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夫北平之行與「東洋社會論」的形成

撰文：周雨霏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在北京度過了27個月之後，魏特夫初步完成了「治水—游牧—雨水農業文明」這一世界文明史的構造圖，並且斷定，在治水文明基礎上所產生的「東方社會」遵循著一種與普遍的、社會發展的直線結構相異的「停滯」動力學。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掀起了民族運動、工人運動的高潮，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開始東移。1925年，「五卅運動」以及緊接著的一系列發生在中國的工人運動，給歐洲的左翼革命人士帶來了極大的鼓舞。時任德語版《紅旗》（Die Rote Fahne）雜誌文藝編輯的德共黨員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在其第一本關於中國的單著《覺醒的中國》（Das erwachende China, 1926）之序言中寫下了這樣的熱望：「1925年的夏天，中國人民發起了反抗列強的首次大規模行動。這場運動——無論在民族解放的層面還是在社會解放的層面，都標誌著東亞歷史的轉折點。1925年標誌著中國真正的覺醒，這絕不僅僅是單獨一個國家的覺醒」。魏特夫此時分析中國社會的目的，在於「闡明造成中國過去和現在之命運的社會經濟原因」，從而號召歐洲的工人團結起來，「從源頭上斷絕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武力侵略的可能性」。其早期代表作《中國的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1931）曾在歐洲和日本的漢學界引起巨大的反響，被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稱為「自馬克思·韋伯的社會學研究以來，第一部系統地揭示中國經濟與社會構造的大著」。然而，在其代表作《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 1957）中，魏氏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逆轉。他指出，在以大型治水工程為基礎的水力國家（或稱為東方國家），若無外力介入，不可能自發興起一個商業和工業的社會。他還認為，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1853）中「熱切地高估了資本主義經濟改造作用的力量」，因為水力國家的社會機制「具有無比的自我永存的能力」。

中外學界以往的魏特夫研究，集中於對他的後期著作《東方專制主義》的討論與批判。本文旨在考察魏氏在早期中國社會研究中，發生的思想轉變之過程及其背景。考察範圍限定於1926年至1938年之間，即魏氏初涉中國研究領域，到他的「東洋社會論」正式釀成這一期間內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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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革命論到中國社會論

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1896-1988）生於德意志帝國下薩克森州的小鎮沃爾特斯多夫（Woltersdorf），是當地的鄉村教師海因里希·威特福格爾（Heinrich Wittfogel）與他第二個妻子約翰娜（Johanne Wittfogel）的兒子。在當地著名的呂內堡文理高中就學期間，他曾經加入「候鳥運動」（Wandervogel）並成為呂內堡地區的運動帶頭人。自1914年起，魏特夫先後在萊比錫、慕尼黑、柏林、羅斯托克等地遊學，並在當時轟轟烈烈的左翼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中表現十分活躍。在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中，魏特夫選擇加入了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隨著該黨在1920年的分裂重組，魏特夫成為了德國共產黨的一員。

魏特夫本人在多次採訪中均提到，他對中國的興趣最初是源於一種「浪漫的」意趣。他曾於1921年在萊比錫大學學習中國古典文獻閱讀，師從漢學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與何可思（Eduard Erkes），但翌年便搬去了柏林，所以很難說魏曾在以中國古典哲學、文學研究為主的歐洲傳統漢學界中佔有一席之地。但在德共內部與關心時局的德國左翼思想家當中，他卻被看做中國問題的權威。當「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後，包括朱德在內的幾名留德中國學生參加了在柏林一所中學舉行的共產主義學生大會，他們由於發表了言辭激烈的反帝演說，遭到當局的逮捕。魏特夫回憶到，他與德國紡織工會主席魏司（Fritz Wei?）連同幾名左翼同志一道趕往警察局請願，才使抗議的中國學生得以獲釋。這是魏氏除了當時經常給德語版《紅旗》雜誌等刊物寄稿的廖煥星以外，第一次近距離與中國人接觸。

為了讓黨內同志儘快對中國革命的形勢有所了解，德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溫特尼茨（Josef Winternitz）找到魏特夫，委託他寫一本三、四十頁的小冊子，梳理目前的中國革命問題。然而最終付梓的不是小冊子，卻是一部近二百頁的著述。這本題為《覺醒的中國》的政治宣傳材料成了魏特夫的第一次系統地分析中國社會的嘗試。此書具有鮮明的共產主義及國際主義色彩，綜合體現於以下三點：首先，魏氏駁斥了當時歐洲普遍存在的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文化偏見和種族歧視，否定了建立在精神論基礎上的歐洲中心視點；同時，他還糾正了歐洲人對古代中國常抱有的一些源於道聽途說的誤解，如將科舉制度視為「民主制度的萌芽」，或認為中國人「天性愛和平」。他再三強調，必須使用唯物史觀探尋一切表象背後的客觀物質原因。此外，魏特夫在此書中表達了對六百萬中國產業工人的深切關注。他引用歐洲工商界人士的在華見聞，揭示出中國無產階級悲慘的生存現狀：他們既得不到勞動法的保護，亦無工會組織為其維權。他們的薪金低廉，常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且動輒在外資工廠里受到人身侮辱。魏指出，1925年的中國與工業革命初期的英國不同。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呈現出大量中小企業集聚現象，而中國的無產階級則承受著少數企業壟斷大機器生產所帶來的普遍赤貧。這與十月革命前夜的沙俄頗類似。他認為，「蘇聯模式」是解放中國產業工人的唯一選擇，中國無產階級必將與阿姆斯特丹國際漸行漸遠，轉而與蘇聯成為密切的盟友。

由於史料的匱乏和意識形態的干擾，魏氏在此書中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尚十分粗糙。例如，為了強調「辯證唯物主義所揭示出的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則同樣也適用於中國社會」，魏特夫做了多處不恰當的類比，比如他將戰國末期的秦國與1800年前後的法國、1920年代的蘇聯做類比，認為這三個歷史空間的類似性在於：社會的急速變容首先導致了國內農民階層反封建鬥爭的高揚與新制度的建立；接著，擁護新制度的國家隨著勢力的擴張，將進步思想推廣至邊境以外的地區，得到當地民眾的擁護與響應，如此將社會變革推向更廣的範圍。他甚至聲稱，「秦始皇帝就是中國的拿破崙」。

在當時的歐洲漢學界及中國研究的圈子裡，魏著引起了包括左翼學者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何可思、衛禮賢在內的眾多學者的好評。此書脫稿後至1927年第一次國共統一戰線破裂之前，魏特夫一直密切地關注著中國革命的局勢，為德國左翼雜誌撰寫了一系列關於中國革命的時事評論。

在接下來發表的《英國資產階級與中國》一文中，魏特夫強烈譴責了以英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的經濟剝削和政治介入，認為這種干涉是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民族統一和建立文明社會秩序的罪魁禍首。他再三號召歐洲的產業工人必須認識到，聲援中國革命本身即是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環，呼籲他們，在歐洲本土扼殺帝國主義的干預勢力。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魏特夫對改組後的國民黨寄予厚望。他認為在第一次國共統一戰線形成的過程中，國民黨實現了將民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工人、農民和學生等抱有不同階級意識的人群凝聚成有效力量。他認為，正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治理念，奠定了統一戰線的意識形態基礎。魏在早期著述中對孫中山的評價極高，他將國民黨1924年1月開始的改組、容共，看做是孫的思想在後期開始向社會主義方向靠攏的徵兆。這時，正巧共產國際出版社的魯賓斯坦（Rubenstein）在1927年2月召開的布魯塞爾反帝同盟大會上找到魏特夫，委託他編輯一本德語版的孫中山選集，魏氏欣然答應。此前，蘇聯國家出版社已在1926年編譯出版了一冊孫中山選集，收錄了《建國方略》、《倫敦蒙難記》、《我的回憶》等1922年以前的著作。魏氏在給德文版組稿時，為了「使孫中山的思想軌跡明晰」，加入了六篇俄文版未收錄的演說，並撰寫了長達150頁的序文。在1927年的魏特夫看來，孫中山是「正在覺醒的亞洲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反帝革命的最強有力的代表。他已經超越了亞洲爭取自由革命的第一階段，突破了單純布爾喬亞革命的階級局限性」。

魏特夫對孫中山思想的解讀，決定了他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態度。當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南京另立中央政府，統一戰線時刻面臨破產的危機時，魏特夫從1927年5月到1928年1月連續在德共的理論刊物《國際》上發表五篇社論，分析預測中國革命的走勢。在寧漢分裂後，汪精衛最開始表明了與共產黨繼續合作進行革命的意向，此時魏稱汪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繼承人」，並大加讚賞汪的親蘇立場。然而隨著局勢進一步惡化，武漢國民政府亦在7月16日公布了限制共產分子的訓令，大革命進入低潮期。魏一反之前對汪精衛的褒獎，在《國際》雜誌1927年12月8日開始連載的長篇評論中，將蔣介石、汪精衛和馮玉祥三人稱為中國革命的「背道者」，並剖析了三人叛變的背景與原因。魏認為，蔣作為民族工業資本的代言人，與無產階級革命分道揚鑣是必然結局；馮忽而支持革命忽而鎮壓革命的行為之所以難解，正因其策略並非是建立在明確的階級利益以及清晰的政治路線之基礎上。馮的本質是割據軍閥，其目的僅是要得到權利。

但武漢為什麼會在1927年的夏天右傾呢？這個問題對魏氏日後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具有重大意義。魏特夫氏意識到，譚平山等人認為，是罷工導致的損失使得國民黨左派右傾這一觀點也許是錯誤的。在他看來，正是斯大林與共產國際執委會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針使得國民黨左派——即「擁有土地的城市資產階級」，起來反對革命。他發現，為了正確指明中國革命的方向，首先必須揭示西方社會不存在的「擁有土地的城市資產階級」的本質以及產生這一階層的歷史社會原因，理清中國歷史上的土地所有制和地租形式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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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實證研究

此時魏特夫已經轉入法蘭克福大學。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首任所長格律恩堡（Carl Grünberg）之指導下，他原本計劃撰寫一部關於德國農民和農業發展的博士論文。由於1927年國共第一次統一戰線的破裂，魏氏放棄了當初的計劃，轉而決定投身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領域。為了收集相關資料，同年夏天，魏氏前往位於阿姆斯特丹的殖民地研究所及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當他在秋天滿載著中國政治、經濟方面的資料回到法蘭克福時，魏氏嚮導師格律恩堡吐露了他要撰寫一部關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綜合巨著這一計劃。實際上，魏特夫在此之前已經發表過一篇關於該領域的學術論文。早在1926年，當時擔任海德堡大學社會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的埃米爾·雷德勒（Emil Lederer）邀請魏特夫為其雜誌《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寫一篇書評，評論李炳華女士在1921年出版的英文著述《中國經濟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1921）。在魏氏長達46頁的書評中，他首先批判了20世紀初期的歐洲漢學嚴重的「偏食症」——對古典語言文學、哲學的過度熱衷，和對社會經濟史領域的孤陋寡聞與漠不關心。魏氏稱讚李著開闢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先河，打破了以往歐美漢學界對中國歷史過分理想主義化的傾向。但他同時批判李著缺乏系統的方法論，導致全書成為一部缺乏內在關聯的史料羅列。魏特夫認為，一部真正的「中國社會經濟史」，首先必須揭示中國的農業危機發生的社會根源、王朝興衰的規律等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一些關鍵問題，另外還須回答馬克思·韋伯所提出的著名設問：為什麼在手工業及商業資本業已發達的中國，未能自發產生資本主義制度呢？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文中，魏氏一再強調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生活是「發展」的而不是「停滯」的，他使用馬克思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提法，但對此稍加修正：「馬克思曾經指出它在『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毫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自我再生。但如果將其定性為是『停滯的』，則是一種謬誤」。

為了寫成一部遵循唯物主義史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魏特夫首先注意到自然環境對人類的生產過程所起到的規製作用。在1929年發表於共產主義理論刊物《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的《地理學批判》一文中，魏特夫尖銳地批判了在歐洲學界流布甚廣的東方人種論，諷刺那些將東方社會中，工業資本的停滯、政治上的專制和軍事上的無能歸因於「東方民族的陰險、貪婪、腐敗與懶惰」的言論為「一種習慣了遇上緊急情況便動輒求助於人種學說的無力的方法論」。魏氏強調，「任何一種歷史敘述都必須從自然因素的規製作用出發」，但他的立場與當時風靡德國學術界的地緣政治學有本質差異。魏特夫認為，地理因素並不直接作用於人類的生產生活與政治領域，而是間接地、通過人類的勞動過程而起到作用。他引用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原文，強調「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關於人類生活與自然界之間的辯證關係，魏特夫提出了一套富有辯證色彩的解釋。他認為，勞動者、生產工具、勞動對象，這三個勞動範疇均具有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兩個方面。例如，勞動者的生理特點、種族特徵、國民性屬於自然方面的特徵，而勞動者所具有的技能、知識與勞動熟練度則屬於社會方面的特徵。人類在通過勞動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所使用的除了機器、農具等具有社會屬性的生產工具之外，也包括直接來自自然的生產工具，如土壤的肥沃度、農業中的降水、風能、熱能等。這一解釋奠定了他理解亞洲農業社會之生產過程的基礎：與歐洲封建時期粗放的耕作方式相比，在廣袤的亞洲大陸，天候與土壤的特徵使得人工灌溉與計劃性地用水成為農業存活的必要條件。對水資源的管理與規制若達到一定程度的集中，與其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必將朝著亞細亞專制主義的方向發展。在這篇理論性較強的長論文中，魏特夫尚未具體論述治水所導致的跨區域協作是如何逐步發展成為擁有強力中央集權的政治體這一核心問題。對「亞細亞」社會的構造與發展軌跡的實證性剖析，見諸於他在1931年上梓的《中國的經濟與社會》。

這部副標題為「嘗試科學地分析一個巨大的亞細亞農業社會」的巨著，篇幅達到近八百頁，作為第三卷被收入格律恩堡編輯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叢書。實際上，本書只是魏特夫研究計劃中的一部分，主要分析了中國農業社會中的生產力、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由於魏氏不久後在瑞士邊境被秘密警察逮捕後關押於集中營，本應分析上層建築的第二部分一直未能見諸於世。《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出版後，在歐洲學界好評如潮。卡爾·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譽其為「以真知灼見與模板雕刻般鮮明有力的描述，成就了眼下最優秀的關於中國問題的綜述」。這部著述分為兩個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魏特夫考察了中國人的種族特徵和決定生產樣式的核心自然因素——土壤、氣候和水。他斷定，黃河以及其直流河谷地區，由於叢林較少、易於開墾，最初的人類便在此定居，形成早期的文明中心。黃土高原地區的降水呈現夏季過多、冬季不足的狀況，加之黃河在奔流時帶入大量泥沙使河床不斷抬高，夏日的降水時常引起黃河及支流周期性的泛濫。根據鯀禹治水等上古傳說，魏特夫判斷，大型治水工程極有可能在夏朝就已經出現。降水的多寡及降水的時期、河流或地下水的有無，成為決定中國農業生產過程最核心的因素。

在第二部分「中國經濟過程概要」中，魏氏首先利用大量篇幅，強調了水在中國農業生產中具有的關鍵地位。在以稻米種植為主的中部以及南部地區，如江蘇、廣東、福建、安徽等省份，為了提高土地的生產性、換兩季稻為三季稻，農民就必須保持土壤的濕度，開鑿灌溉用渠。然而在甘肅、陝西等黃河流經的省份，主要作物是適合半乾燥地區耕種的麥和黍，當地的主要任務不是灌溉，而是治水。黃河多沙善淤、決口頻繁，周圍地形平坦，一旦泛濫災情很難得到控制。這導致了黃河流域治水工程的規模遠遠超出了單獨村落的組織能力，不得不在國家層面進行統籌、管理。與治水工程龐大的規模相反，中國農業的經營方式則是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集約型農業，即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F. v. Richthofen）和威廉·瓦格納（Wilhelm Wagner）所謂的「園藝農業」。根據1917年的統計數據，中國的耕地有50%以上由自耕農經營。土地所有的零碎化不利於畜力的使用，也抑制了農業規模的擴大和向機械化方向的轉型。除此之外，魏氏還考察了前資本主義時代，中國的手工業及工廠工業。他將中國的手工業行會與歐洲中世紀的手工業聯盟做對比，指出中國的手工業者雖然與他們的歐洲同行一樣，在經濟上具有絕對優勢，但他們從未獲得過中世紀手工業聯盟所享有的政治權利——譬如擁有武裝力量和市民特權。他們僅是聽命於通過壟斷治水工程和天文學而掌握了農業經濟命脈的官人士大夫階層。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編第四章末尾，題為「早期資本主義的諸萌芽中，唯獨自然科學缺席」這一節中，魏特夫將韋伯的設問引向了另一個領域：雖然中國在很早就已經呈現出諸種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的特徵，但中國社會既未能自發走上工業資本主義的道路，亦未發展出一套系統的現代自然科學體系。翰林院「忙著編纂前朝歷史或者是編寫科舉試題」，從不過問自然科學的死活；而古代中國的自然科學，僅在天文學和代數學上稍有成就。關係到現代工業發展命脈的領域，還停留在積累實證經驗的原始階段。這個問題後來由李約瑟進行了整理與拓展，成為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作為魏氏設想的規模龐大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之上卷，此書主要對中國農業經濟生活的基礎與過程進行了實證分析。關於經濟生活與上層建築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中國這一「巨大的亞細亞農業社會」的發展規律尚未進行詳細論述。但在魏特夫寫於1930年8月18日的前言中，他已明確表現出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展望：「就在我們寫下前言的這一刻，東方的地平線已被民族獨立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的革命之火染得通紅。這火焰幾乎遍及所有馬克思所謂的『亞細亞』地區：埃及、印度、東南亞，首當其衝是中國」。

然而德國國內的政治局勢正在同一時間發生了劇變。在1930年9月14日的國會選舉中，希特勒領導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國會中所獲席位從12席激增至107席，一躍成為德國第二大黨。面對納粹勢力的抬頭，魏特夫暫停了中國經濟社會史的研究工作，全力投入對德國、義大利法西斯的筆伐。僅1932年一年，魏氏就在《左旋迴》（Die Linkskurve）、《赤色建設》（Der Rote Aufbau）等左翼雜誌上共發表了二十餘篇反納粹檄文。1933年3月10日，他因從事共產主義運動在德國與瑞士邊境被衝鋒隊逮捕。幸得著名的民族革命派知識人希爾（Friedrich Hielscher）之助，魏在九個月後被釋放，並於1934年1月初，同盧卡奇（Georg Lukács）、柯爾施（Karl Korsch）、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等人一道流亡英國。在英國，魏特夫通過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同事貢培茨（Julian Gumperz）結識了太平洋國際學會秘書長卡特（E. C. Carter），並與該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得以繼續他之前中斷的中國研究。同時，他也與遷至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保持著密切的關係。1935年，魏特夫在《社會研究學刊》上發表了他的首篇英語論文《中國經濟史的基礎和階段》（The Foundations and Stage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1935），初步概括了他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發展規律的認識。與此前蘇聯「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爭中，馬扎爾（Liudvig I. Mad』iar）、瓦爾加（Evgenii S. Varga）等被稱為「亞細亞派」的學者類似，魏特夫認為中國社會在西周以前屬於氏族制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西周以來，各類大型公共事業的興起，尤其是水利工程的規模擴大，一方面促進了原始農業共同體的瓦解，另一方面催生了統籌、管理公共事業的職業官僚階層的形成。他將這一過渡階段定義為「具有治水色彩的封建制」。在魏特夫看來，秦國的法治改革推動了土地私有化的進程，土地私有制的出現大大削弱了封建割據勢力，最終得以使中原地區統一於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的統治之下。秦以來直到清朝末年的這一時期，被魏特夫稱為「兩千年官人與農民的社會」。在朝的官員和依附於他們的鄉紳、商人階層一方面通過高利貸的手段逼使農民放棄自己的土地，淪為佃農；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對農業地租的不斷榨取，流向國庫的稅賦自然減少。國家財力與國力的削弱，導致周邊游牧部族的入侵，於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漢民族王朝與游牧民族王朝交替出現的「王朝循環」現象。值得注意的是，魏特夫雖然認為這種惡性循環是「亞細亞社會」不可克服的內在運動規律，但他再次明確否定了廣泛流佈於歐洲的「中國社會停滯論」。他認為，「中國社會在成為今天的歐洲人所認為的『停滯』的形象之前，其經濟結構已經歷過幾次可明確辨認的發展階段」。梳理這一發展軌跡的重要性，正在於「解釋眼下的中國社會在帝國主義衝擊下正在經歷的物質與文化方面的本質性變革」。

此時，魏特夫對中國社會的認識主要來源於以下三種渠道：首先是歐洲以及美國漢學者的著述；其次是業已譯至歐洲語言的古典文獻，如，《禮記》（衛禮賢譯）、《中國經書》（理雅各譯）、《史記》（沙畹譯）等；另外還包括胡適、丁文江、顧頡剛等中國學者用歐文出版的學術著述。魏早已計劃對中國社會進行實地調查，但由於魏瑪時期德國動蕩的政局，計劃遲遲未能落實。直到1935年，太平洋國際學會同意資助魏特夫的研究計劃，並支付第一年的研究基金計1750美元，他的中國之旅終於成行。同年春天，他與第二任妻子奧爾加·蘭（Olga Lang）從舊金山出發，踏上了前往東亞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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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之行與「東洋社會論」的形成

魏氏夫婦途徑檀香山，於1935年5月到達日本橫濱。承日本國際文化振興會之邀，魏特夫在東京訪問了東洋文庫、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並在農學部教授東畑精一及舊友平野義太郎的陪同下參觀了利根川的水利工程。在東京與京都，魏氏結識了石田幹之助、和田清、清水泰次、仁井田陞、小島祐馬、貝塚茂樹等眾多東洋史學者，了解了江戶時期日本的工業發展狀況以及手工業行會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在日本的出現與發展，也是魏特夫十分關心的現象。在《中國經濟史的基礎與階段》一文中，他強調了日本與中國社會的構造性差異，認為日本「與中國相反，並不屬於我們所謂的『亞細亞社會』。它雖然帶有亞細亞社會的色彩，但日本社會的構造與歐洲社會屬於同一類型」。親臨現代化都市東京和大阪，目睹了日本工業急速發展的實景之後，他進一步證實了自己對日本社會發展所下的判斷。在給母親約翰娜·威特福格爾的信中，他感慨道：「在日本的這段時間對我來說極具啟發、大有裨益。對中國經濟史進行比較研究的想法，在這裡被證明是正確的。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同時也掃清了我的知識結構上的一大盲點」。

1935年6月17日，魏氏夫婦從神戶出發，乘「北嶺丸」號郵船抵達天津塘沽埠頭，之後乘火車到達北京。二人在中國停留的時間共計27個月，在民國學界交友甚廣，與胡適、陶希聖、陳翰笙、何濂、洪業、陶孟和、吳文藻、羅家倫等著名民國學者均有來往。1937年9月離開中國之後，魏特夫在研究報告中對中國學者的著述大加讚賞，強調「西方學者如果能夠學習他們的中國同行的作品，將會受益匪淺。這些作品給我們提供了新鮮的視點和尚未翻譯的史料」。但筆者通過考察魏氏1938年發表的論文《東洋社會論》（Die Theorie der orientalischen Gesellschaft）後發現，他僅是將中國學者的著述作為新的引證材料使用，理論體系上的創新主要來自在中國的實地考察經驗以及與歐文·拉鐵摩爾的思想交流。

定居北京之後不久，為了考察黃土高原的地形，魏特夫曾在賓板橋（Woodbridge Bingham）和時任《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雜誌編輯的拉鐵摩爾的陪同下，於1935年9月去往山西省汾陽縣的峪道河。魏特夫在給母親的信中表達了對此次西北之行的感慨：「這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啊！西北地區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風貌、巍峨的秦嶺山脈、壯大的黃河、上古的傳說、還有那些沿岸的鹽池、礦點，古老的抑或是新興的金屬加工工廠、織布廠、木行、皮革作坊，那擁有巨大城門的千年古都……這對我來說真是一段極富啟迪的經歷。為期四周的遊歷之後，中國社會整體的樣貌在我的腦海中更加清晰了」。除了北京附近的省份之外，魏氏還遊歷了南京、漢口、九江、景德鎮、南昌、福州、廣州等地。1936年夏天，他在王毓銓的陪同下遊歷山東時，曾經目睹了當地運河施工的現場。這一情景對魏氏的觸動很深，直到1979年，德國《時代周報》記者格萊佛拉特（Mathias Greffrath）在魏氏的紐約公寓對他進行採訪時，他還特意提到這了一幕。魏氏回憶到：「那些工頭兒們說，『我們要在這兒挖一條河』。但他們用什麼工具來開鑿一條河呢？他們手中除了鋤頭和簍子之外什麼也沒有，甚至連鐵杴都沒有。他們用的工具，與他們幾千年前的祖先們一樣，原始至極」。通過這一系列的直接觀察，魏特夫得到了一個新的認識：在「亞細亞」社會中，推動社會發展、催生社會變革的原動力，並不是技術層面的生產力——如科技的發展與生產工具的革新，而是組織層面的生產力——如建立更有效的分工、協作方式。在西歐與日本的社會發展圖式中，技術層面的生產力之發展，導致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進而引發社會的變革；而在東方社會，推動社會發生變革的則是組織型生產力的發展。當治水工程的規模擴大，實現跨區域的協作和中央政府的集中管控時，這場「水力革命」則會促生「治水國家」的出現。

除了認識到東方社會也許並不符合普遍主義的歷史概括之外，魏特夫在中國與拉鐵摩爾的相遇，對其日後的理論展開具有重要的意義。根據他1951年8月7日在麥卡倫委員會上的證言，魏抵達北京之後不久，即通過德裔社會活動家拉斯克（Bruno Lasker）結識了暫住山西的拉鐵摩爾。當時拉鐵摩爾正在撰寫《中國的內陸邊疆》一書。在此書（1940年版）的序言中，拉氏寫到：「魏特夫也讀過（本書的）原稿，1936年我同他一起到山西山地及陝西黃土地帶考察，並多有討論。當一個新的問題出現，或是舊的問題有了新進展時，他總是能提供許多看法和參考資料」。拉鐵摩爾這本書最主要的特點在於，他將草原社會與漢人社會看做不可割裂的一個整體，來研究王朝更替的規律。他洞見到，在這兩種社會的地理交界處存在帶狀的邊緣地域，這裡會形成一種漢人與草原居民雜居的社會秩序。隨著和平的持續，邊緣地域的面積會逐漸擴大；當長期的穩定被破壞時，只有同時了解漢人、游牧兩種社會結構的邊境部族，才有可能建立起同時統治草原及中國內地的征服王朝。魏特夫立即接受了拉鐵摩爾將草原社會與漢人社會作為聯動的整體來觀察的方法，並進一步從地理環境的視點解釋了這兩種文明共生的必然性。魏認為，灌溉農業文明與游牧文明是在同一氣候條件下（乾燥、半乾燥地區）所產生的孿生文明。在靠近河川或者地下水豐富的地區，出現了灌溉農業文明，遠離水資源的地區則形成了游牧文明。這樣一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這兩種社會生產機體的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決定性的社會特徵、邊疆地區經濟生活的本質構造、游牧部族對中原的侵略、包括『征服王朝』現象的原理，都能夠在這兩種社會生產力的結構中得到科學的解釋」。

在1938年發表於《社會研究雜誌》的論文《東洋社會論》中，魏特夫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套系統的文明論：世界農業文明的類型可按照氣候與地理條件分為雨養農業、灌溉農業和游牧文明三種類型。在雨養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出了以中世紀歐洲為典型代表的封建制社會；灌溉農業根據規模分化為建立在小規模灌溉農業基礎上的「具有東方色彩的封建制社會」——如日本、墨西哥；以及建立在跨區域大型治水工程基礎上的「純粹東方社會」——如中國、埃及和印加帝國。在此文中，他一反來華之前，對中國社會在資本主義全球化衝擊下的現代化進程所抱有的期待，表現出對東方社會之命運的消極態度，認為東方社會「若非被外部力量物理性地摧毀，它將在惡性的經濟社會循環無數次崩潰之後，依然無可救藥地根據其運動原理再生。這是一種無謂進步的、不斷自我再生的社會，亦即古典類型中的停滯社會。……正如歷史運動的普遍規律中，既然有發展的運動類型，則必然有其反面——停滯的運動類型」。至此，魏特夫已經完全放棄了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以及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展望，徹底陷入了一種對東方社會絕望的偏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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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專制主義》

由此可見，魏特夫早期思想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魏的關注點主要集中於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現狀和中國革命的成敗。他對中國以及其他落後國家的認識，與馬克思在《論不列顛的印度支配》中的立場十分接近：中國雖然自秦以來進入了「兩千年官僚與農民國家」的停滯階段，但外國資本的進出將很快帶動中國產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現代化的進程。從語言行動的維度來看，魏特夫在這一時期的著述，其目標讀者是歐洲工人階級和左翼人士。他試圖通過向其展示中國社會的歷史與現狀，喚起世界無產階級的命運連帶感，號召歐洲工人階級在本土採取措施，扼住帝國主義對中國發起侵略的源頭。

在魏特夫搬到法蘭克福開始著手他的大著《中國的經濟與社會》時，他的關心開始轉向對經濟基礎的實證歷史研究。在此書中，他批判地考察了歐洲學院派漢學家的著述，同時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敘述框架下，將他們的業績進行重新梳理。此時魏氏寫書的目的有二：首先是呼籲歐洲漢學家關注中國的物質基礎和經濟結構；其次是證明辯證唯物主義亦適用於解釋歐洲以外的社會經濟史。

在北京度過了27個月之後，魏特夫初步完成了「治水—游牧—雨水農業文明」這一世界文明史的構造圖，並且斷定，在治水文明基礎上所產生的「東方社會」遵循著一種與普遍的、社會發展的直線結構相異的「停滯」動力學。值得注意的是，在《東洋社會論》一文中，魏對馬克思著述的引用僅有一處。由此可以看出，此時魏從意識形態上已經逐漸遠離最初的革命語境。這也許是由於1938年當時，中國所面臨的當務之急顯然是抗日戰爭，無產階級革命的緊迫性退居其次；同時，由於魏在流亡中途徑英國、美國、日本、中國，他在短短4年時間內接觸了大批來自世界各國、擁有不同學術背景與政治立場的學者，他所預設的讀者對象既不限於左翼知識分子及無產階級，也不局限於一般意義上的漢學家。換言之，魏特夫身處的思想語境發生了改變，他的言語行為此時具有了新的意圖。在《東洋社會論》的最後一段中，魏特夫闡明了他要展示人類社會總體發展全景圖的抱負：「人類史的總體形象，它的運動、僵局和它的進步，只有置於長期被忽視的巨大東方社會的視點下，才得以重新成為一個整體」。這段話表現了魏特夫對馬克思、韋伯式宏觀的普遍的社會運動規律的追求，同時也暴露出，他此時已陷入了西方文明對作為「他者」的東方所抱有的持久的偏見。

魏特夫本人的政治信仰隨著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發生了巨大的動搖。在冷戰格局形成之後，他轉而成為反共的活躍分子。但他在1938年時，通過對社會形態的初步比較研究所確立的多線發展的社會歷史模式，以及停滯與發展動力學的二元對立論，一直貫穿於其日後的學者生涯，並給1957年著述《東方專制主義》奠定了文明類型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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