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陳獨秀的最後主張
陳獨秀，現代中國社會變革時期嶄露頭腳、獨領風騷的風雲人物。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四川江津病逝。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誌，1918年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積極提倡民主和科學，提倡文學革命，開一時之風氣。
蔣夢麟與陳獨秀交集頗深，一位是策論秀才，一位是八股秀才，兩位秀才互相調侃也是常事。
陳獨秀與文學革命
打開今日頭條，查看更多圖片
（北大時的蔡元培（左）與陳獨秀）
那時候，陳獨秀正在北京大學擔任文學院長（民國五年就職），也極力推動文學革命，他的《文學革命論》（民國六年）提出三點：
（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三）「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他的《新青年》自上海遷到北平以後，便成為北京大學的一班朋友、一班教授和教授的朋友們，提倡文學革命和一切改革運動的中心。
（《新青年》創刊號）
「五四」（民國八年）之後，文學研究會於民國九年在北平成立。其主張可以沈雁冰（茅盾）為代表，在他的《近代文學何以重要》一文里，提出五點：
（甲）「因為近代文學不是貴族的玩具……而是社會的工具，是平民文學。」
（乙）「不是一部分貴族生活的反影，而是大多數平民生活的反影。」
（丙）「不是部分貴族的嬌笑唾罵、喜怒哀樂的回聲，而是大多數平民要求人道正義的呼聲。」
（丁）「不是守舊的退化文學，而是向前的猛求的真理文學。」
（戊）「不是空想的虛無的文學，而是科學的真實的。」
陳獨秀在《新青年》里，推崇兩位先生：一位是賽先生，一位是德先生。賽先生代表科學（賽因斯），德先生代表民主（德謨克拉西）。
由此可知他的根本思想本來是西方思想——民主與科學，那麼為什麼又要在《新青年》里發表一些激烈的思想呢？
因為當時社會上還有很多舊的制度、舊的傳統和舊的習慣，在束縛和壓迫著人民，所以他反對舊社會制度和舊禮教，都曾竭力攻擊。
這樣，大家才誤會《新青年》是主張三無主義的，即無政府、無家庭、無上帝。後來人家又硬把三無主義加到北京大學一班教授的身上，那就距離事實更遠了。
凡是一種新運動的勃起，舊社會的人們總是不易接受的，往往會用種種方法去破壞它，製造出種種謠言來誣衊它，使它站不住。
事實上北京大學只是主張「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凡教授和學生的思想，學校向來是任其自由發展，不加干涉。這也就是戰國儒家的思想。
（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合影）
這裡我來談談陳獨秀。他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我常常和他說：「我們兩個人，有一個相似的習慣，在參加筵席宴會的時候，一坐下來，我們總愛把冷盤或第一、二道菜盡量的吃，等到好菜來時，我們已經吃飽了。所以大家說笑話，稱我們這兩個急性子，『同病相憐』。」
陳獨秀的許多激烈的言論，是因為由習慣傳下來的各種舊思想，妨礙著民主與科學的發展而引起的。所以他主張打倒原來的習慣與舊有的思想。但這不是他最後的目的，而只是一種手段與方法，用於建立一個民主與科學的新社會。
陳獨秀的口才很好，為人風趣，與他談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當他離開北京大學以後，有一次因為他發傳單而被警察捉去，後來由安徽同鄉保出來的。以後還有幾次也幾乎被捕。
一天，我接到警察廳一位朋友的電話。他說：「我們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知他一聲，早點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我知道了這消息，便和一個學生跑到他住的地方〔劉叔雅（文典）家裡〕，叫他馬上逃走。李大釗陪他坐了騾車從小路逃到天津。
為什麼坐騾車要李大釗同去呢？因為李大釗是河北人，他會說河北鄉下話，路徑又熟，容易逃出去。
記得他們逃到山裡的小村子後，李大釗曾寫了一封信給我。他說：「夜寂人靜，青燈如豆。」因為他們住在鄉下的一個古廟裡，晚上點了很小的油燈，所以有青燈如豆之語。
那時我國政權還沒有統一，北平方面要捉陳獨秀，但旁的地方並不捉他，只要逃出北平警察廳的勢力範圍之外，便無危險。
（年輕時的陳獨秀）
我和陳獨秀常講笑話。我是一個秀才，陳獨秀也是一個秀才。秀才有兩種：一種是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後來八股廢掉了，改考策論，稱為策論秀才。這種策論秀才已經有幾分洋氣了，沒有八股秀才值錢。
有一次陳獨秀問我：「唉！你這個秀才是什麼秀才？」
「我這個秀才是策論秀才。」
他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
我就向他作了一個揖，說：「失敬，失敬。你是先輩老先生，的確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
獨秀起初的思想並沒有像後來共產黨提出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等這種主張。最初，他只是替貧窮的人民打抱不平。
他曾寫過一篇文章，引用了《水滸傳》的一首詩：「赤日炎炎如火燒，田中禾稻半枯焦，農夫心中如刀割，公子王孫把扇搖。」他以這首詩反映出農民的痛苦和富人的坐享其成。
因此他主張改革社會，認為非改革社會不能實現民主；要實行民主，便要同時提倡科學。
陳獨秀的最後主張
後來我們的特務人員，在上海拘捕了陳獨秀，關在南京拘留所里，我常常去看他，並常向他說：「仲甫先生！你寫一本書，講講共產黨在中國發展的經過，怎樣？」
他說：「哦！做不得，做不得，現在只好談風月，不談政治。」這話也是真的，因為當局特許他的女朋友隨便去看他和他談風月。
後來他被釋放出來，抗戰期間住在重慶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學維持的，政府也要我們維持他。
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說我們寄給他的津貼沒有收到，是不是已經停止了？我寫回信說沒有停止，照常寄的。大概抗戰時期交通困難，郵兌較慢之故。沒想到我這封信發出後不久，他就死了。
在他去世前，曾有一篇文章，說明他對世界局勢的見解，油印了分寄給朋友們，我也接到了一份。後來朋友們把這幾篇文章和其他文件匯合起來，出了一本單行本，叫做《陳獨秀的最後見解》。
其中對於戰事的推想有兩個可能的結論，而對於將來世界局勢之預測，他認為：此次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一九四〇年，即民國二十九年）其所主張「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的原文里，指出了七點：
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
無參政權不納稅。
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
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之自由。
工人有罷工權。
農民有耕種土地權。
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他指說：這都是大眾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鮮血鬥爭的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陳獨秀（前排右二）參加北京大學文科畢業合影）
以上是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見解的要點，也就是西歐民主政治的根本條件。
某年在重慶舉行的一個盛大的酒會中，周恩來對我說：「今年的五月二十七日是仲甫（獨秀）先生逝世紀念日，延安方面開了一個盛大的紀念會，您想這是應該的么？」
我點頭微笑而說了一個「是」。
周恩來是很機警的，他覺得情形有點尷尬，急忙接著說：「他後來變了托派，那是不對的啊！」（托派為托拉斯基派的簡稱）
我含笑而不答。
-end-
《激蕩的中國：北大校長眼中的近代史》蔣夢麟 著，九州出版社
內容簡介：
蔣夢麟以飽含風趣和人生智慧的筆觸，娓娓道來他成長的故事，同時也映照出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從傳統濃厚的餘姚到開放繁華的上海，眼見社會的種種變化；再到留學海外，感受文化的差異，思考國族的未來；最後回國投身教育事業……
他始終秉持著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掌握著北大之舵。在抗戰時期，他站在歷史台前，用溫和有力的雙手保護學生；在和平時代，又把五四精神成功推廣於農村建設。他是那時青年人的啟蒙者，影響一直到現在。
TAG: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