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失我愛：一個被拐12年未歸的孩子，一個無法修復的家庭
2007 年，公安部成立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辦公室，2009 年，部署全國打拐專項行動。至 2018 年，全國共抓獲犯罪嫌疑人超過 5 萬名，解救被拐婦女兒童超過 10 萬名。
湖北人孫海洋的孩子孫卓 2007 年在深圳遭到拐賣，多年來他組織被拐家長全國尋子，多次為公安提供有效打拐信息。打拐題材的電影《親愛的》也有部分故事取材於他。
孫海洋的故事，是眾多被拐受害家庭的典型：為了生活過得更好，他們離開農村，卻在城市裡遭遇悲劇。儘管如此，他仍決定留在城市，希望重建生活。
永失我愛
那年冬天，2008 年 1 月，孫悅十歲，一個人坐上湖北監利縣的大巴。車過長江大橋，窗外的燈光照醒了她。她驚訝地看著發亮的江水。
一天一夜，車到深圳，孫海洋接站。到現在她還記得當時的感覺，似乎是發生了很大的事情，爸爸的臉很憔悴。走在深圳的路上，拐進一條巷子，站在那堵墨綠色的門前，孫悅心裡有一個想法：這就是我家了。她一個人在監利讀小學，寄宿，一直想來深圳，現在終於來了。媽媽彭四英已經鋪了床，躺下她就睡著了。
醒來，牆上貼著報紙，看到了孫卓的名字，她才想起來昨晚沒見到弟弟。報紙上說孫卓被拐賣了。她不明白拐賣是什麼，她理解成一種臨時事件。她想弟弟很快會回來。
家裡跟她想像得不一樣，家裡總是爭吵，爸爸和媽媽吵，媽媽和奶奶吵，吵完了媽媽哭，爸爸不說話。有次剛端上飯菜，奶奶蘇兆安伸手掀了桌子。
一天夜裡，彭四英哭著拿頭撞牆。孫海洋看著她不說話。他們爭吵到最後常常這樣。彭四英跪到地上，額頭往地板敲。
孫悅聽見瓷磚地板咚咚直響。孫海洋拉彭四英坐起來，她的額頭流血了。
我想死，彭四英說。
是我的錯，孫海洋說。
彭四英起身走進廚房，拿起菜刀。孫海洋衝過去，按住她的手，把菜刀奪下來，甩到門外。
我想死，彭四英說。
孫海洋藏了菜刀，一天沒敢出門。坐在家裡，下白石四坊 28 號，一樓，他看著門外的巷子。他們吵了半年，爭論到底錯在哪裡，有時他們認為錯在對方，有時認為錯在自己。他一遍遍地回憶孫卓丟的那天。當時彭四英要去剁生薑，讓他看著孫卓。他答應了，半躺在沙發上。他是凌晨兩點起來揉面的，那天——2007 年 10 月 9 日——是包子店開業第二天，他賣了兩千多個包子，一整天沒合眼。
是在天剛剛黑下來的時候孫卓出門的。我去玩一會兒，他說。
都這麼晚了，孫海洋閉著眼回答。他記得自己好像伸手攔了一下。
出門後孫卓在巷子口遇到了那個男人。後來在監控錄像里，那人將手掌那麼大的玩具車擺上井蓋，又拿出幾顆李子。
錄像里孫卓伸出手，被那人牽走了。
彭四英罵孫海洋睡覺。孫海洋後悔睡覺，但他也問她：那你呢？
彭四英當時坐在店裡切生薑，她背對門外，包子店離井蓋只有三米，或者四米。孫海洋等了幾個月接下那家門面，隔著巷子口就是沙河幼兒園。他把孫卓送進去，才去了兩天。
是你要來深圳，彭四英說。她認為是丈夫把兒子帶進了陷阱。
如果錯了，孫海洋問妻子也問自己，是從哪裡開始錯了？
肯定不是 1994 年。那是在武漢人和路，孫海洋 20 歲，剛學會蒸包子，彭四英 18 歲，在隔壁小吃店當服務員。孫海洋包子賣得快，錢捲起來塞腰帶，晚上摘下，一數數很久。他蒸一碗菜吃一天，不愛花錢，只琢磨賺錢，他只讀完小學卻自信能做生意，就是虧了也不動聲色。1994 年包子好賣，年底他攢了兩萬，1995 年春天開服裝店三個月全賠了。彭四英認準了他的勤快，1997 年他們結婚，離開武漢，他說去哪兒她就去哪兒，四川、重慶、湖南，先有了女兒孫悅，幾年後，又有了兒子孫卓。2007 年，結婚第十年，他們到了深圳。在深圳，現在，她給他下跪磕頭。現在她說她想死。
孫卓是她生的，是的，孫海洋想，她是媽媽，她是應該更痛苦。
吵架下跪那天之後，彭四英寫了一封長信給孫海洋，從他們認識那年寫起，寫了十幾頁 A4 紙。孫悅也看了那封信，偷偷放回去。寒假過去，她沒回湖北，進了白石洲的小學。
你遇到那些真正可怕的事情，你會希望它沒發生，你會去想最好的那種情況。第一天，孫海洋想孫卓是貪玩躲了起來，他想小孩都喜歡捉迷藏。他把眼睛看向白石洲的角落：牆角，樹樁，垃圾箱，剛搖下的車窗，掛滿衣服的陽台，烈日下朦朧的樓頂。他才知道白石洲原來有這麼多角落。走在巷子里，腳踩在井蓋上他也會想，孫卓會不會就在下面。
沙河派出所，民警說 24 小時才能立案，孫海洋跪下了，跪下沒用，他又爬起來。他拉著彭四英回到路上。遇見小孩他們就衝上去，路人往後躲。我小孩子不見了，她哭著向人解釋。她拉住那些願意停下來看他們的人，人一多她就跪下。第一夜他們喊，喊到天亮走回家，巷子口左手是包子店，右手是幼兒園。
孫海洋裝了十萬塊現金，守在派出所。他們想只要找到所長的車就把錢扔進去。他們沒找到。他又拉住民警的手，叫他們同志、大哥，也叫師傅、兄弟，有時乾脆還是跪下。民警說沒有線索。孫海洋找來路口超市的監控，錄像里看不清人臉，民警說要是能知道人販子是誰就好了。就是聽到這句他才憋不住大罵他們的。
「下白石新村」五個紅字漆在路口的石頭上，夜裡他就坐在那裡。他看著每個路口，思索那個人帶著孫卓會往哪兒走，走哪個方向會打車，走哪個方向會坐地鐵，接著會去哪裡。他拿著中國地圖，中國原來有那麼多地方，他從來都沒覺得中國那麼大。
有時他也起身跑起來，跑到路口不停，靠本能拐彎，繼續跑，好像那樣他就能知道更多，好像跑起來就能得到正確的方向。有一天夜裡他跑了很長一段路，起初喘不開氣後來忘了喘不開氣，想停下來又連停的力氣也沒有，他記得他是摔倒了才停下，坐在地上，他往四周看，他不知道那是哪裡，他就記得到處都是樹，一個人都沒有。他往那些茂密的樹葉里看了很久。
他見了福田一個算命先生，回來照做：他將一隻雞煮到半熟，對準監控錄像，朝東下跪磕頭，兩手捧著那隻雞，繞白石洲走了七圈。他一邊走一邊喊孫卓。七圈走完回來繼續下跪磕頭。路人跟著他，他們覺得這個人瘋了。他也覺得荒唐，但人家說了他就試。萬一是真的呢？樓上小孩哭喊，他總懷疑是孫卓，走上樓，耳朵貼在門上，一直聽到哭完。算命先生是說孫卓七天以內回來，他就七天沒關門，夜裡也亮著燈，他就坐在門口等。
包子店招牌換上了新的：懸賞二十萬尋兒子。路人圍住了門口，電視台和報紙的人也來了，開始是深圳的，接著是廣東的，北京的，後來國外的記者也來了。他想他的希望增加了。他對著他們一遍遍說自己的孩子丟了。
最多的時候他一天印一萬張尋人啟事，一家人背包出門貼，白天城管不準，他夜裡出門，在深圳的路上走，一路貼到天亮。他也把它們寄到北京和上海。有時是寄給老鄉和朋友，有時是隨便寫一個地址寄過去。拆開包裹的人就算把它們扔在風裡也有人撿到，他想。寄完了他覺得荒唐，但他還是寄。
深圳能貼的地方都貼。有天晚上他被追了好久，一路跑，最後是在一個橋洞下被那四個拿棍子的保安圍住了。
我小孩丟了，他說。他們不管。他們讓他把尋人啟事撕了。作為懲罰，他們讓他把牆上別的東西也撕了。
他一張一張撕起來，撕自己的也撕別人的。
撕完了，他對他們說，如果看到我兒子，打這個電話，謝謝你們。
15920054088，這個號碼他一直沒換。不過，為什麼那麼多人說謊？第一個打來電話的人就是騙子，那人對孫卓的事情說不清楚，只說錢。
他數過，最多的那天他接到了四十多個電話，他們說了很多地址，龍華、福田、東莞、廈門、北京、香港，哪裡都有。他們說孩子就在那裡。他跟他們打交道多了，後來一聽語氣就知道是騙子。有人用電腦合成了孫卓的假照片傳給他。也有人綳不住，乾脆承認自己就是騙子，說自己只是想騙點錢。他還是跟他們說好話。他說既然你看到尋人啟事了，請幫我留意一下，謝謝你。有騙子在電話里道歉，他們說你這麼可憐我不該騙你。他不生氣，他希望繼續有電話打來，騙子也行。
要是連騙子都不來，他想，那就真沒希望了。
有人僅僅是因為無聊，比如上白石村那三個年輕人，他們都沒想到孫海洋真來。那天很晚了，他走上去，把幾瓶綠茶遞給他們。他一看他們就知道不對，但還是說：如果孩子在你們手上的話，錢一定有。他坐下了，他們也坐下。他們支支吾吾半天，最後煩了，說我們是隨便撥了電話，你走吧。
還有一次是寶安北路 92 號門口，那個地址他記得清楚。他從電話里就聽出來又是騙子。他報了警，兩個便衣警察一進去就按住了那個人，搜出一把小臂那麼長的刀。那個人姓熊，22 歲，他承認那晚準備搶劫。戴手銬時他耷拉著腦袋。那人後來判了兩年，孫海洋又有點懊惱，他想年輕人不過是想搞點錢，為什麼要結仇？
有一個騙子最像真的，那人聲音特別憤怒：你把我的照片貼得滿大街都是，你要全撕掉，二十萬不夠，我要三十萬，你不能報警。
他太有底氣了，孫海洋覺得一定是他。行，他說，錢也行，撕也行。
孫卓別哭，那人又說。電話里是小孩哭聲。
孫海洋緊張地問，孫卓手背有個刀疤，左手還是右手？
現在他忘了那人回答了哪只手。但孫卓手上是沒有疤的。那人繼續吼，但他不想聽了。他掛了電話出門走。那個晚上他也記得清楚，走過包子店，走出白石洲，他一直走。每次看一眼時間都只是過去了五分鐘。時間太慢了，你一直走你也走不到天亮。他看著路上那些年輕人，他們也來了深圳，可為什麼他們顯得那麼無所事事？他看著那些路人的臉，那天他覺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騙子。
他又走了一夜，回到白石洲，推門的時候他希望自己悄無聲息，希望她們沒聽見。他知道她們聽見了，他不想兩手空空回來。
那些官員的臉，他想著他們，有的真，有的假，有的他看不出真假。他記得最近的那個人，在公安局，年輕人臉上很真。年輕人說，你知道我是從哪裡來的？孫海洋說不知道，我要回去了。那人說我是刑警學院出來的。孫海洋還是要回去。那人拉住他，說我要把案子破了。
破了再說，孫海洋說，破了我給你磕頭。
那人又要送孫海洋回家。送到樓下，他要上去。我要知道你是住的哪個房，我下次直接帶著孩子來，他說。行，孫海洋笑了，上去，上去。
我見過多大的官你知道嗎？孫海洋想。他記得他們每一張臉。一開始他找普通的民警，從不出警等到出警；他去找派出所長，他終於見到了領導；他找到分局局長，後來是公安廳長。他記得有一個人拿著喇叭發話孫卓一定能找到。更大的官孫海洋也見過，他去過北京，公安部的打拐會議，他的身份是家長代表，領導握著他的手。
也是在 2007 年，孫卓丟失那年，公安部成立了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辦公室（簡稱「打拐辦」），第二年，全國開展打拐專項行動，要求一線公安機關對群眾報告兒童失蹤、被拐賣的，必須立即立案。第一任打拐辦主任陳士渠留意到孫卓的案子，列為重點。
貼了半年尋人啟事，孫海洋找孩子的方式也變了，他每天盯著公安的打拐信息，也把其他被拐孩子的家長聚在一起，也在網上發消息尋親、宣傳打拐。他外出背著書包，書包里有一本花名冊，被拐的孩子有三千多個。有深圳本地的，也有外地趕來的，那些家長找到孫海洋，請他想辦法。他自己還沒找到孩子，卻成了他們要去依靠的人。他知道他們是沒有辦法才來找他。
深圳的家長十幾個，去飯館要把桌子拼起來坐。他了解他們，他們需要那種感覺，人跟人圍成了一圈就好像多了一點什麼，說它是溫暖也行，團結也行，他們看著其他人的臉就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我們是同類，孫海洋對他們說，同病相憐。他們租了大巴車去往外地，一起拉著橫幅走在街道上，他們印 T 恤，把丟失的孩子印在胸前。從早晨到傍晚，他們走在不同的城市。湛江的陳升寬兩腿殘疾，兒子陳兆沅 2015 年丟失，他手腳並用在街上爬，一爬也是一天。
還有謝越，他們是在樹下認識的。他記得那天，遠遠地他看見有人在貼尋人啟事，走過去，他看見貼的是孫卓。風給你刮掉了，那人說，我兒子謝浩男也丟了，我快放棄了，幫你貼。他記得謝越被人騙了很多錢，最多那次五萬，那次他跟著去了。電話里的人說謝浩男在東莞，謝越帶錢到了東莞，對方要他把錢扔進垃圾筒，謝越就躲著警察也躲著孫海洋。錢扔進去了，孩子沒有。
謝越蹲在路邊哭，孫海洋就拍他肩膀。只有他知道他心裡怎麼想的。沒人可信的時候，你就會去信那些不該信的人。
如果孩子一直找不到怎麼辦？如果孩子被致殘乞討怎麼辦？如果孩子被害死了怎麼辦？其他人總是這麼問孫海洋。這是他們最怕的事情。
孫海洋已經不怕了。他有一套自己的回答。他告訴他們每個孩子都不會有事，孩子就是被人販子從這裡帶走，賣到了那裡，不會受傷，有吃有穿，買孩子的家庭自然愛孩子，孩子不會乞討，不會有別的情況。他對每個人都說孩子一定能找到，他自己能，他們也能。他告訴他們世界上好人多。
有時他也問自己，是不是自己在給自己「洗腦」，也在給他們「洗腦」。這世界上好人多還是壞人多？
他現在願意相信是好人多。他接到那些哭著安慰他的電話。加油，他們說。還有人打電話來一直哭，不說話，他不知道，還以為他們跟他一樣，他安慰他們不要哭，孩子找得到。但電話那邊的人說，自己是剛生了孩子，看到他的事情心裡難受。要是我的孩子也丟了該怎麼辦？他們哭著說。
有些人真撐不下去了。他記得那個名字，楊江，2008 年 10 月，在沒找到孩子的回程火車上心灰意冷，跳出了廁所的窗戶。他也記得貴州都勻的張雪霞和宋懷南，兒子宋彥智 1991 年丟失，宋懷南 2006 年春節跳樓，到 2016 年，宋彥智在廣州找到，父親已經離世十年。
國內到底有多少孩子被拐，又有多少找了回來，他不知道數字。他自己統計的三千多個只找到了十幾個。比如彭高峰。第一次見面，彭高峰就給他跪下了。他們是湖北老鄉，此後一起找孩子，成了朋友。2011 年春節，彭高峰的孩子彭文樂在江蘇找到。公安和彭家去江蘇帶回孩子，孫海洋去接。他真的很高興，他把母親蘇兆安也帶上了。
到了天河機場他才知道不該去。彭高峰抱著兒子，一群記者圍住他們。他躲在一邊。記者也把攝像機對準他，問他現在怎麼想。他知道他們想讓他哭。他也想哭，但他越想哭越哭不出。他記得是遼寧的一個記者問了那句話。他記得她的名字。
她問，你是不是希望孩子是孫卓？
他哭得全身抖，他在凳子上哭得坐不穩了。怎麼不是孫卓，他想，我走了那麼多路。
他去那些從沒去過的省份，最不想去湖北。他有很多次路過老家，一次也沒回。就是春節也不回。那裡的人一見他就問。你能怎麼回答，你的孩子丟了，是，你在找，是，你還沒找到。後來不問了他們又說再生一個，別找了。他知道他們真是好心，但他聽了心裡冒火，他胸口起伏，得使勁吸氣他才能把火壓下去。他後來也不想跟那些親戚說話了。
如果理解你的人不多，你就會越來越不想說話。你會寧願一個人在街上走一天，哪怕那是你從來沒去過的地方。
寧夏，小神童幼兒園，他記得那個地址，至今最像孫卓的那個孩子就在那裡。他一眼就看到了那個孩子，然後他就知道他來錯了。那孩子看著他一點反應都沒有。去寧夏那次他就記得那孩子陌生的眼神了。他都忘了他在寧夏是怎麼坐車回來的。如果不是車票一直留著他就懷疑那是夢。他看著那一堆車票，那個叫孫海洋的人先坐火車到了鄭州，又坐大巴到了咸陽，最後才到了寧夏。
不是每個人都像他這樣一直留在深圳，名單上，打不通的電話越來越多。他知道他們為什麼走。他們從外地來廣東，做生意，打工，孩子出事了生意做不好，沒法上班，最後只有回去。在深圳跟孫卓同年丟失的孩子是八十多個，電話能打通的現在還剩不到二十。
2019 年 3 月一個下午，孫海洋接到莫善敏電話。莫動了癌症手術，要見他一面。莫的兒子莫金昌 2007 年被偷走，第二年在網上發現信息，找了回來。
在徑貝新村，孫海洋拎了兩袋香蕉，進了莫善敏的出租房。牆上貼著滿滿的獎狀，屋裡有二十多個平米，擺了三個架子床，每個都是上中下三層，一家七口住一起。莫善敏 1998 年來了深圳，殺雞，住在鐵棚里，跟妻子林國靜生了五個孩子。失而復得
他們說起 2008 年從白石洲趕到寶安來的那一晚。那天孫海洋吃驚地見到莫善敏周圍的一群家長。每家都丟了孩子。他們的情況他脫口而出，比如胡俊丟得
孫海洋就是從莫善敏家開始統計他們，以後兩個月，他收集了那份三千多孩子的名單。
孫海洋坐在床沿，一手搭在牆上，在昏暗的光線里看著莫善敏的臉，這個人是他認識的第一個同類，但這個人那麼幸運。
你的孩子也會找回來，莫善敏說。
他們又聊到人販子。他已經不恨他們了。就算拐走孫卓的那個人站在面前他也不恨，他只想知道那個人是誰，他一遍遍在錄像里打量那個人的臉。在山東做節目那次，主持人讓他背著一個人，要他假裝背著人販子。他們怎麼說他就怎麼做，他背著那人走，一圈，兩圈，走了很多圈，走不動，他趴到地上，他背著那人往前爬。到現在他也不知道當時怎麼回事，他就是不想把他放下來。他就那麼堅持。爬不動了，那人滑下來，他轉頭看著那人說，來，你把手搭到我背上。那個人先哭了。
他很久沒哭過了。再往前一次是 2014 年看電影。《親愛的》，那麼多明星，他記得
外面的電話又打來了，有兩個星期，孫海洋手機充著電，一個一個地接。電影都拍了，他想，自己找孩子的事情傳播到了頂峰，不會找不到了。他想可能人販子看到了電影，他又想孫卓也可能看到了電影。
你是孫海洋嗎？電話里那些人問。
我是。他說。
你有趙薇的電話嗎？你有黃渤的微信嗎？電話里那些人說。
那年夏天，2014 年 9 月，孫悅 16 歲，一個人去看電影。電影一開始她就哭，哭了整場，散場了沒走，坐著繼續哭。出了影院她一個人去了世界之窗，很晚才回家。她本來想叫同學一起，猶豫以後還是不想讓他們知道。
為了引人重視，孫海洋一直對外說孫卓是獨生子。在深圳七年，孫悅一直被要求隱藏身份。記者來家裡，孫海洋交代她，當眾要叫他叔叔，叫彭四英嬸嬸，不準叫爸爸媽媽。
說不上是理解還是不理解，她 10 歲，她答應了，也真那麼叫過。回到自己屋裡，她躲著不想出來。
除了記者，有段時間門口還有警察守著，一次三個，三班倒，夜裡也不走。據說是怕孫海洋去鬧事。她最害怕的那次是孫海洋突然要去抱煤氣罐，說要炸死他們。就那一次她嚇到了，她覺得不認識爸爸了。
在白石洲，放學後她不想回家，去她們的秘密基地——一個戶外樓梯的頂層——現在堵住了，堆了雜物。她們去按附近小區門鈴，有一次她被一個女人吼了。那是個富人小區，樓下有湖，湖裡有天鵝，幾隻黑色，只有一隻白色。她記得那隻白色天鵝脖子很長，她總是看很久。
油炸香蕉，令人震驚的食物。野妹火鍋，第一次吃是同學過生日。她也記得她在街上玩滑板，竟然不記得摔過。也記得那家大酒店，凱賓斯基，門口的觀賞池養了魚，她去吐唾沫。現在那魚被叫作錦鯉。當年的錦鯉游過來搶她的唾沫。再吐它們還來。有個除夕就在深圳過年，人都走了，白石洲空了，她沿著那條最長的路玩摔炮，響聲回蕩在巷子里。
有時她幫他們看店，坐著看一本盜版哈利·波特，一到七都印在一本書上，很厚，字小，她懷疑就是那本書把她看近視了，她要配眼鏡，奶奶蘇兆安不信，指著遠處招牌上的字考她。蘇兆安不討厭的時候也有，她給她的貓洗澡，但一天夜裡野貓在窗外一直叫，第二天她的貓就跟著跑了。她去過一次黑蜘蛛網吧，那次她很忐忑。還有那堵牆，其實省不了多少路，但她們猶豫了很久一直想跳，最終是她第一個翻下去，以後她們就特意走那條路，好像必須翻了它才算是上學。
如果真有最後悔的事情，在白石洲，就是離家出走那次。那天她不想中午在家補課，提前去校門口晃蕩，彭四英找到她，揪住耳朵拎回去。那個羞辱的中午很多孩子圍著她。她跑出家門，在附近的公園躲了起來。她想永遠不回家了，但又不知去哪。天黑她怕了，失敗地走回家，門口有兩個警察。她走進家門，關上屋門躲在裡屋，平躺在床上。弟弟已經丟了，她不該那樣嚇他們。
在你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忍不住，你會把秘密講給你最好的朋友，如果他們不理解，從此你就不會再講給任何人。小學那年孫悅唯一一次講給了一個同學，她說我有個弟弟，他丟了。那個同學說，怎麼不去找？她知道這事情說不清楚，以後再沒向任何人說過，包括後來的男朋友，她提也沒提過。
沒人來的時候她叫他們爸爸媽媽，有人來的時候，按照要求，她叫他們叔叔嬸嬸，她習慣像個外人那樣看著他們。她開始寫日記，幾年寫了十幾本。
孫悅日記，2012 年 3 月 12 日
昨夜一如既往地失了眠，
1 點多意識漸漸模糊，
快睡著的時候奶奶的手機響了。
我聽見她小心翼翼地接起，怕把我吵醒了， 但電話那大的聲音在黑夜裡格外清晰。「 生了。」
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道：你的家庭已經變了，不再是從前的家庭了。
2012 年，彭四英生了第二個兒子。孫悅給弟弟起了幾個名字，但弟弟最終叫孫輝。 「輝」與「回」諧音，意思是孫卓回來。起這名字的是公安部當時的打拐辦主任陳士渠。她覺得這名字對孫輝不公平。
孫輝總讓她想起孫卓。孫卓沒丟的時候她其實不喜歡他。她總是告狀。她不讓弟弟靠近，背著父母把他推開。她甚至搶他的玩具。她睡不著，自責，她不知道孫卓有沒有忘了這個不喜歡他的姐姐。
大二，申請到威尼斯一所大學的交換機會，孫悅在歐洲待了一年，她去了十幾個國家旅行，在冰島遇到了一場暴風雪。沒去深圳時，她自己在湖北讀小學，一個人玩雪，手背和臉頰凍傷了，凍瘡結疤，留在手背上，十年過去了，現在看著像雀斑。
大學的假期她也不想回家。一次回到深圳，她忘帶鑰匙，砰砰敲門，彭四英開了門，她抬頭沒說話就走了進去。孫海洋在一旁生氣了，問，你應該叫她什麼？
媽媽，她回答。
她想他們可能已經忘了是那時候他們不讓她叫媽媽的。
生孫輝時彭四英 37 歲，高齡產婦，大出血，產後身體很差，幾年也沒恢復，上樓提不動菜，走一截樓梯就要停下來歇一會兒。孫輝出生以後她很少出門，從早到晚帶兒子。彭四英覺得孫輝特別聰明，讀一年級她就給他報了電腦班、跆拳道班、日語班，一天的日程安排很滿，早晨帶他下樓跑步，晚上下棋，睡前讀《三國演義》。
在家裡，彭四英看著孫海洋上網，接電話，招呼訪客，背包外出，知道他每天找孫卓，但她什麼都不說。她只說孫輝的事情，只有春節回湖北，親戚說起來，對著他們，她才會哭上一場。
孫海洋繼續外出，全國各地找，包子店沒法做，他試了幾種生意，最後專心做二房東。寶安、西鄉、石岩、西麗、大康村、丹竹頭、橫崗、坂田，他在深圳幾十個城中村都租過樓，最大的那棟是在橫崗，一棟樓整整住了五百戶。洗衣機、熱水器、冰箱、電磁爐、窗帘，租下空房他就配上他能想到的傢具。
跟著生意，孫海洋和彭四英一直搬家，地方沒熟悉就搬走，有的只住一個月，住半年都算長。
一次，孫悅還沒放學，彭四英發來簡訊，說今天搬家了，你來這個地址。
讀初中時，孫悅習慣了到一個地方就研究怎麼坐公交。最遠那個地方是石岩，392 路，一個半小時到學校，6 點就得起床。同學每次找她家都不在一個地方。搬家的時候她的東西不停地丟，日記、明信片、賀卡。她最傷心的是一套俄羅斯套娃。有一次搬去東莞她真怕了，要在東莞待下去，深圳的朋友再也沒法找她了。幸好一個夏天搬回來了。東莞的租客不好處，有次在那裡，她看見孫海洋被人甩了一巴掌。
今年 3 月，一個下午，孫海洋接到通知，崗廈村委催他去防火。他開車到了崗廈，進了一棟小樓。那是他最近租的一套房子。三張鐵架床擺在 101 號房，上下鋪。
地上什麼都有：冰紅茶塑料瓶、拖鞋、彩票、口香糖、漂浮著塑料叉的老壇酸菜泡麵、瓜子殼、眼鏡盒、襪子、各種水跡。孫海洋小心繞過它們，尋找下腳的地方。他彎腰收攏電線，尋找插線板。電線纏繞在一起，有些插線板蓋在被子里。
得看見被子晃你才知道床上其實有人。孫海洋拉出電線，被子下的人沒動。他了解這些年輕人，有的白天出去有的晚上出去，有的是睡一整天。他們隨時消失了，倒是沒人欠過房租。
插線板還是別放在床上，孫海洋說，不安全。
沒事，被子里一張臉說。
孫海洋把插線板一個一個釘到牆上。那是一座舊樓，起初烏黑，似乎燒過，白天也不敢進人。他拎著塗料刷了牆，布置一遍， 接著轉租。城中村房子最怕失火，他小心，沒遇到過。他什麼都會，鑽地線，裝開關，五孔電，八孔電，以前不會的現在都會了，半夜停電，他接到電話就趕過來。只要不失火別的都好說。起初他不熟練，有幾次線頭接錯，電路「嘭」地冒火，一整棟樓的電線從樓下燒到樓頂，呲呲冒煙。他站在那裡半天不動。
一樓租客都是男孩，出來門口是七輛電動車，外賣箱鎖在后座上，箱子有編號，編號 S5716A4 的箱子里是一塊充電寶和一盒紅雙喜牌香煙。幾條鋼絲上掛著一排隔壁理髮店的黃色毛巾，也掛著一條「California」牌牛仔褲、一件「xiuxian」牌 T 恤和一雙鞋底刻著「特訓」的塑料拖鞋。還有幾條內褲。淋著雨沒人收。
孫海洋抄了水電，撕下一張貼在門上的 A4 紙。紙上說因為有事回家，轉讓一台電腦和廚具，紙上強調電腦內存是 4G，廚具很新。
很多人都是匆匆離開深圳的，孫海洋習慣了。他知道他們為什麼來深圳，也知道他們為什麼走。
有時他看他們的臉就知道過的得
得
再早一點，2018 年 4 月，他也記得，得
得
不想了，他跟自己說，不要多想。你不理解的事情太多你就不要去想，就像你不去要求跟你不同的人真理解你。
他和所有那些朋友在一起都不會提起孫卓。他假裝自己跟他們是一樣的。假裝完了他又知道自己跟他們永遠不一樣。別人會覺得
得
現在他哭不出來，也很少有事情讓他著急。他整個人慢吞吞的，開車也是，他幾乎不鳴笛，也從不搶道。他總是讓別人先走。買車那年，規則沒摸清楚他就上路了，一開始總是開錯，有次在高速公路逆行，迎面的汽車一個個朝他按喇叭。後來熟練了，一個人開車走，他總是開一個通宵去省外的城市找孫卓。最常去的是福建，夜裡出發，八百公里，一路不停，進入城市時天就亮了。一般是呆一天，還是夜裡出發，天亮就回了深圳。
為什麼要來深圳？有一年兒童節，蘇兆安跪在地鐵口向路人哭喊了這句話。他過去把她拉起來。
也許你真不該來深圳，他告訴自己。他想到父親，80 年代，孫孝明賣豆芽菜被人舉報，拉到村裡遊行，那些村民朝他吐唾沫。監利縣紅城鄉何趙村，讓父親痛苦一生的村莊，也是讓他痛苦的村莊，從小他就要離開那裡。15 歲他就走了，他要去城市，也要讓孩子成為城市人。所以他來了深圳。
深圳早就沒有農民了。1992 年的「農轉非」運動，深圳特區的行政村轉成居委會，原住民一次性轉為城市居民。城中村正是這些深圳原住民在聚居區上蓋起的村落。從八十年代末開始，樓房密密麻麻，隔著窗戶能握手，因此叫作「握手樓」。到 2018 年，官方統計，深圳的城中村還有一千多個。
他住進城中村，他又在城中村丟了孩子，現在他又是城中村的二房東。十多年了，他不再是湖北的農民了，但生活仍然依靠村落。跟當年一樣，他還是愛做生意，看準了就敢幹，也不怕虧錢，他買車換車，也有一堆朋友，他們叫他孫哥，也叫他孫老闆。
因為上訪記錄，他的身份證「涉案」，常被警察攔住，有時當場帶走。錄指紋，左手錄完錄右手，照相，正面照完側面照。
他覺得自己像個深圳的犯人。
落日在樓與樓之間的縫隙照進崗廈。孫海洋裝了插線板，抄了水表，開車出去。小路人挨著人，車在人流里往前挪，後視鏡幾乎是貼著行人的肩膀。地上一個井蓋連一個井蓋，方形，圓形，車輪軋上去咕咚作響。幾百米的路走了好久，孫海洋出了崗廈，拐上彩田路。
深圳的下班高峰，晚霞的影子來到了寫字樓的玻璃幕牆上，彎曲，移動，漸漸消散。燈光越來越多，夜晚來了，車窗外的熱空氣撲在臉上，孫海洋打開了車燈，繼續往北，離開福田，進入深圳龍華區。2016 年他們搬到了龍華，離深圳北站幾公里，房子窗外就是地鐵 4 號線。從早到晚幾分鐘一班，地鐵經過時窗欞震顫，整個陽台嗡嗡作響，屋裡空氣搖晃，說話聽不清楚。他們習慣了。只有讀大學的孫悅適應不了，偶爾回家，她在地鐵聲里很難睡著。
2019 年，全國打拐專項行動滿十年，DNA 入庫和人臉比對等技術陸續應用到公安機關，官方統計，全國共抓獲犯罪嫌疑人超過 5 萬名，解救被拐婦女兒童超過 10 萬名。民間的尋親組織和志願者也在持續行動，比如創辦了 12 年的寶貝回家網，到今年也已經為 2900 多個家庭找回親人。為打擊買方市場，公安部要求從 2011 年 7 月起，對被拐兒童不允許買主繼續撫養，一律送還親生父母，找不到親生父母的由福利院臨時安置。刑法修正案(九)在 2015 年施行後，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的一律追究刑事責任。
孫海洋可能是國內被宣傳次數最多的尋子家長，但孫卓仍然沒有找到。今年 4 月，家長之間傳言有一批深圳被拐兒童被找回，聽說有人找到了孩子，孫海洋很高興，晚上喝了兩杯黃酒。喝完酒，跟幾個家長通了電話，說了很久，孫卓依然沒有確鑿的消息。
只要有空，每個月孫海洋都回白石洲。包子店的原址如今是鴨脖店，去年夏天的颱風「山竹」颳倒了門口原本遮陰的樟樹。修鞋匠林東北是四川達州人，1989 年就來了深圳，靠那樟樹遮風擋雨，樹沒了，艷陽天不敢抬頭，大雨就躲到路邊屋檐。城管不讓他們撐傘。孫卓被人拿玩具哄走時，他和另外幾個人都看到了，但那時孫海洋剛搬來，不熟，他們誤以為那個男人是孫家親戚。湖南的補衣工陳阿妹也還在她的位置，她又說起孫卓路過時將水槍噴到了她的衣服上。
孫海洋現在總是說起湖北仙桃的袁先生。袁先生問了他們八字，說孫海洋屬虎，孫卓屬羊，孫卓離父母很遠但是很安全，他說孫卓不會在親生父母跟前長大。
他不知道該信還是不該信。信，孩子就好好的。可他又不想信，要是信了孫卓就只能在別人身邊了，這個家就永遠失去孫卓了。
沒關係，他又想，孫卓如果過得好不願回來，就讓他跟養父母生活。他一年去看一次就行。如果過得不好，他想，他一定帶兒子回來。
孫卓生在湖南永順，那是他們來深圳前最後一個地方。兩省交界，永順治安差，凌晨去店裡，為了防身，孫海洋手上拎著砍刀。他在月亮下面走，周圍一片漆黑，走過中心市場的小路，拉下捲簾門，放下刀才開始揉面。他一天能做完五袋麵粉。那個店位置好，客人多。他晚上九點睡覺，凌晨兩點就起來。彭四英看見他累得趴在案板上，肩膀發抖，一坐下就睡著。生意好，本地人幾次來鬧，把刀摔在他的案板上，是房東向遠誼和向元鋼父子幾次幫他解圍。
孫卓在永順人民醫院一生下來孫海洋就考慮離開。他要帶家人去安全的地方。先去了一趟北京，太冷，又去了上海，吃得太講究，恐怕生意不好做，他是最後來了深圳。下了火車，他拎著塑料袋裡的牙刷和毛巾在街上走，T 恤濕透了，貼在背上。就是深圳了，他想。他一個人先來，在皇崗口岸接手了水果店，第一次賣榴槤，拿刀橫豎地砍，砍不動，客人說這個生意你做不了。他聽了客人的話，回頭賣包子，等了幾個月才盤下了白石洲的那家門面，沙河街 43 號，隔著巷子就是幼兒園。他很高興。他記得他們來深圳的時候，第一次坐地鐵，孫卓一個人跑在前面，來到閘門，靈活地鑽了進去，他在後面看得哈哈大笑，他覺得來對了，應該來深圳。
他們一家都記得永順上游泄洪的那次，水衝進縣城，孫海洋把麵粉拎到二樓，帶著家人往高處跑。水快來到胸口的時候他們爬上了校場路的一塊高地，孫海洋把孫悅舉到了肩上。身邊擠了很多人，有人站，有人坐，遠處水裡還有更多人，他們正向這裡走。
那年夏天，2002 年，孫悅四歲，坐在爸爸的肩膀上，她看著眼前的洪水。她覺得爸爸是個勇敢的人，她抱緊他，她一點也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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