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得再遠，也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

【訪談嘉賓】

徐建剛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教授

洪民榮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黨組書記、主任，研究員

邢建榕

上海市檔案局（館）副局（館）長、研究館員

忻平

上海市社聯副主席、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

蘇智良

教育部研究基地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打進上海，但不可「打碎」上海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有種形象的說法，把解放上海稱為「瓷器店裡捉老鼠」。解放上海之難，究竟難在哪裡？

徐建剛：「瓷器店裡捉老鼠」是陳毅對解放上海戰略目標的一個形象比喻。上海是一座國際性城市、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國民黨當時退守集結了20多萬兵力，除了郊外構築的防禦工事，主要就是利用城市的高樓大廈組成火力網負隅頑抗。

「既要殲滅防守之敵，又要完整地保全上海」，是解放上海總的指導思想。其中，國民黨守軍就像盤踞在「瓷器店裡的老鼠」，既要打死老鼠，又不能把瓷器店裡的瓷器打爛，不能把上海這座城市打爛。

蘇智良：早在七屆二中全會時，毛澤東就高瞻遠矚地指出，進入上海，對於中國革命來說，是過一大難關。共產黨有無能力接管上海，關係到中國共產黨在世界的形象。他說，上海是遠東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是中國唯一的國際性貿易城市，一定要讓這座世界名城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因此，毛澤東甚至明確提出：何時進駐上海，須得我們批准。

要做到「使上海的破壞減至最小」，首先要將敵軍主力消滅在郊外，然後挑選一支過得硬的部隊進攻市區，用輕武器與敵人逐街逐巷爭奪。所以，陳毅把上海攻堅戰比喻為「瓷器店裡捉老鼠」，就是說要打進上海，但不可「打碎」上海。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上海解放比原計劃有所推遲，這是出於何種考慮？

洪民榮：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入南京後，發生了35軍戰士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毛澤東看到新華社有關報告後十分震驚，當即為軍委起草致總前委電報，寫道「必須引起注意，否則可能引出大亂子」。

按原定計劃，軍委批准一星期後就解放、接管上海。但在南京調研後，陳毅覺得七天七夜之後可以攻下上海，但接收準備工作巨大，一星期太短，不然真「可能引出大亂子」。經與鄧小平商量之後，總前委研究再三，於4月30日向中央軍委提出：儘可能推遲半個月到一個月為好。毛澤東經過三天考慮，批准了推遲攻佔上海的報告。

徐建剛：在這段時間裡，我們黨和軍隊主要是在丹陽集訓：一是集中進行入城紀律的學習和教育，重點是攻城時不使用重武器，入城後不入民宅，還有就是外事紀律；二是組織接管機構和幹部配備，按行業組成不同的接管隊伍；三是物資準備，為保證上海解放後整個城市不出現大的動蕩，從各解放區調集糧食、煤炭、燃料等物資。

毛澤東講「過一道難關」，難關之難就在於政治關，必須實現軍政全勝。單純軍事上佔領城市是小勝，只有完整把上海交給上海人民才是大勝、全勝。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據說，丹陽集訓期間，人手一本《城市常識》？

邢建榕：丹陽集訓可說是一次充滿自信的集中教育和培訓，各路準備接管的南下幹部有5000多人，先後在這座蘇南小城集中，學習接管上海的政策和紀律，為接管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學習材料中，有兩本小冊子尤為值得關注，分別是2萬餘字的《城市常識》和比手掌還小的《入城紀律》。

《城市常識》通俗扼要，目錄以課代章。比如，第一課「人民的城市」，第二課「城市裡有些什麼東西」，第三課「城市裡有些什麼人」，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常識》有不同的版本。我看到的就有三野政治部編印與十兵團政治部編印的兩種，內容大同小異，但後者沒有插圖。

《入城紀律》共12條，僅6頁，100多字，但針對性很強，剛性十足，「對違反紀律違反城市政策者必須徹底追究」。它的開本如此之小，顯然是為了隨身攜帶。

一個「裡應外合」的經典案例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解放上海戰役被稱為「我軍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攻堅戰」。這場戰鬥「大」在哪裡？

徐建剛：規模最大主要不是指殲敵數量，而在於戰鬥持續時間和激烈程度。解放上海戰役從5月12日開始，至27日結束，持續16天。

戰役分兩個階段，從12日到22日為第一階段，解放軍分兵兩路，分別進擊浦西吳淞和浦東高橋，橫掃國民黨在上海郊外的防禦陣地，目標是封鎖吳淞口，切斷上海國民黨守軍海上逃生通道。同時，為全殲守軍主力於市郊、攻佔上海市區創造了條件。

23日到27日為第二階段，解放軍兵分多路，分別圍殲市區守軍和吳淞、高橋地區守軍。27日下午，國民黨在楊浦地區的最後一股力量投降。至此，解放上海戰役宣告結束，共殲敵15.3萬。

蘇智良：根據中央軍委關於挑選過得硬的部隊擔負進攻上海市區任務的指示，陳毅、粟裕命令號稱「三野五虎」之一的第27軍執行。

可27軍進攻上海不到6個小時，前線部隊就來電報告兵力不足。27軍政委劉浩天大吃一驚，以為是傷亡太大，一問才知道，各部隊每佔領一個地方就留下一些兵力把守，一路撒下去，兵力就吃緊了。27軍軍長聶鳳智於是命令各師收攏兵力向前打，盡最大可能殲滅敵軍有生力量。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在這場戰役中，有多少解放軍官兵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洪民榮：為解放上海、保全上海，我軍將士英勇作戰、甘灑熱血，共有7613人英勇地獻出了生命。此外，還有72名隨軍支前幹部、民工和100名上海地方各界革命志士壯烈犧牲。

這裡面，血戰外白渡橋尤為驚心動魄。1949年5月26日，解放軍27軍79師進至外白渡橋南岸時，發現橋上堆起一排炸藥。只要發起進攻，敵人就隨時炸橋。為儘快排除炸藥、確保大橋安全，該部236團一連在火力掩護下衝上橋去。一個班上去，全中彈倒下；再衝上去一個班，又全部犧牲。第三個班上去後，一名戰士緊貼橋面匍匐前進。當他接近導火索時，敵人隨即拉火，導火索火星向炸藥包躥來。這名戰士躍起撲上，剪斷導火索，保住了大橋。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在解放上海的過程中，地下黨組織又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洪民榮：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具有優秀的革命傳統。上海解放是一個裡應外合、取得勝利的經典案例。

例如，上海地下黨組織通過打入敵人內部的同志，搜集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情報，為制定解放和接管上海的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據；進行大量策反瓦解敵軍的工作和統戰工作，為我軍迅速解放和接管上海創造了有利條件。

上海地下黨組織還發動廣大群眾，開展反搬遷、反破壞和護廠、護校鬥爭，使國民黨破壞上海、大量搬遷機器設備的陰謀未能得逞，維護了社會秩序，保障了通訊、交通、水電的暢通。

此外，上海地下黨組織克服重重困難，把30多位民主黨派負責人和著名愛國人士護送至香港，並解救了被國民黨監禁準備殺害的一大批進步人士、共產黨員。

這個「見面禮」贏得信任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1949年5月的清晨，不少市民被路邊席地而睡的解放軍官兵深深震撼。請問，解放軍為何能如此嚴於律己？

徐建剛：勝利之師睡馬路是解放軍入城後給上海人民的「見面禮」，也是解放軍從城市特點出發制定的一項紀律

1949年4月1日，三野頒發「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要求指戰員「人人了解，個個熟記」。其中明確規定，「不住民房店鋪，不準打擾戲院及一切娛樂場所」。這一條是陳毅特意要求加上去的。當時，有人不理解，但陳毅態度堅決。毛澤東收到文件後連批八個大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5月10日，陳毅在臨戰動員時再次重申這項紀律。有了鐵的紀律，再加上廣泛的集中學習教育，使部隊在進駐上海後能夠嚴格執行。美國《生活》雜誌在刊發解放軍睡馬路的照片時，用「這個行動宣告國民黨時代已經結束」的標題，向世界報道了這一歷史事件。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但國民黨方面也曾揚言：「不出三個月，共產黨紅的進來、黑的出來。」

洪民榮：對於如何接管好上海，陳毅的態度非常鮮明：「上海人民對我們的希望很大，把我們看成『聖人』，如果一進去就搞亂了，他們就會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響就要費很大的勁。」

為此，我黨對接收人員及其行為制定了非常明確、仔細、嚴格的禁止性規定。例如，入城部隊只有保護城市工商業之責，無沒收處理之權等等。

徐建剛：勝利之師如何體現黨的根本宗旨，從大的視野來看主要是抓了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認真學習黨的政策，特別是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牢記兩個務必」的講話，並對接管幹部和官兵進行路線和形勢教育；二是制定嚴格的城市紀律，對進入城市後的各個方面工作都作出嚴格的紀律規定；三是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對違反紀律的幹部堅決進行紀律制裁。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當時有許多人懷疑，共產黨人擅長打仗，但是否懂經濟？

洪民榮：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

在對接管上海的5000餘名幹部展開教育培訓時，進一步明確進入上海後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主要做好安定人心、接管工作和恢復生產三件工作。同時強調，接管上海必須採取極端慎重與穩重的步驟，必須力求主動避免被動，必須調查研究、逐步改造。

例如，對官僚資本企業及其掌握的各項公共企事業，採取的是「自上而下、原封不動、按照系統、整套接收」方針，接管時不打亂原來的機構，保持各種制度和工資標準，不任意改變或廢除；對私人企業及民族工商業的財產，一律保護不受侵犯，並按照「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扶植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企業發展。至1949年年底，私營工業開工率由1949年5月不足1/3上升到61.7%。

總的來看，從1949年到1952年，通過採取一系列富有創造性、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上海財經狀況得到了根本好轉，實現了從舊上海向新上海的轉變。1952年，上海工農業生產、財政稅收等都恢復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城鄉居民儲蓄2.27億元，為1949年的31倍。

蘇智良：作為新上海的市長，陳毅明確宣告：中國共產黨接管上海就是要建立人民的政權，「改造舊上海，建設新上海」就是人民政府的宗旨。

在市政府的組建過程中，一個重要特徵是充分發揮地下黨和黨內專家的作用。早在1949年4月，黨中央就決定在香港的潘漢年、許滌新和夏衍三人火速回來，準備接管上海。後來，潘漢年擔任常務副市長，夏衍擔任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兼文化局長，許滌新擔任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在建設新上海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對民族工商業人士的保護和支持，是否也是一個深思熟慮的舉措？

邢建榕：是的。早在1949年4月7日，中央就明確意識到，如果沒有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幫助，接管上海可能發生很大的困難。所以，應該吸收這類代表人物參加工作。毛澤東和中央確定：「解放區勞資關係必須採取合作方針，以達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這給上海的工商界人士以很大觸動。

新華銀行總經理王志莘曾是《生活》周刊的第一任主編，還擔任過舊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代總經理。王志莘之子王仁中介紹，解放後，王志莘幫助共產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締了舊上海證券交易所，並把自己持有的股份都交給了國家，還竭盡所能購買政府公債。

陳毅、潘漢年都是做統戰工作的高手，善於交朋友，又善於同代表性人物打交道。陳毅多次召集民主人士、工商業者進行座談，第一時間闡述政策，並共同協商發展生產之道。不少民族工商業者吃下了定心丸。

打贏經濟上的「淮海戰役」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上海解放後，國民黨對上海進行封鎖和轟炸，妄圖把上海變成一個沒有水、沒有電的黑暗、癱瘓的城市。對此，上海軍民是怎樣應對的？

洪民榮：反封鎖、反轟炸，克服困難、維持生產，是上海解放不久即面對的嚴峻課題。

1949年6月23日，國民黨海軍在長江口外佈雷，對上海口岸實行武裝封鎖。1949年6月至年底，國民黨空軍空襲上海地區40餘次，江南造船廠、閘北水電廠等多次被炸，損失嚴重。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上海軍民從多個方面開展了鬥爭，如建立人民防空力量、發動工人力量搶修受到破壞的設備以及對國民黨控制的舟山群島基地實行渡海作戰，一舉解放舟山群島，解除了上海面臨的直接軍事危險。

當年七八月間，陳雲受中央委託，到上海召開全國五大區財經會議，決定由中央財經委員會主持從各地調撥物資，全力維持上海生產。

同時，上海立足於自力更生，果斷擺脫對西方國家的依賴，推動企業生產方向的調整。例如，楊樹浦發電廠把燃油鍋爐改成燃煤鍋爐，公交公司以白煤車代替汽油車，紡織工業逐步改用國產棉花，以共同克服困難、維持生產。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這一時期，「謠言攻擊」是不是也不少？

洪民榮：上海解放初期，一些國外敵對勢力和國民黨及其散兵游勇、殘渣餘孽，利用革命秩序尚未完全建立之際，大肆散布政治謠言，張貼、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妄圖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權。

對此，我們黨從一開始就採取了積極措施。比如，全面建立宣傳制度。1951年11月，全市已有市、區兩級報告員257人，在145個黨支部建立對群眾的宣傳網，經審批公布的宣傳員有2883人。

值得一提的是，伴隨上海解放，《解放日報》《勞動報》《青年報》先後出版，《文匯報》《新民報（晚刊）》先後復刊，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成立。這些媒體尤為重視群眾工作，普遍設置群眾工作部門和專欄，負責讀者來信、來訪工作及編髮出版「讀者來信」專欄或專版，廣播電台還開設新聞、社教和服務類節目，既正面宣傳，又反謠闢謠，有效引領了社會輿論。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除了反封鎖、反轟炸、反謠言，還有哪些亟待破解的難題？

徐建剛：當時有一句話，「穩住了上海，就是穩住了全國」。從上海面臨的實際困難來看，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外在封鎖造成的經濟困難，包括企業開工不足、市場物價波動。

其中，核心的問題是金融市場的穩定，也就是我們講的銀圓之戰。這是一個雙管齊下的問題：一個是取締銀圓投機；另一個是採取各種措施，保證人民幣進入市場，取得主導地位，恢復市場秩序。

真正的較量是所謂米棉之戰，即通過經濟鬥爭，打擊投機勢力，形成國家對資源和經濟的主導力量。這個問題上，上海在中央的支持下，由陳雲親自坐鎮，集中動員了全國解放區的力量，打贏了經濟戰線上的「淮海戰役」。

邢建榕：因為在國民黨時代飽受通貨膨脹之苦，許多市民對新發行、流通的人民幣缺乏信心，拿到人民幣後就去購買銀圓。一些利令智昏的投機分子甚至叫囂：「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為了制止銀圓投機活動，華東財委金融管理處決定關閉證券交易所。1949年6月10日，軍管會以一個營的兵力包圍上海證券交易所，逮捕了200多名投機商。由此，一舉確立了人民幣的地位，及時穩定了物價。

繼銀圓之戰後，一些投機商又把糧食、棉紗代替貨幣當籌碼，囤積居奇。對此，人民政府採取了兩項主要措施：一是抽緊銀根；二是調集主要物資於主要地點，集中時間一齊拋售。

有人事後評價：銀圓風潮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說明了共產黨的能力。

蘇智良：人民政府還通過抓捕潛伏特務、打擊盜匪以及逐步建立戶口制度等，進一步安定人心、穩定秩序。

「打天下」「治天下」是不同的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70年後來看，上海解放有什麼非同尋常的意義？

蘇智良：解放上海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告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礎，也成為我們黨的工作重點從鄉村轉向城市的重要轉折點。

當年，上海的工業產值相當於天津、南京、青島、無錫、武漢、重慶、瀋陽、廣州之總和。以上海的新生為標誌，我們黨從農村為中心轉到以城市工作為中心。

邢建榕：上海的解放意義巨大，表明中國人民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已經打倒了國民黨反動派，推翻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主要基地，開啟了人民管理大上海的新時代。

對共產黨人而言，首先必須用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來代替國民黨反動派壓迫、統治人民的反動方針。

徐建剛：上海解放也是新的歷史任務的開篇。管理和建設大城市，「打天下」和「治天下」是兩項不同的任務，要求中國共產黨在牢記宗旨、保持發揚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必須實現「自我革命」。

70年後來看，我們黨不僅經受住了歷史考驗，而且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充分證明了「我們不僅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洪民榮：1949年5月29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社論《祝上海解放》，深刻揭示出上海解放的重大意義。70年過去了，上海已經成為可以並肩紐約、倫敦、東京、巴黎的世界城市，中國的發展也屹立於世界東方。歷史已經證明這篇社論所指出的：「上海的解放當然要加速完成中國內外關係的一系列根本變化，這些根本變化當然要使新中國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光明。」

今天再來看上海的解放，至少有兩點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當代意義乃至世界意義：

第一，上海解放是宣言書。它昭示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打江山的決心以及為人民坐江山的信心。早在上世紀20年代，上海就已是遠東重要的經濟中心，但解放前夕發展幾乎全面崩潰。70年後，上海的「五個中心」建設加速推進。這是對歷史的最好回應，也是對未來最好的保證。

第二，上海解放是里程碑。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推動者、踐行者，上海是一個生產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統治被搗毀以後，這個特徵將要顯出偉大的威力」。

經過70年的發展，中國徹底擺脫積弱積貧的形象，上海乃至全國基本完成了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從鄉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從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歷史性轉變。解放上海和建設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閃亮名片，也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發展案例。

創造一個更美麗的上海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上海解放距今已有70年，隨著親歷者、見證者漸漸老去，這段歷史記憶是否會被淡忘？

徐建剛：上海解放是上海城市歷史記憶中的重要一段，其歷史價值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人遺忘。這從今年慶祝上海解放的諸多紀念活動就可以看出，許多年輕人通過實地探訪、查閱歷史資料，對這段歷史有了新的認識。他們對這段歷史的興趣，可以說是超過我們想像的。

「遺愛般般在，勿忘締造難。」重讀這段歷史，就是在提醒我們不能忘記走過的路，不能忘記為上海解放做出犧牲的人。在致敬的基礎上，更重要的是進一步激發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勇氣、志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和使命，但黨的奮鬥目標和共產黨人的理想追求永遠不能變。我們必須永遠牢記共產黨人的初心，不忘信仰、不忘責任、不忘奮鬥、不忘擔當。這也是今天紀念上海解放的意義所在。

忻平：人類歷史上，凡是促進社會進步、符合歷史發展規律、體現時代精神的歷史大事，總是會被親歷者、見證者所記錄和研究，並因其符合時代價值觀而為後人所紀念。比如英國工業革命、馬克思主義誕生，比如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開國大典等，比如上海解放70周年，等等。

新時代，讓年輕人有機會深入了解前人為了理想、信念而做出的犧牲，是極為重要的。再現歷史是一個有效途徑。在這方面，老漁陽里《新青年》遺址的修復、中共四大遺址建立紀念館等，就是很好的方式。紅色影視也可以更多地推向市場，表現手法不僅要貼近當下，符合年輕人的接受旨趣，而且要更具歷史感，要符合歷史場景。

洪民榮：在傳承歷史中，地方志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工作，也是中華民族獨特的優秀傳統文化。當前，上海正在開展第二輪編修工作，預計2020年完成，將形成220部志書。

所有這些史料將全部在「上海通」網站上公開可查，歡迎更多的人特別是青年人來使用。通過了解這座城市的發展軌跡，懂得珍惜、堅定目標、汲取力量，進而與上海一起迎接挑戰、共同成長。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上海的發展離不開全國人民的支持。70年來，全國各地是怎樣支持上海的？上海又是怎樣服務全國的？

忻平：上海是全國的上海。上海的發展要在國家大格局中發展，要為全國發展提供服務。這是上海解放70年來貫穿始終的一種規律和共識。

解放初期，中央對上海給予了莫大關心和支持，從全國各地調集大量物資，打贏了一個個經濟仗、政治仗，充分體現了組織優勢和政治優勢。

為疏散上海市中心日益擁擠的人口，1958年中央將屬於江蘇省的上海縣、嘉定縣、松江等10個縣劃歸上海市。這為上海城市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也為衛星城與新工業區的建設提供了發展空間，一舉奠定了現今上海行政區劃的基本輪廓。

洪民榮：在全國支援上海的同時，上海也以極大的熱情支援兄弟省市發展，為國家經濟戰略轉型做出巨大貢獻。

「一五」期間，全國約有1／3的棉紗、棉布、捲煙，一半以上的藥品和日用百貨，都由上海供應；上海各經濟部門為國家積累資金189.4億元，相當於全國「一五」基建投資總額的36%。

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有超過150萬的上海市民響應號召，參與「大三線」「小三線」建設以及各種支援內地省市的建設事業。這些支內、支邊的上海人，把人生最寶貴的青蔥歲月留在了那裡，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社會文化建設，也促進了上海與各地的交流，延續了上海「五方雜處」的天下情懷。這種情懷已經成為這座城市的寶貴精神財富。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可以看到、感受到更多全國各地支持上海、上海服務全國的情形。上海服務全國越來越多地體現為制度的可複製、可推廣，體現為技術的外溢和信息的交流，體現為對外的渠道和平台；全國對上海的支持，則越來越多呈現為政策的集聚、人才的集聚、資金的集聚，等等。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展望未來，有何期待？

蘇智良：從浦東開發開放，到科創中心建設，再到自貿區設立與拓展，可以說創新是上海發展的一大驅動力。展望未來，上海應與蘇浙皖一起，解放思想、勇於擔當、敢為人先，深入踐行新發展理念、深化改革開放，齊心協力將長三角區域打造為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創新引擎。

洪民榮：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偉大夢想不是等得來、喊得來的，而是拼出來、干出來的。面向未來，只有將發展進行到底，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將奮鬥進行到底，我們才能創造更美好的生活、創造更美麗的上海、創造中華民族新的更大奇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