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選》評點在明清兩代的歷史發展
《文選》評點自明萬曆年間萌興，至清末歸於消歇，綿延300餘年，跨越了兩個社會環境、學術風氣極不相同的朝代，在兩代有著明顯不同的發展際遇，但同時它又經歷了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
一、《文選》評點在明清兩代不同的發展際遇
明、清兩代產生的《文選》評點著作，數量大體相當，但《文選》評點在兩個時代的發展際遇卻甚是不同。
明萬曆年間評點大盛的背景，是促使《文選》評點萌興的重要原因。評點興起之初，主要應用於詩文，至明萬曆年間，開始被推廣於各種文學領域，評點之風大盛。經學方面，單就《詩經》的評點而言，「明代萬曆以後的幾十年間……出現了大批評點《詩經》的著作和不同的研究流派，同時還誕生了足以代表這個時代最高水平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一批『名家』」[1]299。小說評點開始萌興，並且在短時間內其「形態特性、宗旨目的等方面都逐步趨於穩定」[2]28。戲曲評點出現並蓬勃發展，從萬曆前期到明末，產生了150種左右的各種戲曲評本[3]11。孫琴安從四個方面概括了明中後期評點「全面繁榮和空前發展」的狀況：評點隊伍空前壯大、匯評和集評本層見迭出、評點合刻本紛紛問世、小說評點空前崛起[4]107。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文選》評點於萬曆年間誕生了。
一些《文選》注釋、評論著作的出現是《文選》評點興起的直接誘因。對《文選》評點產生最明顯影響的兩種著作是宋元之際方回的《文選顏鮑謝詩評》和元末明初劉履的《選詩補註》。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已具有後世評點著作的雛形，品評也每有會心之處，給後世評點者較大啟發。劉履《選詩補註》形式上與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頗類，而且每詩之後的注釋文字中一般都包括對詩歌深層意旨的挖掘和對作品的賞析，如評謝靈運《酬從弟惠連》：「此章既敘初別悲戀，及別後傾想之懷，及述來詩所言辛勤風波之事，而其情思優遊，詠嘆無窮焉。」[5]詳析選詩，體會作者用心，這與後來《文選》評點著作的慣常內容亦並無二致。它們都是《文選》評點著作的先聲。
《文選》評點的萌興還與當時文學發展狀況有一定關係。前後七子提倡秦漢古文、漢魏詩，促使人們重新重視《文選》，吳中士人的提倡則使讀《文選》的士子多了起來。吳中士人一直有偏尚綺麗文詞的傳統，王世貞云：「吳中祝允明始仿諸子，習六朝……黃勉之出潘、陸、任、庾，整麗而不圓……晉江、毗陵藻梲六朝之華，昌谷示委，勉之泛濫。」[6]1025《文選》正是他們學習六朝文學的一個重要途徑，且祝允明、徐禎卿、文徵明、唐寅等大都藏有舊刻《文選》多種，一遇佳本便爭相傳閱，直至今天還存有經他們題跋的《文選》刻本。現代學者雷磊更認為，吳中士人的提倡已成為以楊慎為代表的「六朝派」的先導，而楊慎謫戍雲南以後，雲南、四川兩地也漸漸培植起學習六朝初唐的風氣[7]。
科舉考試也一定程度推動了《文選》評點的發展。明代科舉考試除八股文外，還考策、論、表、判等，而讀《文選》對寫作這類文章亦多有裨益。要研讀《文選》，必然歡迎《文選》評點著作，因為「評點既提供了作家的作品，使讀者可以閱讀原著，而不像詩話一樣單純是批評家的感想與評論；評點還提供了批評家的評論圈點，這樣比一般的選本總集又多了一種借鑒」[8]238。明中後期一大批文人倡導「以古文為時文」，不管是七子派、唐宋派還是公安派，都主張通過加強古文的修養來挽救日益靡弱的時文。《文選》評點者如孫鑛、郭正域等，都是出名的時文作手，他們評點《文選》都或多或少有助人舉業之意。所有這些都直接或間接推動了《文選》評點的產生、發展。但不可否認，這種推動作用只體現在對寫作時文及文學藝術有一定追求的士子中，明代相當一部分普通士子不讀《文選》，確也是不爭的事實。祝允明曾言：「自士以經術梯名，昭明之《選》，與醬醅翻久矣。」[9]6這種情況在明代一直延續：
明尚經術，學士非六籍不談。凡諸柱下所藏，不少概見。新都，故文獻國也，都人士猶知昭明。[10]463
近代俗學盛行，劉辰翁、李卓吾之書，家傳戶誦，即短長《世說》，亦不復舉其全書，而況於《文選》乎？又況溯《文選》而上以之於六經三史乎？[11]這種現實，並不利於《文選》評點之風的興盛發展。
與明代不同，清代各層次士人普遍重視學習《文選》，是《文選》評點在彼時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明代文人學習前人文學遺產往往專主某個時期，清代文人雖對特定時代的文學亦有偏好，但他們的偏好幾乎都建立在博通的基礎之上。《文選》所代表的較長歷史時期自然為他們所重視，如朱鶴齡、馮班、施閏章等都明確提倡閱讀《文選》。另一方面，清初帝王皆稽古右文，對普通士子博學好古風習的養成起著重大作用，如康熙二十七年張緝宗輯刻《文選後注》序言云：「今天子好古右文，崇儒重道，以古今之文不僅科目制藝可以得人。於己未之春既設博學宏詞之科，擢居詞苑，以副史局，而第詞臣優絀，時以詩賦考較軼材。於是天下向風藝林，有志之士罔不嗜古學、敦詩文，以成一代之盛。而《文選》一書，復家弦戶誦於天下。」[12]可見普通士子學習《文選》的盛況。這對於促進《文選》評點的發展無疑非常有利。
但是，清代的社會環境及學風卻不適合評點這種文學批評樣式的生長，如林崗指出：「清初社會風氣正在改變，士人如顧亭林、王船山等提倡經世致用，力糾明代的疏狂無學。加上清前中期康熙、雍正、乾隆均是有為勤政的君主，再配以防範、鉗制的文化政策，文化思想方面的活潑生氣逐漸沉寂；人主風之於上，士大夫倡之於下，清代社會和士林中的這種新風氣本不合適評點學的生長。而清初仍然有水準相當不錯的評點出現，這當然要追溯到晚明的風流餘韻……由於批評的滯後，晚明評點熱延伸至清初……而晚明的風流餘韻一收結，評點即歸於沉寂，亦無有水準的評點問世。這可證明明清之際評點學與晚明社會背景的關係。」[13]5評點這種自由活潑的批評方式並不適合在清代嚴謹平實的學風中生長，清代的《文選》評點之所以能與明代呈勢均力敵之勢，與它自身發展的慣性關係甚大。
總之，明清兩代《文選》評點著作在數量上雖呈勢均力敵之勢，但《文選》評點在兩個時代的發展際遇卻甚是不同：一個是利於評點生存的學術環境，但相當一部分普通士子不學《文選》；一個是不利於評點發展的環境，但普通士子對閱讀學習《文選》有較高熱情。兩種因素的交互作用，造成了明清《文選》評點的各自面貌。
二、明清《文選》評點的歷史發展
《文選》評點的發展態勢與明清評點的整體發展態勢大體一致。孫琴安稱明萬曆年間是「評點文學的全面繁榮和空前發展時期」[4]107，明末清初是「評點文學的群星璀璨期」[4]175。譚帆將中國古代小說評點歷史劃分為四個時期：「明萬曆年間，這是小說評點的萌生階段；明末清初，這是小說評點最為繁盛的階段；清中葉以後，小說評點之『熱』有所降溫，然仍平穩發展；晚清為小說評點之餘波。」[2]28綜觀《文選》評點300餘年的發展歷史，明萬曆年間是其萌興與發展階段；明末清初是其發展的高潮期；清中後葉是其持續發展與總結期。
(一)《文選》評點的萌興與發展期
明萬曆年間，在評點全面發展的大背景下，《文選》評點也萌興了。筆者所見最早的《文選》評點著作產生於萬曆十年，由福建建陽書商余碧泉輯刻刊行。建陽書坊既以自宋以來就居全國之首的刻印量而名聞遐邇，又因一味追求利潤、忽視質量而臭名昭著。余碧泉輯刻《文選》評點著作同樣是出於商業營利的目的，其評本以當時最為流行的注本——《文選纂注》為底本，板刻力求簡化，眉端評語不僅假冒名人，還出現了不少低級錯誤，內容以疏通串講文意為主，比《纂注》更趨通俗簡易，明顯針對士子中基數最大的初學者而發。之後，萬曆二十四年余碧泉又有《文選纂注評苑》之刻，萬曆二十八年出現標名「鄭維岳增補李光縉評釋」的《鼎雕增補單篇評釋昭明文選》，萬曆二十九年惲紹龍又參訂而成《文選纂注評林》。後三種評本皆以《文選纂注》為底本，眉端所刻評語的主體同萬曆十年余碧泉刻本，只不過有不同程度的改造增刪。這四種評本構成一個系列，皆以評點為商業營利的手段，我們稱其為「書商型評本」。其間，此類評本還有建陽書商余良史刻於萬曆二十一年的《精摘梁昭明太子文選崇正編》，標明由「翰林」蔣孟育選、「狀元」翁正春評，分為上下集，收錄詩、賦的上集今已不存，下集評語只是雜輯前人，亦重疏通串講文意，實乃借「翰林」「狀元」之名以行牟利之實。
書商型評本雖然質量不高，但它們是最早的一批《文選》評點著作，發行量較大，流傳影響範圍也較廣。正是它們把《文選》評點推上了歷史舞台。
萬曆中葉，還有幾種由文人評點的評本，我們現在所能見到最早的是正義堂刻於萬曆二十五年，標名「李淳刪定批點」的《選文選》。萬曆三十年，博古堂又有《新刊文選批評前集十四卷後集十三卷》之刻，所錄為郭正域評點。與書商型評本不同，這些評本的評點者是文人個體，評點內容由以客觀疏通文意為主變為以主觀鑒賞評析為主，多隨感而發，不成系統，甚至流於瑣碎，但卻有強烈的個性色彩與文學性，表現出文人化的特點，它們是最初的「文人型評本」。與書商型評本相比，這些評本最大的成績是為後世文人型評本奠定了基調，把評點從商業營利的手段變為文學批評的方式。
(二)《文選》評點的高潮期
明末清初是《文選》評點發展的高潮期。所謂「明末清初」，指的是明天啟、崇禎，清順治、康熙這四個朝代共100年左右的時間，這是《文選》評點最為興盛的時期，表現如下：產生的評本數量最多；出現了《文選》評點史上聲名最著、影響最大的兩個評本——孫鑛與何焯評本；諸評本的文學批評色彩最為濃烈，包含了一些頗有價值的文學批評思想；一些評本開闢了治《選》的新途徑，對「文選學」的發展具有較大意義；評點者中頗有幾個在文學史和學術史上聲名顯赫的人物。成熟的「文人型評本」是這一時期《文選》評點的主流，「綜合型評本」亦佔有重要地位①。
萬曆時期，文人參與《文選》評點，引起了書商的注意。明末清初出現了幾種雖由書商操作，但亦較重文學批評的《文選》評點著作，即吳興凌氏、閔氏相繼刻印的《合評選詩》《選賦》《文選後集》，盧之頤輯刻的十二家評《昭明文選》本，孫洙所評《山曉閣重訂文選》。它們多採取「集評」的方式，集諸名家評語於一體，與書商型評本的操作模式一致，但它們的主體內容又是文學性的鑒賞評析，反映了輯評者的文學批評傾向，比最初的文人型評本只是隨感而發的即興式鑒賞，更顯文學批評意義。這些評本既以商業營利為目的，又重視評點的文學批評價值，是對書商型評本與文人型評本綜合後的再發展，我們稱它們為「綜合型評本」。
明末清初《文選》評點著作的主體是成熟的「文人型評本」，如孫鑛、鄒思明、錢陸燦、洪若皋、俞場、何焯，陸雲龍、李光地、邵長蘅、浦起龍等皆有《文選》評本流傳，陸雲龍、李光地、邵長蘅、浦起龍等的評本今已不存。稱此時的文人《文選》評本為成熟的文人型評本，是相對於萬曆年間的文人型評本而言的。萬曆年間文人型評本的評點只是隨感而發，雖屬文學性的鑒賞，偶爾也會反映出評點者的某些有價值的批評思想，但總體來說，評點者並未有意識地表達自己的文學批評主張，評語瑣碎而不成系統，主體內容還只停留在文學鑒賞的層次。而成熟的文人型評本，雖然評本質量有差異，但評點者都有較明確的主觀目的，從中可以分析出某些系統的文學觀點或主張，一些評本對「文選學」還有獨特的貢獻。也就是說，成熟的文人型評本在系統性、文學批評意義及對文選學的發展促進等方面，都比最初的文人型評本有更大價值，而這也正是它們「成熟」的表現。
(三)《文選》評點的持續發展與總結期
清中後葉是《文選》評點的持續發展與總結期。清中後葉是指自乾隆年間至清末的100餘年時間。此期，書商和文人繼續關注《文選》評點，留存下來的著作不如前一期多，質量也不如前一期，但有集大成與總結性的《文選》評點著作出現。《文選》評點走過了輝煌階段，進入持續發展與總結期。
刻印於乾隆四年的孫人龍《昭明選詩初學讀本》和乾隆三十二年的方廷珪《昭明文選集成》，皆為嘉惠初學而發。《昭明選詩初學讀本》之題名即昭示著該書的刊行目的，評語並非孫氏己出，而是輯錄或改編孫鑛、何焯等評而來，並無太大價值，只為初學而已。《昭明文選集成》是清代的書商型評本，受功利目的的限制，該書大部分內容與萬曆年間的書商型評本類似，重視疏通串講文意。
至乾隆年間，《文選》評點已走過了萌興、發展、高潮等階段，進入了持續發展的時期，這樣的現實呼喚著一部集大成與總結性的著作出現，於光華的《文選集評》應運而生。它集選其前30餘家《文選》評點著作內容於一身，對發展了200年的《文選》評點進行了總結。《文選集評》是以彙集「《文選》評點」為目的的集評性著作，對明清《文選》評點史上的重要評家和評本，基本都有所涉及；評點形態也是題下評、眉批、旁批、夾批、總評等俱全；除孫鑛、何焯評本內容基本全錄外，其他評本雖皆僅取十之二三或一二，但它涵括了明清《文選》評點的主體內容，反映了明清《文選》評點的主要精神，是當之無愧的集大成著作。
與於光華大致同時及其後，關注《文選》評點的是桐城派文人群體。桐城派文人中進行過《文選》評點的有劉大櫆、姚鼐、呂璜、吳汝綸等，這表面看來是《文選》評點史上頗為可喜的現象，然而遺憾的是，桐城派文人的評點並未成為《文選》評點史上的亮點。由於不重《文選》，他們進行評點時並未投注過多精力，成績甚是平平。但是，他們的參與使《文選》評點的歷史一直拓展到清末。
注釋：
①本文「書商型評本」「文人型評本」「綜合型評本」的命名參考了譚帆先生《古代小說評點簡論》一書，但內涵與彼不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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