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女醫探秘
中國文字歷史三千多年，史料浩瀚，但關於古代女醫的資料甚少。本文根據宮廷女醫、民間女醫的零散資料，初步加以整理，意在描摹中國女醫史略的輪廓，試對女醫成長的道路進行探索。
宮廷女醫 來自民間
中國專職宮廷醫生自周代開始，而宮廷女醫的設置，直到漢代的「少府」機構中才有。她們的主要職責是負責宮廷婦女的醫療保健。皇太后、皇后均有女醫侍侯。《漢書》記載：義拘「以醫幸太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嘗入侍皇后疾」。義拘、淳于衍，均為宮廷女醫。宮廷里嬪妃、宮女眾多，女醫人數也必相應而夥。《太平御覽》記載：「少府屬官，有太醫令、丞……，多至數十人」。太醫令、太醫丞既有如此之多，其中女醫當然也不會太少。漢以後各朝均有宮廷女醫，其記載散見於各地方志。《海寧縣誌》載：郭敬仲母親馮氏，於宋朝建炎年間(1127-1130)入宮，「診孟太后疾」。《蘭溪縣誌》又有記載：宋代汪夫人「知書善醫，精婦人病，顯於時，掌內府葯院事」。所謂入官診太后疾、掌內府葯院事，均為司理宮廷女醫的職務。
據史書記載，御醫多數是各地應詔受薦的名醫，也有是由專門醫學校(唐時稱太醫署)培養的。但宮廷女醫卻並非出自專門醫學校的培養，而是來自各地精通方脈的民間女醫，或應詔受薦，或經考試選入宮中。明代永樂年間（1403-1424)，徐孟榮妻陸氏受欽命，由「內侍至餳(無餳)召之入官」，直至晚年才被遣歸鄉里，這是應詔入宮為宮廷女醫的例子。另從明代《長安客話》中可略窺當時選拔宮廷女醫的一斑：先由地方官署從民間挑選精方脈的婦女，然後送往「司禮監」，經御醫會試，錄取後載入名冊，待命入宮，明朝萬曆年間（1573-1619)的一位彭姓婦女，就是這樣經御醫會試後入宮為宮廷女醫的。彭氏專為太后治病，頗得太后的喜愛。究竟這種女醫考試製度從何時開始，尚待考察。
宮廷女醫，在漢代是以「女醫」一般稱謂，在宋、明時也有稱「醫婦」、「醫婆」的,可能「女醫」為統稱，「醫婦"「醫婆」以年齡區分，而並非官誥。有品級之分的官誥要直到她為皇室里的重要人物治病有功時才有敕封，如郭敬仲母親為太后治病有功，才被宋高宗晉封為安國夫人，這種封國夫人之稱才是真正的官浩。又從《長安客話》可知，醫婦平時不住在宮中，而是經考試合格者註冊在案，需要時應召入宮。
修道學醫 以醫濟世
中國從漢代起，尤其在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道教盛行。道教重視攝生養性以求超升，煉丹導引以圖難老，其門徒平素除煉丹合葯外，常把研磨醫理、採集方葯、切磋診治以為事，所以，婦女入道修行一方面得以掙脫俗家的約束，另一方面也有機會學到養生治病的醫藥知識。道教標榜普濟眾生，傳道以醫藥作為手段，所以歷代都出現過一些雲遊佈道、行醫濟世的女道士：晉有鮑姑，唐有蔡尋真、李騰空、胡諳，南唐有楊保宗等。
鮑姑名潛光，廣東南海鮑靚女，醫學家、煉丹家葛洪妻。從小生長在仕宦兼道士的家裡，出嫁後從丈夫長期在廣東蘿浮山煉丹行醫，過著清貧的生活。鮑姑醫道精湛，揸長灸法，尤以治贅瘤和贅疣最為著名。常用「越岡天產之艾」，「以灸人身、灸贅瘤，一灼即消除無有。歷年久而所惠多」。《粵秀山三元宮歷史大明記》石碑刻載：鮑姑「有贅艾(即紅腳艾)，藉井泉及紅艾為醫方，活人無算。」她長期在南海、番禺、廣州、惠陽、博羅等地行醫採藥，深受群眾的愛戴，被稱為「鮑仙姑」。
《博羅人物仙釋》里將她列為神仙一流人物。傳說，唐代仍有人見她在南海一帶行醫。《太平廣記》也載，唐代崔煒得鮑姑傳艾灸術，用越井岡艾灼贅病，「毎贅疣，灸之一柱，不獨愈病，且兼獲美艷。這些傳說雖屬無稽，但也反映了鮑姑醫道之髙明和影響之深遠。鮑姑的醫療實踐活動很可能對她丈夫完成《肘後方》,特別是總結艾灸經驗方面助有一臂之力。後世為了紀念這位女醫，曾在她足跡所到之處建觀立庵。據記載，鮑姑曾在廣東越秀山下居住，留下一屋一井。後人稱此井為「鮑姑井」，又在舊址建立一座道觀，稱為「越岡院」，明朝萬曆年間重修後改名為「三元宮」，內仍有鮑姑殿並有其塑像供奉。
蔡尋真系唐侍郎蔡某女，李騰空為唐宰相李林甫女，二女於貞元中(785-805)同入廬山，蔡居詠真洞天，李居九疊屏北、凌雲峰下，並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繼之，南唐楊保宗仰慕李、蔡的為人，也入深山修道，兼以丹符濟人。據《真仙通鑒》記載，「南唐元宗聞之，詔赴闕，引入禁中」，後以榮耀賜歸。據推測，可能與她的醫術有關。但須注意的是，所謂「丹符濟人」，這是帶有濃厚宗教迷信色彩的行醫方式。以上四人可說是以丹藥濟世、以醫療實踐活動見長的民間女醫。
胡諳，道號見素子，對臟腑理論研究有素並有所得。她從道教攝生出發，把吐納導引、卻谷長生揉合—起。她認為五臟「各有所主」，「五臟者，神明魂魄志精之所居也」。五臟之氣，對人體各組織均有重要作用：「五臟之氣，散為四肢，十六部三百六十關節，引為筋脈津液血髓，蘊成六腑三焦十二經，通為九竅，故五臟者，為人形之主」。她主張保護五臟以卻病延年，「五臟堅強，則內受腥腐，諸毒不能侵；外遭疾病，諸氣不能損，聰明純粹，卻老延年」。
為了保護五臟生理功能的正常運行，必須先對臟腑有明確的了解。她認為原有臟腑理論過於「奧密」，「後學之輩，罕得其門」。於是她經過一番「搜羅管見，罄竭諛聞」的過程，終於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按據諸經，別為圖式」，編繪了?黃庭內景圖》—卷。觀其內容先明臟腑，次諭修行，並行病原，吐納徐疾，旁羅藥理，導引屆伸，察色尋證，月禁食忌」，確是一幅羅致多端、體例龐雜的道教圖卷。據她自序，此畫卷「披圖而六情可見，開經而萬品昭然」，很可能她的臟腑理論在圖中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現。可惜該圖卷早已散佚，僅從《唐書》、《宋史》的藝文志中見其圖目，故關於她的臟腑理論的價值如何，無從評論。
家庭緣淵 本人勤勉
除了佈道行醫的民間女醫外，大多數民間女醫的成長與家庭有緣淵關係。她們的家庭往往是一代和數代行醫的醫戶人家，或是具有豐富醫學知識的書香門第。她們先得家傳學仁術，後入杏林效前賢，以醫術濟世，聞名於時。明代杭州郭琬妻毛氏，她生活在全家皆能醫的醫者世家，郭琬之父紹矩，「以醫名當世，琬繼其業，益精，」其母吳氏「亦皆能醫」。近朱者赤，毛氏的醫術當然是出諸家傳。毛氏家裡，父輩行醫，丈夫行醫，婆媳皆能行醫，真可謂醫者輩出。
女醫的成長，受家庭影響、耳濡目染固然重要，但本人的刻苦努力更為重要。她們往往從少年時代就開始自學，一旦產生興趣就鍥而不捨，矢志成醫，終生不渝。明代女醫談允賢，江蘇無錫人。祖父曾任南京刑部郎中，兼以醫聞名，祖母(太母太宜人茹)對醫也頗有素養。父親在刑部任上時，奉迎其祖父母至任所。談氏時垂髫侍側，並在祖父母的指點下開始晨耕暮耘、「晝夜不輟」地學習《難經》、《脈經》等各種醫書。談氏聰明好學，平時自己潛心揣摩醫理，「暇時請太宜人講解大義」，對所學的知識達到了「瞭瞭無窒礙」的地步。結婚不久，連得血氣等疾，她不但沒放棄學醫，相反把這作為臨床自我體驗的學習機會，「凡醫來必先自診視以驗其言，葯至亦必手自揀擇，斟酌可用與否。」子女有病，她也把這作為學醫見習的機會，常請教於太宜人，自己親自調理。在太宜人的指導下，經過自己的勤勉努力，談氏積累了一些臨床經驗。後來，太宜人卧病不起，臨終前將平時積累的經驗方和製藥工具都傳給了她。後來談氏謹遵太宜人的遺訓「行當大吾術以濟人」正式行醫。她盡其所能，「往往獲奇效」，所以「相知女流眷屬、不屑男（醫)治者，絡繹而來」，贏得了聲譽。談氏五十歲時將太宜人傳授的醫術和自己的臨床經驗撰成《女醫雜言》—書，又命其子濂抄寫付梓，於是這本書得到了問世。
避短揚長 貴在實踐
中國古代婦女深受封建禮教束縛，生活天地比較狹窄，但是古代女醫還是在有限範圍內作出了貢獻，或以兒科見長，或以婦科聞名，也有揸於針挑術的。她們之所以在這些方面有所成就，一方面與她們克服不利條件、發揚自身的長處有關，即她們所致力的科目恰與女性的生活特點有著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也與她們所處時代的醫療實踐和醫藥成就有關。明清時期，中醫各科均已臻於成熟。宋代兒科錢乙、婦科陳自明，元代傷外科危亦林，明代醫藥家李時珍，這些前代和當代醫家及其豐富的實踐經驗足堪後輩師法。這對明清時期女醫的成長無疑是有利的條件。當時在專科方面較著名的女醫有明代的方氏、清代的顧德華和馮衢等。
方氏，明代程相妻，安徽休寧人，以兒科聞名於時。相傳毎年救活小兒不下數千人。
顧德華，又鬉雲，江蘇吳縣人，生於清道光、咸豐年間（1821—1861)。她是吳縣一帶的婦科名醫，經她診治，莫不欽仰。著有《花韻樓醫案》—卷，共載病案二十九個，多數為危重病例。其論治透徹，立方平善，均為經驗之案，為女醫中所「罕見」。同縣張玉田收藏其抄本，1921年紹興裘吉生將其抄本輯入《珍本醫書集成》，使《花韻樓醫案》得以流傳至今。
馮衝，又名樽宜，江蘇丹徒(今鎮江)人，是清代著名的外科女醫。馮氏擅長針挑癰疽。患者癰疽發背，她在病灶左右上下用針，挑出一粒米狀膿栓，其癰疽便自行消散。一些嚴重病症，經她針治，亦數日而愈。馮氏將醫技傳給女兒，奈其女壽命不永，以致馮氏的絕技得不到傳播。
明清時期，著名女醫漸多。除上述數人外，明代尚有「以醫術游四方，治病多奇驗」的山西介休人韓醫婦;清代還有「晚年精於醫」的吳江人朱玉，皆名噪於當時。
行醫救國 以強種族
不為良相寧為良醫，醫人醫國、匡世濟時的思想在古代醫家中廣為流行。歷史上不少著名醫家正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建立了感人的業績，但在婦女中產生行醫教國思想的實屬少有，而曾懿為其中之佼佼者。
曾懿，又名伯淵，四川華陽人。生於清朝道光十七年(1837)，正處於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變革維新呼聲口益高漲的時代。在那時代動蕩、社會變革的政治環境中，她接受了進化論和改良主義思想。她認為國家要自立富強，首先必須強大種族，而醫學衛生，對家庭可以「保康強」，對國家可以「強種族」。這便是曾氏研究醫理、著書立說、推行行醫救國的指導思想。
曾懿的思想和學識集中反映在所著《古歡室叢書》(成書於光緒三十二年)中。內有《女學篇》、《醫學篇》、《詩詞集》三個主要部分，並附《中饋錄》。
《醫學篇》共二冊，上冊專論溫病，下冊專論雜病。她認為金元四大家皆有偏勝，故推崇當代著名醫家葉天士、徐靈胎、吳鞠通、王士雄、費晉卿等，說諸人「皆能運化古方，以治今人之病」。她曾四次罹染溫病，都賴吳鞠通的理論指導轉危為安，因此十分傾服吳氏的《溫病條辨》，評贊他「妙在頓人津液,不專攻伐」。在她自己的著作中也較多採用吳氏之說及其醫方。曾氏推求古法而能棄其所偏，潛心體察而能掇其精華。她經過三十餘年的精心研究，對傷寒、溫病的病症及其治法進行了明晰評辨，寫成了醫論數章，又對自製諸方進行了篩選，亦選其靈驗者薈萃成帙。這就是曾氏《醫學篇》的大概。
綜上所述，出家修道是隋唐婦女學醫行醫所常攀登的一條崎嶇蹊徑；家庭緣淵、前人經驗和本人勤勉、揚長避短是古代婦女成醫的主客觀條件；時代潮流、行醫救國思想是推動她們奮起學醫的社會動力；而宮廷女醫系來自民間女醫，要說女醫成長的道路也許主要是這幾條吧。中國古代女醫，功著人間，必將歷萬世而不朽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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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上海中醫藥雜誌」，作者/王慧芳，樓紹來，編輯/山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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