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的「科舉制」自己不要別人要
祖宗的「科舉制」自己不要別人要
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趙匡胤取代後周，建立了宋朝。宋吸取晚唐五代時期藩鎮割據軍人驕橫的教訓，強調以文官治天下。趙匡胤立下「不殺言事士大夫」之誓，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要職，全由科舉出身的文官擔任。宋代嚴格的科舉考試製度，使一大批出身清寒卻勤奮苦讀，且有真才實學的下層知識分子脫穎而出，成為一代名臣或學者大師，如王安石、包拯、司馬光、歐陽修、蘇軾、朱熹等等。這些人比較了解民間的疾苦，能夠同情百姓，勤於吏治，不失為士大夫的精英分子。明代徐有貞曾說，「宋代統治延續了三百年，統治的疆域遠遠比不上唐代，但宋代的人才之多遠遠超過了唐代」。
我們再來看，從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元軍開始第一次攻宋，到宋少帝祥興二年（公元1279年）的廣東崖山之戰，丞相陸秀夫背負宋少帝蹈海而死，宋元戰事長達四十多年。連蒙哥大汗也戰死於南宋合州城下。以宰相文天祥為首的南宋士大夫們，以「君降臣不降」血戰寸土，對趙宋王朝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的政策，作出了最好的回報，也為宋代文官政治的政績，寫下了慘烈的結尾。
再來看取代了宋王朝的元朝，從公元1279年滅宋，統治整個中國算起，到公元1368年元朝滅亡，蒙古人統治中國八十九年。在這八十九年里，蒙古人其實一直沒有看懂過中國人的這套科舉制。他們先是一度廢了科舉長達數十年，後來開辦科舉，也是一會兒舉，一會兒不舉。幾十年里，只辦過大約十次科舉，取仕一千餘人。而且，這些所謂人才，也不受重視，在元朝政府中沒有產生什麼影響，讀書人很生氣，後果當然很嚴重，那就是人才被埋沒，國家的壽命難以長久。
明萬曆年間，利瑪竇在澳門登陸後驚訝地發現，這個古老而遙遠的東方之國原來就是柏拉圖的「理想國」。他告訴西方人一件重大的事實：「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他還煞有介事地告訴歐洲老鄉，「在中國最終實現這一原則的制度叫做科舉制。」
但這樣一種被利瑪竇讚美的科舉制，卻在公元1905年廢止，從而使這一年成為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其劃時代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辛亥革命；就其現實的和象徵性的意義而言，科舉革廢代表著中國已與過去一刀兩斷，這種轉折大致相當於公元1861年沙俄廢奴和公元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後不久的廢藩。
廢科舉後才四個月，深諳社會進化和世事變遷的嚴復，便在《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的演說中說：「不佞嘗謂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如何，非吾輩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
科舉制才廢除五年，曾以廢除它而自豪的梁啟超就後悔了，轉而稱讚「此法實我先民千年前一大發明」，說廢除科舉是因噎廢食、大錯特錯的一件事。他甚至主張恢復科舉：「吾故悍然曰：復科舉便。」國學大師錢穆也認為廢科舉是件昏頭大錯事。公元1955年，他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說：「直到晚清，西方人還知採用此制度彌縫他們政黨選舉之偏陷，而我們卻對以往考試製度在歷史上有過一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氣吐棄了，不再重視，抑且不再留絲毫顧惜之餘地。那直是一件可詫怪的事。」他還說：「清末人一意想變法，把此制度也連根拔去。民國以來，政府用人，便全無標準，人事奔競，派系傾軋，結黨營私，偏枯偏榮，種種病象，指不勝屈。不可不說我們把歷史看輕了，認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鑄成大錯。」最欣賞科舉制度的，似乎是留居中國的英國人英格爾斯：「也許是他們（指中國）所創造出來的唯一值得保留的制度。」另一位觀察家默德赫斯特評論科舉制說：「該制度是真正值得讚賞和模仿的。」
自隋朝（公元606年）開始，經過整個唐朝的補充和完善，中國建立了一個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公平、最科學的人才選拔和任用制度，並以此影響著教育和整個社會。科舉制度的創建是中華文明歷史發展的產物，是平民社會向豪門社會爭取平等權利的成功實踐。隋唐科舉的創新意義和價值，是可以與西方的漢穆拉比法典、英國的大憲章、歐洲文藝復興比肩的偉大創造。
「科舉政治」造就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獨特的人格特點。他們把參與國家政治活動看作個人的使命和責任，並以「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崇高目標。從而逐漸形成了士階層心憂天下、以天下己任的歷史使命感。中華民族得以延續的「秘密武器」之一，正是遴選人才的國家考試製度。古代貢院的匾額上往往寫有「為國求賢」的字樣，但這一「士大夫與君王共治天下」的時代卻與科舉制度一起消亡了。有學者認為，只有把舊制度的魂招回來，我們才知道我們的祖上並不是那麼的落後，才知道我們的歷史並不是那麼一文不值，才知道我們也可以為人類新時代的制度建設做出相當貢獻。
其實，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幾乎佔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五分之三和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據考證，在漫長的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中，曾產生出七百多名狀元，近十一萬名進士，數百萬名舉人。隋唐以降，幾乎每一位知識分子都與科舉考試有著不解之緣，都有過科舉生涯，從未參加過科舉考試的是極少數。科舉產生出了一大批善於治國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眾多有傑出貢獻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學問家、教育家、科學家、外交家等等，通過科舉而施展才華，都是中華民族的英才。
現在，我們要注意的關鍵是：公元1905年廢除了科舉以後，我們又舉了什麼？
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在其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指出：科舉制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居於中心的地位，是維繫儒家意識形態和儒家價值體系的正統地位的根本手段。
公元1972年，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一次對話中說：「現代英國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國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羅馬制相比較，中國的這種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約在二千年的時間裡，或大或小它成了統一中國和鞏固秩序的支柱。後來英國也仿效並確立了通過考試選拔任用行政官員的制度，今天已經廣泛普及。」
我們的制度，自己不要別人卻要。
日本專家伊藤正指出，廢除科舉制度後產生了這樣的弊端：關係等因素成為能否錄用為公務員和幹部的關鍵。近幾年偏重學歷的做法似乎是回歸科學，但是，現行的高等教育制度，破壞了機會均等的條件。另有學者指出，與廢除科舉對應的是提倡新學（即西方），並試圖效法西方的民主政治和選舉制度。在此後的洋務運動時代、民國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中國經歷了效法日德、崇拜英美、學習蘇聯、全面開放等一系列重要的社會思潮和改革實踐。
祖宗的制度，自己不要，有人要。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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