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寺的劫難與重光：我不是贗品，而是傳承者
「水不在深洞庭百尺容納四水，山非於高古剎千年普照三湘。」來到湖南省岳陽市城南龜山楞伽峰的聖安寺，最先躍入眼帘的是山門上的這副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匯聚了三湘四水的八百里洞庭，自然是湖湘大地寬廣胸懷的象徵。而作為湖南建築規模最大的寺廟，聖安寺顯然把弘揚佛法、福佑湖湘當作了最宏大、最美好的願景。走進山門，背後還有一副對聯：「雲鎖龜山佛地重光人夭喜，峰藏古寺道場再建衣缽傳。」文字看似行雲流水，樸實無華，卻道盡了這座千年古寺破繭成蝶、涅槃重生的執著。
關於聖安寺的緣起，現存史料主要有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所撰的《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銘》及《碑陰記》。從碑文中可知，聖安寺始建於唐代，其開山祖師是佛教天台宗僧人法劍。
對於法劍的身世，人們知之甚少。碑文中說：「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也就是說，這位圓寂於聖安寺的大和尚，其僧齡、壽齡、姓名、籍貫等，基本上是一本糊塗賬。有人曾試圖打聽他出家前的情況，他的回答十分玄乎：「我的本性，就是我的姓氏。它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追隨佛祖釋迦牟尼，是我修道的根本。法號法劍，是我的名字。出家前的我，早已不復存在，姓名對於我又有什麼意義呢？我的人生追求如寬闊的海洋，到處都是我的故鄉。三界之內，都是我的家園。我把戒律當作高牆，把解脫當作出口。堅守信仰才能達到永恆，身處其中才會得到安寧。這不就是我的家鄉嗎？解脫法門，沒有止境。菩薩大士，法海無邊。我和他們都是親戚，他們也從不把我當成外人，難道我的家族不大嗎？」由於不知其姓名，柳宗元在碑文中只好稱之為「無姓和尚」。
對於法劍的經歷，倒是有跡可循。碑文中說他早年在南陽立山出家，師從卓然法師，後來由荊州的道穎法師為之傳戒。法劍早年駐錫房州（今湖北房縣）龍興寺，後遷徙岳州（今湖南嶽陽），在龜山楞伽峰北側修建道場。龜山北面隔千畝邕湖與岳州城南津古渡相望，西面是一望無際的洞庭湖，南面是神話傳說「八仙過海」故事的濫觴之地八仙台，東面是綿延十餘里的龍山。天下名山僧佔多，龜山雖不算名山，卻也是一塊風水寶地。因此，在龜山楞伽峰安頓下來之後，法劍說：「我所追求的不在身外。從今往後，我就住在這裡不動了。」此後，法劍在龜山楞伽峰潛心悟道五十餘年，直至圓寂。法劍的弟子中，最有成就的是懷遠法師。懷遠後來駐錫長沙安國寺，曾去南嶽傳授戒法。
雖然是佛門中人，可法劍的朋友圈中卻不乏達官貴人。如宰相楊炎、京兆尹楊憑、和州刺史張惟儉、岳州刺史李萼、裴藏之等，都與他有過交往。唐德宗大曆十四年（779年），先前被貶為道州司馬的楊炎東山再起，被召回朝廷擔任宰相。楊炎返京途中路過岳州時，特地去聖安寺拜訪法劍，並邀請他一同進京傳法。法劍似乎有先見之明，不肯涉足京師是非之地，委婉拒絕了楊炎的邀請。果然，兩年後楊炎被奸臣陷害，貶為崖州司馬，旋即遭賜死。
岳州地方官對法劍也是敬重有加，有兩任刺史甚至拜他為師。刺史李萼，以博學多才著稱，曾在唐朝平定安史之亂中有出色表現。李萼初到岳州時，有點盛氣凌人，不把法劍放在眼裡。後來聽了法劍一席話，深為折服，便自稱弟子。另一位岳州刺史裴藏之，曾帶領整個家族來聆聽法劍的教誨。
楊憑是柳宗元的岳父，曾任湖南觀察使，後入京擔任左散騎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等職。楊憑篤信佛教，與法劍交情深厚。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年），官拜京兆尹的楊憑，依然惦記著遠在岳州的法劍，捐巨資擴建了聖安寺道場。又與和州刺史張惟儉一道，買下龜山楞伽峰西側的土地，用於興建法劍的居所。在他們的帶動下，法劍收到的各種供養物資不計其數。
法劍圓寂後，葬於聖安寺卓然法師塔東側。信州刺史李位（唐太宗的五世孫）為之撰寫了傳記，長沙人謝楚為之撰寫了事略，永州司戶崔行儉撰寫了《性守》一文，還有其它許多記述法劍功德的文章。後來，柳宗元的岳父楊憑和法劍的弟子懷遠，分別把這些資料寄給時為永州司馬的柳宗元，委託他撰寫碑文。柳宗元於是根據這些資料撰寫了《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銘》。碑文寫完後，柳宗元可能覺得意猶未盡，又寫了一篇《碑陰記》作為補充。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不僅是佛教的忠實信徒，而且是經常撰寫寺廟碑文、塔銘、序文的專業戶。他的文字筆酣墨飽，又極具史料價值。
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東漢，盛於隋唐。佛教在中國得以紮根，並不是佛教本身具有什麼魔力，也不是傳播佛教的僧人有什麼法寶，而是中國確實具有佛教生存的土壤。或者說，古代中國人正好需要一個解脫苦難、撫慰心靈的精神家園，而佛教的傳入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晨鐘暮鼓，安之若素。青燈黃卷，悟之而明。佛教因此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然而，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並非一帆風順，歷史上曾多次出現大規模排斥和打擊佛教的事件。影響最大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發動的滅佛運動，史稱「三武一宗法難」。
岳州聖安寺即毀於唐武宗發動的「會昌法難」。從會昌二年（842年）開始，唐武宗逐漸在全國推行毀佛政策，至會昌五年（845年）達到高潮。各地數萬座寺廟被拆毀，數十萬僧尼被強制還俗，數千萬頃寺院田產被沒收。直到會昌六年（846年），唐武宗因服食丹藥而死，這場滅佛運動才終止。唐宣宗即位後，重拾佛教，但此時的聖安寺已經化作塵埃，蕩然無存。不由得讓人心生感嘆：緣起緣滅，世事無常，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所幸佛教宇宙觀有「成住壞空」之說，世間萬物的生滅變化過程，都是這「四劫」循環，猶如春夏秋冬四季輪迴。大約是基於此理，岳州聖安寺在遭遇劫難千年之後，再度出現在龜山楞伽峰。1997年，南嶽南台寺方丈寶曇大和尚攜其高足懷梵法師來到岳陽，在聖安寺原址先後征地數百畝，重建了這一古道場。經過20多年的建設，聖安寺形成了由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念佛堂、觀音殿、財神殿、萬佛寶塔等組成的大型建築群。不僅規模蔚為壯觀，而且是「中國最美古建園林」之一，國家AAAA景區。正如《法華經》中所言：「佛前有花，名優曇花，千年出芽，千年生苞，千年開花，彈指即謝，剎那芳華。」聖安古寺，婉若曇花，千年有約，又現洞庭。
不過，重光的聖安寺也引來了不少爭議。由於不是真正的古迹，有人稱之為「贗品」、「假古董」。這種爭議也普遍存在於其它許多重修的人文景觀。如幾年前中國十大名樓籌劃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就曾招來廣泛質疑，最後不了了之。因為黃鶴樓、滕王閣等多數景觀，都是上世紀80年代重修的。即使是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岳陽樓，也是清代建築，並非唐代詩人李白杜甫登臨吟唱的那座岳陽樓，更非三國時期魯肅訓練水軍時的閱軍樓。用挑剔的目光去審視人文景觀，結果往往會讓人大失所望。
其實，對於重修的人文景觀，我們應當保持一種寬容心態。任何建築物終究會倒塌，所有保護措施都只是推延倒塌的時間。如果不希望它消失在歷史長河裡，重修是必然選擇。重修的人文景觀，只要承載了原先的文化內涵，就不是贗品，而是傳承。岳陽樓、黃鶴樓、滕王閣如此，聖安寺亦如此。（文/謝志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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