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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破天際撼敵膽」中國上空的捍衛者:英制鬥士MKⅠ戰機

本文作者為煩惱的愛,主編為薩沙,如果轉載請務必註明

「斗破天際撼敵膽」中國上空的捍衛者

——英制「鬥士」MK戰機

八年全面抗戰中,中國空軍使用的驅逐機大多是蘇制、美製戰機。但是有一款英制驅逐機卻在抗戰初期大顯身手,狠狠地教訓了狂妄的日本侵略者,成為了當時極少數能抗衡日軍96艦戰的王牌驅逐機。這就是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從英國引進的「鬥士」MKⅠ戰機(也稱「角鬥士」/「格鬥士」),這同時也是英國在二戰中使用過的最後一種雙翼驅逐機。

「鬥士」戰機是英國格羅斯特公司的設計師H.P.Folland為該公司研製的最後一款雙翼戰機。它於1934年9月試飛成功,1935年7月1日,該機被正式命名為「鬥士」,並被確定為英國皇家空軍的標準戰機。其初期型號MKⅠ型「鬥士」戰機採用金屬構架,機身的前半段為金屬包皮,後半段和主翼以及機尾則採用蒙布。上下左右機翼上各裝有一片液壓制動分離式襟翼,可在大角度下下滑,極其適合夜間短距起降。

這款戰機由於研製的時代較晚,因此它採用了很多先進的技術和觀念。該機是極少數幾種採用全封閉式座艙的雙翼戰機,MKⅠ型動力強勁,裝有840馬力的水星IX發動機,其在4420米的高空,最大時速可達407公里,升限可達9997米,航程也有689公里。MKⅠ型「鬥士」戰機火力較強,裝備有4挺7.7毫米的維克斯(Vickers)MK V機槍。(機身前部左右各一挺,左右機翼下各一挺)它採用兩葉木製螺旋槳和固定式起落架,飛機全重高達2083公斤,這也使「鬥士」戰機成為了同時代驅逐機中戰鬥重量最大的一款戰機。

由於「颶風」和「噴火」戰機因為技術問題而遲遲未能量產,因此「鬥士」戰機作為一款應急戰機而被英國皇家空軍選中並裝備部隊。1937年2月16日,第一批飛機交付使用,同年2月22日開始首先裝備皇家空軍第72中隊。除了英國空軍,「鬥士」戰機還裝備了比利時、芬蘭、希臘、伊拉克、中國、愛爾蘭、拉脫維亞、立陶宛、葡萄牙、挪威、瑞典、南非、埃及等十多個國家。其生產更是一直持續到1940年為止。

「鬥士」戰機雖然是一款「過時」的雙翼戰機,但它在二戰初期的表現卻毫不遜色於那些先進的單翼戰機,它與俄制伊—153戰機、意制菲亞特CR.42戰機以及捷克制阿維亞B.534戰機被譽為那個時代性能最強悍的四款雙翼戰機。

不列顛空戰中,它是雙方唯一參戰的雙翼驅逐機,並在蘇格蘭上空首開擊落德軍He.111轟炸機的記錄,在蘇芬戰爭中重創俄制戰機,並在馬爾他島抗衡義大利的驅逐機群。然後這款明星雙翼戰機在二戰中的首次參戰卻發生在遙遠的中國上空。

1937年初,中國上空已經戰雲密布,由於西安事變後,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讓日本危機感俱增,開始在華北頻頻製造事端,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伐。為了準備對日作戰,1937年5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作為特使在參加英皇喬治六世加冕典禮時,順道率代表團訪問歐洲各國,秘密向各國商洽貸款及購買軍火以備抗戰之需。

孔祥熙向各國提出了採購先進戰機的計劃,這其中就包括了向英國訂購其剛裝備不久的「鬥士」MKⅠ戰機36架。英國起初因怕得罪日本而不願出售,後在孔祥熙等人的四下遊走後終於同意了這項採購計劃。

1937年8月,國民政府與飛機公司(中國)簽約購買了20架「鬥士」MKⅠ戰機。根據協議中國還可購買16架該型飛機。於是同年10月,國民政府再次購買了16架。1937年11月1日,格羅斯特公司的代表兼試飛員M.Summers跟隨首批頭9架戰機組件抵達香港,11月底首批剩下的11架「鬥士」戰機組件也運至香港。

由於這款飛機是英國現役的主力戰機,因而得到各國的極大關注。《芝加哥論壇報》為此還特別報道了英國企業正在為中國進行「航空服務」而製造飛機的消息,報導說中國訂購了「最新型的戰鬥機」,包括「新型的格羅斯特(Gladiatoes)單座戰鬥機,時速250英里,」價值1250900美元,並將在近期飛往中國。日本情報部門也注意到了這批飛機已抵達香港。日本同盟社(Domei)從東京報告說,40—50架格羅斯特·鬥士型(Gloster Gladiatoes)已經運到香港。

這批「鬥士」戰機原計劃在啟德機場完成組裝,但香港政府迫於日本的壓力,拒絕「鬥士」戰機在香港進行組裝,於是這批「鬥士」戰機組件先以火車,再以帆船運往廣州進行組裝。由於當時廣州有眾多的日本間諜和漢奸,為防止日軍得到情報前來轟炸,所以這批組件並未在天河機場進行組裝,而是選擇了離天河機場不遠的幾處的墓園進行秘密組裝,然後利用鄰近街道滑行至機場,再從天河機場起飛赴南雄。

然而首批完成組裝的4架戰機,在滑行運送途中失事報廢,其餘幾架則被我方毫無經驗的飛行 員駕駛沖入農田,陷入泥中,所幸修復後仍能順利飛赴南雄。

為了避免無謂的消耗,我方重新選定在中山大學天文台下的樹叢中進行組裝戰機,完成後再被退到附近一條平坦筆直的並被戒嚴封閉的馬路上,在沒有任何安全保障和引航設施的情況下強行起飛赴南雄。

從這裡以及天河機場起飛的「鬥士」戰機均裝備第五大隊29隊,而餘下的為數不多的幾架戰機組件為了安全起見,則隨組裝廠被運抵衡陽機場進行組裝,1938年1月全部完成,並裝備第五大隊28隊。由於南雄機場太小,隨之而來的飛機又日益增多,29隊奉命飛赴衡陽,與28隊共同訓練。

1938年2月初,完成整訓的28、29隊駕駛著這批「鬥士」戰機返回廣州準備迎接新的戰鬥。然而一場意外突如其來,1938年2月9日,第五大隊大隊長寧明塏駕駛「可塞」機,率28、29隊11架「鬥士」戰機由衡陽飛往廣州,在飛往南昌中轉的途中遭遇暴風雪。

陳瑞鈿駕駛的2801號戰機不幸撞山邊損毀,他右眼眼眶受傷,2805號機撞山損毀,駕駛員邵膺續跳傘生還,2802號機發動機故障,周靈虛駕駛戰機安全迫降,這場意外導致2架寶貴的「鬥士」戰機損毀。

1938年2月24日,「鬥士」戰機迎來了它在中國的首次空戰。上午9點,日軍航空母艦起飛13架中島95水偵進襲南雄機場。29隊隊長黃新瑞率本隊8架以及28隊3架「鬥士」戰機起飛迎敵。黃新瑞首先闖入敵陣,瞄準一架95水偵開火,日機當即起火,但日機飛行員經驗豐富,其利用俯衝藉助高速氣流熄滅了火焰,並向南低空逃竄。

接著,我軍採用多機圍剿一架的戰術,連續擊傷3架日機,但都被日機逃脫,未能取得擊墜戰果。正當大家奮勇殺敵之際,一架被我方3架圍攻的日機突然後轉,咬住楊如桐的戰機開火,楊機瞬間被擊落,人機同殉於始興、馬市間。

謝全和駕駛的「鬥士」戰機的機槍關鍵時刻出現故障,無法營救楊如桐,也無法追擊日機,只得退出戰鬥。

28隊隊員陳其偉殺敵心切,腳傷未愈便參加空戰,他與日機從5000米的高空一直纏鬥到超低空,由於他的戰機機槍也出現故障,難以射准,只得冒險抵近日機射擊,不料反遭日機擊落。由於當時飛機高度不足100米,無法跳傘,陳其偉與2808號機同殉於南雄徑口。陳其偉是此前擊落日軍「四大天王」之一三輪寬的28隊前隊長陳其光的弟弟,這位烈士生前曾獨立擊落2架日機,獲頒兩星星序獎章。

此戰,我軍擊落2架日軍95水偵,另有5架日機嚴重受傷。然而我軍的損失更大,2架飛機空戰損毀,另有1架2909號機因油箱漏油無法起飛在機場被炸毀,3架迫降受傷,犧牲兩名飛行員。

「鬥士」戰機綜合作戰性能優秀,除了極限速度外,其高空性能、轉彎半徑、操縱靈敏度等飛行性能均超過了日軍當時裝備的最新型96艦戰,是我軍當時極少數能抗衡96艦戰的驅逐機。尤其是火力強大,機槍射速快,4挺機槍的火力更是超過了日機一倍,(當時日軍最新型的海航96艦戰以及稍後在我國華北戰場上首次投入的陸航97單戰均只裝備2挺7.62毫米機槍)。

我國的這批「鬥士」戰機為了保障方便,將原機裝備的4挺7.7毫米的維克斯(Vickers)MK V機槍更換為了美製勃朗寧7.62毫米機槍。

但這次的空戰中,其強大的火力卻完全沒有發揮,反而由於多架戰機的機槍發生故障(僅一機4挺機槍可同時發射,大多數只有1到2挺能斷續發射),導致屢失良機,甚至反被日機擊落。

事後根據陳瑞鈿的回憶,主要是由於購自比利時的7.62毫米子彈的尺寸些許不合,使得抽殼、拋殼困難,因此頻頻卡殼。

1938年2月28日,4架日機進襲東圃,黃新瑞駕駛2905號「鬥士」戰機單機迎敵,並擊落一架中島95水偵。

1938年1月,最後一批12架「鬥士」MKⅠ戰機組件連同4架備份機運抵廣州,由於組裝廠已搬至衡陽,這批飛機直到3月才在廣州瘦狗嶺機場完成組裝,部分戰機作為戰損補充被分配到了28、29兩個中隊。

1938年4月13日,日海航15架驅逐機連同9架轟炸機進襲廣州,28、29隊起飛全部18架「鬥士」戰機迎敵。黃新瑞首先率隊攻擊其下方的9架日轟炸機,他當即擊落一架94艦轟,接著又於上方趕到的中島95艦戰展開格鬥,又擊落日機一架。黃新瑞的表現實在是太勇猛了,此時日軍的王牌96艦戰也加入了戰鬥,6架96艦戰開始對黃新瑞進行圍攻。

黃新瑞的「鬥士」戰機上的機槍又有3挺失效,但他沉著冷靜,竟然用這僅剩的一挺機槍,擊中1架96艦戰的發動機,該機立即墜落。但日機實在是太多了,黃新瑞的戰機在圍攻中被擊中發動機起火,他本人的左手也中彈受傷,不得已只好選擇跳傘,在空中他正好看見剛才被自己擊中的那架敵96艦戰也從自己面前墜落下去。

正在此危機時刻,28隊拍馬趕到,雷炎均副隊長率隊當即擊落95艦戰1架,但隨即由於機槍故障,只好回到高空警戒。梁康榮在護衛長機時,發現1架我機正被日機偷襲,立即前去支援,可惜機槍僅打了10餘發子彈就卡殼了,只得回到高空修理。此時他放眼俯瞰,只見數十架敵我雙方戰機上下翻滾,左右纏鬥,間或有機中彈冒煙下墜,情景十分慘烈。

廣州市民在地面上也觀看了這場精彩的大空戰,只要有日機中彈墜落,便歡呼聲不絕於耳。此役,我軍擊落日機7架,未證實戰果4架,其中黃新瑞擊落3架,鄧從凱擊落2架。

我軍殉國3人:李煜榮駕駛的2910號機被擊落於中山大學附近,吳伯鈞駕駛2803號機被擊落於番禹太和鄉,武振華駕駛2812號機被擊落犧牲。另外還迫降、損失4架戰機。

此戰中,黃新瑞的左手手指被打斷,後輾轉送往香港醫治,直到40年底才恢復。而康復後的第一戰,便在1941年3月14日的雙流空戰中,被零式戰機擊墜身亡。

黃新瑞是著名的華僑抗戰英雄,王牌飛行員,生前有擊落日機7架的記錄,榮獲六星星序獎章。

1938年6月16日,日軍9架96艦攻來襲。五大隊大隊長黃泮揚率9架「鬥士」戰機迎敵。此戰,黃泮揚擊落1架日機,陳瑞鈿擊落2架日機,總共擊落5架日機,取得了一場大勝。

1938年4月底,由原廣西空軍教導二隊改編而成的第32隊奉命前往衡陽接收此前28、29隊裝備後還剩餘的「鬥士」戰機,隨後移駐桂林二塘機場展開訓練。

32隊此前裝備過的最好戰機是原廣西空軍購至日本的5架日制91式戰機,而他們使用這款「老爺機」在南寧上空與日軍展開激戰,讓敵人絲毫占不了便宜。此次聽說有新飛機裝備,全隊從上到下都極其興奮,對「鬥士」戰機的優越性能都充滿了期待。

原32隊隊員唐信光在回憶錄中寫道:「英制「格機」與蘇制「伊—15」型機,各有優缺點。(註:「鬥士」戰機因為其生產商為格羅斯特公司,而被當時的空軍官方和飛行員稱之為「格機」,以下同。)「格機」起落使用場地短小,易發動,不須預熱升溫即刻起飛,高空性能好,轉彎半徑小;不足是視界較狹窄,上下活動反映較慢,俯衝增速不快。但我們經過熟悉飛行訓練後,逐步掌握了格機的性能和特點,對該機的信心還是很足的。」

當年5月,32隊撥歸第三大隊建制,調朱嘉勛擔任隊長,並補充多名原廣西空軍的飛行員,6月底29隊又將其裝備的「鬥士」戰機全部調撥32隊,極大地充實了該隊的戰鬥力。

此時武漢會戰正打的如火如荼,32隊急赴漢口,參加武漢保衛戰。7月16日,日機40餘架分批來襲武漢。32隊副隊長韋一青率5架「鬥士」戰機迅速起飛,當剛升到1000米時便遭到6架日96艦戰從上方的突襲。

廣西空軍戰前曾派遣多名飛行員到日本留學軍事航空,並在柳州航校聘請日本教官教授日軍戰術訓練,因此這些廣西空軍的飛行員在對付日機方面很有自己的一套辦法。32隊隊員充分發揮「鬥士」戰機的性能和低位戰要領,不僅躲過日機的攻擊而且由低位轉到等位,相互追逐。

隊員倪世同追蹤向下脫離的1架96艦戰,「將其擊落尾旋墜地」,隨即他也遭到7架96艦戰的圍攻,左腿被擊傷,其3210號戰機油箱也中彈起火,跳傘著陸後,其面部受傷。隊員莫更在擊落一架96艦戰的同時,突遭1架日機俯衝攻擊,與3204號「鬥士」戰機人機同殉於鸚鵡洲,其餘3架「鬥士」戰機於戰鬥結束後安降孝感機場。此戰,我方在數量和高度均不如對手的情況下,與日軍基本打成平手,實數不易。

7月29日,五大隊28隊隊長陳瑞鈿率11架「鬥士」戰機進駐漢口。此後26隊和蘇聯志願隊又紛紛抵達漢口,武漢此時已駐40多架驅逐機。時任26隊隊員的高慶辰曾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在到達漢口時,一看王家墩機場,嚇了我一大跳,一個四方的大機場,四周幾乎擺滿了飛機,可能有100架吧」。

8月2日晚上,一位32隊的廣西籍機械師從一架戰損的伊—152上找了一套防彈鋼板,將其安裝在了陳瑞鈿的2809號「鬥士」戰機的座位後,沒想到這一無意間的舉動,在第二天的空戰中,還真救了這位傳奇飛行員一命。

8月3日,日海航第2聯合航空隊第13航空隊18架96陸攻在第12航空隊13架96艦戰、13航空隊2架96艦戰和15航空隊6架96艦戰的掩護下,氣勢洶洶地向漢口襲來。中國空軍第三、四、五大隊以及蘇聯志願隊20架伊—152、14架伊—16—10、11架「鬥士」、7架霍克Ⅲ,共計52架戰機,分為4個機群,在7分鐘內緊急起飛,與日機群在簰洲附近爆發了一場近百架飛機的大空戰。

第4機群的第6編隊由第三大隊大隊長吳汝鎏駕駛1架伊—152戰機,率4架32隊的「鬥士」戰機組成。由於吳汝鎏駕駛的伊—152戰機速度比「鬥士」慢,在殿後時被96艦戰偷襲,幸虧高度低而避開。

32隊隊長朱嘉勛一見大隊長遭襲,急率各機回援參戰。他先奇襲一架96艦戰,因射擊稍早未能命中,後見一架敵機追擊吳大隊長戰機,遂向敵後上方猛射,擊中其油箱致其漏油後向東低飛脫逃,判斷「料難生還」。何覺民也擊毀1架96艦戰,墜於草坪湖附近。

28隊隊長陳瑞鈿率領7架「鬥士」戰機組成第4機群的第7編隊。當編隊升至4000米時,他發現左上方大批日軍96艦戰編隊。當時的「鬥士」戰機並未裝備高空氧氣設備,但為了彌補高度劣勢,防止日機俯衝攻擊,陳瑞鈿不顧高空缺氧的胸悶頭昏,率隊繼續爬升至7000米。

但陳瑞鈿發現敵機「其高度仍超出我700米,數量數倍於我…」20架96艦戰當即開始俯衝向中國飛機發起攻擊。此時,26隊3架伊—16—10急忙趕來增援,與28隊7架「鬥士」戰機組成戰鬥隊形。不料,日機利用其數量優勢對我機進行分割包圍,逐個擊破。一時間,各機險象環生。

陳瑞鈿利用其高超的駕駛技術,左突右沖,救援友機於危難之間。僚機范新民的2805號「鬥士」戰機被1架96艦戰咬尾攻擊,陳瑞鈿前往救援,擊中那架96艦戰的尾部直至其斷裂,該日機「似受傷潛降」。正當他準備一鼓作氣結果了對手時,一股猛烈的彈流擊中了他的座機,當時陳瑞鈿的第一感覺是「完了」,但隨即發現自己怎麼沒事,這時他才記起昨天晚上事先在座椅後面安裝了一款防彈鋼板,而正是這塊鋼板救了他的命。但此時他的座機已身受重傷,翼間張線被打斷多根,飛機幾乎無法控制。

他知道,今天怕是在劫難逃了,下意識地,陳瑞鈿摸了摸口袋裡愛妻的照片後,然後怒目圓瞪,駕駛著戰機義無反顧地撞向了一架準備俯衝下來開火的日機。結果「鬥士」戰機的右翼與日機尾部均撞碎,機頭也被撞損,「立見敵機墜於近郊」。陳瑞鈿的2809號戰機也成急劇尾旋狀態下墜,他解開保險帶準備跳傘,但因飛機旋轉太快,幾經努力,才得以成功降落於梁家店附近。正當他坐在地上包紮自己被撞破的腦袋時,當地的老百姓看到他那略帶混血的面容,竟然以為他是日本飛行員,抄著棍棒就圍了上來,陳瑞鈿急忙拿出身份證件,這才幸而沒被打死。

陳納德得知陳瑞鈿採用自己教授的撞擊戰術幹掉了一架日機後,還專程趕來看望他。陳瑞鈿對陳納德開玩笑說,能否將自己墜毀戰機上的機槍架到新飛機上,再去打日本人。多年後陳納德在回憶錄中寫道:「陳瑞鈿居然真的把那挺機槍扛回基地,要求我再給他一架戰鬥機把這挺機槍裝上去,繼續打日本鬼子。」

是役,我方稱「擊落敵戰鬥機11架,我亦損傷15架,內有8架尚可修理」。日方稱:「擊落中國戰機32架(含不確實5架),擊毀7架,自損3架96艦戰」。

此戰後,航委會為保存有限實力,準備持久抗戰,決定不再與日機在武漢作正面集中衝突。

1938年8月29日,航委會命令第三大隊32隊全體隨大隊長吳汝鎏南下南雄,準備支援廣州戰場。不料剛到南雄的當日下午,便遭漢奸發現。次日,32隊便遭遇了建隊以來最慘烈的一次空戰,即著名的「南雄空戰」。32隊飛行員韋鼎烈曾在回憶錄對這次大空戰這樣中寫道:「昨天黃昏到達南雄基地的時候,一位張姓機械士曾對我說:你瞧機場東面的小山上不是有一教堂嗎?每次飛機到達南雄,在教堂的鐘樓上一定有人在觀看,而且第二天南雄一定有空襲警報。當時他說的這一番話,我只是聽過就算了,並未放在心上。」

「今晨(8月30日)黎明,大隊長照例吹響他的哨聲,催著大家起床…剛回到站上早餐桌上,情報室的傳令兵就送來了敵機航向南雄的消息。回憶昨天那位張姓機械士說的話,不能不令人相信了…大約9點一刻…我率領的第三機群(也是最高的一個機群)先行起飛,接著第二機群也由隊長朱嘉勛率領升空了。大隊長吳汝鎏是總領隊,也是最低的第一機群,我們深怕大隊長對格機的性能仍欠熟練,(作者註:吳汝鎏此前一直駕駛蘇制伊—152戰機,武漢空戰後才開始抽空練習「鬥士」戰機,前後不過半個月時間。)所以特選分隊長楊永章及馬毓鑫兩位戰將作他的僚機,擔負保鏢的責任。」

「…突然在我們機群的右前方,出現一群跳動的小黑點…這只是一瞬間的事,而敵人96式驅逐機12架,已迅速通過南雄上空,這時我們飛行的高度,恰好搞過敵機約二千尺,盡占高度之利,大隊長發覺敵機之後,立刻下令攻擊,大約不到半分鐘時間,大隊長選擇的第一架敵機,即突然冒煙起火,像一顆流星從空消逝。在這場混戰中,雖形成好幾個小戰鬥圈,但均能以大隊長為核心,構成一個大戰鬥圈。大約經過數分鐘後,我看到一位隊友,在一萬尺高空跳傘降落,雪白的傘衣高懸空中,目標非常顯著,正當注意那位跳傘者時,突然發現敵機一架從我右前方滑過,直向跳傘者攻擊,我迅速使用全油門,緊追不捨,這一行動,似得神助,不但救了一位同志,同時那架敵機也被我埋葬於梅嶺之陽了。」

「就在我們奮戰緊張的一刻,敵人第二批95式戰鬥兼轟炸機12架到達南雄,猜想他們的原意,定以為我們飛機油料用盡,必然降南雄機場加油,於是就可以一舉炸毀我們的飛機於地面,哪曉得他們計算的時間略有錯誤,到達南雄的時間稍早,我們正在激戰中,敵機攜帶的炸彈只得倉皇投下,以便加入戰鬥,這時敵人96式驅逐機,因戰鬥受創,同時所余油量有限,於是遂匆匆脫離戰場,留下95式機和我們繼續作戰。」

「和敵人95式機碰上頭之後,才知道我們的飛機無論是速度、爬升能力以及火力都要比敵機優越,跟95式搏鬥,就像豹子捕殺黃牛,黃牛賴以抵抗的武器只是兩隻角,而95式賴以抵抗我們攻擊的只有靠他們后座機槍(前座雖有機槍,因飛機性能關係,經常處於挨打地位。)故在交戰不久,就被我們擊落兩架。為擴張戰果,大夥已顧不得飛機的油量了,一心只想和敵機纏拼到底,苦戰結果,飛機發動機停止轉動,各人才採取緊急行動,選擇適當地點降落。像馬分隊長則落於一塊旱田,楊分隊長則落於護城河的沙灘上,朱隊長則落於一水田中,我為追擊一支快到手的鴨子,心中盤算油量有限,總想快些把他擊落,遂致一時疏忽,過於接近敵機,暴露於敵人后座機槍射程距離之內,油箱遂被擊中,一時座艙內煙火瀰漫,迫得迅速將飛機翻滾,乘勢跳傘脫離機艙,待敵機回頭髮現我時,我已很快落入一小山松林中。」

當時參戰的另一位32隊飛行員韋善謀也在回憶錄中詳細記述了那場戰鬥的經過:「…當我正向機場北方飛行時,發現我左前下方飛來1架敵機,向南逃竄,高度約4000米,距我機約2000米。當時我機高度5100米,我即逼向敵機上方,對敵進行後上方攻擊。當我俯衝至敵後上方200米處,即開動4挺機槍對敵猛射,敵機當即冒出濃煙著火,頃刻之間,敵機帶著熊熊烈火,墜落於南雄縣英明鄉英明嶺之東南約3公里處(這地名是後來才知道的)。」

「我看到旗開得勝,無比興奮。隨後又繼續爬高,向北尋找我機群。約幾分鐘後,又發現兩架敵機從北面向南雄方向編隊飛來,高度約4000多米,距離2500米左右,我機比敵機約高出500—600米,我仍佔據高度優勢。於是我又想利用高度優勢,對敵長機進行後上方攻擊。可敵長機甚狡猾,他不待我進入攻擊位置,即拉起機頭向上對著我機,我即迅速壓低機頭,以先發制人之手法,對付著狡猾的敵人。我4挺機槍一齊開火,彈如暴雨般飛向敵機。到距離敵機約50米,我才停止射擊,迅速向敵側上方脫離上升。瞬時敵機即搖搖晃晃,盤旋下墜。可是正當我脫離上升時,忽然被另一批新到的敵機攻擊,數架敵機輪番圍攻我。我的飛機操縱系統被打壞,飛機進入尾旋墜下,我改正無效,乃被迫跳傘降落。」

「…當天中午,3位農民送我回到航空站,一進房間,就看到隊長朱嘉勛頭上包著大塊白紗布,楊永章兩條腳都塗滿黑藥膏,兩人都躺在床上。我問:你們傷重嗎?是怎麼受傷的?朱嘉勛說:是油盡迫降,頭部受傷。楊永章說:是飛機中彈著火,雙腳被燒傷,跳傘降落。他兩人同時問我:老善你受傷了嗎?我說:還幸好,飛機雖被打壞,跳傘蹬出飛機時被座艙蓋刮傷手和腳,降落時在墳堆中足部被拐傷,但不嚴重。跟著唐信光、韋鼎烈先後回來,據說飛機都中彈燃燒了。只有呂明機身機翼中彈多處,還能飛至湖南郴州機場安全降落。大隊長吳汝鎏、馬毓鑫已不幸犧牲。說到這裡,大家都十分沉痛,悲傷流淚,飯也吃不下。」

此役,我軍雖然擊落7架日機,但自身損失也極其慘重,飛機損失5架,陣亡兩人,多人受傷,32隊幾乎全軍覆沒。其中馬毓鑫的飛機迫降城南河提上,飛機撞翻,雙足折斷,送南雄醫院急救,但因流血過多,救治太遲殉職。吳汝鎏大隊長飛機被擊毀,跳傘不及,壯烈犧牲。

馬毓鑫是廣西航校一期畢業生,1909年出生於桂林回族馬氏家族,其母是白崇禧夫人馬佩璋的姑母。抗戰爆發後,他參加過多次重大戰役,取得過擊落日機3架,擊傷1架的戰果。1980年,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追認其為「革命烈士」。

吳汝鎏曾參加過1932年1.28淞滬中日雙方首次空戰,抗戰全面爆發後,他又相繼率領第三大隊參加了歸德、南昌、武漢等空戰,是一名資歷深厚的指揮官,曾獲二星星序獎章。他是第三大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抗戰殉國的大隊長。

此戰擊落2架96艦戰的朱嘉勛,由於飛機油料耗盡,遂強行迫降在韶關東北部的湞江沙灘上,人被拋離機艙,頭部負重傷。後輾轉至成都,經長時間醫治方康復。朱嘉勛是廣西航校第一期畢業生,曾留學日本陸軍明野飛行學校,他參戰不到半年時間就擊落日機6架(官方認可),獲頒5星星序獎章一座,其戰績為1938年度全軍之冠,同時他也是1938年誕生的唯一一位王牌飛行員。傷愈後他調任航委會訓練處驅逐組組長、伊寧教導隊驅逐組教官。

他本欲重返一線部隊作戰(擔任部隊副大隊長或大隊長職務),但因派系鬥爭等因素,未能如願。後調空軍軍士學校和航委會任職。

抗戰勝利後又擔任空軍第四軍區司令部督查室督察官一職,但終因學非所用,最後轉入中國航空公司擔任副駕駛。但朱嘉勛個性剛直,不喜奉迎,為人傾軋,竟被轉調從事地勤工作。他遂憤然辭職,從此脫離航空飛行,與胞妹朱嘉碧相依為命。

解放後因舊軍官身份屢遭衝擊,1980年2月10日,朱嘉勛突發腦溢血昏迷,送廣東省人民醫院搶救兩天後不幸去世。

此戰之後,空軍僅剩5架完整的「鬥士」戰機。1938年10月1日,陳瑞鈿率領的第五大隊28隊改隸第三大隊。自此,所有的「鬥士」戰機均歸屬第三大隊使用。為了保持中國空軍在華南一帶的「存在」,航委會決定派第三大隊少量飛機在華南一帶進行游擊作戰。

1939年8月18日,已升任第三大隊副大隊長的陳瑞鈿率韋一青、唐信光在桂林接收的修理完畢的3架「鬥士」戰機,以柳州機場為基地,在武鳴、都安、長安等地展開游擊作戰。此後,鄧叢凱、周靈虛兩位悍將也加入到這支戰鬥部隊。他們以區區5架戰機對抗華南地區日軍海航的絕對優勢兵力。

1939年11月2日,陳瑞鈿率唐信光突襲了日軍武鳴機場,在機場地面上擊毀日軍97司偵一架。12月,再次升任第三大隊代理大隊長的陳瑞鈿率鄧叢凱和周靈虛在長江九江段擊落日偵察機1架。就這樣,他們在12月崑崙關戰役爆發前,共擊落日機7架。

桂南會戰爆發後,32中隊的這幾架破舊不堪的飛機作為第三大隊的唯一代表,全部參加了反攻崑崙關的戰役。1939年12月22日,陳瑞鈿、韋一青駕駛「鬥士」戰機與第四大隊周志開合力擊落1架日96陸攻於賓縣古習鄉。

1939年12月27日,陳瑞鈿、韋一青、陳新業駕駛2架「鬥士」戰機和1架伊—152戰機,共同掩護蘇聯志願隊3架SB轟炸機轟炸崑崙關九塘的日軍陣地。由於「鬥士」戰機的航程稍短,SB轟炸機出現在柳州機場上空時,第三大隊的3架戰機才起飛護航。SB轟炸機是快速輕型轟炸機,速度與「鬥士」戰機相仿,導致「鬥士」戰機飛行高度始終上不去,剛到二塘上空便遭遇了日海航第14航空隊9架96艦戰和6架水偵戰機。面對優勢敵軍,陳瑞鈿等人毫無懼色,為了保障轟炸機的安全,他們竟與5倍於自己的敵機纏鬥了20分鐘之久。

空戰中,陳瑞鈿首先和韋一青合作擊落一架96艦戰,接著他又獨自擊落一架96艦戰,正當他咬住第三架96艦戰,並從後方開槍擊中其機尾使其下墜時,卻被尾隨的日軍領隊村中一夫少尉從背後偷襲,擊中其5727號「鬥士」戰機的油箱,飛機當即起火。陳瑞鈿強忍疼痛,將戰機飛回到我方陣地一側才跳出機艙。他以降落時的高速氣流熄滅火焰後,才在低空開傘落地。陳瑞鈿多處燒傷以至昏迷,落地後躺在一塊稻田中竟無人知曉,後來才被我軍發現救回。

32中隊隊長韋一青在追擊一架日機時,其5709號座機被從後方衝來的一架96艦戰擊落於敵我陣地之間。我陸軍官兵在目睹自己飛行員奮勇殺敵、壯烈犧牲的情景後,士氣大振,他們冒著敵軍猛烈的炮火,衝出掩體,冒死奪回烈士忠骸,並乘勢反攻日軍。

第8中隊副中隊長陳業新的戰機也被擊毀,其「右臂及腰部中敵彈三顆」,身負重傷,遂跳傘生還。

抗戰史料是很混亂的,空軍這塊尤其突出。很多史料上都記載12月27日的這次戰鬥,我方參戰的驅逐機部隊為第三大隊3架「鬥士」戰機與第4大隊3架伊—152戰機。但筆者縱觀所有史料,均未發現對第四大隊3架伊—152戰機的戰鬥過程和最後戰鬥結果有過任何記載,這隻能說明這3架伊—152戰機並未參加此次戰鬥。

筆者推測這可能是因為當時空軍總部確實曾計劃派遣第四大隊的3架伊—152戰機參與護航,但因轟炸地點臨時變更(由轟炸三灶島改為轟炸崑崙關),導致SB轟炸機在遇襲時尚未到達與伊—152戰機匯合的地點。

而第三大隊到底參戰了幾架「鬥士」戰機,也存在很大的爭議。根據空軍官方原始檔案《桂南會戰空軍戰史輯要初稿》中《桂南會戰空軍戰鬥統計表》顯示,此次參戰的機種和數量為:「三大隊3架「格機」與志願隊3架SB轟炸機」。而在《對南寧作戰空軍人員傷亡表》中更是明確記載陳業新此次參戰的座機為5725號「鬥士」戰機。

然而,並不是官方撰寫的戰史就絕對是正確的。32中隊隊員唐信光當時正在陳瑞鈿的隊中打「游擊」,他在回憶錄中曾這樣寫道:「當天晚間,空軍第二路司令部自桂林來長途電話下達任務,命我「格機」掩護蘇聯志願隊的「斯波」轟炸機3架,轟炸崑崙關敵軍,後來又連續三次來電話更改出動時間。

這時,第八中隊陳業新副隊長自蘭州來桂接收工廠修好的「伊—15」機,也被留下了一同擔任掩護任務。我駕駛的「格機」因發動機故障,搶修不及,不能出動。次日晨,當「斯波」機到達柳州機場上空時,陳瑞鈿副大隊長等3架機立即起飛,隨行掩護…」

第三大隊第8中隊中隊長陸光球也在《廣西空軍抗日空戰記》中寫道:「駐在柳州機場的「游擊司令」陳瑞鈿,當天就接到桂林空軍第二路司令部的命令,要陳率領第三大隊的那幾架破舊飛機擔任伴隨掩護。12月27日晨,當「斯波」由桂林飛經柳州機場上空時,陳瑞鈿即率領韋一青、陳業新駕「格機」2架、「伊—15」式1架起飛,組成不同機型的所謂掩護部隊伴隨護送…」

英國航空史學家Tom Soencer在所著《Gloster Gladiator》一書中也記載此次參戰中方飛機為2架「鬥士」戰機與1架伊—152戰機。

因此,筆者以為此次參戰飛機的數量和種類應以當事人的記錄為準。根據唐信光、陸光球等人的記錄,我方參戰者應為第三大隊陳瑞鈿、韋一青駕駛2架「鬥士」戰機和陳業新駕駛1架伊—152戰機。但為什麼官方的記載會出現不一樣的記錄呢?筆者推測,很有可能是因為當時信息未能準確上報的結果,空軍情報署誤將陳業新駕駛的伊—152戰機當作了唐信光出現故障的那架5725號「鬥士」戰機。

筆者還在《桂南會戰空軍戰鬥統計表》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記載,表中對12月27日的這次戰鬥結果記載為:「未投彈飛回,擊落敵機三架,我機均毀。」然而,近幾十年來,很多學者所著空軍抗日戰史中大多都記載為:「蘇聯志願隊的轟炸機順利的擺脫了日機糾纏,轟炸了他們的目標。」這與當時的官方記載截然相反。那麼到底是轟炸了,還是沒轟炸呢?這就得看廣大讀者怎麼去理解了。

此次空戰,日軍的3312號、4423號,兩架96艦戰被擊落于思鄉九塘附近,另還有1架96艦戰被擊落於敵陣。陳瑞鈿一人就獨立擊落2架日機,另合作擊落1架日機,因表現英勇獲頒三等復興榮譽勳章,但他的面部和手足均被嚴重燒傷,後輾轉香港、美國醫治終康復,但卻慘遭毀容,此後再未重返一線升空作戰。陳瑞鈿是美國華僑,曾被廣東空軍送往德國留學軍事航空,他總共擊落8.5架日機(其中使用「鬥士」戰機取得6.5架戰果),獲頒六星星序獎章。在他去世一個月後的1997年10月4日,被美國空軍歷史博物館顧問委員會認定為美國在二戰中誕生的第一位王牌飛行員。

另一位烈士韋一青是廣西航校第一期畢業生,曾駕駛老舊的日制91式戰機擊落入侵南寧的日機一架,他至犧牲時至少擁有擊落日機2.5架的戰果。

重傷跳傘生還的陳業新是廣東航校第六期的畢業生,傷愈後調入伊寧教導隊,因無學生可教,同時對當局歧視廣西空軍不滿,遂用獵槍自殺身亡。

崑崙關戰役後,「鬥士」戰機已經幾乎消耗殆盡。1940年初,第三大隊移防成都,負責成渝兩地空防。1940年7月24日,33架日機進襲成都,32中隊分隊長何覺民駕駛5733號「鬥士」戰機與友機一起起飛迎敵。1940年10月4日,日機54架襲蓉,三大隊飛行員劉尊駕5733號「鬥士」戰機在太平寺機場附近遭敵攻擊後安降邛崍。10月5日,日機27架轟炸機,18架驅逐機再次來襲成都,三大隊1架「鬥士」戰機升空緊急疏散,這也是戰史中對「鬥士」戰機的最後記載。

這批售華的「鬥士」MKⅠ戰機採用了電動和液壓兩種機槍激發裝置,為了檢驗飛機及機載機槍等系統的性能,1938年8月31日下午,英國駐香港武官2人驅車來到南雄航空站,對「鬥士」MKⅠ戰機與日軍96艦戰空戰的情況進行了解,我方答知:英制「格機」與日本「96」式機經過多次空戰,取得較好戰果。「格機」轉彎半徑小,適用於纏鬥;有4挺機槍,發射速度快,火力強;安定性好,起落使用場地短。但靈敏性較差,速度稍慢。希望加以改進。

1939年年中,英國又派出技術專家到衡陽機場考察「鬥士」MKⅠ戰機,並獲取第一手作戰資料,我方給予了高度合作。但此後英國方面因綏靖政策,迫於日本的壓力,而拒絕出售「鬥士」MKⅠ戰機及其改進型給我國,甚至連改進後的部分設備也不予出售。

瑞典航空史學家Lennart Andersson在其著作《China`s Wings Encyclopedia of Aircraft and Aviation in china until 1949》中曾記載:1938年秋,英國政府曾有計劃從英國皇家空軍的訂單中撥出15架「鬥士」戰機給中國使用,可是並沒有實施。

「鬥士」戰機是中國在抗戰初期使用的一款性能極其優秀的雙翼驅逐機。當時的蘇制伊—152、伊—16戰機,因飛機易獲得,零件易補充,因此主要裝備在中央系的第四大隊以及第五大隊部分中隊。而這批數量有限,且零件補充不易的「鬥士」戰機,則主要裝備在由原廣東空軍和華僑飛行員組成的第28、29隊,以及由原廣西空軍組成的第32隊中。

這些「雜牌」部隊雖然備受「中央系」的歧視排擠,但卻仍然為國奮戰不息,在祖國的藍天上,用自己的鮮血和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曲不朽的戰歌。以區區26架「鬥士」戰機(戰前滑行失事損失4架,轉場飛行損失2架,另有4架備份)取得了擊落94艦爆、95水偵、95艦戰、96陸攻、96艦爆、96艦戰、97司偵等各型日機48架的戰績,亦甚輝煌。

真可謂:「壯志青天耀白日,血染蒼穹漫天紅!」

主要參考文獻:

《Gloster Gladiator》,作者:Tom Spencer(英) By《Warpaint Series No.37》。

《China`s Wings Encyclopedia of Aircraft and Aviation in china until 1949》,作者:Lennart Andersson(瑞典)。

《Fiyght in the China Air Space 1910-1950》,作者:Malcolm Rosholt(美)。

《China and RAF:a shared heritage》,作者:板凳崽(擴寫)。

《中華民國飛機百年尋根》,作者:黃孝慈。

《叱吒我國南疆的英制格羅斯特鬥士型戰鬥機》,作者:黃孝慈。

《英國「鬥士」MKⅠ在中國》,作者:陳朗,《兵器》雜誌2007年第7期。

《空戰非英雄》,作者:高慶辰。

《空軍的塗裝與徽志》,作者:劉文孝。

《浴血長空—中國空軍抗日戰史》,作者:陳應明 廖新華。

《參加抗日空戰回憶片斷》,作者:唐信光。

《南雄上空拼搏記》,作者:韋善謀。

《廣西空軍抗日空戰記》,作者:陸光球。

《抗日空戰》,作者:韋鼎峙。

《桂南會戰空軍戰史輯要初稿》,作者:不詳。

《空軍戰鬥要報(1940年7月24日)》,作者:航空委員會。

《空軍戰鬥要報(1940年10月4日)》,作者:航空委員會。

《空軍戰鬥要報(1940年10月5日)》,作者:航空委員會。

《中國的空軍》,作者:行政院新聞局(194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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