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大學教師正陷入職業危機

隨著教育市場化的發展,資本及其運行邏輯逐漸滲入英美高等教育體系,大學與企業、科研與市場、教育與管理的新關係給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帶來了極大衝擊。在知識經濟逐漸主導的高等教育中，以往的師生關係逐漸被一種「服務」與「消費」的關係替代，科研人員與高校的關係也被迫向「勞動者」與「僱傭方」的模式轉變,英美高校教師陷入了複雜的職業危機。近日，美國《高等教育紀事》發表了一組文章：《大學的緩慢死亡》(The Slow Death of the University)、《我們是如何扼殺教職的》(This Is How You Kill a Profession)和《大學是顆「定時炸彈」》(The University Is a Ticking Time Bomb)等，探討了學術資本主義對英美大學教師的影響。

原文 ：《英美大學教師的職業危機》

綜述編譯 |毛心怡

圖片 |網路

教學與科研雙重壓力的衝突

一直以來，高校教師承擔著教學與科研的雙重任務，且信奉教學相長的理念。然而，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 在《大學的緩慢死亡》一文中表示，目前，英美大學的教授和科研人員不僅面臨著教學與科研上的雙重壓力，且兩者之間的鴻溝漸行漸寬。

一方面，由於政府在部分學科上減少了科研基金的投入，大學以及學院不得不通過擴招收取更多的學費，獲得資金支持。作者指出，英國一些大學為了增加學費收入，開始不斷擴大研究生院的招生，將一些學術平庸的本科生，甚至英語水平不達標的國際生錄取到研究生院。這一舉措不僅使得研究生院的學生水平參差不齊，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教授的教學難度。為了保障一筆可觀的學費收入，英國的一些學院和教授不得不下調原本的教學目標來迎合學生的需求。如果學生無法按照規定完成課業或無法按時畢業，這將被歸咎於教授而非學生本身。因此，一旦學生被學院錄取，教授就要儘力保障他們能暢通無阻地畢業。此外，由於學生支付了高昂的學費，他們寄希望於教授能提供更多私人化、個性化的教學服務，要求教職人員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這從根本上加重了教授的教學負擔，並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教職人員所承擔的教學使命。

另一方面，大學和學院開始鼓勵科研人員通過科研課題、論文提案來獲得學術圈以外的資金支持，試圖向科研人員轉嫁資金上的壓力。伊格爾頓的文章指出，教授能否為學院吸引科研資金已經逐漸成為衡量其學術能力的唯一度量。為此，教授們不得不削減自己在教學上的時間，以便能將更多的精力投放於科研以及基金申請上，從而為學院，甚至大學爭取更多的科研經費。作者表示，近年來，英國大學在科研資金上的管控力度越來越大，而教授和科研人員的意見和聲音則受到打壓。這些因素都導致了高校教授的「相對獨立性」被打破，也使得大學教授的身份從傳統的「教師」逐漸轉化成「職業經理人」，生存在「領導」和「客戶」的夾縫中。

更令人擔憂的是，儘管教授和講師們在教學和科研上都付出了諸多心血，他們的努力並未得到學院、大學以及政府的認可。伊格爾頓指出，英國政府會周期性地對各大學進行研究成果的評估，並以此作為標準來考量是否提供政府層面的資金幫助。英國政府對教授能否吸引科研資金的重視遠遠超過了對教授完成教學或科研任務的肯定。高校科研人員不得不以次充好，通過在網上發表一些冗餘且毫無意義的文章來通過政府的檢驗。這種自上而下、教學和科研的雙重壓力使得英國許多有經驗的教授提前退休，而年輕的科研人員也表示會考慮離開學術崗位。

喪失職業熱情與歸屬感

在學術資本主義和商業化的浪潮下，大學科研人員會受到怎樣的影響？2019年3月27日，赫伯·柴爾德里斯 (Herb Childress) 在題為《我們是如何扼殺教職的》一文中提出，科研人員對於工作、科研和教學的熱情正在逐漸消亡，學術資本主義和商業化正在一步步削弱教授和講師們對學院和學校的信任和歸屬感。

教學、科研基金、科研提案，以及學術會議充斥著教授的日常生活，並一步步吞噬著科研人員的「精神家園」—— 一種對學術和真理的自由追求以及對教育工作的無限熱忱。作者認為，高校教職人員的低薪酬問題倒是其次，最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對高等教育所表現出來的沮喪、失望，甚至是對當前制度的屈服。從前，大學還能為教授提供自由的學術環境、相對寬鬆的日程安排和教書育人所帶來的愉悅感，以此來補償他們在收入上的相對劣勢。然而，當下大環境的種種改變使得教授在多重付出的同時無法得到應有的回報——教學與科研的雙重壓力不僅使他們在科研上止步不前，變得保守與退縮，更讓大部分教授失去了對高等教育的信心。如果連教育者本身都對當下的高校體制產生了信任危機，那麼他們將如何在學術領域中去偽存真？我們又如何期待他們將下一代學子點石成金？

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正在一步步摧毀其曾經建立的信任體系。它一方面向研究生院的學子們描繪一幅學術自由的宏偉藍圖，鼓勵年輕一代的學子為科研事業奉獻時間和精力，又在另一方面通過資本化、商業化來扼殺他們對學術的熱情。大學正在一遍又一遍地被重新定義，而大學教授和科研人員的角色也在一點一點被邊緣化。

同時，柴爾德里斯表示，這種信任危機不僅僅存在於教授個體，而是存在於整個學術團體中。儘管教授和講師們帶著對學術的熱愛和教學的熱情進入大學和學術領域，當下的現實狀況不得不迫使他們作出改變——用競爭代替合作，用輸贏代替平等。高校學者們正徘徊在自身職業的邊緣：他們不敢離開自己的教職崗位，因為他們並不確定離開學術圈後是否還能找到相應的崗位謀生；但他們又捨不得離開教學崗位，因為這是他們曾經想要奉獻終生的職業。高校教師在這樣的自我困境中進退兩難。

或致學術圈後繼無人

2019年4月16日，亞倫·漢倫 (Aaron Hanlon)在題為《大學正在成為一顆定時炸彈》的文章中進一步指出了當下教授生存問題的嚴重性。文章提到，2018年，美國的一些中小學教師通過遊行示威為自己爭取更高的薪酬福利；如今，大學教職人員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弗吉尼亞州的高校教師希望政府和公眾能更多地關注教職人員的醫療保障、合同期工作以及低廉薪酬等問題。數據顯示，2016年，美國的高等學府一共和30,865位教職人員簽訂了非終身制的合同，而僅為21,511位教職人員提供了終生教授的職位。作者指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已經成為降低工作滿意度的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僱傭兼職教授或僅與教授簽訂短期合同並不能降低大學或學院的支出，也無法降低學費從而使更多的學生擁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恰恰相反，這一舉措使得大學在招聘和錄取等人力資源環節上的支出大大增加，進一步加劇了高校的經費壓力。

更重要的是，高校教師目前的生存現狀不僅僅影響著當代學者，還將影響到學術圈的後繼者 —— 研究生院的博士生、碩士生。由於學校無法為科研人員提供長期穩定的工作環境，當前的許多科研人員開始另謀出路：科學、工程、數學類的科研人員開始考慮向谷歌、亞馬遜等大型企業的科研中心求職；而一些人文學科的教授正逐漸退出學術圈。同時，兼職或短期教授由於受到合同的限制，很難長久地為學生提供專業領域內的服務或學術上的幫助。因此，在課堂上表現突出的學生將很難獲得已經離職的教授的推薦信，離開學術領域的教授也將難以為有學術目標的學生提供相應就業指導。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博士項目的縮水，以及博士生人數的驟降。漢倫在文章中指出，當下高校教授所處的種種困境，很有可能導致學術圈後繼無人。

傳統意義上，大學應當為學術研究、科學探索、人文創新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中世紀的大學通過培養牧師、律師、神學家和行政官員服務於教會和國家，滿足廣泛的社會需求，這一切並非建立在科研基金或科研數量之上。然而，正如伊格爾頓指出，時代變了，知識經濟主導了高等教育。以往的師生關係逐漸被一種「服務」與「消費」的關係替代，科研人員與高校的關係也被迫向「勞動者」與「僱傭方」的模式轉變。這一轉變固然使大學，從商業經營的角度而言，變得更為高效，但對學術圈的負面影響也不應被忽視。教育下一代年輕人本應被視作一種社會責任，而非一種與利益相關的手段。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9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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