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蜀：《中國版刻圖錄》《圖畫見聞志》訂補及其他

文史 06-03

《中國版刻圖錄》（以下簡稱《圖錄》）之《圖畫見聞志》提要曰：

「《圖畫見聞志》宋郭若虛撰宋刻本杭州圖版五六匡高一九·六厘米，廣一三·九厘米。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書分六卷。前三卷元人寫本，校明刻本時有異文，蓋出另一宋本。後三卷爲宋刻本，與明刻本行款悉合，紙皆羅紋闊簾，疑是陳宅經籍鋪刻本。序目補闕，出明人秦四麟手。黃氏士禮居舊藏，百宋一廛賦著録。四部叢刊印本，即據此帙影印。」

這段提要寫的極好，言簡意賅，道出了該書四大亮點：1前三卷系元寫本（比宋刻本還稀少）；2元寫本抄自另一宋本（更珍貴了）；3明翻刻本證明，後三卷為宋陳宅經籍鋪刻本；4秦四麟補寫《序》《目》。但圖版只用了卷四一葉（宋刻本），實在太少。起碼卷一的元寫本要上一幅圖，明翻刻本目錄尾葉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一行文字，系刻印者的標誌，此葉也應該選用。再有，秦四麟為明代著名藏書家、刻書家，所抄寫古籍，藏書家爭而藏之，有「秦抄」之說。其「致爽閣」抄本，與「毛抄」（毛晉汲古閣抄本）、「馮抄」（馮舒、馮班、馮知十兄弟抄本）和「錢抄」（錢謙益絳雲樓抄本、錢曾述古堂抄本、錢謙貞竹深堂抄本）並為四大著名抄本（引自網路）。據此，該書之《序》《目》亦應上一幅圖。如上所選，方可謂完善。

又，從《圖錄》的體例看，著錄為「宋刻本」，沒問題。然而，《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目錄》的著錄則有很大的問題：

「《圖畫見聞志》六卷，宋郭若虛撰。宋刻本[卷一至三配元抄本]，黃丕烈跋。二冊，十一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

該書只有一半正文是宋刻本，如果算上序、目錄，宋刻本不足一半，為什麼統稱其為宋本，且僅著錄宋本的行款？《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目錄》及其他一些古籍目錄，甚至宋刻佔比更少的古籍，統稱為宋本的也不在少數。如《王黃州小畜集》，宋刻本只剩三分之一強，等等。若為宋版書目錄，這樣著錄尚可，一般的古籍善本書目則不該如此。

因各種原因，不少宋刻本到元明時期已殘缺不全，為其配補者大多為明清（清代居多）時期的藏書家和學者。明清距宋相對較近，與殘缺古籍有關的文獻資料遠比今日豐富，配補起來比較容易。所配缺卷的來源大致有三類，一是其他宋刻本或元刻本、元抄本；二是影宋刻本、影宋寫本；三是直接或間接源自宋本的明清刻本、抄本。明清時期宋本書日益為人們所重視，興起了影刻影寫宋本書的熱潮，汲古閣是其中的佼佼者，黃丕烈、顧廣圻等許多藏書家和版本學者，亦參與其中。故大量宋本殘缺之書，使用這些影刻影寫本補齊。明清時期不少宋元本、據宋本刻寫之本，今日已經失傳，全賴那些配補卷才保存下來。這樣，在一般按照朝代劃分類別（如宋刻、原刻明刻、清刻等）的版本之外，又產生了一個全新的門類----「配補本」。

明清以來形成的，以宋本書為中心的配補多版本古籍，已嬗變為嶄新的古籍版本，且數量眾多，理應受到古籍版本學者和古籍編目者的重視。然而以往的古籍圖錄均不重視配補卷，從不登載它們的書影，文字解說也一筆帶過，甚至不置一詞。善本書目著錄時也以宋本為中心，忽略其它版本。這種做法源於人們的「佞宋」情結，沒有用全局的眼光去審視中國古籍發展史。

上述做法，從保存古籍原貌的角度看，也有問題。我曾將古籍的原貌分為初始狀態的原貌和現存狀態的原貌，前者系古籍初刻時面貌，紙白字黑，版面乾淨漂亮；後者是指歷經千百年後，古籍的紙張泛黃，墨色變淺不勻，書葉出現污漬，甚至破損，其葉面從黑白分明的單色圖像，變成層次豐富的彩色畫面。上述劃分因古籍書葉的變化而言；古籍流傳中，整卷缺失後補齊者，也是變化後形成的「現存狀態」的原貌，同樣要重視和保存。

圖1 元抄本《圖畫見聞志》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