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與林文慶
同是出生於東南亞的海外土生華人，辜鴻銘和林文慶不管是在其出生地還是在西方社會，都享有很高的聲譽，如果對二人的人生道路作一比較，會發現他們有著極為相似的生活學術經歷和思想心路歷程。
其一，他們都是出生於英國殖民地的土生華人。辜鴻銘於1857年誕生於檳城，林文慶於1869年誕生於新加坡，而當時的檳城和新加坡是組成英國直轄殖民地——海峽殖民地三州府中最重要的二州府（另一州府為馬六甲）。
其二，作為海峽殖民地的土生華人，他們擁有共同的峇峇身份。峇峇不同於「新客」移民，是早期下南洋的華人與當地土著婦女婚配後的混血後裔，在馬來亞被當成一個新人種。峇峇本是遠離祖國的一個特殊族群，這使之極易產生兩極分化：當大部分峇峇對祖國日漸陌生時，少數峇峇因各種原因對祖國產生了走向另一極端的感情。辜鴻銘和林文慶就是這一極端人群中的典型代表。
其三，他們都接受西方教育，先後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求學，成人後幡然醒悟，認可自己的「漢人」身份，轉而發憤學習中華文化，返回中國並長期服務於中國。辜鴻銘擔任張之洞幕僚長達20年；林文慶先是支持康有為維新變法，繼而輔佐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後推卻了孫中山請他出任外交部長的邀約，接受陳嘉庚邀請，到當時頗為荒涼的廈門海灘上創建廈門大學並擔任校長長達16年之久。
其四，他們都是中國近現代為數不多、熟知中國傳統又精通西方語言與文化的學者。辜鴻銘翻譯了「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林文慶則翻譯了屈原的《離騷》。他們都有大量西文著作：辜鴻銘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和《中國人的精神》等，林文慶則出版了《從內部看中國之危機》、《從儒家觀點看世界大戰》、《東方生活的悲劇》、《中國文化要義》等。他們積極向西方人介紹和宣揚東方的文化和精神，在西方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被西方人譽為東方的「聖人」。
其五，面對「新文化運動」的猛烈衝擊，他們同是「舊文化」的捍衛、守護者，因而也都是新文化運動闖將急欲打倒的對象。新文化運動闖將先後送給辜鴻銘三頂帽子：「君主論者」（陳獨秀）、「復辟論者」（蔡元培）和「久假不歸者」（胡適）。至於林文慶，則成為魯迅口中「尊孔的」「孔教徒」。
不過，二人之間也存在許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之處。
二人雖同屬守舊，但其程度及態度迥然有異。辜鴻銘可謂凡古皆好，就連舊傳統中明顯的糟粕亦視為珍寶，譬如他對三寸金蓮的嗜好及對多妻制的崇拜、在民國以後仍堅持保留腦後的那根小辮子等。林文慶則早在辛亥革命爆發前的13年即1898年，就割掉了那條象徵奴性的「頭綜」，還在新加坡保守的華人社會中發起了影響深遠的剪辮子運動！
林文慶雖守舊而不保守，還曾撰文批判辜鴻銘的保守。他是新加坡有名的社會改革家，卻在新馬發起並領導了持續長達十年之久的「孔教復興運動」。他堅持儒家，但不迷信儒家，曾勸導人們要改革、簡化慎終追遠的喪葬儀式。他在以儒家思想和聖人之言熏陶廈門大學莘莘學子的同時，把廈門大學建設成知名大學，「與北京大學被公推為是文史哲特長的大學、東南大學被公推為是經濟和教育特長的大學一樣，廈門大學被公推為理科特長的大學，從而一舉奠定了廈大在全國大學中的重要地位」。
辜鴻銘在地處文化中心的北大任教，周邊大家如雲，當時許多名人學者或多或少地留下了關於他好或不好的記錄。林文慶身處地域偏僻、文化落後的廈門，自然喪失了許多與當時文人學者頻繁交往的機會。後期因廈大財務危機，林文慶不得不頻頻往返於廈門和南京、廈門和福州乃至廈門和南洋之間籌款，與林文慶打交道的多為政客與商人。
人們記住的辜鴻銘，首先是其「怪」和「保守的小辮子」，其後是他的著作和思想。而林文慶生前撰寫的大量文章著作，不是躺在廈門大學圖書館的故紙堆里，就是被束之高閣收藏在新加坡的圖書館中。一般的文人學者，根本無法知曉他的存在。就目前而言，國內學界中，大概只有那些研究魯迅的學者曾聽說過林文慶的名字，在魯迅研究者的眼中，林文慶被視為一個反歷史潮流的「小丑」。或許，我們倒可以認可魯迅對林文慶「尊孔的」「孔教徒」的描述，這反而是一種基於事實的客觀說明。如今，辜鴻銘早已位列中國近代文化名人的行列，而林文慶儘管曾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大學校長，親手參與創辦並全程主掌私立廈門大學長達16年，卻因種種原因早已被中國人所遺忘。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第240期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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