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鵬翔：宋，開啟古籍刻本繁榮的「黃金時代」

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

這段話的本意是譏刺文人讀書不用功，卻從側面映射出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在蘇軾生活的時代，書籍印刷已經達到「日傳萬紙，多且易致」的規模。這並不意味著印本在北宋時就已壓倒抄本，成為文獻傳播的主流形態，但可以證明，雕版印刷到北宋時已形成一個龐大的產業。換言之，雕版印刷在經歷了中晚唐、五代的稚嫩萌芽後，到北宋時已開始步入繁榮而成熟的「黃金時代」。

北宋開寶四年（971），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經》五千餘卷，這是我國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經。此後除了翻刻五代監本十二經外，國子監還遍刻九經唐人舊疏和他經宋人新疏，並大規模校刻史書、子書、醫書、算書、類書及《文選》《文苑英華》等詩文總集。其品種之多、篇幅之巨，均遠遠超過晚唐五代，但因為戰亂等歷史原因的影響，今天能看到的宋本，絕大多數都是南宋本，僅存的幾種北宋本面目也與南宋初期刻本無明顯區別。所以，今人談宋本的特點，大多是根據南宋本立論的。

南宋刻本因為刊刻地點的不同而呈現出鮮明的地域風格。南宋時有杭州、眉山、建陽三大刻書中心，故宋本也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類別。區分其類別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看字體，浙本以歐體為主，蜀本與建本則以顏體為主。關於建本的字體，有學者認為「多半顏、柳兼用，尤其偏重疏朗秀勁的瘦金體」（楊起予《建本論略》），瘦金體云云大概是針對其夾注小字的字體而言，有些牽強。實際上，建本字體最典型者是純粹的顏真卿《多寶塔碑》的風格，橫細豎粗，波折犀利，非常工整。蜀刻大字本則雄強粗放，撇捺長而尖利，用李後主批評顏真卿的話來說，正是「叉手並足，如田舍郎翁」。因此，蜀本與建本雖然同以顏體為主，其風格的差異卻是十分明顯的。有趣的是，浙、蜀、建雖然是地域代稱，但宋刻本中的浙、蜀、建本並不是完全與地域對應的。例如著名的撫本《禮記》（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本），儘管刊刻地是在江西撫州，但字體接近歐體，所以一般被劃入浙本的範疇。浙本以浙江地區特別是杭州刻本為主，周邊的江蘇、安徽、江西乃至湖南、湖北、廣東地區的刻本也多稱浙本。四川地區早期的刻書中心是成都，如上文提到的《開寶藏》就是成都刻工的傑作，但後來逐漸轉移到眉山。今天所謂的蜀本，大多是指眉山刻本。建本主要指福建地區，具體來說，其代表是建寧府建陽縣的坊刻本。

三類宋本中，浙本被公認為最好，因為多出於官刻，校勘認真，字體美觀，有濃厚的書法韻味，特別是其經史諸書，往往源自監刻，文本精良，最受後世藏書家的重視。民國時的大藏書家傅增湘經眼舊槧無數，雙鑒樓收藏宋元佳本極多，以南宋初年浙刻《周易正義》為其藏書的冠冕。傅增湘不僅手書長跋於卷末，更花費重金赴日本用當時最先進的珂羅版技術影印該書，成為書林美談之一。建本則多出於民間坊刻，既缺乏官方學術力量的支持，又因為商人射利的目的不得不多刻快印，所以文本校勘比較粗疏，一般不及浙本、蜀本精審。陸遊《老學庵筆記》就記載了教官被《周易》麻沙本（麻沙是福建地名，南宋祝穆《方輿勝覽》注云：「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為圖書之府。」）訛字誤導而出錯考題的故事。宋人葉夢得也說：「天下印書，以杭為上，蜀次之，閩最下。」（據《少室山房筆叢》轉引）但這種文本質量的高下只是相對於同時期的浙本、蜀本而言，決不能武斷地說以麻沙本為代表的宋刻建本就一無是處。

建本當時刻印極多，發行亦廣，傳世的宋本也以建本居多，其文本雖然不免訛誤，但終歸較為近古，少經後世竄亂，故往往勝過元明刻本。正如陸貽典所云：「古今書籍，宋刻不必儘是，時刻不必盡非，然較是非以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時刻之是者無六七，則寧從其舊也。」（據《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轉引）再者，商人為吸引買家注意，喜歡在內容上別出心裁。如劉叔剛刻《毛詩註疏》，在經註疏之外附入《經典釋文》相關條目，編成《附釋音毛詩註疏》，開創了正經註疏附刻《釋文》的體例；黃善夫刻《史記》，首次將三家注合刊於正文之下，便於讀者翻檢；《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標榜源自監本之名，又為經文配圖，並將本書中文字相同或意思相近的條目注出，使讀者更容易理解、記憶。凡此種種，都是建本的創新，並在不同程度上被後世刻書者因襲，所以浙本文本精確，建本長於創新，各有佳處，不能偏廢。與浙本、建本相比，蜀本傳世的數量最少。趙萬里先生將其原因歸結為「十三世紀中葉，成都、眉山和四川其他地區遭受元兵大肆焚掠」，當然有其道理，但拋開古籍實物不談，從當時文人的記載來看，蜀本的聲勢也要明顯弱於浙本、建本。南宋以來，四川地區遠離以臨安府為核心的政治要地，從事者又缺乏福建書坊的商業天賦和推廣熱情，刻書業日漸零落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趙萬里、冀淑英等都很看重蜀本，或稱其「開版弘朗，字體遒勁，紙張潔白，校勘精審，可和浙本媲美」，或稱其「刻印的精美不在浙本以下，蜀本實兼浙、建二本之長」，可見蜀本雖少，仍不容小覷。

宋本因為兼具較高的文獻與文物價值，故歷來為藏書家所重視。明人藏書目錄中便常見關於宋本的記載。早在明正德年間，針對宋本的翻刻也已蔚然成風，其中的佳品甚至往往被後人誤認為宋本，足見其摹仿之精。到了清代，宋本的價值越發凸顯，正如顧千里所言：「（宋元刻本）其距今日，遠者甫八百餘年，近者且不足五百年，而天壤間乃已萬不存一，雖常熟之錢、毛、泰興之季、崑山之徐，尚著於錄者亦十存二三。然則物無不敝，時無不遷，後乎今日之年何窮，而其為宋、元本者，竟將同三代竹簡、六朝油素，名可得而聞，形不可得而見，豈非必然之數哉？」所以乾隆時的中央藏書機構所編版本目錄——《天祿琳琅書目》，就為宋本設立專章，民間的藏書家也以藏宋本多者為貴。錢謙益的絳雲樓、黃丕烈的士禮居、瞿家的鐵琴銅劍樓、楊家的海源閣都是個中翹楚。民國以來，時移世易，宋本逐漸從分散的私人藏家手中向少數公藏機構集聚。

現在，絕大多數的宋本都被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台灣中央圖書館等公立圖書館中，日本、歐美等國也各自藏有一定數量的相關文獻。出於文物保護的需要，幾乎所有的宋本都被深藏密室，不輕易示人。然而，得益於現代出版事業的發達，其中相當一部分的本子均已影印出版或製作圖錄，所以現代人研究宋本反倒比明清時期更為便利。對於普通讀者來說，《中華再造善本》《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等叢書，都是了解宋本面目極佳的參考讀物。而各大圖書館在網路上公布的數字化宋本書影，也是不容忽視的寶貴資源。在當代，我們尤其要注重中華善本數字化，從而為互聯網一代認識千載傳承的中華文明提供保證，認真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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