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冢竹書的「墓主」
汲冢遺址在今衛輝市區西南10公里汲城村南200米處，是戰國時期魏王墓遺址。
實際上，這是一片墓葬群。近年來，衛輝市文物管理部門曾對汲冢遺址作過調查，得知「文化大革命」期間遺址內原遺存的7個墓葬已被平掉。由於時間尚近，村裡還有人記得比較清楚。文物管理部門結合村民的回憶，以范家墳為標誌，自西向東對7座墓葬重新勘測，並進行了科學保護，其中最大的墓（1號）長、寬各75米，最小的長、寬各18米。
既然是魏王墓葬，何以不稱魏墓而稱為汲冢呢？這與當地的歷史有關。王振中先生說，娘娘廟村看上去是個小村，但歷史卻厚得讓村子無法承受，這裡就是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汲地，因為汲太有名了。
查看衛輝史志可知，汲縣是衛輝歷史上首屈一指的重要稱謂，因為它實際使用的時間最長。除了單獨地作為縣級治所，包括隋朝的汲郡屬縣（郡治衛縣，即今淇縣）和新中國成立前後，再就是衛輝路、府以及衛州的屬縣兼治所，前後用了近1500年。再往前有明確文字記載的，包括西晉的汲郡、兩漢的汲縣和戰國的汲邑，也有800餘年，但治所主要是在今衛輝城區西南20餘里的汲城村，也就是說今衛輝市區之「汲」的源頭，是汲城之「汲」。而魏王墓，就處於這樣的汲地。
汲冢主人與《竹書紀年》終年
自《竹書紀年》（以下簡稱為《紀年》）和《穆天子傳》等竹簡書出土後，「汲冢」的主人引起學界的關注，有魏襄王和魏安矨王兩種說法，但至今沒有定論；正是基於「主人」的不同，所出《紀年》之終年，同樣有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和魏安矨王二十年（公元前257年）兩種說法遺世。如今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將《紀年》終年定在襄王二十年或安矨王二十年，都是錯誤的。
今《晉書》之《武帝紀》及《律曆志》、荀勖《穆天子傳序》、衛恆《四體書勢》等，均言汲冢所發為魏襄王墓；《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正義引王隱《晉書·束皙傳》，則稱為魏安矨王墓。另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等，於汲冢只言「舊冢」或「魏墓」，而不言其主。
當代歷史學家黃懷信先生認為，汲冢主人是魏襄王。
黃先生的觀點主要來自《竹書紀年》的終年。
按照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言：（《紀年》）下至於魏哀王之二十年。
據《史記·魏世家》，哀王為襄王之子、惠王之孫；哀王二十年當為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然而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又云：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
《通鑒外紀》卷二引《汲冢紀年》亦云：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
《史記·魏世家》索引說：《系（世）本》襄王生昭王，無哀王，蓋脫一代耳。而《紀年》說惠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今此分惠王之歷以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而《魏語》，亦有哀王。蓋《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后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
《史記·魏世家》集解引荀勖的觀點也說：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
與《索隱》引《紀年》說相同，荀勖曾校定汲冢書，所謂「古文」，當指古本《紀年》。黃懷信先生認為，由以上記載可知，古《紀年》確有惠王改元的記載。《紀年》為魏國史記，本國人記本國史，不可能失掉代數，而且僅為前兩代之事，必不致失誤如此。所以，此事當以《紀年》及《世本》所載為是。
黃懷信先生認為，《史記》襄、哀二字，必有一誤。襄、哀二字形似互誤，古書恆多有之。蓋司馬公不詳惠王曾經改元，又所據史料有「襄」誤為「哀」者，故多出一代。總之史無哀王，《史記》之「哀王」當為襄王。可見杜預所言「止於哀王二十年」，實亦指襄王之二十年。而杜預「哀（襄）王二十年」和郭忠恕引《晉史》「安矨王二十年」之說，都源於《紀年》末句「今王終，二十年」之文，只是對「今王」認識不同而已。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云：「哀王二十三年卒，故不稱謚，謂之今王。」杜預所據為「古書《紀年》篇」，可見古本也有「今王終，二十年」之句。因此，黃懷信先生認為：「今王」當為惠王之子襄王。所以汲冢主人當為魏襄王。
黃懷信先生還認為，魏之諸王，無二十年終者。其實，諸王包括襄王，也不必二十年終。因為《紀年》之「二十年」，並非用魏王紀年。細觀《紀年》「二十」年以上，有「十六年」、「十五年」、「十四年」，倒此以上，直至「元年」，屬之周隱王。再以上，亦全用周王紀年。因而，此「二十年」必承上「十六年」，為周隱王之二十年，只是將「今王終」寫在了「二十年」前面而已。《紀年》此句以事與時倒書，蓋以此句屬全書絕筆之故，總之只是一種筆法，而絕非用「今王」紀年，因為全書皆不以魏王紀年，且無一處用「今王」紀年。可見世謂《紀年》記事終於魏安矨王二十年或魏襄王二十年，皆是誤解了《紀年》筆法，把「二十年」看成了「今王」之年。
但新鄉市史志專家王振中先生不贊成這個觀點，他認為，墓冢當為魏安矨王之墓。他是根據搜集的大量相關史料，並做了深入研究後得出這個結論的。
魏王墓就是魏安 王冢
實際上，讓王振中不能認同的還有新編的《輝縣市志》。他發現，在該志文物篇古墓葬欄目下，標的也是魏襄王冢——魏襄王冢，位於占城鄉大梁冢村北，因戰國時魏都大梁（開封），俗稱大梁冢。《獲嘉縣誌》（民國23年版。引者按：因該村民國時期屬獲嘉縣）載：古之汲冢也（晉屬汲郡），或為魏安矨王冢，高二丈余，大數十畝。晉太康二年（281年），為汲郡人不準盜發，得竹書數十車，後人多次整理為不同版本的《竹書紀年》。
「這是很荒唐的。」王振中說，「眾所周知，出土『汲冢魯壁』式珍本的魏王墓遺址，是在今衛輝市孫杏村鎮（系列一中孫杏園鎮有誤）娘娘廟村，千百年來並無他詞，怎麼到了民國時期忽然又冒出個相同品牌的文物？」
為了解開謎團，執著的王振中曾進行了實地考察。
在大梁村北，王振中看到確實有一座「大梁冢」，並且冢上還有一座天仙廟和幾通石碑。但是，無論是資格最老的明萬曆二十六年的「大糧冢重修天仙廟碑記」，還是時間稍後的清順治五年的「金妝天仙關帝廣生碑記」，都明明白白地說該村原名為大糧冢，不曾提及與魏王墓有何瓜葛。
「由此看來，《獲嘉縣誌》和《輝縣市志》的撰寫者是以訛傳訛，實屬不該；而由於諧音關係，大糧冢村逐漸演繹改成了大梁冢村，從民俗學的角度看，倒是一種正常現象，無須深究。」王振中說，「值得深究的課題倒有一個，就是娘娘廟村魏王墓主究竟是誰？這早在《晉書·束皙傳》中就已經提出來了——『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矨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安矨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
王振中說，後來的文獻多沿用此說，如《獲嘉縣誌》和《輝縣市志》便是。也有史書提出過不同的見解，如《汲縣今志》就說：「……共、汲早有不保之勢，何以安矨王卒後，渡河葬汲乎……故汲冢似非安矨王墓。」而《汲縣誌》（乾隆三十六年版）則認為：「……是（時）安矨王二十年去襄王卒時已六十餘載，安得再啟墓而藏書……依《通志》作安矨王墓為是。」還有一些文人借詩文表達過自己的意見，如清人彭時奮在《過衛》詩中就認為汲冢是「狐嘶茂草襄王墓」。而元人王惲在《汲城懷古》中說「臨風笑煞安矨事」，認為安矨王給自己修大冢因而遭盜是「甘著虛名博禍機」等。
「把汲冢的主人確定為安矨王是比較合情合理的，因為這樣做有一個硬證，就是冢中盜出的《竹書紀年》的記事下限為安矨王二十年。根據同一理由，若把墓主確定為魏襄王，就有許多難通的地方。首先一個問題就是，目的是什麼？幾十車的竹書對於安矨王可以稱作陪葬，而對於已葬了四十年的襄王，恐怕就很難稱得上『陪』了。若是為了藏匿，為何不藏於封葬更近的昭王墓或更久的惠王墓？何況，陪葬於安矨王墓，不是同樣具有藏匿功能嗎？其次，是於情理不合。當時並未碰上山崩地陷或人為破壞的事情，必須遷葬、改葬藉以擴墳藏書的機遇。中國人歷來重視『陰宅』風水，挖掘祖墳別說在封建社會的戰國，就是到了今天也仍然公認是大逆不道的勾當。再次，是技術上有障礙。近年來的大量考古成果證實，戰國時期三晉地區的侯王級墓葬，多採用土坑豎穴積石積炭（或積石積砂、壘石為槨）制，這種墓葬形式，是在墓室的四周有厚厚的積炭層以防潮濕，還有幾十厘米乃至一兩米厚的礫石層，加之填土中的層層卵石以防盜。顯然，要想進入這類墓室，只有不顧一切地破壞性盜發，否則，幾十車的竹書，是無論如何也沒法安全補葬到墓穴中的。」王振中說，「有人根據安矨王在位時魏之共、汲已有不保之勢，故而安矨王卒後不會渡河葬汲，言下之意汲冢主人就不會是安矨王，這種看法有著明顯的缺陷。一是不知道共、汲乃魏國主要王陵的所在地，僅《山彪鎮和琉璃閣》兩處，解放前後就曾出土過魏國墓葬73座，加上汲冢的7座，其中至少埋葬有八位王侯級人物。二是沒看到魏國末期總的窘迫形勢。不錯，當時的共、汲確有不保之勢，但安矨王駕崩時，魏國已經到了亡國的邊緣，哪裡還有更安全的死後葬身之地呢？」
王振中還介紹，汲冢竹書曾和魯壁籀文、安陽甲骨文並稱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三大發現，尤其是其中的《竹書紀年》至今還牽連著中國文化的許多關接，比如我們今天的共和國之「共和」，中國編年史原有的準確開端——公元前841年以及新的「夏商周年表」等。
研究汲冢墓的墓主，有助於更加深入地理解「汲冢書」。王振中在對汲冢遺迹實地考察後就曾揣想，「汲冢書」很可能主要是由魏公子信陵君領銜撰寫。其理由有二：
一、「汲冢書」有七十五篇（種）之多，涉及四書五經、相術射法、楚晉舊典、丘藏遊記，等等，內容十分廣泛，只有像信陵君那樣既具有廣泛興趣又擁有眾多食客的人，方有運作的條件。有關這一點，《史記·信陵君傳》中的《魏公子兵法》可為佐證。
二、《竹書紀年》的記事下限——魏安矨王二十年，正好是信陵君「竊符救趙」那年，從此他一去十年不歸，《竹書紀年》也斷了線，這應該說不是一種巧合。
曾經的魏王墓地，如今長滿了莊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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