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時，中國空軍可用飛機不足百架的真實原因
問：請問編輯，關於宋美齡把錢存銀行不買飛機一事是否可信？如果是真，這件事是否對抗戰產生了重大影響？
文 | 諶旭彬
「宋美齡把錢存銀行不買飛機」之說的源頭，是楊延年1964年所撰寫的「文史資料」。
楊的原文較長，照錄於下：
「宋美齡上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不久，忽然想到，飛機我們既不能自造，全靠的外國購買，價格又非常之貴。而世界飛機製造業發展迅速，飛機性能日新月異，一種新飛機出世，最多保持兩三年，便為另一種更新式的所取代。這樣，我們就買不勝買，徒然花了很多的錢。因此，她想出一個辦法，把空軍經費儲蓄起來，暫時停止購買飛機，只要現有的飛機能維持經常訓練就行。到必要時，只要有錢，何愁買不到飛機呢。秘書長把這個意見告訴了（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周至柔立即下令給經理處，由經理處執行，將空軍經費全數存在香港外國銀行里。秘書長宋美齡和周至柔的談話這一節，是周至柔在空軍的一次例行會議上對大家說出的。這一件事，在空軍內部是公開的秘密，凡在航空委員會辦公的官員無不知之。事實上，由於宋美齡的這個決定，在抗日戰爭前兩年，空軍已經停止了新機補充。」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在廬山召開了一個最高軍事會議，空軍由周至柔出席。據隨周至柔赴廬的參謀處科長羅機事後透露消息，會議進行的第二天，蔣介石問周至柔，空軍可以參戰的飛機有多少。周至柔取出預先繪的空軍實力位置圖表送到蔣面前。蔣介石拿起來一看，顏色頓變，把圖表往桌上一擲，一語不發。周至柔立於其旁，戰戰兢兢。白崇禧、馮玉祥相繼離座，拿起圖表略看一看，各冷笑一聲，亦不發一語。整個會場一時陷於沉默之中。良久，蔣介石厲聲問周至柔：『怎麼只有這幾架飛機？你把空軍經費搞到哪裡去了？』周至柔這才期期艾艾地把秘書長的見解和辦法說了一遍。蔣介石聽了，沒有再說什麼，參與會議的人也沒有插話。最後，蔣用手一拍桌子，說：『沒有空軍，也要抗戰的。』會議開完，周至柔回到南京，參謀處科長羅機傳出這個消息。」
坊間各種「宋美齡掏空國民黨空軍經費」、「貪污空軍經費」之說，均由楊延年所撰寫的這段資料演繹而來。
楊延年曾擔任過國民政府空軍教導總隊辦公廳書記。這是一個遠離決策核心的文職工作。他留在「文史資料」中的前述內容，全部出自道聽途說，而非親身見聞。
這些「道聽途說」，有很多的史實硬傷。
比如，蔣介石確於1937年5月底上廬山，主持暑期軍官訓練團及「國事共同談話會」，至7月20日傍晚才返回南京。但在此期間，蔣並沒有召開過「最高軍事會議」。直到8月7日，蔣才在南京約集各派系軍政領袖（包括白崇禧、馮玉祥等在內），針對七七事變召開首次「最高軍事會議」（國防聯席會議），與會者一致贊成對日抗戰。
再如，據陳納德披露，1937年7月份時，他與宋美齡一道上廬山，向蔣介石彙報了中國空軍實際戰鬥力的真相。8月份「最高軍事會議」召開時，蔣早已了解空軍實情。
也就是說，無論是在7月份的廬山，還是在8月份的南京，蔣介石和周至柔，都不可能出現楊延年所說的那種戲劇性的對話。
不過，楊延年的「道聽途說」，也並非毫無根據。
首先，自1936年初宋美齡擔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至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這一年半的時間裡，國民政府的空軍購機量確實不大。
其次，當時確有一些專家學者，以飛機技術進步迅速為由，主張平時不要多買飛機，先把錢存起來，到快要開戰時再買最先進的飛機。比如，蔣百里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美國是一個富國，中國是一個貧國。美國造一架飛機，如果有新的理論發現，馬上拆下來改造過。中國可就沒有這樣大的氣魄。所以中國學習航空的人，更應當在理論上下功夫。」
蔣百里這段話，雖然並非主張「先把錢存起來，到快開戰時再買最先進的飛機」，但他認為飛機理論發展迅速，中國不像美國那麼有錢，沒辦法每一代飛機全部採購——這些觀點，與楊延年的「道聽途說」，是大體相近的。
但「說法有根據」，並不等於「說法是正確的」。
真正對國民政府的空軍建設造成致命性破壞的，是內部的派系鬥爭——宋子文一派，主張向美國購買飛機，聘請美國教官；孔祥熙一派則高度依賴義大利人。
孔祥熙1932年訪問義大利，與墨索里尼政府搭上了關係。此後，義大利顧問團和義大利軍火商，在中國空軍中的勢力開始迅速膨脹。這種膨脹，直接導致1935年美國對華輸入的「飛機價值」，較之1934年銳減半數。
同期，與義大利合作的南昌飛機製造廠、洛陽航空學校，在風頭上也迅速超過了與美國合作的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公司、杭州筧橋航空學校。
然而，腐敗事件的頻發——如1934年發生了真相迄今未明的「南昌空軍基地大火案」；1935年防空委員會主任楊傑向蔣介石告發航委會購入的是義大利已報廢的飛機——又給了宋子文一派攻擊孔祥熙的機會。
1936年初，蔣介石任命宋美齡為航空委員會秘書長，一個重要的用意，正是為了調和孔祥熙與宋子文之間的矛盾。
蔣介石對自己的這一安排頗為自得。但宋美齡的介入，並不成功。
比如，1937年初，與宋子文關係親密的資源委員會，曾計劃聯合航委會，與美國道格拉斯公司合作，生產飛機發動機。結果遭到了航委會內部由孔祥熙支持的義大利顧問的強烈反對。孔祥熙一派主張公開招標，宋子文一派則強調發動機事關國防機密，不可公開招標。
宋美齡無力解決這場衝突，最後只能由蔣介石作出「和稀泥」式裁決：一手安撫親宋子文的資源委員會，對他們說「廠屋可先行建造」；一手又安撫親孔祥熙的義大利顧問，同意公開招標。
這種內鬥，是抗戰前夕中國空軍無飛機可用的主要原因。
1937年春，陳納德應宋美齡的邀請，對中國空軍的真相進行調查，他的結論是：
「我到達中國的時候，義大利人已經完全控制了中國的空軍，而且壟斷了中國的航空市場。……中國向義大利訂購軍用飛機的款額已經飛快地上升到不知幾百萬美元了……（但）義大利人當時在中國搞的是陰謀破壞，……真正能夠壯大空軍力量的實事一件也沒有發生。……義大利的訓練方式……斷送了中國空軍的前程。……義大利在南昌的飛機組裝廠也是個大騙局。……當戰爭打響時，航空委員會擁有在冊飛機500架，而真正能夠參戰的只有91架。」
航委會防空廳長黃鎮球，也對蘇聯顧問大吐苦水：
「孔祥熙要和航空委員會前主任周至柔將軍一起對中國空軍現狀負主要責任。……（孔）從義大利一些公司購買了明顯不堪使用的飛機。」
孔祥熙錯誤地信賴了義大利人，對空軍的「四年建設計劃」（1933-1937），造成了嚴重傷害。
至於宋美齡，她於1936年擔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之後，並沒有將空軍經費全部存入銀行，也沒有停止對外採購飛機（因經費有限，採購總量並不大）。
比如，據資源委員會的統計，1936年，在飛機發動機一項上，對外採購的金額「當在1000萬以上」。
同年，航委會借蔣介石50大壽，發起「獻機祝壽」活動，所籌款項也被用於購買美國MARTlN飛機公司的「馬丁轟炸機」，共計9架。因現款不夠，還曾與美國軍火商william Pawley商定用資本輸出的方式建立「中美合辦飛機製造廠」。
但這些採購只是聊勝於無。
那些對空軍建設最為關鍵的項目，比如前文提及的中美合作生產發動機一事，大都因為內鬥而流產了。
遺憾的是，在聘用陳納德進行調查之前，蔣介石與宋美齡，雖然了解孔、宋內鬥，卻並不清楚空軍的情況如此令人崩潰。
在1936年，蔣甚至還懷有一種盲目的樂觀，認為在五年內，空軍的實力可以趕超日本——這年10月12日，蔣視察筧橋航空學校後，頗為高興地在日記中寫道：
「以三年精力與夫妻合力而得有今日成績，五年之內期欲趕上倭空也。」(11)
蔣不了解空軍的真實狀況，國民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也是同樣。比如，1936年5月20日，徐永昌從航委會主任周至柔口中獲知：
「至明年六月以前， 能使用於國防前線飛機可得三百五十二架，（全數一切如練習機等共有九百九十餘架。）」
7月24日，又從中央航校校長陳慶雲處獲知：
「我全國能應戰之飛機不及五百架。」(12)
「三百五十二架」也罷，「不及五百架」也罷，在1937年的淞滬會戰中，均被證實是虛妄的數字。會戰期間，航委會作戰科科長羅機，曾告訴第九集團軍作戰科長史說：
「八一四空戰開始，只有八十九架飛機能作戰，不久即消耗殆盡。」(13)
（完）
楊延年，《舊中國空軍20年見聞回憶錄》，收錄於《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15 軍事機構 上》。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五冊，2015，第304-370頁。
《我在中國那些年 陳納德回憶錄》，中國工人出版社，2013，第51-52頁。
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中華書局，1948，第166頁。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政府的中央機器廠》，《歷史檔案》，1982年第7期。1936年2月8日，蔣在日記里寫道：「妻任航委會秘書長，勤奮可感，會務為之一振，空軍必有長足進步也」；14日，蔣又寫道：「夫妻同心，前途遠大也。」見：《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五冊，2015，第14-16頁。
《機器製造廠籌備委員會自開辦迄今工作報告》（1938年），現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資委會檔案第6721卷。轉引自：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第164-165頁。
（俄）卡利亞金著，《沿著陌生的道路（1938-1939）：一位蘇聯駐中國軍事顧問的筆記》，解放軍出版社，2013，第80頁。
參見：《國民黨政府的中央機器廠》，《歷史檔案》，1982年第7期；陳應明，張偉家，《中國空軍「馬丁」轟炸機傳奇》，《航空知識》1995年第8期；《譚光（中央銀行秘書）談孔祥熙與國民黨政府的軍火貿易》，收錄於《中央銀行史料（1928.11-1949.5）（上卷》，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第210-213頁；等。
《我在中國那些年 陳納德回憶錄》，中國工人出版社，2013，第46-48頁。
(11)《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五冊，2015，第161頁
(12)《徐永昌日記》。
(13)史說，《淞滬會戰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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