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今本《竹書紀年》辨偽
我國學者歷來認為《竹書紀年》是我國先秦戰國時期魏國人所編寫的一種編年體史書。
而今本《竹書紀年》從清代以來，一些學者開始懷疑是偽書，到朱右曾、王國維先生時達到極點。王國維先生甚至認為「廢此書可」，好在沒聽他的。
本人在尋找、論證、探討夏、商、周時期的年表時發現，依據今本《竹書紀年》所記錄的各帝王元年的干支，結合武王伐紂、禹伐三苗等歷史事件的曆日、天象所得日期，證明該記錄只有夏代憑空多了24年、商代少了60年，不改動一個字可說通夏商周時期的年表。
並陸續找來更多的古籍、金文等材料佐證。既得到了夏商周時期的年表，又證明今本《竹書紀年》為五帝以來各朝各代史官所記實錄。
當然從黃帝時期到魏襄王二十年這兩千多年的時間裡，隨著文字的發展演變，王朝變遷，《竹書紀年》肯定經過多次的整理和謄抄，才變成陪魏襄王下葬時的樣子。
在論證《關於夏商周年表》的過程中，用那麼多材料驗證了依今本《竹書紀年》得出的年表，尤其是驗證了西周年表後，今本《竹書紀年》辨偽工作想來無需多論，但還是要提上日程說說。
疑惑今本《竹書紀年》是偽書的觀點已產生了兩百多年，主要論點為朱右曾先生在《汲冢紀年存真》書序中的觀點：「《今本》之可疑者十有二」，現逐條解釋看可否釋疑。
1、《晉書·束晳傳》言：「《紀年》十三篇」。《隋書·經籍志》：「《紀年》十二卷」。《新》《舊唐書藝文志》並云：「《紀年》十四卷」。《今本》只四卷。篇目可疑，一也。
這好解釋：說十二、十三、十四卷的，均是指原竹簡書的卷數，而說二、三、四卷的是指宋以後翻印的線裝書的卷數。
2、《晉書·束晳傳》言：「《紀年》紀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杜預亦云：「特記晉國，起自殤叔，以至曲沃庄伯。庄伯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今本》自黃帝元年至隱王十六年，大半依據《史記年表》。體例可疑，二也。
既然《竹書紀年》為黃帝以來各朝各代史官所記實錄，那麼西周滅後周王室史官帶著原王室保存的各種記錄典冊跑到晉國，依附晉國做事再記歷史時，自然後來記錄是以晉國、魏國的史事為主而兼顧其它。《史記》自然與今本《竹書記年》的體例類同。
只是應注意到春秋戰國時的史實是三家分晉，魏奪晉的國祚，而汲冢竹書出土時是晉奪魏的國祚後十幾年，西晉皇帝自然會忌諱。那麼《竹書紀年》開始整理時應是照原歷史記錄整理翻譯成現代文字。我猜衛恆可能就是認真考證歷史，觸了皇帝的痛腳，才遭忌而遇害。荀勖、和嶠才再用東周王年來寫一種上報皇帝的版本。也就是說從出土整理時就有兩種版本的整理本，今本《竹書紀年》即是其中之一（請看夏含夷先生的《《竹書紀年》的整理和整理本——兼論汲冢竹書的不同整理本》，陳力先生關於竹書紀年的文章2012年7月才在網上見到）。後來只今本《竹書紀年》作為正史（西晉皇帝認可的，後來人認為正統的）流傳下來。
3、《古文》全用夏正，杜預之言可據。《今本》「平王五十一年春三月己巳，日有食之」，「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全襲《春秋》。可疑三也。
曆法可疑，杜預言全用夏正，這話肯定不對。秦漢時認為古曆法是：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而今本《竹書紀年》中有明確曆日事件顯示的曆法卻是商用夏曆建寅，西周用建子，而東周時記錄用的是晉、魏的曆法建丑（東周王室用的曆法還是建子）。證明商建丑的說法是錯的，是那些縱橫家編出來的。
再今本《竹書紀年》本是史官所記歷史史實，那麼自然會與《春秋》相合，只是晉、魏曆法建丑而魯國曆法建子，稍有差別而已。
至於今本《竹書紀年》與《春秋》有關曆日記錄完全相同的還有一句：平王五十一年「三月庚戌，王陟」。由這三句完全相同的曆日記錄所用曆法為建丑證明，在汲冢竹書出土後，人們根據《竹書紀年》的記錄修改了《春秋》的記錄，才會完全相同，證明今本《竹書紀年》即在當年就有的。
4、《史記正義》引《紀年》云：「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本》則云：「武乙三年，自殷遷於河北。十五年，自河北遷於沫。」不知盤庚之徙，已居河北。妄襲《史記》，又杜撰遷沫之文，可疑四也。
首先，盤庚之徙已在河北，自然是指黃河以北。
其次，既然兩種說法都是歷史真實記述，都是合理的存在，那麼就只有一種解釋：武乙的遷徙是由洹河南岸的殷墟遷到洹河北岸的洹北商城，後遷的沫地也在殷墟附近，總歸均在殷地範圍，方圓不過百里吧，後人才會說「更不徙都」。此河北說的是洹河之北，與黃河之北不是一回事。
例如：周都豐、鎬，秦都咸陽，漢、唐都城長安，現在我們說千年古都西安一樣。
5、《史記集解》引《紀年》云：「夏用歲四百七十一年」。《今本》附註云：「起壬子，終壬戌」。若然，則四百三十一年矣。可疑五也。
由此可證明朱右曾先生沒有認真讀過今本《竹書紀年》。他若認真讀過並認真計算一下便會知道從禹元年壬子到桀末年壬戌是四百九十一年。
而我在一開始研究夏商周年表時便發現了這點，也根據日食表數據證明，夏代的四百七十一年是從舜陟的那年公元前2089年到桀的末年壬戌年公元前1619年，證明夏代改變過干支記年，才會由471年憑空變成495年。
6、自來簡冊，俱不詳周公薨於何年。《今本》於成王二十一年，書「周文公薨於豐」，而前此成王十三年，書「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豈有周公尚存，而魯已立廟乎？可疑六也。
首先，《尚書·金縢》篇說到武王生病，周公登祭壇向三王禱請由他代武王死，周公將禱文納冊於金縢之匱中，武王第二天病好了。過幾年武王陟後，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說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為避嫌而居東二年，成王迎歸之事。
其次，司馬遷在《魯周公世家》中寫成王開金縢之事放在周公薨後，這肯定錯了。由《尚書·金縢》內容來看，應在成王在位前幾年，成王迎周公歸，但司馬遷在這裡寫到了「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而今本《竹書紀年》記成王元年「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於東。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鄴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於郊。遂伐殷。」證明周公居東為成王元年，一是避嫌，一是以防反叛者西征，周公居東的地方可能在潼關或函谷關附近，他敢離開周都是因為有姜太公在。齊、魯初封應該是在成王八年（齊地、魯地成王五年平叛後才留駐軍，成王親政後才可能封侯。劉歆《三統曆·世經》云：「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皇甫謐《帝王世紀》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這兩條記錄證明伯禽於成王八年封侯，此處的成王元年即成王親政的第一年實際為成王八年。這事今本《竹書紀年》記錄為：成王「八年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於魯。」在公元前1037年），而召公封燕可能更晚（今本《竹書紀年》記有：成王「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這應該就是燕侯最早封侯的記錄。在公元前1033年）。再證明《金縢》後段文字說的是成王二年之事。而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證明是在成王十三年六月之前，成王已允許魯郊祭文王，魯才會在周公還未死就建周公廟，主要還是要先安放文王的牌位。是做給周公看的。
7、《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今本》「成王十年，周文公出居於豐。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顯非事實。可疑七也。
今本《竹書紀年》是當時史官實錄，而《書序》是幾百年後的人整理周書時寫的，自然是《書序》錯了。
8、宋晁氏、陳氏《書目》皆無此書，而《宋志》有「《竹書》三卷」，是亡而復輯之證，可疑八也。
《漢書·藝文志》所根據的是漢中秘藏書目，並非西漢一代所有的書籍目錄。今本《竹書紀年》在宋代可能也是大眾教科書一類的讀物，各種書肆都有，不需要書館特藏，所以宋晁氏、陳氏沒有收藏此書，故《書目》中沒有此書，並不能證明宋代就沒有此書。
在《宋史·藝文志》藝文二、編年類中有：「《竹書》三卷，荀勖和嶠編。」只能說此三卷為線裝書三卷，而不能作其它猜想。可能在印線裝書時沒將原竹簡書幾卷的卷數印上，就像2008年7月印的今本《竹書紀年》只分卷上、卷下一樣。
再有《二十二子》中的今本《竹書紀年》選用的是清康熙至乾隆年間人徐文靖先生的《竹書紀年統箋》，該書分十二卷，加前編「太昊」「炎帝」為十三卷。問題是這十二卷、十三卷是他分的，還是他所依的原書本就是分為十三卷？
現在的學者認為是他分的。但原書的崔序、馬序中沒說是他分的，只說「同里位山徐先生，年逾八十，始注此書，字箋句釋，援史證經，思以補前人之缺，釋千古之疑，仿鄭氏箋詩之例，命曰《統箋》。」證明徐文靖先生所依據的原書是分十二卷的，他只不過為該書作注而已。
而徐文靖先生自己在《竹書紀年統箋》凡例中，也沒說到自己將《竹書紀年》分卷，而只說到：「紀年始於黃帝，蓋黃帝使大撓作甲子，自是而後始得以甲子紀年。故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易大傳黃帝之前有神農、伏羲，孔安國書序：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溫公稽古錄亦始伏羲，故特仿司馬承禎三皇補記之例，列之於前。非好為蛇足也」。徐文靖先生增加了「前編」部份，在這裡就作了說明，證明徐文靖先生所統箋的《竹書紀年》本來就是分為十二卷的，若是他分的十二卷在這裡應該會說到的。
這樣看來，直到現在今本《竹書紀年》還是有兩種傳世版本在流傳，一種是分十三卷的，一種分上、下卷的。而分上、下卷的出現應是翻印者象黃懷信先生著《逸周書校補註譯》一樣，將原書的卷數抹去不分卷，而裝印成卷上、卷下兩本線裝書造成的。
看來我國有的學者寧願信今本《竹書紀年》是偽書那個假話，而不願信它是我國幾千年傳下來的真「經」。
9、凡《史記注》所引「田侯剡立」，「齊桓公殺其君母」，「梁惠成王會齊威王於平阿」，「齊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秦惠王薨」，「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水經注》所引「鄭築長城，自亥谷以南」，「鄴師敗邯鄲師於平陽」。諸如此類，確是《紀年》古文，而《今本》俱軼，可疑九也。
這裡說的諸內容，各書或者是引的《竹書》，或者是荀勖、和嶠改用東周王年來寫上報皇帝的《竹書紀年》時，本就沒全部抄過來。因當時有兩種版本在流傳，沒想到時間久後，只有用東周王年紀年的版本被人認為是正統的記錄流傳下來。
10、《紀年》本不講書法，故王季、文王亦加王號，魯隱、邾庄皆舉謚法。《今本》改王季為周公季歷，改文王為西伯，改許文公為許男，改平王為宜臼，可疑十也。
王季、文王加王號是在武王伐紂成功後追尊的，謚法是死後追謚，均是事後幾年幾十年才辦的。
今本《竹書紀年》沒用這些尊號、謚號，正證明是當時史官所記實錄，而不是以後才寫的文章。若是後來的魏國人或宋以後的人所寫的文章，肯定會用王季、文王等尊號。再說即使王季、文王在周這個諸侯國內稱王，商王室的史官記史事時也不會將他們稱王。
11、《水經注》引「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我者，晉也。「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偃侯若伐我葵；二年，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我者，魏也。《今本》用周王紀年，則我皆為周，文義俱失，可疑十一也。
上舉例俱為事實，只能說是「汲冢竹書」出土整理時，原是用晉、魏君年記史，在西晉皇帝的嚴威下改用東周王紀年時，整理者粗心（存心）出錯造成（讓後人看到原本的樣子），並不能成為是偽書的證據。
12、《梁書·沈約傳》不言注《竹書紀年》，《隋》、《唐志》亦無《紀年沈約注》。《今本》採取《宋書·符瑞志》而托為休文之注，可疑十二也。
沈約本來就未注《竹書紀年》，《梁書》、《隋》、《唐志》就是證據。反而是沈約在《宋書·符瑞志》中大量的抄了今本《竹書紀年》中的注。沈約在抄帝堯的注抄到「言虞、夏當受天命」一句時，中間增加「殷、周、秦、漢」四字就是證據。
再多說幾句。
夏含夷先生在還沒認識到今本《竹書紀年》是黃帝以來各朝各代史官所記實錄，而只是認為是魏國人編寫的年譜時，在《《竹書紀年》的整理和整理本——兼論汲冢竹書的不同整理本》一文中，很好的論證了《竹書紀年》在開始整理時就有兩種不同的版本，真是難能可貴，只是最後不敢做結論又十分可惜。
他在文中說道：
「《水經注》里的《竹書紀年》引文與今本《竹書紀年》幾乎全都一樣，就是東周部分所係之時君年代不同，似乎說明荀勖和和嶠作了兩個不同的整理本，一個以周王紀年，一個以晉和魏君紀年。
這些都完全是猜測，我們當然沒有辦法知道荀勖和和嶠心裡的動機。」
夏含夷先生不是中國人，不明中國國情，不知道中國幾千年家天下的思想文化禁錮的嚴厲，與統治者的觀點不合就可能會死。中國的文字獄何其多，雍正朝「清風、明月」都成了殺人的理由，在西晉時會要皇帝認可的材料竟有「魏奪晉祚」的內容不是找死么？自然荀勖和和嶠在整理完汲冢竹書原稿後要再搞一份上報皇帝的《竹書紀年》。
這就是整理完汲冢竹書後會有兩種版本的《竹書紀年》產生的原因。
而搞一份應付皇帝的材料，自然不會有翻譯整理原材料那麼認真、嚴謹，他們卻沒想到應付皇帝的材料會被當作正史流傳下來，更沒想到一千五百多年後會被後來學者當成偽書，差點遭拋棄。
看來出土後今本《竹書紀年》改動的只是東周部分，西周以前部分頂多只是有刪減而沒改動，對於我們求證獲得夏商周時期的年表沒有影響。
而能夠正好證明今本《竹書紀年》是各朝各代史官所記實錄的一些記錄，卻被那些學者依據一些二、三手材料和自己無端的主觀懷疑，將它們變成證明今本《竹書紀年》是偽書的證據。
正應了《紅樓夢》中那句話：「假作真時真亦假」。這也是中國古史研究學者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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