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蘇醒，1860—1865

撰文：約瑟夫·弗蘭克

翻譯：戴大洪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蘇醒,1860—1865》，(美)約瑟夫·弗蘭克著，戴大洪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以下內容受權轉自該書。

本書是約瑟夫·弗蘭克所著受到廣泛讚譽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的第三卷。本卷的內容從作家流放西伯利亞十年後返回聖彼得堡開始。一八四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作為備受讚譽的小說《窮人》的年輕作者而聲名鵲起，在因涉嫌政治謀反遭到逮捕和流放後，他突然被人們所遺忘。他返回首都決心重新確立自己的文學聲望。身為兩份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的文化-社會動蕩中刊行的文學雜誌的編輯和撰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會發現那些將要為他的成熟傑作奠定基礎的主題。弗蘭克描述了亞歷山大二世統治時期小說家在因「自由意識的蘇醒」而產生的各種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自我界定的複雜過程。

約瑟夫·弗蘭克（Joseph Frank，1918—2013） 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榮休教授，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和斯拉夫語語言文學榮休教授。代表作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1976—2002）曾獲美國全國圖書評論俱樂部獎（傳記類），兩次（美國大學優秀學生聯誼會的）克里斯蒂安·高斯獎，兩次（現代語言協會的）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獎，《洛杉磯時報》圖書獎以及另外一些榮譽。另著有《現代小說的空間形式》（1991）、《宗教與理性之間：俄國文學與文化隨筆》（2010）、《回應現代性：文化政治隨筆》（2012）等。

戴大洪 1982年畢業於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光學工程系。譯有《第三共和國的崩潰：1940年法國淪陷之研究》《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古拉格：一部歷史》《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種子，1821—1849》。

1

《死屋手記》記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的一段至關重要的經歷，同時它也是一部獨立的文學作品；為了做到完全公正地評價它，就要從這兩個方面對它進行解讀研究。作為一份文獻，本書已經在涉及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年這一時期的第二卷中對它進行了充分的核查。《死屋手記》正是根據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刑這幾年的實際經歷寫成的。這裡我們將再次討論這個文本，但是這一次主要把它當作一部藝術作品，並且從幾個不同的方面解讀它。一個方面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的社會史，《死屋手記》在當時引發了一場廣泛的社會文化爭論；另一個方面是這本書在當時文壇的地位；第三個方面是它獨特的文學品質，這種品質顯示了在其他地方難得體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華的多面性；最後，我們將看到它如何明確地划出了主題思想領域，不久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將在這個領域與激進派意識形態展開論戰。

獄中回憶錄對我們來說司空見慣（唉，俄國文學同樣盛產獄中回憶錄，如今已是舉不勝舉！），以至人們往往會忘記為他的祖國奉獻了第一部獄中回憶錄傑作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這是事實：他的《死屋手記》在俄國開創了這一文學類型，從而回應了人們對那些違反了國家法律的「不幸的人」（普通百姓總是這樣稱呼他們），尤其是那些並非普通刑事犯的政治犯的生活狀況疑懼重重的巨大好奇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陷囹圄以後想到要寫一本這樣的書，多年來他根據這個想法構思了初步的輪廓，他在一八五九年十月簡要描述了自己的想法。「根據一個擬訂好的完整提綱，」他寫信告訴米哈伊爾，「這部《死屋手記》現在在我的頭腦里已經成形。……我的形象不會出現。這是某個無名氏的手記；但我保證它們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們的意義至關重要。既有嚴肅、陰暗和幽默的內容，也有充滿囚犯個人特色的農民對話（我曾把當場記錄的一些對話抄給你看過），還描寫了以前在文學作品中沒有出現過的一些人物，情節感人，最後，最重要的是我的名字。……我相信，公眾將會如饑似渴地閱讀它。」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的「名字」很重要這一點表明，他估計讀者將會認為這部作品真實記錄了他的服刑生涯。但是，作為一名政治犯，他在書中無處不在然而並不顯山露水（「我的形象不會出現」）。《死屋手記》小心翼翼地保持了這種雙重視角，因此，我們必須時刻牢記這一點，以避免做出錯誤的判斷：或者把這本書當作一部如實敘述的回憶錄，或者把它當作一部純虛構作品。實際上，它是兩者獨出心裁的結合。

2

《死屋手記》的發表立即在報刊上引起了關於俄國司法和監獄制度的激烈爭論；由於它所提供的情況，人們建議或主張進行各種各樣的改革。在監獄的醫院裡，垂死的囚犯必須戴著腳鐐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這一場景激起公眾極大的憤慨，人們憤怒地質疑這種毫無意義的殘忍規定的必要性。引起廣泛討論的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於量刑時應當考慮犯罪動機的要求。「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兩個人都殺了人；因此，兩個罪犯受到幾乎同樣的懲罰。然而，看一看犯罪與犯罪之間的區別吧。一個人可能由於微不足道的原因而殺人，為了一頭洋蔥。……另一個人則是為了保護他的未婚妻、妹妹和孩子的名譽而殺了一個好色縱慾的惡霸。一個人是個逃亡者［一個逃命的農奴］，他為捍衛自己的自由和生命殺了人，被成群結隊的追捕者圍追堵截，經常餓得快要死去；而另一個人則為享受殺人的快樂殺害小孩兒，他從雙手沾滿小孩兒鮮血的感覺中得到樂趣，享受孩子們的恐懼，喜歡看著他們在刀下像鴿子一樣作最後的掙扎。可是，兩人被判處服同樣的苦役。」

除了這些法律行政問題之外，公眾反應最強烈的是全書始終讚賞的溫暖人心的人道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地「拯救」了由罪犯和被社會拋棄者所組成的整整一個社會階層（當然，不是拯救了他們全部，而是拯救了絕大部分），通過以富有洞察力的同情目光掃描這些人，他使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回到人的行列中。這些人物以個體出現，各有自己的經歷、性格和心理特徵，陀思妥耶夫斯基經常讓他的人物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講述他們的故事。他還一次又一次勾勒出一幅不那麼引人注目的背景以揭示，指控農民罪犯實施的那些暴力行為往往是無法忍受的羞辱和虐待引起的反應。人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農民群體——他們以前被當作一個在精神上完全不可救贖的群體——的這種態度延續發展了其四十年代作品的精神實質。但由於人們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貶低的手法描寫猶太犯人伊賽·福米奇·布姆施泰因，他的「人道主義」是否真誠因而時常受到質疑。如何對待這個人物與許多問題有關，尤其是與以下事實有關：伊賽·布姆施泰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獄友中唯一一個猶太血統的囚犯——在監獄的檔案里被登記為一個改信東正教的皈依者。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描寫成一個遵守教規的猶太教徒，他虔誠地祈禱並且為其他囚犯提供了許多樂趣。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種常規儀式的描寫有許多前後矛盾和誇大不實之處；其中一些可能只是失誤，但是另一些顯然使伊賽的行為在旁觀者眼中顯得更加滑稽可笑。

無論與他實際上可能看到的有什麼關係，都不能說人們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伊賽的漫畫式描寫超出了十九世紀大部分時間在俄國文壇流行的輕蔑對待猶太人的做法；但是它與對另一些囚犯富有好感的描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敘述者對伊賽·福米奇的態度絕不是完全不友好或敵視的。他甚至說他們是「好朋友」；而且，正如戴維·戈爾茨坦在評論澡堂那個場景時所說，「他想起『我的同牢獄友和苦役營夥伴、令人難忘的伊賽·福米奇樂呵呵的面孔』時，即使談不上喜歡也不乏同情。」對於我們來說，這種感觸不能完全抵消總體印象引起的反感，但是，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當初的讀者來說，這種感觸可能就是「人道主義」的充分體現，因為他們司空見慣了只用一種方式對待猶太人，這種方式排除了任何把猶太人當作一個一個人的個人認同感。

未來多年人們將繼續用這種眼光看待《死屋手記》，它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長期保留了進步人士的名聲，即使是在他的小說明確對準俄國激進派的意識形態基礎之後。我們馬上就能看到，苦役營生活中促使他轉變年輕時的激進傾向的那些方面不是完全被忽視，就是被認為與更突出的總體印象相比並不重要。對於當時的讀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它突然發出的人道主義呼聲，這足以使人們閉口不談其他內容。正如И.И.扎莫京所說，他的同時代人頂多認識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人道主義——它在四十年代以與俄國西方主義相同的外國思想根源為基礎——如今凝結成一種更加具體的形式：用人道主義具體分析解釋俄國現實。」然而，這種演變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俄國文壇隨處可見，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發展所特有的細微之處並沒有立即脫穎而出。

3

《死屋手記》的由來顯然應當歸因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的不幸事件，但是，它也恰好順應了俄國文學當時噴涌的一股潮流。許多人用素描般的鬆散筆法寫出自己的個人經歷，然後以看似隨意的方式組合起來拿去發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一類作品都很熟悉。《死屋手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學方面多才多藝的一個明證，它證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使他的文學技巧適合他所選擇的題材，進而達到他要達到的藝術目的。最重要的是，讀者毫不懷疑他的敘述的真實性；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避免了一切「小說」的效果，改造發展了他所欣賞的俄國作家大量使用的素描特寫體裁，寫出了具有獨創性的作品。

與屠格涅夫或托爾斯泰的素描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素描通過插入兩位背景敘述者與讀者溝通。第一位敘述者是這本書的假定編者，他在引言中出現，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富有好奇心並且善於觀察的人；他不是西伯利亞本地人，曾經在那裡生活過很長時間——可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完苦役後不久認識的朋友弗蘭格爾男爵一樣是一名官員。第一位敘述者以充滿文縐縐的諷刺意味的調侃口吻描述了這個偏遠地區的生活（「當地居民都是純樸的老百姓，沒有自由主義的想法；一切按照古老、堅實、長期受人尊敬的傳統進行」），他向俄國讀者暗示，這個地方實際上是一個罪惡的淵藪。他的話也是為了引導讀者透過文字的表面仔細尋找隱含的意義，同時，這個信號肯定是想提醒讀者不要完全從表面上理解第一位敘述者所提供的關於第二位敘述者的信息。這些特寫名義上的作者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戈良奇科夫（名字暗示這是一個飽受苦難的人：戈良奇科夫的詞頭горя在俄語中的意思是「災難」或「不幸」）以前是個地主，因為在婚後的頭一年出於嫉妒一怒之下殺死了妻子而服刑十年。戈良奇科夫完全過著隱居的生活，靠教當地的孩子讀書認字掙一點錢維持生計，也許是因為服刑多年以後無法適應正常的生活，他迴避與外界的任何接觸。

戈良奇科夫突然去世之後，第一位敘述者在關鍵時刻搶救出了死者的一些文件，使它們沒有被人撕毀和丟棄。這些文件大部分是死者學生的作業，但有一捆是「斷斷續續地描述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十年苦役營生活」的手稿。這些描述不時中斷，插進一些別的故事，「一些匆匆記下的奇怪而可怕的回憶，雜亂無章，像抽風一樣，彷彿迫於某種無法抗拒的衝動。我把這些片段反覆讀了幾遍，幾乎相信它們是在精神錯亂的狀態下所寫的」。這些「奇怪而可怕的回憶」也許與殺妻有關，它困擾著戈良奇科夫，使他的內心無法安寧；在聖卡捷琳娜日［他的妻子名叫卡佳，卡佳（Катя）是卡捷琳娜（Катерина）的小名。］，「他總是為什麼人唱安魂曲」。因此，遺稿的這部分內容沒有發表（儘管它可能被認為預示了出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事情）。編者認為，只有戈良奇科夫對其牢獄生涯的描述才「不會讓人感到索然無味」，因為戈良奇科夫揭示了「一個迄今無人知曉的全新世界」，所以，編者決定把他這些手稿交給公眾評說。

是否應當認真對待第二位敘述者始終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俄國和國外的一些評論者傾向於認為確實應當非常認真地對待他，因此，一向主張打破傳統的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試圖證明有理由把戈良奇科夫的命運當作解讀這本書的關鍵因素。但是，如果我們把他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當作《死屋手記》的真正敘述者，那就不能不指責作者不可原諒的疏忽大意。例如，在第二章，當阿基姆·阿基米奇告訴這位罪犯敘述者農民囚犯「不喜歡貴族……尤其是政治犯」時，他顯然是在對後一類人中的某個人說話；還有另一些關於敘述者的政治犯身份的暗示遍布全書。此外，如果我們認為戈良奇科夫不只是一個假定的人物，那就可以指責陀思妥耶夫斯基任憑他的整個主題與包含著主題的背景敘述之間發生令人不安的衝突。因為敘述者沒有在死屋裡發現令人欣慰的真理；沒有了解民眾從而戰勝自己最初的絕望；沒有他在獲釋之後所感到的那種活力、希望以及開始新生活的可能性——沒有符合我們閱讀的這部手稿的假定作者戈良奇科夫的性格和命運的這些經歷和感受。什克洛夫斯基試圖以他慣有的機智迴避這一難以解釋的矛盾之處，他提出，讀者理應意識到戈良奇科夫走向自由時終於脫掉了腳鐐與從米哈伊洛夫的屍體上卸下腳鐐這一場景之間具有某種聯繫。但是，即使建立了這種聯繫，其效果也只能是對比而不是等同。此外，正如В.А.圖尼馬諾夫所說，在讀者看來，「走出苦役營的不是戈良奇科夫，而是作者兼敘述者，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記》的『結局』一點也不絕望，因此，人們顯然不應誇大這本書的悲觀情緒。……」

在我看來，公眾廣泛接受的觀點似乎更有說服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引入戈良奇科夫主要是作為一種手段以免審查帶來麻煩，因此，他不希望讀者認為這一適當的手段還有更重要的作用。實際上，讀者也沒有這樣認為：人們普遍認為這本書或多或少真實記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作為政治犯的經歷，儘管他在多年以後有點幽默地說起過，他仍然會遇到一些人，相信他是因為殺害了妻子而被送去服苦役的。

儘管我們同意戈良奇科夫與其說是一位敘述者還不如說是一個工具，儘管我們同意在書中說話的明確無誤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然而，R.L.傑克遜敏銳地指出，虛構這個人物仍然可能具有某種更為深刻的意義。我們得到的關於戈良奇科夫的印象是，他幾乎不與任何人來往，看上去好像生活在一種驚魂未定——似乎是某種痛苦而難忘的經歷的影響過於嚴重以至他根本無法克服——的狀態中，這肯定體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對其苦役營遭遇的反應的某個方面。從這本書的內容里幾乎看不到這種態度的反映，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發現它逐步演變成理解和友好的感覺，儘管沒有描述產生這種變化的心路歷程。傑克遜認為，通過安排心煩意亂的戈良奇科夫在作品的開頭出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種意義上把他排除在作品的其餘部分之外，這就「使《死屋手記》擺脫了極度個人化的、憤世嫉俗的主觀專斷，擺脫了因不得不在『這幫人』當中生活多年而被逼迫到怨恨和絕望的極限、精神幾乎完全枯竭的備受折磨的自我」。在我看來，這一推測似乎相當有道理，因此，在創作《死屋手記》的過程中，戈良奇科夫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起到了這種宣洩作用。

4

乍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似乎沒有什麼組織結構，只是直截了當、有點混亂並且不可避免地小心謹慎地描述了他的苦役營歲月。但其實他對書中的內容進行了更為精心的組織，因此，這部作品的整體結構反映了敘述者逐步深入苦役營這個令人迷茫的陌生世界的過程——隨著慢慢克服了自己先入為主的偏見，他對最初只是讓他感到厭惡和失望的那些人的強烈人性及其特有的道德品質產生了新的認識。於是，由這一認識變化所引導的作品的進展具有「動感」，從而再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親身經歷的道德心理同化和重新評價的曲折過程。

《死屋手記》的前六章描述了他在面對這個陌生新世界的初期所感到的迷茫。只是在經歷了最初這個階段，對出現在自己面前的駭人景象不再感到困惑之後，一個個個體才開始清晰地脫穎而出，接著，人名上了各章的標題。К.莫丘利斯基恰如其分地具體說明了這方面的情況，他評論說，起初，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外部觀察者，僅僅抓住了最突出和最顯著的特徵」；只是在後來「他才深入到這個世界隱秘的深處」，「重新理解他看到的事情，重新評估他的第一印象，得出更深刻的結論」。雅克·卡托還敏銳地注意到，章節編排的原則在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之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第一部分強調的是剛一接觸苦役營所感到的震驚（「第一印象」）或是對個別人物突然產生的認識（「彼得羅夫」），而第二部分則擴展到通過空間（「醫院」）或鬆散歸類的主題（「苦役營的動物」「難友」）使各章形成一個整體。也就是說，隨著敘述者融入這個群體的日常生活，在前面的章節里非常突出的他的個人存在逐漸消失在背景中。

評論者常常對書中的「重複」持否定看法，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人物和題旨的回放構成了作品結構的一部分，作者通過這種結構使敘述者消極的第一印象深化轉變。這些重複還加強了讀者的感覺：敘述者生活在一個一成不變的封閉世界裡，在這個世界裡，人和時間本身沒完沒了地循環往複，不許發生任何實際變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時間的處理其實特別微妙而且讓人不知不覺，努力通過素描特寫貌似簡樸的表現形式引導讀者的感覺；因此，他預示了我們今天在使對敘事時間的朦朧印象符合主觀經驗方面所進行的許多實驗。在前面那些章節里，由於敘述者努力專心面對他不得不面對的陌生感覺，時間在敘述中停止了；但它逐漸迅速流逝，直到最後我們難以相信地發現，實際上已經過去了十年。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把《死屋手記》與結構非常相似的托馬斯·曼的《魔山》進行對比。「小說通過組織結構引導讀者以各種方式體驗時間。」一位評論者寫道，「章節編排所依據的原則並不深奧，它是一種簡單的感覺：當我們剛一進入一種新的環境時，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大量細節上，隨著我們適應了這種新環境，這些細節逐漸簡單地變成了實質相同的日常瑣事。……托馬斯·曼以高度的藝術感悟構建了這種時間場景。很顯然，時間的節奏（時，天，周，月，年）在每一章的結尾開始變得模糊了，進入下一章的節奏，逐漸產生書中出現的各種獨立的時間節奏『始終一致』的效果。當然，托馬斯·曼的主題具有多重討論的價值增強了小說『經常處於現在時』的傾向。」

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創造了同樣的效果，他也使用主題，儘管不是多麼自覺。托馬斯·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個偉大讀者，因此，我們只能推測，他也許從《死屋手記》的技巧中學到了不少東西。《死屋手記》的大部分內容也是圍繞著季節循環安排的（服刑第一年基本上圍繞著季節循環，儘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不再嚴格地按照事情的時間順序敘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他來到苦役營第一個月期間舉行的聖誕節慶祝活動——其中包括犯人去澡堂洗澡和戲劇演出——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把自己進入苦役營的時間提前到十二月份，儘管他實際進入的時間是一月二十五日。皮埃爾·帕斯卡爾注意到，在《俄羅斯世界》上發表的第一章里，這個日期原本寫的是「一月間」，後來，它在第二章里被提前到十二月。雜誌提醒讀者需要更改第一個日期，將其歸咎於排版錯誤。另外，我們知道，戲劇演出發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刑的一八五一年十一月，根本不是書里所說的那個時間。這使它具有了素描特寫作品通常所沒有的統一性和連貫性。

也許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使作品具有的這種異乎尋常的整體感導致許多人思考《死屋手記》應當歸類為哪一種體裁。它是一系列素描，一部個人回憶錄，還是像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所堅持認為的那樣是「一部特殊類型的小說」，一部關於一個群體而不是一個個人或家庭的紀實小說？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的人們進行了許多巧妙的分析，沒有出現任何顯然令人信服的答案。合理的結論是，它是一種混合形式，結合了三種體裁的各種因素，而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獨創的這種混合形式比把它適當地歸類更重要。毫無疑問，它像屠格涅夫的作品一樣基於素描特寫這種體裁；還像托爾斯泰的作品一樣含有充分的個人回憶錄元素（陷入並且適應一種令人困惑的陌生而且可怕的環境的經歷）；不過，什克洛夫斯基提醒人們注意囚犯群體在作品中的重要性也是正確的，因為，使《死屋手記》與所有類似作品不同的是，一個有教養的俄國人為了理解並且描述農民世界——他不得不暫時把它當作自己的世界——的道德精神實質所進行的前所未有的努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素描中的背景經常是由苦役營生活——他與苦役犯群體一起過著這種生活——的種種強制措施提供的。在《死屋手記》中，描寫了節假日和另一些打破日常生活令人窒息的沉悶乏味的事件（例如苦役營的戲劇演出）之後，這種典型的封閉壓抑的背景一次又一次出現在敘述的結尾。「可是為什麼要描寫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情呢！難以忍受的這一天終於過去了。囚犯們在鋪板上睡著了。當晚他們在睡夢中咕咕噥噥說的夢話比平常更多。這裡那裡還有人在玩牌。盼望已久的節日過完了。明天照常出工，明天又要幹活兒了。」我們在這裡看到的就是苦役營世界的「大自然」，它不許人們在它無邊的浩瀚中撫慰消解自己的苦悶；相反，它只能使那些可能短暫地感覺到自由意識高漲的個人更加絕望地在群體命運的禁錮中沉淪。

《死屋手記》還有一個方面使它明顯地區別於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類似作品（《獵人筆記》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三位作家具有相同的優先考慮的主題：一位有教養的上層社會人士遭遇了俄國的平民百姓；每個人以其獨特的方式處理了這一主題。屠格涅夫強調俄國農民生活精神層面的美麗和富饒，強調其迷信行為和風俗習慣的詩意，通過這樣做他使農民的農奴地位和隨意虐待農民的行為變得更加不可原諒。托爾斯泰在塞瓦斯托波爾的城防工事里認識了俄國農民，他們平靜淡泊、毫不張揚的英雄主義讓他吃驚——這與上流社會軍官滿腹的虛榮心大相徑庭，後者朝思暮想的是勳章和晉陞。「你意識到激勵他們［農民士兵］的不是你自己體驗過的那種卑微的慾望或健忘，而是某種更強大的東西……」，這種認識使托爾斯泰「高興地確信，俄國人民有力量」。然而，他們平靜並且近乎快樂地赴死只不過證明這種力量是出於對上帝、沙皇和俄羅斯母親本能的忠誠。

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了俄國普通老百姓對他們被奴役的處境的反抗，他們極其憎恨壓迫他們的貴族，準備在虐待變得無法忍受因而被逼無奈的情況下用刀子和斧頭進行反擊。更重要的是，正是這樣一些農民——他們的罪行大部分是暴力抗議不把他們當作完全具有感知能力的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挑選出來作為俄國民眾最傑出的代表：「人們終歸必須說出全部真相；這些人不是一般的人。他們也許是我國人民當中最有才華、最有力量的人。但是，他們的巨大能量被白白地浪費了，被不正常、不公正、不可挽回地浪費了。這應當怪誰，這是誰之罪？就是這個問題，應當怪誰？」答案毫無疑問是：應當怪令人憎惡的農奴制度，還應當怪導致人們把農奴當作劣等種群來對待的錯綜複雜的社會習俗。並不讓人感到驚訝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對俄國農民——他認為他們在反抗最殘暴的奴役的不懈鬥爭中不屈不撓——的描述首先受到六十年代初期胸懷革命抱負的俄國激進派的青睞。

5

純粹從藝術的角度看，《死屋手記》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寫成的最不同尋常的一本書——不考慮它描寫監獄生活的新穎之處，僅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創作為背景而論在俄國文學中也是少有的不同尋常。人們可能難以確認這部苦役營回憶錄與他那些純粹創作的作品出自同一個人之手。在這裡，冷靜客觀的表述取代了小說強烈的戲劇性描寫；幾乎沒有對於人物心態的周密分析；有些成段的精彩描述顯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一個外部世界觀察者的能力，儘管對話和獨白在他的小說里明顯超過了對景色風光和地點場所的描述。

可以說，《死屋手記》的這些「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品質正是他的許多同時代人喜歡他這部苦役營回憶錄超過喜歡他另外那些我們現在認為更有價值的作品的原因之一。屠格涅夫在寫給А.А.費特的一封信中談到《罪與罰》「散發著臭味的自我撕裂」（他是在談第二部分）；但是他說《死屋手記》澡堂的場景「簡直就是但丁的地獄」。赫爾岑同樣認為《死屋手記》堪比但丁的作品，而且他還補充說，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描繪一座西伯利亞監獄裡的眾生相創作出一幅神似米開朗琪羅的壁畫」。托爾斯泰也很欣賞這本書，認為它是最有獨創性的俄國散文作品之一；他在《什麼是藝術？》中把《死屋手記》與世界文學為數不多的幾部作品歸為一類，他說這些作品堪稱「從上帝和他人之愛中獲取靈感的崇高的宗教藝術」的典範。

屠格涅夫特意稱讚的澡堂場景的確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實例，它體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粗狂的筆觸描寫宏大場面並且繪製一幅堪與托爾斯泰親手繪製的戰爭圖景相媲美的圖景的能力。它篇幅太長以至無法全文引用，但是，引用幾段內容就能傳達它的神韻：

偌大的地面上沒有巴掌大的空隙可以讓犯人蹲下去從水桶里往身上撩水。……在蒸浴床上和爬上蒸浴床的台階上，人們擁擠著蹲在一起洗澡。不過他們只是大概洗洗。農民很少用肥皂和熱水洗澡；他們只是用蒸汽蒸、用浴帚使勁抽打之後再用冷水沖洗——這就是他們洗澡的概念。蒸浴床上五十根用白樺條扎的浴帚有節奏地起落抽打；他們都被抽打得渾身麻木了。……洗蒸汽浴的犯人後背通常有過去的杖打或者鞭笞留下的明顯疤痕，因此他們的後背現在看上去好像剛剛被打傷一樣。這些疤痕令人毛骨悚然！一看到它們我就心驚膽戰。人們不停地往燒熱的磚頭上潑水，整個澡堂瀰漫著水蒸氣的濃霧；他們大笑著又喊又叫。透過霧汽可以看到布滿疤痕的後背、剃成陰陽頭的腦袋以及蜷曲的胳膊和腿。……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我們一起下了地獄，那應當很像這個地方。

即使在看似純粹描述性的段落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不動聲色地精心選擇具有象徵意義的細節（「因此他們的後背現在看上去好像剛剛被打傷一樣」）以強化他的一個主要題旨：由於侮辱人格並且極有可能誘發人類施虐的本能，鞭刑完全沒有人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巧妙地使用象徵，在另一段著名情節也有呈現，即相對輕鬆的關於苦役營里的動物那一章的一部分，它展現了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性的一面。他在這裡描寫了一隻受傷的鷹，它筋疲力盡並且因為一隻翅膀折斷而不能飛翔，它被外出幹活兒的犯人帶回苦役營後躲在營區最遠的一個角落裡。「我記得，它兇狠地怒視著我們，環顧圍觀它的人群，張開鉤形的鷹喙，準備以命相搏。」

這隻拒絕被馴養，最初甚至不屑吃食的老鷹終於開始吃東西了——但是只在獨處時才吃，決不當著別人的面吃。囚犯對它很快就沒有了新奇感，「不過，每天在它跟前都有幾小塊鮮肉和一隻盛著水的破罐子」。顯然有人一直在暗中照顧它，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幾次試圖接近它都沒有奏效：「我每次走近它時它總是用兇狠、銳利的目光死死盯著我的臉。兇猛孤獨的它等待著死亡，懷疑並且敵視一切。」儘管其他囚犯似乎已經忘記了它，但是，在深秋的某一天，它那不可征服的精神促使他們放它出去：「他們說他們必須把老鷹帶出去。『即使非讓它死不可，』他們說，『也不要讓它死在牢里。』」

在精彩地描寫釋放老鷹的情景的那一段內容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記錄（或者再創作）的談話片段深刻地表現了囚犯們自己對於自由本能的嚮往：

他［一個囚犯］把老鷹拋過圍牆放回原野。那是深秋的一天，寒冷，陰沉，大風在空曠的原野上呼嘯，乾草原上枯黃的草叢沙沙作響。老鷹扇動著受傷的翅膀一直飛去，彷彿急於逃離我們無論飛往什麼地方。囚犯們好奇地看著它的頭掠過草叢。

「看它！」一個囚犯恍然若夢地說。「頭也不回！」另一個囚犯接著說，「弟兄們，它一次也沒有回頭，只顧向前飛！」

「難道你指望它回來對你說謝謝？」第三個人評論道。

「啊，不用說，它自由啦。它感到自由啦。」

「夥計們，你們現在看不見它啦。……」

「你們還站著幹什麼？走吧。」看守們喊道，於是，我們都無精打采、一聲不響地幹活兒去了。

6

如果關於鷹的這一段令人難忘的內容象徵著貫穿《死屋手記》始終的自由這一題旨的話，那麼，引人入勝的「阿庫莉卡的丈夫」的故事同樣是另一個重大主題的象徵。它富有戲劇性地講述了普通俄國人的生存狀況，即使在他們最嚴重的暴行里，也有一種深沉而純粹的人性，就算不能補救他們的所作所為，至少表明他們對自己的墮落有懺悔的意識。這種意識總是能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精神世界的一片黑暗中看到一線至關重要的希望：「有時候，你在監獄裡認識一個人多年並且一直看不起他，認為他不是人而是禽獸。接著，出人意外地會在某個偶然的時刻，他因不由自主的衝動突然敞開自己的心扉，於是，你看到了這麼豐富的內心，這麼細膩的情感，這麼善良的心靈，對自己以及他人的痛苦這麼透徹的理解，你因此而大開眼界，起初甚至無法相信你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這一切。」實際上，關於這種「突然敞開心扉」的情況，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提供了一個不那麼重要的事例——逆來順受、沒有惡意的犯人蘇希洛夫像個貼身男僕似的為他做事，有一天在受到一番責備之後放聲大哭並且不要他給的錢。不過，「阿庫莉卡的丈夫」講述的另一個極其聳人聽聞的故事恰恰是俄國人這種「不由自主的衝動」的例證。

「阿庫莉卡的丈夫」是一個農民囚犯在醫院裡給另一個囚犯講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沒有受過教育的講述者的語言風格重新講述了這個故事；聽故事的是個歲數較大的農民，他的插話採用同樣的腔調，起了唱詩班伴唱的作用。這是一個包含了激情、自尊、報復乃至謀殺等等元素的令人憂傷的故事，因為毫不留情地描述了俄國農民極其野蠻的習俗而引人注目；但是，故事描述的農民的生活顯示出同樣不顧一切的激情，一點也不讓人感到不協調。

菲利卡·莫羅佐夫是一個典型的俄國渾小子，生性「豪爽」，因為一些錢的事情與十八歲的阿庫莉卡——他曾經有點想娶她為妻——的父親發生了爭吵。為了向老人泄憤，他聲稱已經與老人的女兒睡過覺；結果，聽到這些褻瀆家人的話以後，這位高貴、富有的本地大人物的反應登時讓人眼前一亮。「在古時候，」老人說，「在有德高望重的族長的年代，我會在案板上把她碎屍萬段，但是現在只有黑暗和墮落。」父母無情地毆打阿庫莉卡（「街坊鄰居常常聽到阿庫莉卡的哭號」），而菲利卡則對自己的報復行為洋洋得意。「我就是要讓他們有這種感覺，」他說，「他們不可能忘掉它。」為了掩蓋家庭的恥辱，阿庫莉卡嫁給了貧窮的故事講述者，一個完全被更強大的菲利卡所影響的意志薄弱、哭哭啼啼的年輕人。新郎在新婚之夜發現阿庫莉卡是個處女，這才意識到她受到了誹謗。但是後來，由於被菲利卡當眾謾罵和羞辱，他也開始無緣無故地毆打阿庫莉卡——因為，他向一本正經地不贊成他打老婆的插話者承認，「這是凌辱。……此外，我養成了這個習慣……」

與此同時，菲利卡·莫羅佐夫被一個富裕人家花錢雇去代替那一家的兒子應徵入伍，於是過上了一种放盪的生活。在等待徵召期間，傳統習俗允許代替者隨心所欲，因此，「菲利卡在僱主家有了一段難得的日子，與女兒睡覺，每天飯後揪一揪父親的鬍鬚，簡直就是為所欲為」。在他離開的那一天，當他乘車經過街道揮手與路人告別時，他看見了阿庫莉卡。「他跳下大車在她面前鞠躬懺悔：『你是我的靈魂……我的至愛。我愛了你兩年，』他說，『現在他們敲鑼打鼓送我去當兵。饒恕我，一個清白父親的清白女兒，因為對你來說我是個無賴，這全都是我的錯。』阿庫莉卡也向他鞠了一躬，然後用同樣鄭重的民歌語調回答道：『請你也饒恕我，好小伙兒，我不認為你做過惡。』」

面對憤怒的丈夫的質問，她告訴他：「為什麼？因為我現在愛他勝過愛這世上的一切。」這讓滿腹怨恨的丈夫無法忍受：度過一個不眠之夜以後，他在第二天不動聲色地套上大車把她拉到一片樹林里，抓住她那又粗又長的辮子，用刀切開了她的喉嚨。「她大聲慘叫，血一下子噴了出來，我扔掉刀子，伸出雙手抱住她躺到地上，血一個勁地往外流，流到我的臉上和手上。」他跑回家裡，躲進一個破舊的浴室，一天以後找到他時他仍然驚恐地蜷縮在那裡發獃。根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述，他是「一個膽小怯懦、感情脆弱的年輕人」，苦役營的人都「瞧不起」他，而且「可以隨意驅使他做任何事情。這不是因為他特別聽話，而是因為他喜歡結交朋友，願意做事討人歡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於民間故事這種形式的精通及其克制、簡練、不動聲色的敘述語調令人讚嘆不已，後者與他行文尤其是獨白常有的緊張節奏正好相反；這些因素表明，如果願意，他可以成為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作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式」處境——菲利卡·莫羅佐夫「內心」的仇恨及其可怕的後果，然後是他的坦白和懺悔——成功地移植到一個農民的背景中。多少評論者堅持認為，毋庸爭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這些人物的衝突只能出現在一種複雜而且積澱深厚的文化氛圍中，是城市環境的產物！無論如何，菲利卡與阿庫莉卡之間使故事達到高潮的詩意交流的確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它成功地通過最純粹、最高尚的情感的靈光一現暫時拯救了農民可怕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農民的殘忍行為一成不變。

阿庫莉卡的丈夫講述的故事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細節。在相當忠實於原著的獨唱之後，另一名囚犯（米哈伊洛夫）死在醫院裡，他被認出是菲利卡·莫羅佐夫。這一情節上的巧合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避免的那種新奇效果；但在歌劇的背景下，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緊接著這個殘忍的場景——歌劇的最低點——是令人意外地傳來了釋放戈良奇科夫的消息。他並沒有像書中敘述的那樣服滿了刑期，而是像另一個囚犯一樣因沙皇特赦獲得了自由。歌劇的結尾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囚犯合唱，他們吟唱著一個詞：自由——這個詞（svoboda）在捷克語中與在俄語中一模一樣……

由於《死屋手記》中有幾處內容暗示苦役營的生活條件近來有所改善，儘管沒有說明具體時間，所有讀者都會認為這部作品提到的事情發生在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第一位敘述者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回顧過去，儘管事情發生在不久之前，但到現在幾乎已經成為傳奇。除了這些與監獄改革有關的事情之外，另外幾段敘述也採用了現時的觀點。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關於「弒父者伊林斯基」的內容，開篇第一章就講述了他的故事。伊林斯基是一個放蕩的年輕官員，一個尋歡作樂、渾渾噩噩的傢伙，他被判決殘忍地殺害了富有的父親，目的是要獲取花天酒地生活的錢財；他的經歷後來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的相關情節提供了核心素材。儘管據說指控伊林斯基的確鑿證據堆積如山，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未完全相信他犯了罪，因為他悠閑隨和、無憂無慮的個性中的某些東西表明，他聲稱自己清白無辜可能是有道理的。

在第二部分第七章之前我們幾乎沒有再看見伊林斯基，直到第一位敘述者在這一章突然介入發表了一個聲明：

幾天之前《死屋手記》的編輯接到了來自西伯利亞的一個通知，這名犯人確實是無罪的，他毫無道理地服了十年苦役；法庭已經正式確認他無罪，真正的罪犯已經找到，他們也坦白交代了罪行，因此，這個不幸的人已經從苦役營釋放了。編輯對這個消息的真實性深信不疑。沒有什麼可補充的。沒有必要詳細說明這一事實的全部悲劇意義，也沒有必要談論被這一可怕的指控所摧毀的這個年輕人的一生。這一事實本身給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們無法確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在創作過程中實際收到過這種消息，也無法確定他是否預先保留著這種消息以造成出人意料的效果；第二種可能似乎更合理一些，因為正如В.А.圖尼馬諾夫所說，先前表示的懷疑就是為了揭示伊林斯基的清白所做的精心準備。不過，結果肯定是把讀者一下子帶到了現實中，使他們意識到他們在書中讀到的許多囚犯仍在服刑。更重要的是，這一事件把「事實」的問題戲劇性地表現為衡量人性深度的指標，並且證實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自己感知的真相勝過相信由司法調查搜集的所謂證據。客觀材料與通過敏銳觀察所形成的思路的這種對立後來將成為《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的重要題旨之一。在前一部小說中，拉祖米欣激烈地爭辯說，僅從有殺人嫌疑的油漆工在人們發現發生了犯罪之後不久的行為方式來看，他就不可能是罪犯；另外，搜集到的所有指控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的證據並沒有指向事實真相，而是導致了一次司法誤判，如果稍微考慮一下他直率的暴躁性格，這應當是可以避免的。

7

關於寫作時間的其他暗示，只要不那麼聳人聽聞，顯然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六十年代初期社會文化環境的回應。實際上，完全可以認為全書都是對這種環境的一種回應，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了農民囚犯天生的基督徒品性以及他們對有教養的階層充滿敵意的疏離感，目的在於揭示希望通過某種激進的意識形態激起革命顯然是徒勞的，因為農民一旦完全了解這種意識形態，他們將厭惡地抵制它。題為「請願」的一章本身就是告誡激進派知識分子不要妄想可以領導一場農民革命。在這一章里，農民囚犯不許敘述者參加他們抗議苦役營的食物腐爛變質的活動。而從民眾當中產生的他們的天然領袖過於任性、魯莽和無知，除了使追隨者陷入災難之外什麼事情也做不到。根據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的發展，《死屋手記》的這些方面對我們來說顯然比對他的同時代人更引人注目。

不過，有些段落難以理解，除非認為它們明顯反對車爾尼雪夫斯基大力鼓吹的一些概念。如今在年輕的一代人當中，這些概念已經成為無可辯駁的真理。例如，有一種堅定的信念，認為環境具有決定人的行為的壓倒性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絕接受這種理論，他在講述了監獄醫院醫生自然真摯的醫者仁心之後接著提到一些醫生收受賄賂、謀取私利、無視患者病痛的情況。他評論說，這種應當受到譴責的行為有時被認為是具有腐蝕作用的「環境」所造成的後果而得到原諒；但他不會接受這種低劣的借口。他斷言：「現在是我們不再冷漠地抱怨環境腐蝕我們的時候了。毫無疑問，環境確實毀掉了我們身上的許多東西，但它並沒有毀掉一切，可是，一些老奸巨猾的無賴經常通過證明他們受了『環境』的影響，不僅想掩蓋他們的弱點，而且想掩蓋他們真正的卑鄙無恥，尤其當這些無賴是一些能言善辯的演說家或作家時。」這樣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願意承認環境的壓力，但是沒有達到徹底排除個人道德責任的程度；因此，他對玩世不恭地濫用這種觀點以證明最卑鄙的無賴行徑正當合理的危險保持著特別的警惕性。

另一段內容包含著對車爾尼雪夫斯基更明顯的抨擊，它描寫了一個住在苦役營附近全心全意幫助囚犯的寡婦。「在西伯利亞有一些人，」他寫道，「而且實際上始終有這麼一些人，他們似乎把照顧這些『不幸的人』當作他們生活的目的，他們對囚犯顯示出純潔、無私的同情和憐憫，彷彿是對待自己的孩子。」有一位這樣的太太名叫納斯塔西婭·伊萬諾芙娜，她沒有什麼引人注目之處，而且確實是個平凡的女人：「在她身上只能看到一種無限的仁慈，看到一種抑制不住的使他人愉快、安慰他人、為他人做一些好事的願望。」陀思妥耶夫斯基記得她用硬卡紙為他做的一個簡易煙盒，煙盒外面貼著一層彩紙還鑲著金邊；她知道他抽煙，因此認為這個煙盒可能給他帶來快樂。「有人斷言（我聽到過也看到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繼續寫道，「對他人最純潔的愛同時也是最徹底的利己主義。在這種情況下能有什麼利己主義，我百思不得其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竭盡全力堅決抵制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利己主義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道德準則的嘗試。不過，在這些內容明確挑戰以功利主義的標準重建道德規範的企圖的同時，在《死屋手記》的另一些地方可以發現某種更加微妙而且更加有力的抵制。這種很快將為《地下室手記》提供靈感的抵制包含在對囚犯顯示個性自由的強烈願望的描寫中，儘管他們為了顯示個性自由犧牲了一切通常意義上的自身利益，只是暫時產生了非理性的精神心靈自主的幻覺。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難忘地讓我們看到，囚犯們認為比任何東西都寶貴的是「自由或者自由的夢想」，為了堅守這種夢想，他們有時甚至會採取瘋狂的行動。

多年來一直壓抑著各種反抗的誘惑的所謂模範犯人有時會以一種讓當局完全無法理解的自我毀滅的方式突然爆發。「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釋說，「這種突然爆發——它總是發生在最出乎人們意料的人身上——事出有因，它也許只是對自我表現的歇斯底里般的強烈渴望，對自我的下意識渴望，維護自己、維護自己被踐踏的人格的慾望，這種慾望突然控制了他，並且達到暴跳如雷、不顧一切、失去理智、抽風痙攣、神經錯亂的程度。這好像一個被活埋的人在棺材裡醒來之後就會敲打棺材蓋並且拚命想推開它，儘管理智肯定會使他確信，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但是麻煩就在於，這不是一個理智的問題，這是一個神經錯亂的問題。」

這個親眼目睹了被窒息的人性如火山般突然爆發並且能夠對其進行如此令人痛苦的深入分析的人不可能認為車爾尼雪夫斯基鼓吹的「理性利己主義」是人類智慧的最高境界。而且我們應當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開始象徵性地用人類這種根深蒂固的需要——人維護自己人格自由的需要——對抗六十年代一代的社會主義理想，包括對抗他們企圖把這種理想與物質決定論和某種功利主義的道德規範結合起來的具有俄國特色的嘗試。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