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探《列女傳》的版本源流
劉向編撰的《列女傳》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和文學意義。在古代，已不少文人為之訓解、作注、寫序，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該書的編者與版本問題的探討。新時期以來，學術界對《列女傳》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本文從版本的角度出發，以時代發展為序對《列女傳》的版本源流進行淺探。
一、漢代版本
最早的版本為劉向校訂，錢穆將《列女傳》成書時間繫於永始元年(前16)，學界多從其說。劉向序次《列女傳》本意旨在勸喻帝王，故該書問世初的閱讀群體和影響範圍自當有限。然而，早年發現的敦煌漢簡中已出現「口口口分列女傳書」內容的殘簡，武梁祠中也存有本於《列女傳》「梁節姑姊」等的九幅圖像及題字。連雲港尹灣6號漢墓所出《君兄繒方緹中物疏》木牘記錄有「列女傳一卷」(一三正)。此墓年代上限為漢成帝元延三年(前10)，距劉向整理的時間已很接近。由此可以推斷，劉向在編著《列女傳》前後，此一類書籍在民間已頗有流傳，並擁有相當的社會影響。[①]
東漢時期班昭為全書作注，並將七篇分為上下，合成十四篇，另有一篇頌，共十五篇，曾十分盛行。宋人王回所作序更明確提到「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並頌為十五卷」。東漢以降，雖注釋、續補《列女傳》者很多，但北宋初所編《崇文總目》只記錄有「《列女傳》十五卷，曹大家注」一種。劉靜貞認為當時「劉向原本的八卷《列女傳》似乎已經失傳了」，並在注中更謹慎講，「故至少就官方收藏來看，宋初只存有十九卷本而不見原八卷本」。按北宋王回《古列女傳序》、曾鞏《列女傳目錄序》也稱世所行是「班氏注向書」。[②]
二、魏晉南北朝及隋唐版本
流傳比較廣泛的是《列女傳》十五卷本，魏晉時期趙母和綦毋邃曾撰注《列女傳》。《隋書》卷三三《經籍志》載「《列女傳》七卷(趙母注)」。《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作「趙母《列女傳》七卷」根據《世說新語·賢媛》「趙母嫁女」條，注引《列女傳》「趙姬者，桐鄉令東郡庚韙妻，穎川趙氏女也……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可知趙母為孫吳桐鄉令虞韙之妻，其主要對《列女傳》作了注釋，注本正式名稱為《列女傳解》，俗稱趙母注《列女傳》。所見，趙母所做更多為註解而非續補性質的撰寫。又，綦毋邃，晉代江左人，曾為邵陽太守。《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提到其撰《列女傳》七卷。按《太平御覽》卷三四七引《列女傳》「晉弓工妻」有綦毋邃註：繁人，官名；扎，鎧扎也；燕角善，楚筋細，何膠粘也；同書卷七七一引《列女傳》「趙津女娟」故事，綦毋邃曰：河水激揚，濟之不易。此二則小傳皆出劉向《列女傳》卷六《辯通傳》，文字略有出人，則綦毋逮主要也是為劉向《列女傳》作注。其與趙母的注本均為七卷，與劉向書七篇《傳》是對應的。
三、宋代版本
北宋對《列女傳》進行整理者主要有蘇頌、王回與曾鞏。蘇頌、曾鞏主要在宮廷校理藏書，王回則主要在民間進行。蘇頌將《列女傳》重定為八篇，但後人續補之作如「陳嬰母」等仍分存各篇目下。曾鞏在蘇頌之後再次整理，《列女傳目錄序》談到「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說明其對曹大家本和蘇頌重定本均做了校訂。《古列女傳序》言「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間，倖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為他手竄，疑於其真」，故他的整理主要是為恢復舊書原貌。王回將劉向原作定為《古列女傳》八篇(傳七篇，頌一篇)；剔出續作而成《續列女傳》一篇，與前者合計九篇，實與蘇頌、
曾鞏整理本有別。「號《古列女傳》」始自王回，「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更解釋了加「古"字之由。從序末題「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並撰」看，其完成在蘇頌之後，曾鞏之前。其友蘇頌、曾鞏、王安石文集中頗有涉及王回者，但均未及其編定《古列女傳》一事，可見當時此工作受到的關注不多。然此本傳布後，之前十五卷本反而漸不行於世，這與當時整個社會知識分子階層慕古的文化背景有著一定聯繫。蘇頌、曾鞏編校本反而淹沒於內閣又未見流傳。由此，王回本成為此後社會上流傳的主要本子。
南宋嘉定七年(1214)，武夷蔡驥將所見王回本做了小的調整。王回本頌義原為單獨一卷，含大序、小序及頌。蔡驥則「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個人傳後」。故雖書名仍舊，但實際已變為《古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著名的建安余氏本就是以蔡驥這個調整本為基礎進行刊印的。南宋建安余氏勒有堂刊刻本最早，錯訛最少，內容最足，此本現已亡佚。現在看到的是用此本影刻的《文選樓叢書》本和據此本重刊的顧氏小讀書堆本。
宋人在觀念上是從劉向原作的角度來接受八卷本的，因此王回在改編中對《古列女傳》、《續列女傳》的命名深得人心，此後八卷本對此均加以繼承。所以，八卷本版本雖未固定，但已經在目錄書的著錄及普通讀者接受兩個層面流行開來。[③]
建安余氏本的出現反映了出版商對書籍版本的影響愈來愈大，更求在版本形式上整齊美觀，而實質上這些改編本距離劉向《列女傳》原貌反而愈來愈遠。建安余氏作為書坊商人，為求得利潤，迎合讀者的趣味，完全採用了形式上最為整齊的蔡驥改編本作為雕刻的依據，同時加以插圖，直接署名「晉大司馬參軍顧愷之圖畫」，形式上更為美觀，更易為消費者所接受。這種態度全然不同於王回對於江南流行的四卷《列女圖》是否為劉向舊本的審問。
宋人在歷時一百五六十年的時間裡，把十五卷本改編為不同的八卷本，其改編的最高原則從追求歷史的還原與真實，到追求書籍的形式美感，這反映了時代觀念的演變，反映了新興書籍生產方式對書籍本身的影響。十五卷本向趨於形式整齊、新穎美觀的八卷本的演變，是書籍印刷業受經濟利益的驅動，其影響力超過了文化導向的結果。而無論是一味追求回復劉向舊本的改編心態，還是追求書籍的形式美感，在十五卷本向八卷本的改編中，班昭注被作為多餘的部分被剔除了，導致東漢以來流傳至宋的班註失傳，班昭注連同十五卷本一同消失了。十五卷本於《列女頌》作者署名為劉歆的真實記錄，隨著蔡驥「散頌入傳」八卷本的流行，也一同被淹沒了《列女傳》在兩宋流通過程中發生的變化，作為書籍版本變化的個案，顯現了書籍版本演變中受諸多因素影響的複雜性。
四、明清版本
作為教化之書的《列女傳》成為明代官、私刊行的重要對象。明代官方刊行《列女傳》是作為皇權強化統治的手段，《列女傳》在民間私坊的廣泛刻行則表明《列女傳》所代表的對女性品德的規範在民間逐漸深入人心。
學者劉賽以時間為序對有明一代官、私刊刻情況作了梳理，大致分為六種不同版本：[④]明正德刊六卷本劉向《古列女傳》、《古今書刻》、嘉靖三十一年(1552)黃魯曾私刻本、萬曆年間行人司官刻《列女傳》、萬曆年間私坊所刻《列女傳》、崇禎年間張溥刊本。萬曆年間汪氏增輯的《列女傳》十六卷、永樂元年御敕解縉等撰《古今列女傳》和萬曆十五年茅坤增補唐富春刊《新鐫增補全像評林古今列女傳》三種增補本在後世各有影響，永樂御敕本因為是官方推行，後被收入《四庫全書》，汪氏增輯本因其插圖精美而被推重於後世，茅坤增補本後世未見重刊，影響較小。這三種改編本客觀上也擴大了劉向《列女傳》的影響，同樣起到流通傳播、輔助教化的作用，故在此略加說明，以全面認識明代刊刻《列女傳》的成果。
劉向《列女傳》流傳至清，出現過《四庫全書》本、小讀書堆本、三家校注本等幾個重要版本，學者孫聞博就明清以來《列女傳》的幾個重要版本作了以下梳理，[⑤]有如《劉向古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明萬曆黃嘉育刊本、明崇禎張溥刊本、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等）、《新鐫增補全像評林古今列女傳》（明萬曆金陵唐富春刊本）等。
從這些版本向上對比追溯，明清《列女傳》版本系統可初步分為元建安余氏本、明黃魯曾本和明黃嘉育本三個系統。黃嘉育本與黃魯曾本同，而與建安余氏本異，黃魯曾本、黃嘉育本所據底本當來自一個系統，且後者以前者為基礎進行整理，並刪去贊文而重新配圖刊刻的可能性較大。而黃魯曾本、黃嘉育本屬校訂重刊本，所以其底本與建安余氏本為何種關係較難判斷。黃魯曾本、黃嘉育本所據底本為建安余氏本的可能仍然很大，明清諸種版本可能均由建安余氏本這一個系統發展而來。
注釋：
[①]武艷艷.《列女傳》版本述略[J].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1(4). P55
[②]孫聞博. 劉向《列女傳》流傳及版本考[J].北大史學(15). P42
[③]陳麗. 兩宋《列女傳》版本的「還原」與「新變」[J].齊魯學刊2012(3). P115
[④]劉賽. 明代官、私刊行劉向《列女傳》考述[J].明清小說研究2008(4). P194
[⑤]孫聞博. 劉向《列女傳》流傳及版本考[J].北大史學(15).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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