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書數量看中國文明的廣度：究竟是地方性文明，還是世界性文明

在歷史領域，曾出現過一種看法：所謂的世界性文明，或者說對人類有突出貢獻的文明，必然在其文明的書籍中，具有大量科技、經濟和軍事方面的資料，比如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拿破崙的《拿破崙法典》（民法典）、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從這方面看，中國似乎算不上世界性文明，因為中國所有的史書都是「政治史」或「宮廷史」。事實真是如此嗎？

正確認識「世界性」與「歷史」的概念

首先，我們要先明白一個概念，即世界性文明，並不是自古就有，所謂的世界性，最早只能從大航海開始之後才算，更嚴格一點說，在全球化實現前，不能說哪個文明是「世界性」的，所有文明都是「地方性」文明。

其次，認為中國所有的古書都是「政治史」或「宮廷史」，在極狹隘的視角上看不算錯，但要放在邏輯自洽的角度看，對中國古書的整體判斷不正確。

站在狹隘的視角看，中國古代的經典著作，特別是古代史書，著墨重點是帝王貴胄的家史及其精神嬗變，這一點不錯。一般經濟、軍事，包括數學在內的科技類書籍始終沒有被重視過，以至於在中國文明的價值體系中排名末位。

但是，站在更高的層次看，中國古代經典書籍數量之大，超乎一般人的想像，即便某些類目的書籍佔比很小，但絕對數量卻不低，與中國自己相比較顯得少，跟與其他文明相比未必少。

另外，史書和經典著作不能與所有資料等而視之，有些類目的書籍沒有被總結，散佚在歷史的角落，有些則根本就沒有流傳下來，它們也是文明的一部分，應當給與其相應的地位。

中國古代科技類書籍

用「浩若煙海」形容中國古書的類目和數量，一點都不誇張，其中關於農學、數學、工程、藥學的著名文獻不算少。

遠的不說，僅從宋代開始，就有沈括的《夢溪筆談》、元代王禎的《王禎農書》、明朝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以及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這些書籍質量上乘，都具備世界級的水平。

我們以《天工開物》為例：17世紀的宋應星，有意識地將其著作《天工開物》系統化，這本書分為18章，每一章討論一種工程技術，包括冶金、製糖、造紙、紡織、染色、種植等等，完全稱得上工業革命前工程技術和手工業的集大成者。法國19世紀的漢學家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儒蓮）對《天工開物》讚不絕口，推崇備至。很難說法國的百科全書沒有受到《天工開物》的影響。

到了20世紀，英國人李約瑟（Joseph Needham）寫成的大部頭《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共7卷24冊，其寫作資料大部分出自中國史料的記載。中科院前院長盧嘉錫任總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共有30卷，每卷至少60萬字，至多100萬字，其中的專門史19卷，分為數學、物理、化學、天文、水利、機械、建築、交通等等。

這部被稱為《大書》的巨著，其資料主要來源不僅是各類史料，還加上了考古實物。這裡有一個簡單的推理：如果沒有足夠的史料，能編出關於中國科技的超級著作嗎？

中國古代經濟類書籍

說中國文明不注意經濟，完全是無稽之談，對中國人來說，耕、戰、貨（經濟）同樣重要。早在《史記》中就有《貨殖列傳》，其後的《漢書》有《食貨志》，此後正史必須附有關於國家經濟情況的《食貨志》。這些《食貨志》就是考察中國經濟歷史的基本材料。

中國對經濟的重視，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食貨志》，還有大量補充資料，比如「十通」，分別是唐朝時的「三通」——《通典》《通志》《文獻通考》，明朝時的「續三通」，清朝時的「清三通」和《清朝續文獻通考》）。「十通」類的政書包含大量經濟理論和數據，全面刻畫了古代的經濟活動。

正史和通典類的書，只是經過專業人士彙編的官方著作。如果以「史料」的數量而言，各種未經提煉的檔案、奏章、方誌、家譜、碑文、筆記、甚至小說等，也有不可勝數的經濟活動記載。這些文獻數量之多，散布範圍之廣都足夠驚人，只要有動力去提煉這些原始史料，就能重新塑造中國古代經濟形態。僅就資料翔實度來說，沒有文明如中國一樣面面俱到。

中國古代軍事類書籍

中國歷史中有大量的戰爭實踐，誕生了無數軍事書籍和資料。早至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就有兵家，專門談兵法、戰略和戰術。

最著名的《孫子兵法》，至今在整個世界歷史中都是軍事名著。在中國古代，對《孫子兵法》的注釋和分析汗牛充棟，光是這些注釋就能發展出一整套軍事學體系。

《孫子兵法》至遲於公元7世紀時傳到外國，對整個亞洲文化圈產生了巨大影響。歐洲在18世紀首次將《孫子兵法》翻譯成法語，20世紀初又翻譯為英語。孫子的著作在外國軍事學者中極受重視，美國國防部一直把《孫子兵法》列為軍事院校推薦讀物。

中國軍事書籍絕對不是《孫子兵法》一枝獨秀，而是百花齊放，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截止漢朝時，兵書有「五十三家」，文章790篇，圖43卷。其中「兵技巧」13家，199篇。所謂的「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可見，「兵技巧」指的就是軍事訓練以及軍事器械。

除了春秋戰國，後世兵書撰寫依然沒斷。托寫在戰國，實際成書於西漢的《六韜》、唐朝李筌的《太白陰經》、唐朝李靖的《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等，都是各朝代的代表名著。

如果說舊兵書更注重博弈類的「戰略」，那麼宋朝曾公亮和丁度一塊編寫的《武經總要》，就是軍事學的百科全書，中國古代軍事集大成之作，不僅記錄戰略、戰術，還寫了大量的器械圖譜和訓練方法，這是目前研究古代冷兵器戰爭的最可靠官方史料。也是在這部書中，明確記載了火藥，提供了中國發明火藥的證據。

到了明朝，由於抗倭和北方前線的戰事，中國兵書進入一個新階段，比如明朝茅元儀編輯的《武備志》，它是前代兵書的匯總，原創價值雖不如《武經總要》，但內容更詳盡，篇幅達到了令人咋舌的200萬字。

地方性與世界性辨

中國傳統史學確實關注帝王貴胄，以及政治史，但是從橫向的角度看，哪一個古代文明不是如此呢？每個文明的歷史都只記載王侯大臣、政治與戰爭，而不會在日常生活上傾注太多精力。在古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學著作中，政治史也排在第一位，希羅多德的《歷史》，主要講述了希臘和波斯的戰爭，它是西方文學的開山之作，但有些人還是「慷慨」地將其放入文學和歷史的兩個維度中，再比如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顧名思義就是戰爭史，他也沒有關注希臘百姓的生活。

縱向的看歷史學的發展，各文明都是近代市民社會出現之後，才逐漸在政治史之外，單獨開闢了經濟史、社會史等，關注重點也從國王貴族轉到了社會百態。

進一步說，歷史學不等於文明，只是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即便中國古代歷史過多關注政治，也不等於說整個中國文化，只包含政治，而缺少其他東西。

綜上所述，中國文化中原始材料很多，只是人們不知道，或不關心而已。所以，不能籠統地說中國古代歷史只是「政治史」或「宮廷史」。如果說「一個文明是世界性的，必然包含大量科技、經濟和軍事資料」這個評價標準是成立的，那麼中國文明一定是世界性的。假使中國人謙虛地說自己是地方性文明，恐怕很多西方研究者也不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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