，第424，466頁。

[49] 李秉新主編：《血色冀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36-241頁。

[50] 呂正操：《在敵寇反覆清剿下的冀中平原游擊戰爭》（1943年7月），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7-380頁。

[51] 參見《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頁；《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頁；《山東軍區關於敵人收縮兵力和我軍事鬥爭方針給各軍區的指示》，並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711，715頁。

[52] 《毛澤東關於多打勝仗鞏固自己擠小敵人的指示》（1944年9月30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55，458頁；《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卷，第377—378頁；張平化：《對敵鬥爭與練兵運動》（1944年12月17日）。

[53] 1945年8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電報上加寫的內容。

[54] 1945年8月4日，毛澤東在給豫鄂根據地領導人的電報中即估計：「日寇明冬可能失敗，還有一年時間供你們作準備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卷，第2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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