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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黃崇嶺:我們都是教育開放的受益者

我們都是教育開放的受益者

文|黃崇嶺

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黃崇嶺:我們都是教育開放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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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至19日,德國各州文教部長聯席會議教育交流中心(以下簡稱「德國教育交流中心」)在德國波恩舉辦慶祝活動,慶祝國際獲獎生交換項目(Internationale Preistr鋑erprogramm,簡稱IPP)開展60周年。來自中國、美國、多哥、埃及、丹麥、荷蘭等國的11位往屆優秀交換生代表受邀參加,時間跨度超過50年,我作為唯一的來自中國的交換生代表有幸位列其中。

IPP項目由德國外交部資助,每年從90個國家招募約450名中學生獲獎者赴德國進行1個月的交流。今年,該項目迎來60周年慶典,在全球範圍內邀請了11名往屆交換生代表參加慶祝活動。從參加這個項目、第一次到訪德國至今已過去整整30年,我也從一名學習德語的中學生成長為德國語言文化的傳播者,並有幸擔任過促進中德人文交流的外交官。德國教育交流中心邀請我參加活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的個人成長經歷讓他們看到了開展國際學生交換項目的成果。而我無疑是中國教育對外開放的受益者,30年的歷程,我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見證了中國留學人員的發展奮鬥史,也見證了中德人文交流結下的累累果實。

結緣德國

1988年夏天,受德國教育交流中心邀請,在南京外國語學校讀高二的我與其他5名中學生一起參加了為期1個月的赴德交流活動。我們6人分別來自南京、上海和武漢的外國語學校,雖然已經學習了3-5年德語,但僅有的德語知識幾乎完全來自課本,視聽錄像資料不僅少之又少,而且很陳舊。

初到德國的我們感到非常新奇,也鬧了不少笑話。我們參加的IPP項目在當時已開展了30年,德國教育交流中心舉辦這樣的活動非常有經驗,4周多的訪問安排得豐富多彩又密集緊湊,他們努力把最精彩的德國展現給我們。我們一行7人(包括1位帶隊老師)和來自韓國、塞內加爾、模里西斯及摩洛哥等國的師生20多人,一同訪問了當時的首都波恩、舊都柏林和最具吸引力的城市慕尼黑。在小城拉文斯堡,我們和當地學生一起度過了兩周的校園生活。為了讓我們充分了解德國,德國教育交流中心安排了大量的參觀和文化活動,很多活動是普通訪問者不敢奢望的,但我們這群國際交流的小使者卻有幸享之。

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黃崇嶺:我們都是教育開放的受益者

4周的交流為我們打開了眼界,我認識了一群普通、友善的德國人,尤其是我們的德國領隊和我在拉文斯堡的寄宿家庭。德國人有條不紊的辦事作風和精確守時的日常節奏,以及美麗的環境、整潔的城市風貌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原先書本里的知識都轉化為活生生的現實擺在面前,於是我產生了想進一步了解這個國家、了解日耳曼民族的願望。

回國後,我下定決心報考日耳曼語言文學專業。之後我先後在廣州外國語學院(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同濟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完成了日耳曼語言文學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業,並先後成為同濟大學的講師、副教授和教授,自此我的職業生涯便和德語、德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留學人員是教育開放最大的受益者

1992年,我本科畢業後開始在同濟大學德語系執教,教授德語語言文化知識成為工作重心,之後我先後赴德國不萊梅大學、康斯坦茨大學、柏林洪堡大學和慕尼黑大學訪學並開展科研合作。

與此同時,一屆屆學生從我身邊走出校門,有的遠赴德國進一步深造,有的成為德資企業的業務骨幹,有的成為政府機關從事各領域對德合作的工作人員,也有的和我一樣成為德國語言文化傳播的學者。

2014年6月,我受教育部派遣,出任中國駐慕尼黑總領館教育領事,直至2019年2月離任,4年多的時間身處教育對外開放的前沿,服務於教育國際交流合作和留學工作。

30多年的德語學習、工作經歷和近30年的教育工作生涯中,我見證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成果。尤其是教育對外開放事業的碩果,回憶這些經歷,我不禁感慨時代給予了我們機遇,而且可以說,留學人員是教育對外開放最大的受益者。

上世紀80年代到德國留學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留學人員不僅要和千軍萬馬一起通過高考這座獨木橋,擺在面前的還有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即德國政府所要求的海外留學生經濟擔保。每一位赴德留學的學生要麼有一位德籍人士願意承擔其所有的生活和學習費用,並出具經濟擔保承諾書;要麼需要自己開設專門的留學賬戶並存入4萬馬克(約合20萬元人民幣),供4年求學所用。無論前者還是後者,對於一般家庭來說幾乎都是遙不可及的。雖然當時的中國萬元戶已不鮮見,但讓一個家庭一次性拿出20萬元支付一個孩子的讀書費用,幾乎是天方夜譚,而讓素昧平生的德國人做經濟擔保更是無法想像的事。所以,當年我國的留學生群體基本以公派生為主。

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黃崇嶺:我們都是教育開放的受益者

當時國家在高校的學生和學者中優中選優,被選中的優秀學生、學者也屬鳳毛麟角,拿著對方政府提供的獎學金前往發達國家求學。此後,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逐漸降低留學的經濟擔保門檻,當年的4萬馬克降低為如今的1萬歐元(約合7萬多元人民幣)。與此同時,40年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人均收入大幅增長,七八萬元人民幣是絕大多數中等家庭可以承受的費用。

2007年以來,國家開始大規模選派獎學金生,目前受國家留學基金資助的公派留學人員前往德國留學,每月可獲得1000歐元以上的生活費(本科生和研究生不等)。2018年度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66.21萬人,其中,國家公派3.02萬人,單位公派3.56萬人,自費留學59.63萬人,留學對於尋常百姓來說並非遙不可及了。海外的莘莘學子和當地學生共同學習先進的科學知識,與當地民眾交往,融入當地文化,展現中國年輕一代的風貌,他們不僅是我國教育對外開放最直接的受益者,更是促進兩國民間交流的使者。

海外華人學者、國內學生都是教育開放的受益者

在駐慕尼黑總領館教育組工作期間,我結識了很多旅德多年的華人學者,他們多數是在德國取得博士學位之後,獲得當地大學或研究機構的職位,定居德國。無論他們是中國籍還是德國籍,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大家都有一顆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由於他們自身的業務能力和曾經在中國學習、工作的背景,使得他們成為所在機構開展中國業務的專家。自2016年以來,中國已連續3年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巨大的市場給予了這些學者專家廣闊的平台。他們是教育對外開放的受益者,同時他們也身體力行,積極幫助國內的科研機構和大型企業在研發、併購、發展、產業升級等一系列環節中實現互利共贏。

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黃崇嶺:我們都是教育開放的受益者

當前,教育國際化是全球各個國家的必然之路,對外合作辦學在我國也成為大家關注的熱點。我國在將大批優秀學生送出去的同時,也將大量的優質資源引進來,一批批國外知名學者受邀來國內講學,一系列國外課程體系被引入國內,各種模式的合作辦學項目,將高標準、高水平的國際高等教育本土化、特色化,國內的學生不出國門也可以享受到國外優質的教育資源。中外合作辦學滿足了人民群眾對教育多樣化的需求,所有在校生都是受益者。

教育對外開放涉及的不僅限於高等教育,各地中小學也緊跟教育國際化大潮。國際學校、國際班給予了高中生們更多的選擇,越來越多的中學生,甚至是小學生有機會走出國門,利用假期出國參加夏令營。當年我們所到之處引起了德國人很大的好奇心,而如今每逢暑假,歐美各國的大城市街頭隨處可見的中國學生代表團則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在駐慕尼黑總領館任教育領事期間,我每年暑假都會接待若干個國內的中小學生代表團,其中就有學習德語的中學生。

如今,國內有四五十所中學提供德語課程,德語也成為高考科目,與我們當年只能在3所外國語學校學習德語相比,時代在進步,越來越多的青少年成為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受益者。

經過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不懈努力,我國已形成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教育對外開放格局,在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知識、培養高層次人才、助力外交事業發展和國內教育改革、促進中外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為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了重要支撐。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和祖國的發展息息相關,衷心祝福我們的祖國繁榮昌盛。(作者系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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