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早期探路人

朱虹教授是新中國第一代女性文學批評家,是國內著名的英美文學研究專家,也是致力於把中國當代文學推介給英語世界的知名翻譯家。她的譯作深受海內外讀者的推崇與讚譽。朱虹教授與海外多家出版社進行深度合作,成功地將自己的譯作打入了海外主流商業圖書市場,從而成為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成功範例。為了深入了解這位「文化輸出」的早期探路人和成功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報》特約筆者對朱虹教授進行了專訪。

採訪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有一定的時間跨度。最近一次和朱虹教授見面是在4月27日。繁華之外,與87歲的老人談過往,撫摸那些唏噓不已的歲月,漫長的不再是歲月悠悠,而是悠悠之後的人性閃光。

蜿蜒求學路:從教會學校到北京大學

孫繼成:朱老師好,您是英美文學研究專家,又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英譯與推介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請問您是如何走上翻譯之路的?早年又是如何學習英語的?

朱虹:這事還得從我的童年和少女時代談起。20世紀40年代初的天津是日本佔領區,學校一律開設日文課。我的生父曾留學美國,他要我學英語,於是把我放在天主教聖芳濟會修道院附設的聖若瑟女子寄宿學校,該校的生活和教學語言都是英語,「外語」是法語和拉丁語。我在天津讀了6年,後來轉到北京的聖心學校,即聖若瑟的姊妹校,老師也是聖芳濟會的修女。修女老師不懂數理化,數理化就全免修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學校急急忙忙宣布在校生畢業,修女給了我們每人一張紙(畢業證),然後就撤離了中國。

當時我才15歲,正值高校招生。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我連想都不敢想,因為物理、化學我都沒有學過,只會英語。想來想去,我決定和同學們一道報考輔仁大學,因為該校也是天主教會辦的,英語系的系主任是位美國人,是耶穌會神甫(Jesuit),也許他們會接收我。考試時,我在數理化的試卷上用英語嘩嘩地寫滿了自己讀過的書,使勁表現自己在這方面的能力,還說我反正要讀您的英語專業,數理化不好也不妨礙我學習英文。輔仁大學英語系果然接收了我,錄取榜上,我的名字居然還排在了第一名。多年後,我的老同事董衡巽對我開玩笑說:「朱虹啊,你才是中國第一個交白卷的『張鐵生』!」

孫繼成:後來您又是如何從輔仁大學轉學到北京大學的?

朱虹:有一天,一個叫楊登彪的男生對我說:「朱虹啊,您幹嗎在這裡混啊?你不如考到北大去。」我說:「我哪能考進北大啊!」他說:「你考轉學生,只考英語,不考數理化。」結果,我就參加了轉學考試,還真考上了北大西語系。

孫繼成:看來教會學校的全英語教學,為您日後的翻譯工作奠定了堅實的語言基本功。進入北大西語系後,又開始接受專業的翻譯訓練,您對哪些老師的課程印象比較深刻?他們對您日後的工作又有怎樣的影響?

朱虹:我印象最深的是潘家洵和朱光潛先生的翻譯課,一共兩個學期。可以說,這兩位先生的翻譯課對我的一生都有很大影響,特別是朱先生的課。

孫繼成:潘家洵和朱光潛先生的翻譯課程有何特點?

朱虹:兩位老師的上課方法基本一樣,都是給學生一個text(文本),一個星期是英翻中,一個星期是中翻英,然後就討論同學們的作業。我們班上只有20多人。記得潘家洵老師讓我們翻譯《紅樓夢》中的一段,文中有晴雯「撂手絹」的一個「撂」字,同學們用了好多詞來翻譯,如throw, cast等,我用了「toss it over」來翻譯「撂」字,結果得到了潘先生的肯定。

朱先生對學生的翻譯討論更為嚴格。在我印象中,自己得到的批評較多。記得朱先生當時從《人民日報》上選過一篇報道《與冰的鬥爭》讓我們翻譯。文章講述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破冰前進的艱難。我當時受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小說《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的啟發,就套用並譯成「Of Ice and Men」,對此,自己當時還比較得意,我以為朱先生會表揚我。結果,朱先生批評我說,我的譯文沒有反映出struggle(奮鬥;鬥爭)之意,沒有反映出ice(冰)和men(男人;人類)之間的關係。這種嚴謹的教學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孫繼成:聽說卞之琳先生也給你們上過課?

朱虹:卞先生在三年級的第二學期給我們開的課程是Great English Writers (偉大的英國作家)。課上,卞先生對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講得很多,以至於我很長一段時間都認為衣修午德是當代最偉大的英國作家。我們精讀過《紫羅蘭姑娘》(Prater Violet)、《告別柏林》(Goodbye to Berlin)等,欣賞得比較細緻。卞先生指出,薩利(Sally),即 《紫羅蘭姑娘》中的女主人公,跟男人打交道總是吃虧,可還自以為很精明。後來我們才知道,卞先生在英國時見過衣修午德,《紫羅蘭姑娘》就是卞先生翻譯的。記得卞先生還通過16—17世紀的一首詩歌《心的交流》(Exchange of Hearts)給我們分析了當時的等價交換觀念,他對文本分析得比較細緻。那時候,我們都很喜歡卞先生,他為人瀟洒,很有風度。

哈佛燕京路:從女性主義研究到中譯英

孫繼成:您畢業後就被分配到了社科院外文所從事英美文學研究?

朱虹:1953年,我從北大西語系畢業時,在畢業分配表上填的第一志願就是外文出版社,當時我就一心想去做中譯英,但沒有被外文出版社所接受。後來,我的材料轉到了剛剛籌建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該所西方文學室即社科院外文所的前身。當時的我是「政治(家庭出身)不好,身體不好,英語好」,是何其芳所長拍板收留了我。1953年9月23日,我到文學所報到上班,何所長找我例行談話,要我「學理論,讀名著,積累資料,放長線,釣大魚」,和我談了整整四個小時,這使我終生難忘。

孫繼成:您在外文所的研究方向是英國19世紀小說。早在20世紀80年代,您就開始了女性主義研究,並選編了《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推動了國內的女性意識與性別研究,繼而您又編譯了The Chinese Westerns: Short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中國西部小說選》),由美國蘭登書屋巴蘭坦分社(Ballantine Books)於1988年出版;後來這本書被英國買了版權,改名為Spring of Bitter Waters (《苦水泉》)得以再版。這是不是您的第一部中譯英的作品,您自己當時有何感想?

朱虹:我研究思路的轉向以及上述著作的出版都與哈佛燕京學社有著奇妙的關係。記得1979年末,我接待過美國第一個人文學科訪華代表團,其中就有伯克利大學的漢學家白芝(Cyril Birch,系《牡丹亭》英譯者)和哈佛大學的漢學家韓南(Patrick Hanan)。他們拜訪詩人馮至和卞之琳時,讓我擔任了隨行譯員。談話期間,韓南教授讚揚了我的英語口語,並問:「你怎麼不去美國訪問?」我當時聽了還一愣,說:Is it up to me?(這能由得了我么?)沒想到,這一問一答,就成了我去哈佛燕京學社的例行面試了。1980年初,我成了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中斷聯繫30年後的第一批訪問學者之一。儘管之後我也在英國、澳大利亞、義大利等多個研究中心做過交流,但是哈佛燕京學社是我經歷過的第一個,而且時間最長、印象最深。這一年的訪學經歷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也為我打開了眼界,拓展了學術視野,在一個關鍵的時刻給了我新的動力、新的目標,儘管當時我自己完全沒有意識到。

孫繼成: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期間,您印象最為深刻的事情都有哪些?

朱虹:1980年秋,我選修了哈佛大學文學系最「叫座兒」的一門大課——艾倫(Daniel Allen)教授的《美國文學導論》,上百人擠在大教室里上課,講課往往會在學生的掌聲中結束。這一年為我打開了美國文學的紛繁世界,也為我研究19世紀英國文學提供了新的批評和理論視角,自己重讀文本,居然有了一種重新發現的喜悅。哈佛燕京學社讀書、聽課、交流的收穫對我十年後,也就是1990年,應邀為哈佛大學成人夜校和暑期班開設「英國19世紀小說」專題課埋下了伏筆。

這一年的訪學收穫還體現在我從英國文學研究中發現了「女性主義」。記得當時讀過E. 肖沃爾特(Elaine Showalter)的《她們自己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儘管她談的是英國女性文學的傳統,但對我的啟發不僅限於英國,也不僅限於文學,而是啟發了我從性別角度而來的「女性意識」,這為我打開了新的研究空間。

孫繼成:哈佛燕京學社的這次訪學對您從事中譯英的翻譯工作起到了什麼作用?

朱虹:這也是我要提及的一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同時也湧現了一批寫作風格迥異的作家群體。但除了少數漢學家之外,西方讀書界對中國作家知之甚少,出版商也不願在中國文學上進行投資。不少中外作家都指出了這一奇怪現象,於是我自己就有了一種莫名的衝動,想做點中譯英的嘗試:把中國作家的作品介紹到國外去,實現我40年前未了的翻譯夙願。1986年,我恰好得到了哈佛大學英語系的邀請,參加他們的一個特別項目「美國文學——國際展望」,此項目專請美國之外的學者赴美舉辦三次講座。我當時的題目是「美國文學在中國」,便趁機講了一點自己對於當代中國小說的心得。為了幫助聽眾更好地理解,我還翻譯了賈平凹的《人極》和張賢亮的《肖爾布拉克》,並複印在現場散發,贏得了聽眾的認可與歡迎。會後,有聽眾感嘆說,最好能在美國出版它們。於是我就聯繫了王蒙、王家達、朱小平、唐棟、賈平凹和張賢亮,取得了他們的授權,趕譯了八個短篇,湊成了我的第一本譯著《中國西部小說選》。這次試譯的成功,為我自己開發了一小片翻譯園地,能讓我細耕慢做。

沿著女性意識研究路向推介中國當代女作家

孫繼成:請談談您第二部譯著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 Stories by and about Women (《恬靜的白色——中國當代女作家短篇小說選》,Ballantine Books,1991)的出版背景。

朱虹:1981年,我從哈佛燕京學社訪學回來後,沿著自己女性意識的研究路向,更多關注了中國的女作家群,於是就邊讀邊譯,完成了《恬靜的白色》和Festival of Flowers: Essay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花的節日——中國當代女作家散文選》,譯林出版社,1995)。我的初衷是讓外國讀者聽到中國女性的各種聲音,讓他們了解中國女性的狀況。書中選的女作家中,比較知名的有楊絳、冰心、黃宗英等老一代作家,有當紅的作家張潔、張抗抗、鐵凝等,還有當時還不太知名的天津的谷應、江西的胡辛、四川的包川、甘肅的牛震環等。

孫繼成:翻譯女作家的作品,您有何不一樣的收穫與感想?

朱虹:譯介女作家的作品,我感覺自己更能在感情、情緒上跟她們產生共鳴和認同。比如翻譯胡辛的《四個四十歲的女人》時,文中描寫了捉襟見肘的生活,病痛給敏感的女性所造成的壓迫,這些都不像有些西方古典小說里所描寫的浪漫悲情,而是由猥瑣卑下的小東西、小事情構成的精神壓迫。這與西方女性作品中的某些高亢憤慨有所不同,我的這個集子偏重於「怨」和無聲的堅毅。我選的陸星兒的《今天沒有太陽》,文中描寫幾個女人在醫院門口排隊等待進入屈辱的人工流產的機械流程,如果不用心去體會,很難把這種堅毅、隱忍的「怨」情在英文里表達出來。我在譯文中要表達的是,女性每日每時在灶前操勞、在排隊中經歷的磨鍊,在20世紀60年代的飯桌上,她們咬緊牙關自我犧牲,在家庭瑣碎的矛盾中習慣於放棄自己,在緊張忙碌中度過一生而沒有意識到自己生命的價值。在翻譯中,同樣一句話可以譯成不同的語調,我盡量少用拉丁詞根的大字,多用根植於盎格魯-撒克遜原居民土語的小字,有些小字如果用得巧妙,就能夠出彩。我在翻譯《恬靜的白色》時,就比較注重掌握一種隱忍、堅毅的基調。

孫繼成:據說,《花的節日》是您為當時在京舉行的第四屆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的獻禮。您能詳細談一下這本散文譯著嗎?

朱虹:《花的節日》是我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個翻譯項目。這一散文選的英譯篇名取自女作家宗璞的一篇散文的標題「花期節的紀念」(Festival of Flowers)。原本想收入宗璞、張抗抗等三五位作家,每人十多篇,後來入選的作家面更廣了一些,每人的篇幅和字數就相對減少了許多。對我而言,《花的節日》又是一個新的挑戰,因為大家都知道,散文難譯!我當時正在選編《英國散文選》,自己讀遍英國散文,對散文體裁所要求的內在統一性有了較深的體會。我知道,散文正因為它短而精,比小說更難譯,加上時間緊迫,我就請了一些朋友合作翻譯,一共48篇散文,由28位譯者分擔。譯者既有英美漢學家,又有國內的翻譯家,我自己把譯文通讀了一遍,做了一些修訂和刪節,並且趁我在國外之際,還徵求了一些外國文學專家的意見,力求譯文讀起來有英文味兒。

孫繼成: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都應該關注哪些要點,才能有效避開其中的翻譯陷阱?

朱虹:散文難譯,把諸多散文編成一個集子,其中的問題就會更多,都需要譯者細心處理,特別是要考慮到中外兩種文化心理的差異、兩種語言習慣的差異,必須做出若干變通、繁簡的處理。

在《花的節日》翻譯過程中,有的譯者對文中許多難點的翻譯處理,給了我很多啟發。以標題翻譯為例,譯者張麗清女士把張抗抗的《出售與投資》一文的標題譯為A Matter of Pride and Price,既保持了兩個詞的重疊與對稱,再配上那透著一股蔑視的「a matter of…」這個標題的譯法真是絕妙,它不失諷喻地點破了主題,這使我深感佩服。

中國文化「走出去」與中譯英翻譯策略

孫繼成:在您幾十年的翻譯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過難以處理的翻譯難題?

朱虹:我在做翻譯時,時常會感到語言的挑戰。我過去閱讀19世紀英國小說時,閱讀量比較大,一部小說就有幾百頁、上千頁,那都是常有的事。有時候,我為了寫一篇評論要看很多書,當時還覺得這是個煩惱;現在做起了翻譯,就覺得自己的辭彙儲備量總算有點優勢。但是,真正拿起筆來進行翻譯時,這種辭彙量的自信感就很快消失了,因為我總感到辭彙不夠用,深感自己語言的老化,跟不上當前辭彙的發展。於是,我就會從影視、小說裡面學習口語,也從生活中學習,向自己的學生學習,跟人聊天時,也注意搜集和更新辭彙。語言這東西,說到底還在於長期的大量閱讀形成的一種積累。只要你有了一定的語言庫存,翻譯的時候,它就會自己跳出來對號入座,我只能說是「有時」,因為有時候這些詞句在你找它時,它還會跟你捉迷藏。

據我有限的中譯英經驗,翻譯中最考驗語言功底的就是要掌握住敘述人的語氣。如作家筆下所體現的那種隱忍、冷峻、誇張等。這些口氣和語調都是翻譯中難以把握的難點,這不僅僅是辭彙量的問題,而是要準確地抓住其中的意味和聯想,要使讀者在眼睛讀著文字的時候,彷彿耳朵就能辨出敘述人的聲調。為了翻譯某一作品,我無奈之中有時也會去閱讀同一風格的英語文學作品,以進入其語流,從中得到借鑒。

另外,涉及中國當代生活中的辭彙,也是漢英翻譯中的難點。比如,漢語中的「離休」「退休」「勞動鍛煉」「勞改勞教」「摘帽」「改正」「解脫」「平反」等,沒有在中國生活經驗的外國人很難把握其中的微妙,有人也許會覺得沒有必要那麼較真,但是作者若是諷刺某人糾纏於退休和離休的待遇,那麼弄不清二者的區別,就沒法翻譯這部作品;再如,「貧下中農協會」「貧農」等字眼,在當代作品中有時還會出現,外國讀者看到poor這個詞,自然就會想到「貧窮」與「可憐」,但是,他哪裡知道一個「貧」字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可能還會帶來不少的政治優勢與實惠。

孫繼成:您能否進一步舉例說明,如何把握翻譯中的微妙之處?

朱虹:在翻譯王蒙的短篇小說《堅硬的稀粥》時,我就感覺到這是一塊難啃的骨頭。單從標題上看翻譯就很麻煩,更不用說通篇那種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語調,於是動手試著翻譯這一標題時,我就想了好幾天,嚴格說來,也許「粥」譯為congee會最接近於原意。但西方讀者會立刻聯想起中餐館的「皮蛋瘦肉粥」之類,而我就是要避免這種實感,因為堅硬的稀粥不是一個「實」的故事,我最後決定用porridge一詞,覺得它更能表達原作所追求的普遍性。

至於「堅硬」的譯法,我首先排除了hard一詞,經過許久與英文字眼的較量,我抓住了stubborn這個詞,覺得它可以使這個「粥」活起來,於是「堅硬的稀粥」就譯為The Stubborn Porridge。另外,這部小說集通篇語調的掌握也是個難題。為了便於自己翻譯,我還參考了18世紀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紐約外傳》(A History of New York,1809),這是一部極端誇張而滑稽的偽歷史作品。後來,我採用了不歇氣的長句子和有失比例的大字眼,去表達原文中那種誇張、機巧和滑稽模仿的傻勁兒。現在回想起來,可以說《堅硬的稀粥》算是到現在為止,我翻譯得最為吃力的一篇。

從翻譯的角度看,The Stubborn Porridge and Other Stories by Wang Meng (《堅硬的稀粥及其他:王蒙短篇小說選》,George Braziller,1994)這個集子可以說處處有暗礁。其中一篇《冬天的話題》,關於「沐浴學」的辭藻撒野似的奔騰在紙頁上,簡直不可收拾,可是該篇的譯者創造性地接受了作者的挑戰,她套用了莎士比亞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活下去,還是不活),變成了「to bathe,or not to bathe」(洗澡呢,還是不洗),小題大做,獲得了絕妙的喜劇效果。我讀別人的翻譯,也總能學到點東西。

孫繼成:您近期又出版了哪些譯作?在中譯英時,您認為譯者需要注意哪些事項?您對中國文化「走出去」有何建議?

朱虹:做中譯英翻譯,我都是根據自己的愛好和興趣來選,近年出版的翻譯作品有Wang Meng: A Life (《王蒙自傳》,2018)、《溫暖的荊棘:畢淑敏寫給年輕人的心理學故事》(中英雙語版,2017)、China 1927: Memoir of a Debacle (朱其華著《1927年的回憶》,2013)等。另外,也有一些作品還沒有出版,比如作家李曉、張弦、劉慶邦的作品等。

在中譯英時,我追求的是忠於原文,要讓譯文讀起來更像英文,要地道,盡量避免中國式的句型,要學著用英語來思維。我翻譯時用詞會比較靈活,我關注更多的是譯文的表達效果,還有就是文中的語調和情感,這都要拿捏到位;譯文只要表達清楚,語言生動就好。要做好中譯英,還要儘可能地多讀英語原著,培養自己的語感。中國的文學作品在國外是有一定影響力的,在國際圖書市場上也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只不過中譯英是一種長期的投資,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都要有長遠的眼光,才能做得更好。

(特約撰稿人 孫繼成 作者系山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原標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早期探路人——訪著名英美文學專家、翻譯家朱虹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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