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上的佛教藝術

佛教起源於印度，在沿著絲綢之路傳播時，佛教思想和圖像隨著當地的文化傳統和信眾不斷變化的興趣而興衰。在跌宕起伏的政治環境中，絲路沿線各國的政權交替、王國之間複雜而難解的關係、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政權等都影響著佛教藝術的傳播。我們從絲路沿線與佛教相關的視覺證據，可以感受絲路上諸多互相交織的文化體系如何促進了佛教的發展及其在亞洲地區的傳播。

早期遺迹與多元傳統

迄今為止的考古發現表明，最早的人像佛陀出現在1978年「黃金之丘」（Tillya Tepe）遺址出土的金幣上。金幣正面人像穿著希臘式短斗篷，戴著古希臘式寬檐帽。這個人像被判斷為佛陀的一個依據是他在轉動一個輪子。轉動輪子寓意傳授佛法。金幣頂部的印度佉盧文銘文寫著「他轉動法輪」。另一個依據是背面的獅子，銘文意思是他像獅子一樣驅除恐懼。在亞洲許多傳統文化中，獅子都和佛陀聯繫在一起。「黃金之丘」遺址出土的金幣佛陀身穿希臘式服裝顯示出在北部阿富汗（古代稱為巴克特里亞）、後來在犍陀羅（巴基斯坦的古稱）早期佛教圖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個地區採用希臘化的圖像可以追溯到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年）公元前4世紀晚期對這裡的征服。

公元1世紀的金質舍利容器的正面表現出行走姿態的佛陀，從佛陀輕柔的衣褶與身體的完美結合及容器表面八個拱形龕，都可以感受到強烈的古希臘藝術傳統。龕之間張開翅膀的鷹是宙斯的象徵，這也源於希臘傳統。佛陀肩部披著長方形的披肩，這種長袍後來成為亞洲僧侶的傳統服裝——袈裟。繫於腰間的短紗籠式袍服也成為標準的僧侶服裝。這個金質舍利容器曾放置在一個更大的滑石質容器中。金質和石質容器都仿自希臘一種有蓋小瓶形狀，進一步證明北阿富汗藝術中希臘傳統的重要性。石質舍利容器19世紀早期出土於阿富汗畢馬蘭的2號佛塔基礎，這座佛塔的圓形塔身和覆缽頂都屬於典型的早期佛塔形制，這種最早的佛教紀念性建築起源於印度、後來出現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畢馬蘭的佛塔和其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佛塔都是在貴霜（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3世紀）贊助者的資助下修建的，他們征服了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陸的早期印度—斯基泰統治者並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王國。貴霜源於漢語文獻，是指月氏的一支，貴霜帝國的第三任國王迦膩色迦（公元1世紀晚期至2世紀早期）在位時期以廣泛的商業活動、增長的財富、寬容的宗教和繁榮的城市生活及視覺藝術而著稱。貴霜帝國內修建的許多佛塔、佛殿、寺院部分是佛教和商業階層長期存在緊密聯繫的自然結果。這些貴霜帝國和絲路沿線的佛教寺院在商業活動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是旅行者安穩的休憩、聚會場所和銀行或金庫。

公元3至4世紀之前，絲路沿線幾乎未留下佛教修行活動的視覺證據，除了鄯善（或樓蘭）的米蘭遺址發現的佛教壁畫。米蘭3號寺院遺址包括一個寺院、多座佛塔和其他一些建築組成。壁畫描繪了佛陀和六個比丘在森林中行走的場景。佛陀捲曲並有些鬆軟的頭髮、有鬍鬚的面龐都類似保存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希臘傳統，還有一個比丘手中所持的棕櫚樹葉和所有比丘的剃髮也顯示了這種傳統。

《釋迦牟尼與弟子》壁畫，米蘭3號佛寺遺址，公元3—4世紀。圖片來自作者

一個公元3或4世紀的中國金銅佛像也出現了鬍鬚這種少見的佛陀面貌特徵。最近檢測發現，這尊佛像用了中國青銅時代發展起來並廣泛應用的陶瓷片模具技術，因此可以明確推斷這件佛像製作於中國。這尊佛像是少數幾件證明公元4世紀晚期和5世紀早期之前中國已經開始製作佛教偶像的資料之一。雖然缺乏視覺圖像、文獻資料，尤其是佛經翻譯證明漢代中國對佛教的認知和興趣，但在公元1至3世紀之間宮廷中很可能有佛教活動。這個時期佛教多由外國僧侶或是中外僧侶組成的團隊傳授。大多數外國僧侶從更遠的西方來到中國。安世高（約公元148—180年）出生於今伊拉克，支婁迦讖（公元147—189年）來自中亞；多產的鳩摩羅什（公元344—413年）出生於絲路北道西部邊緣的庫車，他們都是致力於將早期佛教傳入中國的最著名的高僧。

石窟寺與商隊

從公元4至6世紀出現了建築在石崖面的大型寺院複合體。這種通常被稱作石窟寺的佛教建築為這一時期佛教從中亞到中國（再從中國到朝鮮半島和日本）的發展和傳播提供了有力的視覺資料。大型寺院複合體由法堂、講堂、僧房和客房，以及圖書室和廚房等附屬建築組成。從公元4至8世紀，絲路上綠洲王國庫車的統治者修建諸如克孜爾（約200窟）、庫木吐拉（約100窟）和克孜爾尕哈（約46窟）等300多處石窟。這裡是佛教修行中心，也是在中國早期佛教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僧侶們的誕生地。

和許多主要的石窟寺遺址一樣，克孜爾石窟包括生活和管理空間、聽講和傳授空間、用於冥想的小型洞窟、安置紀念像的大型洞窟和由甬道連接的前後室的中心柱窟。這些柱窟的中心柱被認為是代替之前曾經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突出存在的佛塔。第38窟和其他克孜爾石窟的壁畫用干壁畫技法繪製，絲路沿線的石窟壁畫，包括莫高窟壁畫都採用同樣的製作方法，但使用的顏料不盡相同。

在克孜爾石窟，彌勒和他的脅侍都交腳而坐。他們頭戴裝飾著珍珠的優雅的三角形寶冠，飄帶垂至頭後。這種源於波斯原型的寶冠經常出現在中亞和中國的早期佛教藝術中，也見於波斯薩珊帝國（公元224—651年）的圖像中，薩珊帝國也控制著臨近的伊朗和阿富汗部分地區。深深的衣褶和飄帶式平衣紋的交替存在表明混合了公元4至5世紀沿著絲路傳來的早期印度和巴基斯坦藝術傳統。

莫高窟外景。圖片來自作者

同樣的衣紋處理方法也見於甘肅省敦煌莫高窟第254窟交腳而坐的主佛像。有約492個洞窟的敦煌莫高窟是絲路東段的重要佛教遺址。建於公元5世紀晚期的第254窟由長方形前室和正方形後室組成，前室的人字披頂裝點著織物紋樣，和克孜爾第38窟一樣，洞窟中心是大型中心柱。中心柱西側的佛陀面向窟門，身後是象徵光的大型火焰形背光，頭後是兩個小型橢圓形頭光。洞窟側面的牆壁上以壁畫或塑像的方式表現說法的佛陀、菩薩和佛傳故事。

莫高窟第254窟內景，公元5世紀晚期。圖片來自作者

莫高窟第254窟壁畫中所繪屍毗王故事畫面中的小型人物束腰袍服、褲子和靴子的穿著也見於波斯世界的高等級人物、克孜爾石窟的供養人、公元4—8世紀絲路上最重要的商人——粟特商人。克孜爾石窟第8窟甬道側壁壁畫中展現了四個袍服上束金屬腰帶的紅髮、帶頭光的供養人，這幅壁畫現藏柏林博物館。這四個供養人的衣領和衣服邊緣與袍服形成反差，可見使用了公元4至6世紀絲綢之路沿線的貴重織物和樣式。畫面左側供養人的衣服邊緣和旁邊供養人所穿的藍色袍服上裝飾的聯珠紋圓圈廣泛流行於西至伊朗、東至中國和日本的大片地區。

庫車蘇巴什佛寺出土的彩繪木製舍利容器上所繪伎樂手也穿著同樣的服裝，伎樂手有的戴著鷹和猴子的面具沿著底部行進。他們演奏的一系列樂器許多發現於庫車，包括豎琴、鼓、木琴和一件來自游牧民族的長角形樂器。庫車將魯特琴（古琵琶）及其他樂器傳入中國並對那裡的樂舞傳統產生顯著影響。來自中亞的樂手在中國享有盛譽，一種叫作粟特旋轉的舞蹈——胡旋舞是表現音樂會的標準形象，莫高窟的唐代洞窟所畫佛教集會演奏了許多中亞樂器。

新圖像與新修行

焉耆的舒爾楚克遺址出土的彩繪泥塑佛像展示了公元7世紀晚期至9世紀絲路中心一種居於主導地位的改進的佛像風格。佛陀低垂的左手握披肩邊緣，現在佚失的右手施無畏印，佛陀坐在以聯珠紋裝飾邊框的正方形台座上，佛座內裝飾圓圈有翼神獸圖案。以早期聯珠紋為基礎的圓圈和有翼神獸都延續了早期發展于波斯、傳播至巴克特里亞和粟特的圖像。

彩繪泥塑佛像，舒爾楚克麒麟窟，公元7—8世紀。圖片來自作者

舒爾楚克出土的佛像風格源於同時期更大的克什米爾地區產生的佛教藝術。大克什米爾地區是從公元7世紀早期到公元11世紀早期南亞最重要的四個經濟和文化中心之一，也是絲綢之路上佛教圖像和思想傳播的重要節點。

7世紀晚期至8世紀早期的金銅佛像與以上探討的黏土佛像體型一致，有著同樣的面部特徵，如正方形前額、尖下巴和傾斜的眼睛。佛陀的脅侍有兩個菩薩立像和四個跪姿形象，以及獅子、鹿坐在點綴著花型圓圈的墊子上，這與舒爾楚克出土佛像的台座圖案一致。圓盤是聯珠紋中國化形式，證明織物圖案隨著新的佛教圖像風格和新形式的佛教修行沿著絲路傳播。

第61窟是敦煌最大的石窟之一，主室中央的台座上、華蓋下的站立脅侍壁畫背景前原來應安置一個現已遺失的泥塑像。據歷史記載這尊泥塑像是文殊菩薩像，是佛教智慧的象徵。像觀音菩薩一樣，文殊菩薩是敦煌地區從公元9至11世紀最重要和被崇拜的天上菩薩。此外，莫高窟第61窟的文殊菩薩像是公元10世紀前後敦煌和相關佛教中心出現的新樣文殊的一個例子。敦煌出土了這種新樣文殊圖像的木版印刷佛畫，可能當時有通過這種便攜和便宜的形式傳播。

畫面上端是菩薩圖像，下端是發願文。文殊菩薩身上密集的風格化的衣紋與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立佛的衣紋相似，背景中的花朵延續在最初在克孜爾及其他庫車石窟中的中亞傳統。佛畫下端的長篇發願文讚美文殊菩薩的美德和他能夠實現願望的能力。文中提到佛畫圖像是五台山文殊菩薩的顯現。對五台山文殊菩薩的信仰可以追溯到唐代。有文獻記載，來自克什米爾的僧侶佛陀波利公元675年前後來中國時特意前去朝拜五台山的文殊菩薩。第二次朝拜五台山的時候，他被一個神秘的老人送回克什米爾去尋求某種佛經，隨後他意識到那個老人其實是文殊菩薩。來自烏茲別克的富有影響力的高僧不空（公元705—770年）促進了五台山成為整個亞洲僧侶朝聖的佛教中心，莫高窟第61窟背面牆壁上的五台山圖展示了五台山的這種中心地位。不空是眾多外來僧侶之一，這些來自印度、阿富汗和朝鮮半島的僧侶在中國工作，經常服務於朝廷，在國家贊助的翻譯機構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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