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老師：《莊子》所謂得道的聖人是由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莊子》所謂得道的聖人，是由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本文摘錄自 《莊子諵譁》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所謂大宗師得道的人，假使來處世，對歷史國家天下有所貢獻，首先提出用兵的道理，這一句話在中國文化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歷代喜歡談兵的是道家人士，所以軍事哲學思想、謀略學，都出於道家；後代所標榜的神仙們，沒有不喜歡談兵的。如道家的代表作《淮南子》、《抱朴子》，以及多數道家的大著作里，都附有兵法，以及政治的所謂權術一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道家喜歡談兵論兵，尤其是那些神仙們，更喜歡論兵，這在文化史上看起來，倒是很奇怪的。唯有代表儒家的孔孟之道，不大喜歡談兵，甚至於避免談兵。因此歷代歷史的轉變，談兵用兵與政治策略的變動，都與道家有密切的關係。這裡莊子乾脆就提出來，「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這一句話不要念錯了，並不是把自己國家亡了；是把人家的國家亡了的。不管你是侵略也好，「弔民伐罪」也好，亡了別人的國家，別人還要感謝，這個很難了。不管後人的懷疑如何，湯武革命，確實是使別人亡國，但最後萬民恭維，還得到亡國人民的愛戴，做到了「亡國而不失人心」。
他說得道的人用兵，為什麼會得到如此的結果呢？因為「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這些文字看起來很順，邏輯觀念都是相反的；就是說得道的聖人用兵，亡他人之國，而被亡的國家，反而個個愛戴，個個擁護。原因就是，得道人用兵，不是為個人私慾，不是為侵略人家，而是為萬民的利益。拿現在的話說，就是為人民造福利；這一種福利，不是我們現在的福利觀念，是「利澤施乎萬世」，這一點我們年輕同學更要注意。
講中國文化，剛才我們批評讀書為了做官，我們從小就要背《朱子治家格言》，這幾乎是每個國民必讀的。其中有：「讀書志在聖賢，為官心存君國」，因為觀念太深了，一輩子都受它的影響。過去知識分子讀書人做官，任何的政策舉動，都有一個很嚴重的觀念，就是看政策是否有百年以上的效果；所謂國家百年大計，不是只顧目前。第二個最重要的觀念，在個人方面，不能在歷史上留下污點，而使子孫永遠無法抬頭。一般人的觀念，岳飛是忠臣，秦檜是奸臣，清朝的時候，有一位秦姓詩人到過杭州西湖岳墳，在他的詩中有一句，「我到墳前愧姓秦」，因為歷史上秦檜實在太丟人了。這種觀念哪裡來的呢？就是中國教育幾千年的習慣，「為官心存君國」。這兩種觀念，在今天我們文化思想里，好像非常淡了，這是我們文化的悲哀，或者恥辱，或者是問題，必須重新檢討。所以講文化復興，中國文化究竟講什麼，這是問題。
看莊子所講，亡人家的國家，而不失人心，因為他的利澤施乎萬世，是千秋萬代所仰慕的。「不為愛人」，並不是只為一點愛或仁慈的口號，也不會為愛某一個地區的人；換句話說，聖人所做的不為愛人，而是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時間空間所限制。這是「聖人之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一個總結論。《大宗師》所謂得道的聖人，是由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下面就是一條一條分析內聖外王的成就。內聖外王這一個觀念，是宋朝理學家們所慣用的一個名詞，實際上這個招牌是莊子的。他們拿來用了以後，反過來就罵老莊，這種學術的態度很不嚴謹，很不應該。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馬上問題來了，所謂聖人的修養，如果只限於通達人情物理的，也不夠聖人的資格。所以聖人不只了解人情物理，還有進一步更高的通達。
「有親，非仁也」，這個「仁」字，與儒家解釋仁義道德的仁，並不違反，而是對孔孟思想更擴大的註解。「有親」，親人的私情，所謂真正的仁慈，如果還帶一點親人的私情，已經夠不上仁了。講到親與仁，儒家所謂的仁，同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愛，都有相同之處；不過範圍解釋說法各有不同。
歷史上宋明理學家常跟佛家的思想有爭論，理學家說你們佛家講慈悲，不錯啦！慈悲就是我們儒家講的仁，但是你們佛家講慈悲，是莫名其妙空洞的口號，不著實際。佛家的慈悲是平等愛人，儒家的仁也等於慈悲，但它是有範圍有層次的愛，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把自己小孩照應好，再把力量愛心擴大，愛社會上其他的孩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我的父母老人養好，有力量才養你的父母，養社會大家的父母。嘿！你們佛家呢！不然，慈悲平等愛一切眾生，眾生那麼多，怎麼愛啊？
理學家說假定釋迦牟尼佛，跟孔子兩人站在河邊，看見兩人的媽媽都掉到河裡去了，請問釋迦牟尼佛你怎麼辦？先救自己的媽媽，還是先救孔子的媽媽？如果先救自己的媽媽，那不夠慈悲，眾生平等，兩個媽媽都是要救啊！儒家不同，孔子當時會毫不客氣，先跳下去救自己的媽媽，再跳下去，救你的媽媽，是有一個程序的。所謂「親親」，把我的親人先安置好了，再把我的心量擴大，就是叫公啦。「仁民」愛別人，愛社會，把人類都愛了以後，再「愛物」；所謂行人之道，有它的步驟次序。這個道理，我們要搞清楚了。
莊子這裡，等於對儒家沒有批判，可是下了一個註解，「有親，非仁也」，所以仁慈是愛天下，沒得私心，中間有所親，有所偏愛，已經不是仁的最高目的了。如果是個大宗師，聖人之道，愛是普遍的，像下雨一樣，並不是對於青菜、蘿蔔，或者人蔘、當歸就多下一點；那些毒藥、辣椒、麻醉藥，就少下幾點，不是如此，而是好壞一律平等。所以說，「有親，非仁也」。
「天時，非賢也」，這也是春秋戰國時代，對儒家的批判。當我講《孟子》的時候，我一定替孟子辯護，現在對不起，我已經沒有義務替孟子辯護了，我現在是講《莊子》，我得了他的錢，就要站在他的立場說話。孔子在《論語》里提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儒家所謂聖賢之道，非其時不出來，社會環境不對不出來。但是莊子認為真正的聖賢，沒有為己，所以不論天時合不合，都要出來，艱難困苦更要出來，這才是真正的聖賢之道。但是他又轉過來說，「利害不通，非君子也」，這一句話，也有一點罵儒家人的味道，批駁儒家有點利害不通之處。歷史上看到很多讀死書的儒家人，都有這個味道，莊子在當時前後也看到很多，所以他認為這一般知識分子，沒有得道，不懂利害的關鍵。
道家的所謂通利害，是怎麼通呢？歷史文化上常有諍辯，儒家理論主張所謂臨危受命，時代愈艱苦，愈要站出來，救社會，救國家，救天下。可是在中國歷史上的儒家人物，真做到臨危受命的，並不太多，不得已的倒很多。道家表面上看來，好像不走臨危受命這個路線，多半認為時代狂瀾不能倒挽，而走隱士的路線。歷史上儒家，經常標榜中流砥柱，或是倒挽狂瀾，氣派都很大。中流砥柱，等於說颱風過後，石門水庫的洪水流下來，一個人站在水中要抵擋水流，大概早就被水沖跑了，砥不住的。所以道家不做這種笨事，中流砥柱看起來很偉大，在那個時勢的潮流下，除了一個人送命，歷史上可以留名之外，對於社會沒有貢獻，對於國家沒有補益。
道家認為要順自然之勢，就是所謂應用之道；明知洪流一下來，不是堤防能阻隔得住，所以要計算雨量多大，流程多遠，等到水流到關鍵點，打開一條水溝，順勢把水就輕輕帶走了。政治也是一樣，所謂四兩撥千斤，就把那個時代扭轉過來了。所以說救世之道，必須要通利害，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站在道家的立場看，儒家是那麼的窩囊！可是話又不能那麼講。我們迴轉來看《易經》孔子的思想，真正研究孔子，不能夠只拿四書五經做代表，四書里的一部《論語》，有十分之二是關於學生的，只有一小部分是關於孔子的。要研究孔子真正的思想，《易經》之中，倒是孔子的思想為多；此外，要深通《春秋》，才了解孔子。
孔子自己也講，「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司馬遷後來作《史記》，仿照孔子的思想，講了兩句話，「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這句話非常傲慢，罵盡了當時這些人，看不懂，本子都不要翻，我只有藏之於名山，將來後代有一個聰明的人，他會看懂。因此人家說《史記》是漢代的一部謗書。可是司馬遷很偉大，漢武帝也很偉大，乃至他的兒孫等，都很偉大，沒有把《史記》毀了。
司馬遷寫劉邦跟項羽兩個人，項羽傳叫本紀，劉邦傳也叫本紀，兩人雖然一成功一失敗，但從某方面說，兩人是一樣的。這種觀念可以說是司馬遷的了不起，他也看準了當時沒有人懂，因為《史記》很難讀懂。譬如說，他寫一篇傳記，講那個人的都是好處；而壞的一面，只有與那個人有關係的人傳記里才有。所以研究一個人，必須要把那一個時代有關的資料，都要讀遍，這就不容易了。
孔子著《春秋》，最後卻宣布，「知我者春秋」。《春秋》是一本書，怎麼會懂得孔子呢？孔子的意思是說，將來你們要真正了解我，除非真正懂得《春秋》。「罪我者春秋」，將來你們夠資格罵我的，也要把《春秋》研究通了才行。所以我們小時候，像《春秋》、《戰國策》以及小說的《三國演義》，都不準讀的，舊式教育，認為看了以後會學壞。因為《春秋》就是大謀略，就是大兵法，所以孔子有「罪我者春秋」的說法。
為什麼引用到這些呢？孔子在《易經》中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只有聖人才真正懂得利害關鍵，進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假使不知進退存亡之道，就不是聖人，這種觀念同道家的完全一樣。所以莊子說，「利害不通，非君子也」。這不是說君子比聖人差一點，如以學位比喻的話，聖人等於博士，君子等於是個碩士，大學畢業更差一點；我們這是隨便做比方啦！
「行名失己，非士也」，歷史上許多人為了好名、求名，所謂留萬世之名，「失己」，亡失掉了自己；「非士也」，這夠不上是一個知識分子。所以我常常跟青年同學講，關於名利兩個觀念，我們不能不提到一個日本人，就是明治維新的大臣伊藤博文。在晚清中興那個時代，他跟李鴻章是外交的對手，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批的留英學生，把西洋的風氣引介回國，改變了日本。他有兩句名言：「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這是全部中國文化思想，更充分表達了儒家的思想。所以說，如果只為個人一己之名，行名而失己的話，非士也，這是夠不上稱為知識分子的。
講到這裡，又要引用司馬遷的思想。我常常說《史記》不是一本歷史，而是一部歷史哲學，尤其《史記》的學問重點，不是什麼漢高祖、項羽等傳記，而是裡頭的八書。就是關於天文的《天官書》，經濟思想的《平準書》，還有《禮》、《樂》、《律》、《歷》、《封禪》、《河渠》。此外還有一篇《伯夷列傳》，其中有「烈士徇名，誇者死權，眾庶馮生」三句話，包括了很多的思想，是講的人生哲學。「烈士徇名」，一看烈士這個字，不要就想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那就不必研究中國文化了；《史記》的這個烈士名稱，是套用古文的，在古文當時所講的烈士，等於現在所講的英雄；時代不同，觀念也就不同了。
所謂世界上的英雄，「徇名」，為了成名，生命在所不惜；把自己的命像賭錢一樣押上，這才夠得上稱英雄。這個「徇」，等於打牌一樣，把命拿出來作最後的賭注。「誇者」是狂人，有精神狀態神經質的人，像近代的希特勒、墨索里尼講獨裁的這一批所謂的英雄人物，喜歡控制人，喜歡抓權的人。「死權」，為了權力的慾望，可以把自己的命賭上；換句話說，你們要不要成名？要成名就要拿命去拼，拿命去賭。你們要不要權力？要權力，不是坐著就來的，也要拿命去拼，「誇者死權」，算不定最後會當英雄，當帝王。
「眾庶」，至於一般老百姓呢？像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就是「馮生」，不要找我麻煩，只要給我吃得飽，穿得暖，晚上有個好地方睡，這麼樣活下去就行了。這三句話，就是人生哲學。管你老張來也好，老李來也好，誰來都不要緊，少找我麻煩，少找我交錢，少來按我的門鈴，少來檢查我，就行了。所以「烈士徇名」，就是「行名失己」，莊子進一步批評，他這樣「非士也」，不夠知識分子的資格。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什麼叫「役人」？替人家服務的叫做役，「役人」是領導別人的；中間加一個「於」字，「役於人」，就是被人所領導的。人的分類，差不多只有兩種。要嘛，我聽你的，乃至夫妻朋友；要嘛，你聽我的，不管是夫妻朋友，社會上的人；如果你不肯聽我的，我也不聽你的，就沒有辦法。所以古人有一句話，一個人既不受命，又不能令，這個人是廢人，沒有用。
照這個觀念，不是我聽你的，就是你聽我的，沒有中間路線，人總要聽一個；那麼人要如何役人呢？如何作個真正的領導人呢？他的結論是要「亡身」，就是無我，連自己都沒有了，這一條命都不要了。如果「亡身不真」，不能做到真無身、無我，就不能夠做一個領導人。這一句是結論。那麼要如何才能夠無我呢？《大宗師》裡面所講的，得道的人才可以真做到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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