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觀人有別眼，論事有別見

誰是李漁？或許有些人沒聽過他的名字，但應該聽過他寫的書，其中有一本叫《閑情偶寄》，教人怎麼養生優雅地生活。李漁，明末清初著名文學家，也稱得上是一位啟蒙思想家。所謂啟蒙，簡言之就是以懷疑精神、批判精神與科學理性，反對封建傳統思想與宗教束縛，擺脫愚昧與迷信，傳播新知與真知，倡導思想自由與人的個性發展。

李漁在世時，被稱為「俳優」；在魯迅筆下，他是一個「幫閑」。無論是「俳優」還是「幫閑」，這些只是李漁個性的一個方面。李漁自道「外卑而內崇」，又說「我性本疏縱，議者憎披猖」。當他摒棄世俗羈絆、以「傲骨犯時嗔」時，就個性煥發，就得以彰顯強烈的懷疑精神與獨立的批判品格。

疑「聖」

李漁在當時固然不知何為 「啟蒙」，然而，其思想的若干重要方面，以現代眼光觀照，實契啟蒙要義。

李漁生活在封建專制盛行的時代，卻拒絕做思想史上的「凡是派」。相反，他以世所罕見的勇氣，像尼采所主張的「重估一切價值」那樣，重新審視、批判封建社會中被視為至高無上的「聖賢」和「經典」。

李漁在《論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一文中，批評後人對魏徵評價不公時寫道：「後人明知其是而強欲非之，不過依傍聖賢，襲取現成字句，到處攻人之短，凡有意同於聖賢而詞別於經史者，即呼為叛道離經」。進而，驚世駭俗地指出，「殊不知天下之名理無窮，聖賢之論述有限，若定要從聖賢口中說過，方是名理，須得生幾千百個聖賢，將天下萬事萬物盡皆評論一過，使後世說話者如童蒙背書、梨園演劇，一字不差，始無可議之人矣。然有是理乎哉？」

更難能可貴的是，李漁不但認為「名理」未必盡出「聖賢」之口，而且在《讀史志憤》中指出「聖賢不無過，至愚亦有慧」，嚴厲誅討「功必歸聖賢，過則委愚昧」。同時，他還嘲諷「拘儒」——須是印版刊定之事，方為所取，苟無成樣，未有不為所棄者也。可笑哉！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如此酣暢淋漓、一針見血地懷疑並否定一味 「依傍聖賢」之不足為據，甚至直言「聖賢不無過」、譏刺「拘儒」論事之刻板而肯定普通百姓的思想和智慧，鮮有論者。由此，更可見李漁弘揚思想自由與張揚個性之偉大價值。

作為反對凡事必依傍「聖賢」的具體實踐，李漁對朱熹的有關論述，有著極為直率的批評。一方面，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毫不客氣地指出朱熹有關註解 《孟子》的錯誤；另一方面，他對以朱熹為首編撰的《資治通鑒綱目》亦不迷信。李漁甚至說：「由是觀之，《四書》之文猶不可盡法，況《西廂》之為詞曲乎？」

他人在評點李漁的此類文字時，謂其「石破天驚，轟雷四起」。凡此，無不昭示李漁頗具戰鬥精神的啟蒙思想，真可謂「顛倒千萬世之是非」。

疑「神」

李漁不僅對現實世界中的 「神話」（「聖賢」和「經典」）不盲從，而且對另一個虛幻世界的「神話」（當時社會盛行的鬼神信仰與命定論）同樣深表懷疑，並給予猛烈的抨擊。

崇禎二年，李漁的父親去世後，他寫了一篇《回煞辯》，斥責「回煞」之說不可信。「回煞」，是指人死之後，化作凶神惡煞，於某個日子回家；活著的人當舉家徙宅躲避，是謂「趨凶避吉」。這大抵是殷俗尚鬼以來形成的一種迷信。

在《回煞辯》中，李漁自道「生平惡聞影響之談，於妖邪惑眾之事，必辟之是力」，因此據理反駁，將那個勸李漁離家以避「煞神」的占候卜筮者批得體無完膚。李漁還詩云：「予為孔子徒，敬神而遠之。奧灶兩無媚，長謝為君辭」，明確表達就是生病了，也要放棄向鬼神祈禳。在《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一文中，更是認為「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鳴其哀耳」。

在為五顯嶺廟寫的對聯中，李漁還有精彩論述：「善者敬神，惡者畏鬼，究竟都非異物，須知鬼神出在自心頭。」「須知鬼神出在自心頭」一語，頗同他在小說《夏宜樓》中所說的「從來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這些極為曉暢明白的話，說出了對鬼神的深刻認識以及對世俗迷信的憤懣。若醍醐灌頂、警世恆言，彰顯了非凡的超前意識。

李漁誠然不信鬼神，那他相信 「命定」嗎？李漁在詩中不止一次提及自己之所以不能中舉，是因為「命」不好。《榜後柬同時下第者》云：「才亦猶人命不遭。」《清明日掃先慈墓》云：「一命無榮子不才。」

如果李漁真的信「命」，那我們就難以相信他是真的不信鬼神。其實，李漁之謂「命不遭」等只是託詞，藉此發泄的是對封建社會科舉考試不公正的憤怒。當李漁比較理性地思考「命」的時候，他是不信「命」的。在《烏鵲吉凶辯》中，李漁明確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善者得災異鮮凶，不善遇麟鳳非瑞。」

與此相關，李漁也不信「數（天數）」等。在《月蝕》一詩中，李漁謂「上帝猶藉力，何況居人間」；《論宋太祖之得天下》一文更是指出，改朝換代真正仰仗的是人力而非天命。

簡而言之，李漁既反對鬼神信仰，也痛斥命定論。至為可貴的是，李漁深刻地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即人的因素是第一的。這是頗具科學理性的唯物論思想，也是極富於啟蒙價值的進步思想。

疑「史」

李漁在《笠翁別集》中說：「予獨謂二十一史，大半皆傳疑之書也。」在《讀史志憤》中則寫道：「一部廿一史，謗聲如鼎沸。不特毀者怨，譽者亦滋愧。」

認為二十一史大半皆傳疑之書，是李漁一貫的看法。梁啟超、魯迅等少數傑出的學者、思想家，亦認為二十四史並非都是真的歷史，很多不過是帝王將相的「家譜」而已。梁啟超在《中國史界革命案》中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

李漁時代只有二十一史，但他目光如炬地揭示中國古代正史的真面目。這不僅是對古代史學研究的傑出貢獻，同時也具有非同尋常的思想啟蒙意義。如果聯繫李漁《笠翁別集》的寫作緣由，就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

李漁在《笠翁別集》中說：「讀古人書，聽人論古事，有跡涉荒唐、情背謬於義理、不能取信於五尺之童者，而老生宿儒，皆推心置腹，借信之不已」，「蓋宋儒非他，皆工於信史者也」。李漁所說的「老生宿儒」，主要是指「宋儒」。李漁說自己「所論議，大約合於宋人者少，而相為犄角者眾」。前述對朱熹之《綱目》「尚多諤諤之詞」，一定程度上正是針對宋儒而發的。

在那個時代，「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李漁則不然，他鼓吹凡事「不必盡准於古」，認為「若謂古人在在堪師，語語足法，吾不信也」，甚至提出堯、舜時之世風「未必上於今日」。作為此種懷疑精神的積久沉澱與高度升華，《不登高賦》中自道「好與古戰」的李漁，敢於挑戰權威，不迷信正史記載。他通過仔細研讀，顛覆性地揭示出二十一史的真面目，令人茅塞頓開、耳目一新。

李漁之所以萌發出石破天驚的啟蒙思想，最為關鍵的因素在於他能夠不拘格套、富於獨立思考。李漁云：「凡余所為詩文雜著，未經繩墨，不中體裁，上不取法於古，中不求肖於今，下不覬傳於後，不過自為一家，雲所欲雲而止。如候蟲宵犬，有觸即鳴，非有模仿、希冀於其中也。」可見，其內心深處真正崇尚的是獨立的人格與自由的思想。

同時，這也與明代中後期知識界出現懷疑主義思潮不無關係。當代學者葛兆光認為，明代中後期王學在士人中的盛行，給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帶來的是一種自由的風氣。人們趨向於懷疑主義的思路，原本統一的意識形態被各種懷疑態度瓦解，思想世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裂縫，知識階層逐漸建構了相當寬鬆的言論空間。

李漁的思想明顯帶有王陽明 「心學」與李贄「童心說」的印記。王陽明與李贄無不富於懷疑精神，無不崇尚思想自由。王陽明主張：「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李贄則鼓吹「童心」，據「心」來定是非，而不是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

李漁在《閑情偶寄》中亦謂：「我之所師者心，心覺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於世何為乎」，足見其亦步亦趨。另外，李漁勤奮讀書，「博物洽聞」。凡此，與前述顯示李漁傲骨的「疏縱」、「披猖」本性結合起來，才助其「觀人有別眼，論事有別見，行文有別腸」。

總之，李漁勇於質疑、敢於批判的精神，亦值得今人借鑒。

本文原載於《解放日報》（作者鍾明奇），原文有修改，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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