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袁世凱《請速定大計折》的擬定與上奏——答侯宜傑先生商榷文

侯宜傑先生《〈袁內閣請速定大計折〉上奏問題商榷》一文 ，對拙文《袁世凱〈請速定大計折〉與清帝退位》提出不同意見 ，主旨是繼續堅持該折於1912年1月16日上奏，並提出了相關論據。因為事實俱在，不難辨別真偽，本來不擬作答。編輯部認為商榷屬於認真的學術討論，囑我回應，出於尊重前輩，以及順帶表達對於歷史考證、學術論爭和學術批評的一般性意見的考慮，予以回復，但僅限於此，不作為破例。

一、1月16日上奏說不可取，12月底擬奏說可以通

侯先生商榷文的主旨，並非提出新的意見，反而是維繫原來的一般意見。不過，侯先生混淆了一件至關重要的事，他認為否定1912年1月16日之說以及將該折產生的時間前移是我的創見，這一點必須首先澄清，以免引起誤解。

其實，早就有學人發現，張國淦所定《袁內閣請速定大計折》（以下簡稱《請速定大計折》）的時間與該折的內容及相關事實不合。拙文明確寫道：「《袁世凱全集》的編者在編輯過程中發現該折的內容主要涉及1911年12月底以前的事，因而沒有採用疑點頗多的張國淦說。」（《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6頁，以下徑引期數和頁碼）只是為了穩妥起見，《袁世凱全集》將該折繫於「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一月五日（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前」。 比勘各種材料時，看到這樣的署期，不免心生疑惑，即與兩位主編電話聯繫，請教依據，並提出自己判斷的初步想法。主編者編輯《袁世凱全集》多年，對於相關史事史料非常熟悉，最早提示我張國淦所著文字多不可靠的，也是主編之一的駱寶善先生。關於我判斷《請速定大計折》只能寫於1911年12月底以前，兩位主編表示首肯，並談了他們的看法。相關的意思，已經融匯於《袁世凱〈請速定大計折〉與清帝退位》一文之中。

《袁世凱全集》第19卷封面

拙文的主要論點，即奏摺的擬訂當在12月25、26日之間（以26日為宜），尚未上奏，就接到唐紹儀的電報，得知民軍代表伍廷芳同意召集國民會議決定國體政體，因而轉為上奏《與國務大臣會奏擬懇召集近支王公會議請旨以決大計折》，12月28日太后懿旨，即據後一奏摺做出決斷；《請速定大計折》雖然沒有正式上奏，但可能通過各種渠道上達天聽，至少與奕劻、載灃等人溝通過；《大公報》刊載該折及其他相關文件，並非因為1月16日已經上奏（沒有必要），而是為了捅破這層窗戶紙，將勢所必然的清帝退位之事端上檯面。

此外，拙文在注釋中還提及：「或許是因為注意到《請速定大計折》的諸多疑點，有的辛亥革命史著述並未徵引這一重要文本。」（2017年第6期，第8頁）所標舉的著作是胡繩武、金沖及兩先生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革命的成功與失敗》中的《北伐、議和、清帝退位與袁世凱竊權》一節。 此事並未與仍然健在的金沖及先生溝通過，不知是否合乎本意。若有出入，其咎在我。

《辛亥革命史稿》

列舉上述事實，絕非是要推卸責任，而是不敢貪天之功，我不僅接受前輩學人的判斷，而且進一步推定擬折的日期，同時也對該折是否實際上奏傾向於否定。討論此事，應當清晰分別擬奏、上奏以及公之於眾等幾個時間點，如果相互牽扯，就難免愈理愈紛。侯先生對此不無混淆，使得所討論的問題出現諸多糾結，既無法貫通所有的材料與事實，也容易產生似是而非的推斷。

拙文就奏摺是否袁世凱與諸國務大臣聯銜會奏的問題有所討論，旨在說明由於形勢變換，當時並未正式上奏。「定大計與決大計兩份奏摺應是先後擬定，定大計折在前，決大計折緊接其後，前者旨在解決被迫承認共和後必須面對的清帝下台問題。由於民軍和談代表突然同意召開國民會議公決國體政體，實際上奏並公布的是《與國務大臣會奏擬懇召集近支王公會議請旨以決大計折》。但是，雖然《請速定大計折》實際上並未正式出奏，也沒有束之高閣，由於袁世凱已經就此與閣僚及部分親貴暗中通氣協商，並進而試探帝後的態度，可以作為應急權通的選項以備不虞。後來果然在國民會議受阻的情況下被重新提出，發生作用。」（2017年第6期，第8頁）這樣重要的國事奏摺，如果已經正式上奏，總會留下蛛絲馬跡的。況且過了相應的時間點，該折就不能也沒有必要上奏了。

侯先生引用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袁世凱「以全體國務員名義密奏太后，說是除了實行共和，別無出路。我查到了這個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與袁會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按：1912年1月16日）」（2018年第6期，第108頁）溥儀的回憶不足據，所謂原奏，應當就是張國淦提供或《大公報》公布的文本。這份奏稿後來的確被利用來逼迫親貴同意清帝退位，但是擬稿的時間是在1911年12月底。同時被再度利用的還有一份《清內閣致八旗都統衙門函》。侯先生說如果沒有上奏，《大公報》披露的奏摺從何而來，事情很簡單，即從袁世凱方面得來。

侯先生認定該折已經上奏，是因為他判定時間在1912年1月16日。僅僅從上奏的角度，雖然牽強，尚有一定的討論空間，但要進而認定奏摺寫於1月中旬，就很難成立。侯先生質疑拙文的主要論據，都出自《請速定大計折》的文本，只是解讀全然不同。所提出的兩條「至為關鍵的陳述」，一是開頭一段「奏為和議難期，請速定大計以息兵禍而順民情，恭折具陳，仰祈聖鑒事」，二是第二段「臣世凱奉命督師，蒙資政院投票選舉，得以多數，依例設立內閣，組織雖未完善，兩月以來，將士用命……」二者相較，如果說關鍵陳述之一還屬於辨證，那麼關鍵陳述之二就是其心中的鐵證。所以在批評我未仔細推敲引文之後，侯先生這樣表達其意見：「事實上此處所云『兩月以來』，即袁世凱組閣後的兩個月，明白無誤地敘明了此折上奏的具體時間。袁世凱組閣在1911年11月16日，『兩月以來』恰恰是1912年1月16日，他與國務大臣就是在這一天上奏的。袁世凱與國務大臣都是頭腦清醒的人，絕不會將組閣『兩月以來』的日期算錯。僅此一點，便足以證明《大公報》按語所云並非事實，1911年『12月25、26日間』上奏之說亦難以成立了。」（2018年第6期，第108頁）

乍看到這段文字，我幾乎懷疑自己的眼睛，除去一再混淆擬折與上奏的時間點外，問題不在於袁世凱等人頭腦清醒與否，而是中國人對於數字概念的日常表示，不一定非要計算精準。這不是一個非常學術性同時又不能完全超越學術認知的常識問題。

要破解侯先生心中的鐵證，並非難事，拙文有一項重要旁證：「《請速定大計折》刊布五天前即1912年1月19日，《神州日報》刊登了一封清內閣致八旗都統衙門函，被媒體稱為『清廷實行遜位之先聲』，函謂：

近因武昌亂起，不兩月間，糜爛者已十餘省。朝廷不得已而用兵，雖南克漢陽，西收晉魯，然戰域範圍過廣，而府庫空虛，軍需莫出，行政經費羅掘殆盡，用是停戰媾和，特派唐、楊二大臣等前往滬上。帝德如天，為民請命，凡我臣民，莫不感泣。乃屢接唐大臣等電稱，民軍之意，堅持共和，別無可議等語，期限已滿，復展七日，能否就範，尚難逆料。若一旦所議無成，危亡等於呼吸，常此遷延，前敵嘩變堪虞，東西友邦，必有干涉。朝廷不私君位，公諸庶民，前已允監國攝政王退位歸藩，時局所逼，迫於眉睫，若上法堯舜，實行禪讓，則皇室尊榮，邁倫千古，迥非列朝亡國可比。自此旗漢同風，共建強國，凌歐逾美，指日可待。惟八旗兵丁，素鮮生計，經此政治更革之秋，恐有誤會，務望貴衙門曉以大義，切宜鎮靜，必能妥籌生計，不可妄聽謠言，致誤前途，是所企盼，特此奉告，伏惟亮察。

與《請速定大計折》相比較，這封信同樣應寫於1911年12月底，屬於舊文新刊，其目的也是公開披露清廷早就暗中談判以退位換取優待的密謀，瓦解親貴和將領的反對阻力，促使清帝退位儘快兌現。」（2017年第6期，第21—22頁）

之所以重新引述這段史料以及原來的解讀，是因為後續研究證明當時的推斷不誤。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王慶帥在1912年1月3日《正宗愛國報》第4版「本京新聞」里，找到了目前所見該函的最早版本。他還根據蘇輿的《辛亥濺淚集》，發現其所標註日期為「十一月初七日」，即1911年12月26日。 據蘇輿說：「此函由各報宣載，聞實未發。」

這封公函與《請速定大計折》的意思大抵相同，可以說是後者的壓縮或精簡版。由此可以證明四點：一、袁世凱內閣在1911年12月底以前，的確已經動議清帝遜位，奏摺和公函即其載體。二、公函和奏摺當出自同一作者之手，或經過同一人改定。作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至少要過目、修訂並表示首肯。三、公函和奏摺的具體擬定日期，應為1911年12月26日。四、公函的「不兩月間」與奏摺的「兩月以來」，大同小異，都是表示一月有餘的意思。

上述事實，使得另一條關鍵性陳述的辨證不攻自破。有關南北和議以及台前幕後種種博弈的詳細過程，可以參見新出專書《旭日殘陽——清帝退位與接收清朝》。 侯先生誤判的癥結，在於他認為：「實際情況表明，在12月27日以前，議和剛剛正式開始，雙方談得非常順利，停戰展期，沒有戰事，袁世凱與清廷考慮的主要問題是召開國民大會，根本不存在『和議難期』和『兵禍』的問題。」並進而論證：「『和議難期』和『兵禍』系指1912年1月上半月的形勢，而非1911年12月25、26日間的形勢。由此可證上奏的時間應為1912年1月13日以後。」（2018年第6期，第106—107頁）

確定重判時間，上述質疑很容易解釋，所謂「和議難期」，是因為民軍代表一開始就宣布以實現共和為談判前提，除非清帝退位，否則無法達成和議。這也是袁世凱不得不動議清帝退位的根由。而「兵禍」則是因為停戰期限將至，能否展期或展期之後雙方能否妥協，毫無把握。一旦戰事重開，勢必兵連禍結，生靈塗炭。侯先生開頭一錯，後面難免看朱成碧。否則，即使如商榷文所說，《請速定大計折》開頭只是對派唐紹儀等南下議和原因的追述，何以通篇隻字不提後來形勢的種種翻雲覆雨，反而要後來人煞費苦心地予以補述？既然是奏請清帝退位的頭等大事，論及半月以前的前因鋪陳不少，對於半月以來最重要的理據卻含糊其辭，甚至略而不論，不僅有違常理，對於文筆老道的袁世凱而言，更是匪夷所思。況且「現期已滿」之說，顯然是指正在發生之事，很難以追述前因加以解釋。

王國維說，證據不在多，只要打不破。《請速定大計折》的文本本來清晰易懂，只要按照人之常情解讀文本，排比史料史事，即不難做出正確的判斷。前人之所以誤判，主要是因為張國淦提供了錯誤的時間，造成假象，加之事出隱秘，以及稍後袁世凱等人故布迷陣，前後左右的材料和史事才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二、切勿先入為主，一切皆有可能

重判《請速定大計折》的擬訂時間，還不足以改變相關的歷史認識，因為由此而來的是所有材料與事實必須重新安置得當，否則推翻舊說固然不難，成立新說還是不易。拙文在改定擬折上奏時間的基礎上，比勘新舊材料，由點到線再到面梳理史事，基本呈現出相關歷史來龍去脈的本相。

以1月16日說為前提構建出相應的歷史敘述長期以來幾乎成為學界共識，自有其相應的條件。如果沒有前人揭破疑點，要想透過紛繁複雜的材料和史事，去偽存真，誠非易事。不過，此事畢竟疑點過多，一旦被揭破，也就水落石出。除非心存成見，才會一葉障目，千慮一失。

侯先生心中的那一點成見何在？就在於他反覆堅持的袁世凱「不可能在1911年12月27日以前奏請清帝退位」。商榷文的所有論點，都建立在這一判斷之上。不僅如此，照侯先生的看法，1912年1月16日《請速定大計折》上奏之前，袁世凱也不可能向清廷動議退位之事。然而，如果《請速定大計折》的確寫於1911年底，後面的種種問題都將迎刃而解，商榷文的所有論斷也就不攻自破。

清帝退位詔書

首先，袁世凱之所以動議清帝退位，是迫於時勢的被動應對。像袁世凱這樣的政壇老手，除了勝負輸贏的考量外，任何政治舉動都不能輕易納入「不可能」的範圍，也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在列強、皇族、樞臣、督撫、議員、言官、北軍、革命黨、民軍以及朝野立憲派勢力的錯綜複雜之間，袁世凱必須想方設法借力打力，以求局勢朝著有利於己的方向發展。袁世凱當然不會主動要求清帝退位，他奏請清帝退位，有情非得已的考量。

事情的緣由，還得回到辛亥南北和談的談判桌上。談判並非發生於清、革之間，而是民軍（國）和袁世凱內閣進行。民軍（國）代表伍廷芳等人從一開始就堅持共和立憲，談判主題並非共和與帝制的抉擇，而是必須結束帝制，實行共和。以此為前提，必然涉及如何處置清帝的問題。和談開始階段能夠順利進行，是因為袁內閣代表唐紹儀爽快地表示贊同共和立憲。伍廷芳回應道，承認共和，則一切辦法皆可商量。其中就包括而且主要是令清帝遜位。

民軍方面原本認定全國人心所向非共和莫屬，不考慮由國民會議公決國體政體，以免節外生枝，且認為純屬多此一舉，疑心是清方的緩兵之計。唐紹儀再三聲稱袁世凱並不反對民主共和，只是要想和平解決，避免軍隊和清廷反對，所以首先要召開國民大會決定君主民主問題。唐紹儀此說有兩個前提，一是袁世凱贊成共和，二是國民大會取決結果必然是民主共和。而這兩方面均無法取信於民軍代表。要說袁世凱贊成共和，的確有些言過其實，但是認定袁忠於清朝，大概也很難令人相信。他在不同時段場合、面對不同對象的表態各異，人前人後反覆變臉，儘管如此，其真心實意雖然不能說路人皆知，還是難逃慧眼。《時報》就斷言：「袁世凱懼第一期之大統領為他人所得，而又無能為毛遂之謀，故於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運動，己則揚言共和政體如何不宜於今日之中國。實則一俟運動成熟，遂爾實行，其所以反對共和者，意固別有所在。……推其心，殆欲將萬世一系之專制君主易為袁姓而始快意也者。」 也就是說，袁世凱的目的就是想大權獨攬。只不過還要攬得順利、體面。

第二次會議結束後，「袁世凱接唐紹儀電，言伍廷芳等均懇請皇帝遜位，使共和政體早日成立，中國可躋富強，非特國民之福，亦皇室之幸。將來國民對於皇室之待遇，必極優隆等語。凱得電後，甚為躊躇，連日與慶邸及諸親貴會商，尚無結果。惟清內閣連發數電，囑唐紹儀如承認共和，先將優待皇室條件提出議妥」。 由此可見，退位之議正是應對民軍堅持和談以共和為前提而不得不然的舉措。民軍的態度堅定不移，必須接受這一政治前提，否則一切免談。不能談就不得不打，袁世凱即使有力量，也不想為清廷而戰。他與奕劻及諸親貴會商的內容，當與《請速定大計折》一致，相關信息自然會傳達到清太后。

清帝退位的連帶問題，就是袁世凱本人如何上位。對此袁要顧及列強、親貴和各方的態度，尤其是列強能否同意中國實行共和並接受他作為總統。經過一系列聯繫磋商，袁世凱終於確信英國不會予以阻撓，日本雖然希望干預，卻無力單獨行動。摸到這一底牌，袁世凱才敢於提出清帝退位的動議。南北和談第三次會議上，在討論召集國民會議決定君主民主問題的同時，還討論了優待清帝和滿蒙回藏的條件。這顯然是得到袁世凱的授意，並以實行共和為方向做出的政治安排。

其次，1912年1月初，清帝退位的暗中磋商就已經重啟。伍廷芳接受唐紹儀召開國民會議決定國體政體的建議，事先未徵得民軍各方的同意，因而在民軍內部引起巨大爭議，而清朝方面也引發強烈反彈。袁世凱迫不得已，允許已成眾矢之的的唐紹儀辭去談判代表，親自出面主持談判事宜。在南北雙方就國民會議的種種安排反覆函電交涉的同時，逼勸清帝退位之事很快就悄然重啟。1月3日《正宗愛國報》刊出《清內閣致八旗都統衙門函》，即為重要信號。次日，原來「北京各報中最反對共和、強烈支持清廷」的《官話報》改變立場，刊發社論，「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並遜位，因為這是人民明顯的意志。該報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一世的命運告誡朝廷」。媒體的風向變化透露出來的，正是政壇的波譎雲詭，而袁世凱本人則是轉向的主要推手。他私下對莫理循說：「再加些壓力，朝廷就垮台了。」後者且獲悉，熱河正在籌建宮廷，「如果朝廷去熱河，事情就簡單了」。 侯先生斷言：「在退位尚未確定之前的16日，哪裡會面議退位之後，是仍駐北京還是退至熱河？」（2018年第6期，第109頁）照此邏輯，結論只能是動議退位的時間必須前移。

接下來的動向，在在顯示關於清帝退位的磋商已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之中。1月9日，袁世凱的親信蔡廷干與莫理循商談敦促清帝退位事宜，並於次日希望由英國公使聯繫鼓動各通商口岸商會，對清廷施壓。 莫理循獲得消息是，「目前全部問題在於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種壓力，促使他退位。有人提議，一個好辦法是使上海商會通過約翰·朱爾典爵士向慶親王和皇帝的父親提出請願書，敦促皇帝立即退位，理由是皇室妨礙和平，而沒有和平是不可能恢復正常貿易的。這個建議來自袁世凱自己的人，我認為可行」。 同日，梁士詒私下與英國公使朱爾典商議。他說：「現在，各方面都同意，除非事前皇帝退位和朝廷下台，問題就不可能獲得解決。」 12日，莫理循又告訴友人，正在為皇帝退位之事進行安排，皇室必須去熱河。尚待解決的是如何保證滿人和皇室的安危及利益。

14日，梁士詒告訴朱爾典，召開國民大會決定是否接受共和將會拖延時間及帶來危險，隆裕太后不久將發布一道諭旨，宣布清王朝退位，並授權袁世凱處理臨時政府工作，直到選舉共和國總統為止。 袁世凱最終「同意在四天之內由皇太后發布退位詔書，而代之以一個共和國，由人民選舉總統。袁世凱將受命掌管政府。沒有提到國民大會」。1月16日，莫理循相信「退位詔書明天或後天就發布」。他還明確說袁世凱派唐紹儀去上海時完全清楚唐紹儀的意圖，唐紹儀辭職後，一直通過梁士詒和袁世凱保持密切關係。

相關研究已經注意到，折衝樽俎或許從一開始就是暗中密商的掩護，與此同時，南北雙方通過幾條線秘密接洽，商議如何能夠迫使清帝退位，推翻清朝，實現共和，儘早結束戰亂。唐紹儀辭職，和談表面陷入僵局，其實是因為由國民會議公決的途徑行不通，只得重新轉向尋求清帝退位。唐紹儀滯留滬上，孫中山宣稱暫時承乏，虛位以待，都是配合袁世凱設法迫使清帝退位演出的戲碼。

北方的密商得到南方政府的呼應。1月，直隸、河南兩省諮議局經由汪兆銘代轉電報，為袁世凱勸退或逼退清帝，詢問民黨可以給予的報酬。伍廷芳也報告：「唐君紹儀來言，得北京確實密電，現在清廷正商籌退處之方，此後如何推舉，苟不得人，則禍變益巨。前雲孫君肯讓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詳示。」1月15日，孫中山肯定回答：「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種種跡象表明，早在1月16日之前，促使清帝退位之事不僅已經重新啟動，而且幾乎要大功告成。正因為先期已經動議，國民會議之事一旦不順，才能很快轉而重新啟動清帝退位。南北之間的交涉，並不是先談好條件再提出清帝退位，而是支持袁世凱就退位之事與清廷交涉。如果說1月16日才奏請清帝退位之事，上述材料和事實都無法合理解釋。

1912年1月14日汪榮寶函告其父：「項城並不堅持君主政體，惟所處地位，斷不能直截了當宣布共和。南中輿論，每不諒其苦心，疑忌甚深，不無誤會。某微窺其意，蓋始終不願以兵力從事。」 有報刊評論道：「袁世凱與伍廷芳直接議和以來，條件紛陳，實以清帝遜位為主要。」 這些相互支撐呼應的材料，很難視而不見。

最後，1月下旬《大公報》刊出《請速定大計折》，旨在將清帝退位問題端上檯面，迫使親貴和擁清勢力接受現實。這一點拙文論述詳盡，此不贅述。

三、實事與實證

自從開沅師耳提面命著文不必對面駁論，應正面立論以來，即不再撰寫辯論性文字。通觀20世紀以來的學術論爭，固然有吸引關注和刺激思維的作用，但也容易流於意氣之爭，各執一偏。治史如老吏斷獄，要想完全還原案情，誠非易事。乾嘉考據號稱實事求是，信而有徵，而實事未必都有實證，有實證的卻未必都是實事。只要找到直接證據就可以坐實的考證，多為具體的簡單事情。晚近史料繁多，立論不難，反證也容易。許多情況下有此一說，未必即如此事。面對紛繁複雜的海量材料，應當儘可能充分彙集，排比梳理，不要預設架構。比較的結果，剔除各種可能，剩下的最不可能反而能夠通貫所有材料和事實。反之，如果先有成見，並且挑選論據來立論，就很容易似是而非。

再現史事，要將大量碎片化的材料拼合連綴。史料再充分，相較於事實的複雜多面而言，也不可能完整。因為記錄本身就不可能巨細無遺地面面俱到，留存過程又不可避免地有所遺失，所以治史在努力窮盡史料的前提下，仍然一方面要闕疑，不做過猶不及的假設求證，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另一方面還須必要的判斷推論，不能太過拘泥，以求大體成形。如果必須完璧才能結論，勢將一事無成。兩者之間如何拿捏得當，需要高明的藝術和高度的自覺。否則，即使如陳寅恪所撰《柳如是別傳》，因為不相信官書，也會導致明顯誤判。更令人錯愕的是，由於材料繁多，誤判也能敷衍成形，敘述出長篇故事。

袁世凱《請速定大計折》時間的誤判以及由此形成的敘事，值得治近代史者高度警覺，以免重蹈前人覆轍。此事發生誤判，一則袁世凱渾身是眼，變幻莫測，在京安插了眾多眼線的康梁一派，直到1912年1月27日才承認：「項城之心，千孔百竅，外人無從捉摸，日日言君位，至今尚未改口，特鬆緩耳。而其左右自唐氏明贊共和外，如梁如趙如楊皙子及其餘，皆均持共和（見所措置），均向共和一邊進行。」 懊悔一直以來著了老袁的道。二則當事人一度故布迷局，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以國民會議的一波三折掩飾清帝退位的暗箱操作，令當時人也信以為真。三則張國淦以親歷者身份提供錯誤信息，誤導來者。三者相輔相成，迷局幾乎成了信史。

不過，再好的魔術戲法，說到底只能掩人耳目，一旦揭開謎底，也就索然無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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