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影響力中國女作家，曾提名諾貝爾，今年94歲了
今天的日子屬於孩子，可我想講一個老人的故事。
中國人常說，老人變老，越像小孩，是一個返璞歸真的過程。
熟悉中國文學的童鞋們，肯定知道一個名字：聶華苓。
今年94歲的她，是20世紀華人文學界最重要的推手，白先勇、林懷民、蔣勛，以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香港作家李怡、董啟章、鍾玲、潘耀明都曾是她家客廳的座上客。
而關於這位老人的人生故事，用台灣作家蔣勛的話說就是：
「華苓的大笑讓我覺得是了不起的，因為她的一生所經歷的遭遇，可以用笑聲淡掉。」
今年94歲的聶華苓，
被譽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1967年，聶華苓與丈夫保羅·安格爾，
共同創立了對世界文壇影響深遠的
「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至今，邀請了100多個國家的上千名作家，
到愛荷華進行創作、交流，
包括華人作家莫言、白先勇、林懷民、汪曾祺……
1976年，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
一同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聶華苓
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
「華苓的大笑讓我覺得是了不起的，因為她的一生所經歷的遭遇，可以用笑聲淡掉。」——蔣勛
早在60年代時，還在學生時代的陳安琪，
就和聶華苓與其家人相識，
1970年，陳安琪赴美國愛荷華大學留學，
與聶華苓、保羅·安格爾保持著交往。
後來陳安琪成為一名電影導演，
2009年決定拍攝聶華苓的紀錄片，
3年後，《三生三世聶華苓》製作完成。
《三生三世聶華苓》中
白先勇、林懷民、莫言、遲子建談聶華苓
聶華苓一生輾轉於大陸、台灣和美國，
陳安琪走訪她生活過的地方，
採訪了白先勇、莫言、遲子建、蔣勛等
三十餘位當代知名作家。
「聶華苓是非常可愛的人，
她對文學的貢獻代表了我們國家的蛻變，
她的一生值得做一個記錄。」
撰文 張銳嘉 自述 陳安琪
2009年秋天，陳安琪駕車穿過美國愛荷華的田野，來到靜謐樹林中一戶獨棟紅色小樓。
「聶阿姨！」陳安琪擁抱推開紗窗門的聶華苓，紀錄片以二人在愛荷華的相見開場。
以保羅·安格爾命名的公寓 美國愛荷華
聶華苓從1964年移居美國起，就和丈夫保羅·安格爾一起居住這棟紅房子里。1991年保羅去世後，她獨自一人住在這裡，至今也不打算離開，每年都進行修繕。
在加拿大和美國東部的兩個女兒常說要把她接到身邊，她不肯，因為房子里有太多美好的回憶，是她和保羅創造出的一個獨特的世界，是這輩子都無法釋懷的地方。
紀錄片中陳安琪和聶華苓
陳安琪認識「聶阿姨」的40年
陳安琪十三四歲的時候，與聶華苓（與前夫）的女兒王曉薇在中國台灣是初中同學，經常去聶華苓家玩。
1970年，陳安琪去美國愛荷華大學讀書，拿到了聶華苓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的一個獎學金，因此也熟識了許多作家、文化人。後來，她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修電影，成為了一名導演。
美國詩人、聶華苓丈夫保羅·安格爾(1908-1991)
2008年，陳安琪有一天在整理文件的時候，看到保羅·安格爾寄給她的一封拍攝允許信。「看到信的時候有點感觸，因為他已經去世很久了，於是我心血來潮打電話給聶華苓：『聶阿姨，我現在再拍你們的故事會不會太晚了？』」
《三生三世聶華苓》海報
聶華苓笑了，陳安琪《三生三世聶華苓》的拍攝由此開始了。
之後的兩年里，陳安琪多次跟隨聶華苓到台灣、香港、美國愛荷華等地拍攝，並採訪了30餘位聶華苓的身邊人，包括她的兩個女兒、弟弟，以及當代文壇的知名作家。
這也是一份非常珍貴的當代中國文壇作家的群像記錄。
聶華苓年輕時
從武漢到台北
聶華苓1925年出生在武漢，祖父是個詩人，從小受到祖父和朋友在家中吟詩的熏陶，她從小寫作、語文成績一直很好。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聶華苓一家逃難，住在村裡。媽媽執意讓聶華苓去鎮上讀書，她自此離開家。聶華苓同學姜德真在採訪中回憶：「那時離家後，家庭經濟來源斷絕了，家裡的信息全無了。我們那個時候一想到家，大家就哭。」
抗戰時期的日子，聶華苓和同學們過得很苦，每天只能吃炸黃豆、大饅頭充饑，餓得不得了，用勺子刮飯桶底的聲音都聽得很清楚。但當時精神食糧是充足的，每個人都是「我們要讀書，我們要救國」的心態。聶華苓忠於寫作，自此開始了文學創作。
聶華苓學生時代
聶華苓1944年被保送西南聯大，後來決定去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讀外文系。1948年畢業，完成了第一篇文章《變形蟲》，描述當時對自己身份的糾結和迷惘。
1948年，24歲的聶華苓帶著全家搬到台灣。
初到台北，機緣巧合被一個朋友介紹給雷震——《自由中國》雜誌的創辦者之一，去雜誌社參加工作。起初她負責管理文稿，後來被人挖掘做編輯委員。那段時間她跟殷海光、毛子水、張富強等一流的寫作頭腦一起工作，聶華苓是最年輕的，也是唯一一位女性。日復一日受到文學熏陶，對她的影響是巨大的。
後來聶華苓開始做翻譯、拿稿費養家，白天在雜誌社工作，晚上教英文夜間班。當時已婚懷了孕，也要騎車上下班——聶華苓二弟聶華桐在紀錄片中傷感回憶道。
同時聶華苓開始寫作，花了兩年時間於1960年完成首部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展現少女暗戀的情懷、守節女子的苦澀、女性嚮往自由的憧憬。小說在《聯合報》連載首發，引起轟動。
陳安琪在片中採訪作家李銳、蔣韻
作家蔣韻在採訪中說道：「《失去的金鈴子》這本書對我的意義特別特別巨大。她文字的詩意、清新，她對於人性的理解，是之前我在中國小說里沒有讀到過的。」
一段浪漫的跨國婚姻
寫出《失去的金鈴子》4年後，聶華苓遇到了一生最重要的人——保羅·安格爾。
保羅·安格爾是美國人，早在1936年便在愛荷華大學開辦作家寫作坊，是美國最早開設寫作班的學校，作家白先勇、林懷民均曾為其學員。
1964年，保羅·安格爾去台灣做文學交流，對聶華苓一見鍾情。余光中邀請幾個人一起吃晚飯，大家在飯桌上談笑風生，突然保羅問聶華苓：「你想去愛荷華嗎？」
晚飯後他們散步回家，途中看到天上幾顆心形的雲朵，保羅告訴聶華苓在美國遇到這樣的心形是要許願的，被問到有什麼願望？保羅說，「我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見到你。」
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結婚照
後來保羅·安格爾回到美國，鼓勵聶華苓申請愛荷華作家工作坊。於是1965年，聶華苓來到了美國，1967年二人結婚。
聶華苓形容保羅·安格爾像一座大山，微風也好，暴風也好，什麼人來都是擁抱的姿態。紀錄片里，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鍾玲說，聶華苓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只有像保羅·安格爾這樣的人，才能讓她變得小鳥依人。
國際寫作計劃資料視頻
影響世界文壇的「國際寫作計劃」
有一天聶華苓和保羅在愛荷華大學校園散步，她突然出現了一個想法：「可不可以請全世界的作家都來這個優美的校園裡寫作，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帶著不同文化，一定可以碰撞出不一樣的創作靈感。」
國際寫作計劃資料
於是1967年，兩個人一同創辦了「國際寫作計劃」，每年把全世界的作家邀請到愛荷華來創作、交流，每次40多個作家，均來自不同國家，一住就是九十個月。
這個期間，你可以寫作也可以不寫作，參加活動也可以，抽煙喝酒也可以，各種派對，氣氛十分活躍。
聶華苓與各國作家交流
慢慢地，國際寫作計劃由資金上的「不可能」，發展成由不同機構資助的具有影響力的組織。還邀請了很多跟美國有外交摩擦的國家的作者，來參加寫作計劃，美國政府答應任何保羅·安格爾邀請的作家，都能順利進入美國。
1979年中美建交後，聶華苓開心不已，終於可以請中國作家了，同文同種的作家便在愛荷華有了第一步的交流。
作家畢飛宇在片中接受採訪
中國作家畢飛宇參與工作坊時，聶華苓曾指著家裡客廳桌子說，全世界600多個作家圍著這個桌子坐過，這張桌子就是一部歷史。作家季季說聶華苓的家就是個小型聯合國，各國作家在她家用不同語言交流，但最重要的語言是笑聲。
「他們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協作交流項目，完全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林懷民這樣評價國際寫作計劃。
因為每個人都講著不同的語言，來自不同文化和背景，其中也會發生不少小插曲。比如埃及和以色列打仗時期，兩國的作家在桌子上怒目而視，甚至互扔酒杯，結果幾個月後兩個人要分別的時候，在機場突然間相擁而泣。
聶華苓的三生三世
「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干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這是聶華苓對自己一生的總結。
聶華苓輾轉大陸、台灣、美國，一生感到流離失所。在台灣的時候，她覺得自己是個外省人；後來到了美國，發覺自己還是個外人。「所以我真是非常非常地孤獨。」大陸、台灣、美國這三個地方的生活，就好像聶華苓的三生三世。
聶華苓一生「逃跑」的命運，在她自己看來也是20世紀中國人的命運。這顛沛流離的一生也極大程度上影響了她的創作。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手稿
聶華苓已出版了20多本書，包括小說、散文、評論及翻譯作品。其中長篇小說《桑青與桃紅》的英譯本，在1990年獲得「美國書卷獎」。
《桑青與桃紅》是聶華苓於1980年在美國完成並出版，一個人分裂出桑青與桃紅兩個分身，桑青代表了傳統中國女子的道德觀念，而桃紅則表達身在異鄉的華人女性追求自由的意志。
正如作家莫言在紀錄片對聶華苓的評價：「她儘管後期長期生活在美國，但她的根基還是在中國的，因為她是中國的土地培養起來的女兒。她的內核跟西方人是不一樣的，身上有一種英雄的氣概，甚至有一種俠義的情節。」
陳安琪在《龍少爺》片場
以下為陳安琪的自述：
我第一次入行還要追溯到1979年，當時我碩士畢業不久，在洛杉磯遇到了成龍。
我當時剛幫台灣導演劉家昌拍完一部作品，擔任美國部分的副導演，他和成龍相識，就邀請我一起跟成龍吃飯。那時正值成龍想打入好萊塢，飯桌上成龍突然問我「我現在開始拍《龍少爺》了，下個月就在韓國開拍，你來做我的副導演吧？」就這樣我就從美國回到了亞洲。
陳安琪與成龍
80年代我在香港拍了三部劇情片《窺情》，《花街時代》和《愛情謎語》，之後轉戰廣告，一拍就是10年。拍的中途，我會想拍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所以從2008年到今天的這十年里，三部紀錄長片誕生了——《愛與狗同行》，《三生三世聶華苓》和2017年最新完成的《水底行走的人》。
陳安琪接受一條採訪
我拍紀錄片比較不同的是我沒有劇本，我也不用旁白，而且每一部片子我都希望有點不一樣。
《愛與狗同行》的主角，是陪伴了我16年的小狗Baby。
陳安琪與畫家黃仁逵交談 紀錄片《水底行走的人》
《水底行走的人》拍攝的是香港藝術家黃仁逵。黃仁逵是個畫家，會寫作，玩音樂，玩攝影，給很多電影做美術指導，拿了幾次金像獎。他70年代從法國學完畫畫回到香港，那是香港非常精彩的時代。他的世界也是香港一個角落的典型代表，是一種波希米亞生活方式，任性追隨自己的心去生活。
而《三生三世聶華苓》，在拍攝之前，我看了聶阿姨的自傳《三生三世》，這兩年面對面的親密的拍攝，讓我讀到了很多書本上無法傳達的聶華苓的為人。
《三生三世聶華苓》的拍攝故事
聶華苓總是說我好像她的第三個女兒，拍攝前我會擔心這種角色的轉變會不會影響紀錄片本身的表達。真正開拍之後我發覺，根本沒有這回事。因為聶華苓一進入這個狀態，就很直接地開始講她的故事，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講述者。
在美國，我和攝影師張穎一起跟拍聶華苓的生活。聶華苓心中的紀錄片就是好好坐下來訪問，但我們就從她起床、吃早餐、逛超市無時無刻不在跟拍。張穎跟我說他有點擔心，聶阿姨總是罵我說這有什麼好拍的，我就說沒關係繼續拍，因為這樣拍出來的東西是最自然的。還拍到她跟孫女打電話，這些東西是我認為最珍貴的。
後來在香港浸會大學有一個授予聶華苓勳章的儀式，張穎有事只有我一個人去拍攝了，結果聶阿姨還來問我張穎去哪裡了？忽然之間想念他。
我第二次去愛荷華拍攝聶阿姨的時候，只有一個人，就住到了她家樓下。這讓我回憶起之前我在愛荷華上學的幾年裡，我們幾個同學經常去她家，她下廚給我們包餃子、做蔥油餅。
拍攝時聶阿姨年紀比較高了，很少下廚了，但她總是下意識地用手指把眼前的盤子往你跟前推，這種微小的動作讓我印象非常深，她的為人是很體貼的。
聶華苓在歷史上，是代表了我們國家的一個蛻變。而她更是非常真的一個人，非常可愛。她除了愛文學，她對身邊人的大愛是真的很感人的，更讓我覺得應該把她記錄下來。
拍攝結束後，我做了一個粗剪DVD給她寄了過去，其實我心裡是很忐忑的。因為之前我把我寫的東西給她看，她作為一個心思細膩的女性作家、編輯，總會很嚴謹地指出我很多不準確的地方。差不多一兩個禮拜後，我收到了她的郵件，她說我看過影片了，我很感動。這樣我就知道是沒有問題了。
《花街時代》海報
時代的記錄
上周我在義大利烏迪內參加一個影展，展映了我1985年在香港拍攝的《花街時代》，講述50年代到80年代香港灣仔酒吧女的故事，從她的視角看香港的世界。回看這部片子，只能存在於那個時代，現在再拍同一個題材都不會有相同的感覺。
我很慶幸我跨越了幾個很重要的時代，70年代從美國接受電影教育，有了新的視野，80年代回到香港，趕上了香港新浪潮，也是香港的黃金時代。我又花了十幾年拍攝廣告，這更磨練了我講故事的精準性。
到現在拍攝屬於自己的紀錄片，無論是聶華苓還是黃仁逵，他們都是有啟發性的；創作上的啟發，更有人格的啟發：誠實、熱忱、正直。這是我認為這個時代值得被記錄的人和事。
來源：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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