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為什麼是一個暴君
文/蘇則（原創）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明朝開國皇帝，原名朱重八，生於濠州鍾離縣，出身貧農家庭。他在位三十一年間，殺戮功臣、打擊富民、推出海禁、永廢相位、設置直屬皇權的情報機構（如錦衣衛），把中國古代王朝的專制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01
朱元璋：「元朝之失天下，失太寬」
今天我們討論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統治。而在此之前，我們首先要對蒙元——至少是元末——的政治形態和社會狀況有一些了解。因為眾所周知，明朝是朱元璋在取代了蒙元在中原的統治之後建立起來的。
但要了解這個背景，又不是那麼容易的。原因是：明朝是漢族在中原建立的最後一個大一統的古代專制帝國，它是被關外的滿清取代的。而到了滿清的末期，因為近代在西方興起的民族主義的強大輸入，十八省的知識分子們——其中以章太炎和孫中山最為重要——也開始按照西方那套民族主義的邏輯來建構漢族的民族主義。那麼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就是重塑民族史觀的歷史。在這個背景下，滿清和蒙元的統治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抹黑，而明朝與太平天國的統治則在很大程度上被過度美化了。
影響及於今日，所以現在一個比較流行的史觀是：蒙元是對待民眾（特別是漢人）非常暴虐苛刻的異族政權，元末群雄之戰，其實是漢人反對蒙古人統治的民族解放戰爭，而朱元璋則是把漢人從蒙古人暴政下成功解放出來，並且寬待他們的民族英雄。
同盟會成立後發起的第一次大規模起義——萍瀏醴起義中的一份檄文里寫道：「昔在胡元將亡，中原豪傑四起，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即朱元璋），揚三尺之劍，奮七尺之軀，以淮右布衣，赴義淮上。遂能掃蕩胡虜，復我冠裳，洵所謂志繼虞夏，功邁陶唐者也。」
但這些說法是有問題的，即使不是完全錯誤，至少也有相當比例的誇大其詞。現在流傳的「蒙元暴政」，最有名的一點是所謂的四等人制，也就是說，元朝社會非常黑暗，蒙古統治者在制度上把民眾按種族分成四等，地位由高到低：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各色名目」之人，在這個說法里包括一切除蒙古、漢人、南人以外的西北民族，史實上是一個比較含混的概念），第三等是北方漢人（「漢人」），第四等是南方漢人（「南人」）。這個「制度」當然非常糟糕，但從考據的角度講，到目前為止，這找不出什麼史料根據的。北京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張帆曾提到過金庸請教他有關元朝「四等人制」的事：「從前金庸先生來北大訪問，我有幸見到他，他就問我這個問題，說『四等人制』到底是哪年頒布的？怎麼查也查不到。確實查不到，因為就沒有頒布過。」實際上，這個「制度」傳說正是在清末和民國時代，在一些民族主義史家的著述中風行起來的（最有名的是錢穆的《國史大綱》）。
錢穆《國史大綱》明確提出了元代「四等人制」的說法，是這個制度傳說的重要源頭之一。（見《錢賓四先生全集》卷二十八《國史大綱（下）》）
那麼蒙元的統治究竟是不是「暴虐苛刻」呢？我們還是要去找前後朝代的對比。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是：元末明初的君臣們一般公認，元代是一個統治相對寬鬆的朝代。他們甚至認為，元朝是因為治理過於寬鬆，導致失去了天下。成書於洪武七年（1374）的官修《皇明寶訓》（翻譯成現代語言，就是「朱元璋太祖最高指示」）中，朱元璋召見元代舊臣，詢問政事得失，他親口評價：
我要了解一下你們元代的政策失誤，作為我們統治的借鑒警戒。就像是駕駛馬車，前面的馬車既然已經翻了，後來的馬車就不能跟著前一輛馬車的車印子走嘛！我看元朝失去天下，是因為你們的法政太寬容了。古時候秦朝失去天下，是因為他們太暴虐了。所以後來漢朝興起，用寬和的政策補正它，這是對的。但現在元朝失去天下，是因為太寬容了，那麼我就要用嚴厲的法政補正它。政治措施，要用寬和和嚴厲互相補充的嘛！只要合適就好了嘛！
《皇明寶訓》成書於洪武七年, 由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等人共同修纂完成。它是明洪武年間成書較早的官修史書，相對後世多經篡改的明代史料，較為真實，對於研究明初歷史具有重要的價值。
我們再看一些時代相近人的評價。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重要的幕僚謀士劉基（也就是著名的劉伯溫）死後八年，他兒子的朋友黃紀善給他寫了一篇「行狀」（個人履歷），其中提到，劉基在朱元璋手下的時候，曾經進言：「自宋代和元代以來，法度寬縱很久了。現在要讓政治法度整齊嚴肅，然後才可以施行仁政。」在法律方面，明代文臣自己編的《元史·刑法志》里，則明確說明：「元代的刑法，優點是仁厚，而其缺點，則是遲緩而缺乏節制。」
由此可見，元代統治相對寬仁，乃是當時的共識。反過來說，明代出於「元失天下以寬」的認知，採用比元代更為嚴厲苛刻的統治，也是當時的共識。雖然在清朝編定，但是受明代遺民影響很大的《明史》，雖說對於明代和朱元璋的統治，頗有回護溢美之詞，但在朱元璋的《本紀》總結中，仍然不得不實事求是地說：朱元璋有感於元代法政廢弛，崇尚嚴酷的統治。（「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
既然元代的法政寬鬆仁厚，為什麼還會造成元末群雄並起的局面呢？一方面，這是由於蒙古貴族退化衰落，腐敗和內鬥削弱了他們直接統治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正是由於元代的統治相對寬鬆，使得當時社會上的地方力量、豪強力量充沛強大。所以到元代末年，遇上幾次自然災變和官僚集團的著力壓制壓榨之後，地方力量推動自治的趨勢隨之產生。
這裡有兩個比較重要的歷史事實，有助於我們釐清元末格局：第一，當時起兵的元末群雄，絕大多數不是典型的農民或者遊民出身。北方最強的王保保，本身就是蒙古貴族（蒙古名擴廓帖木兒，即《倚天屠龍記》中趙敏哥哥的原型）；其餘如李思齊、張良弼，都是旨在剿匪的地方地主勢力。再如較早起兵，一般被歸類於「農民起義領袖」的浙東方國珍，以及東吳張士誠，其實原是私鹽販子，販賣私鹽需要地方關係和武力組織——過去五代十國時的吳越國君錢鏐，也是鹽販出身——所以他們在當地時，更多採取和地方合作的方式、採取保境安民的政策，謀求本土階級和解，而不像是李自成、張獻忠那樣，發動遊民，劫掠富戶，搞典型的流寇戰爭。所以形成對比的是，李自成一旦失敗，地方小地主欲殺之而後快，而即使張士誠走向失敗，江浙的富戶和民眾們也會一如既往支持他，這就是在東南地區流傳一時的「死不怨泰州張」（跟著他死而無怨）。
張士誠（1321年－1367年），原名張九四，泰州白駒場（今江蘇大豐）人，他統治東吳十餘年，保境安民，輕徭薄賦，為民眾所懷念。他死之後，江南各地哀而祀之，稱之為「張王」、「張元帥」，至今流傳。
第二，起兵的群雄和蒙元朝廷，事實上維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而不是後來那些民族主義史家想像的那樣，搞你死我活的民族鬥爭。北方諸強本屬蒙元旗下，而南方如方國珍固然曾經起兵反元，但後來仍然接受元朝官職，以「江浙行省左丞相、衢國公」，假節鉞守浙東——就像東漢末年的地方諸侯那樣。他甚至與蒙元一道聯合征討張士誠，使張士誠最終降元，封為太尉——而蒙古人也確實沒有對張士誠或方國珍趕盡殺絕。
另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就發生在朱元璋本人身上。《明史》記載，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軍在高郵擊敗張士誠後，大舉攻擊朱元璋的軍事要地滁州。朱元璋怎麼擺平這件事的呢？他歸還了先前搶奪的蒙元馬匹，派遣地方父老帶著牛和酒向元軍道歉：「我守著城池不讓你們進來，是為了防備其他的盜賊流寇啊。我們其實是大大的良民，你們為什麼要放下真正的大盜賊不去剿滅，偏偏要來殺戮良民呢？」——說來有趣，元兵居然就這樣離開了。
所以在元末時，蒙古朝廷對於地方勢力，類似他們一貫的法度，其實是比較寬容的：只要你能在名義上認可朝廷權威，然後擔負一下守土安民、剿除流寇的職責，最好能再像方國珍那樣，提供一些財政和軍事上的支持，蒙古人就允許你的存在。如果這個格局得以持續，那麼可以想像，這會形成類似日本戰國或者歐洲列國那樣的格局。當然歷史不容假設，最後是朱元璋再度完成了對十八省的統一。
02
「猛政」時代的到來
我們前面先辨析了一下元末的情況，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我們只有搞清楚了元末的情況，才能清晰解釋朱元璋立法、建制、行政的特點和動機所在。前面說過，在朱元璋和他的臣子們看來，元朝之所以會崩潰，就是因為蒙古人太老實了、太仁厚了，以至於手下的大將——例如王保保和李思齊他們——不聽管束，而地方上的勢力——例如方國珍和張士誠他們——能夠崛起。用朱元璋本人的話來說，就是：「元朝的統治者不夠強硬，導致威福自皇權下落入地方，最終導致大亂，現在我們要吸取他們的經驗教訓」（「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今宜鑒之」）。所以說，我這偉大的朱元璋一上台，就要全盤改變這種情況，使得我皇家的威權，永不下移，我朱家的江山，永不動搖。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朱元璋的一切政治主張與實踐，實際基本就是蒙元的反面。蒙古政治不是仁厚嗎？我就要苛刻行政；蒙古法制不是寬鬆嗎？我就搞嚴刑峻法。蒙古皇帝不是喜歡放權給他們的軍事貴族和重臣嗎？王保保後來尾大不掉，不聽從中央調遣，搞得末代皇帝元順帝都沒什麼存在感了。我朱元璋就要防備這種事情，及時殺戮功臣要員。宰相胡惟庸，「專權」、「謀反」，該殺（1380年）；藍玉破北元於大漠，有軍權與將才，該殺（1393年）。而宰相胡惟庸之死，又導致御史大夫陳寧、御史中丞塗節等眾多要員牽連被殺。
胡惟庸死十年之後（1390年），朱元璋還不放過，他追問胡案，又牽連到開國功臣李善長，將七十七歲的李善長、連同其妻女弟侄七十餘人一併處死。處死的理由是他沒有及時告發胡惟庸謀逆的事情。而同時被處死的，還有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受株連者達三萬人。至於藍玉案中，遭到族誅者，即有一萬五千之眾。所有這些大案，都用一頂「謀反不軌」、「通敵叛國」之類的大帽子扣上來，但說到證據，則曖昧薄弱、自相矛盾之極，基本可以斷定為冤案。
自胡、藍兩案之後，明代的開國元勛就基本都死完了（「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清代史家趙翼指出：漢高祖劉邦誅殺功臣，固然殘忍，但他一定要除去不可的，也就是韓信和彭越罷了……唯獨到了明太祖朱元璋，他仗著各個功臣的幫助取得天下，而到天下已定之後，就把這些幫助他取得天下的人物都抓起來殺了，他的殘忍，實在是「千古所未有」。
朱元璋隨意大肆殺戮功臣，是為了防止類似元代皇權旁落的發生，這自然完全是出於私心，和什麼民族大義和國家利益都牽扯不上任何關係。而在另一方面，正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元代末年之所以形成群雄並起的情況，還有一個要素是：在元代寬鬆統治下，地方形成了較為強大的地主豪民勢力，例如江蘇、浙江富戶支持的張士誠、方國珍地方自治政權——張士誠尤其硬氣，在地方士紳支持下，和朱元璋軍對抗到最後一刻，終於不屈而死。而朱元璋一旦上位之後，就要反蒙元之道而行之，徹底摧毀這些地方政權的根本和基礎。
張士誠、方國珍的力量源泉，其實在於東南地區民眾相對充裕的經濟水平。正所謂「足食」才能「足兵」。歐洲歷史上的許多獨立市和城市商業聯盟，便以貿易與經濟的發達始，以建設自衛武裝、互相保障安全終。而中國東南地區的經濟發展依恃兩點：第一，相對優越的自然條件和因此較高的農業生產率；第二，在東南沿海蓬勃展開的海外貿易，為蘇浙民眾提供商業利潤和軍事裝備。
朱元璋擊破方國珍、毀滅張士誠，雙方損傷均為甚重，也因此與東南人結下深仇。朱元璋深知他們的經濟力量和發展潛力，因此，他要毀掉東南民眾的經濟基礎。首先，朱元璋用極為苛刻的財政和農業政策，壓榨三吳兩浙民眾。自宋代以來，大政府壟斷大片土地的制度對東南民眾就已經極為苛刻了。而到朱元璋征服東南之後，更是把張士誠政權的官有土地和東南富民的土地一併括去，收歸朱明王朝所有；即使是沒有被收歸國有的民有土地，也要按照國有土地比民田高出六成的稅率交稅。——不但如此，朱明覬覦浙西地區土地膏腴，因此再加賦稅，每「畝加二倍」，浙西部分地區，稅率竟比普通地區高數十倍（《明史》提及，浙西「畝稅有二三石者」，朱元璋定下的田賦，一般為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三升三合五勺，一石合十斗，一鬥合十升）。其結果是：朱明王朝在田地僅佔全國1.76%，戶口僅佔6.96%的蘇松二府，徵收的米麥就達到了全國的13.69%。
《明史·食貨志》：蘇州、松江（今上海）、嘉興、湖州四地民眾為張士誠守城，朱元璋對此非常憤怒，因此籍沒了當地豪族和富民的田地作為官田。朱元璋的孫子建文帝朱允炆也在詔書中承認，「江、浙賦獨重」，是為了懲戒當時頑抗的民眾。
如果說對東南地區的高賦稅還可以被牽強地美化為「調劑地域貧富差異」，是「利國利民」的「偉大政策」。那麼朱元璋在東南沿海實行海禁的政策，就是徹徹底底的損人不利己。眾所周知，「明祖（朱元璋）定製，片板不許下海」（《明史·朱紈傳》）。而在朱元璋統治的洪武年間，每隔一到三年，就要申諭海禁。而當時海禁之嚴酷，達到「凡將馬、牛、軍需、鐵貨、銅錢、緞疋、細絹絲棉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貨船車併入官。……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的程度（《大明律附例》卷十五）。就連民間使用洋貨，也受到禁止，違者因此獲罪（《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三十一）。
或有人說，這是因為當時方國珍、張士誠餘黨尚在，倭寇橫行，所以皇帝陛下出於體恤民情，特意下令禁止海上貿易，以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其實這個借口極其可笑，因為朱元璋不但禁止了海上貿易，甚至還禁止漁民下海捕魚。洪武十七年（1384年），「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 禁民入海捕漁」。（《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五十九）這在根本上就已經直接斷絕了漁民的生計依靠和財產來源，這還用得著倭寇來搶嗎？難道這世界上還有擔心別人食物中毒，就讓他們不吃飯的「好心人」嗎？其實也用不著這些文人洗地，朱元璋本人就坦坦蕩蕩說得很清楚了：「朕以海道可通外邦, 故嘗禁其往來。」（《明太祖實錄》卷七十）很清楚，他不是顧慮沿海人民的安危福利，只是擔心「外來勢力」動搖了他的統治而已。相比元代較為自由繁榮的海洋貿易（當時泉州堪稱世界第一流的國際大港），這無疑是巨大的退步。
明朝所謂倭寇，其實主要以沿海的南方漢人為主體，《明史日本傳》有云：「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因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沿海地區之民眾不得從事海上經商，故而大部分的晚期倭寇都是些走私行商不成，最後被朝廷逼成倭寇的南方漢族商人。
打壓閹割東南，終將累及全局。東南自古富庶，為內地移民謀生之所，在朱明治下，江浙民眾居然大批逃亡。歷來中國史學家為證明東方不輸西方的先進性，拚命想要證明明清時代資本主義的萌芽。他們所寄希望的，不過是東南一角而已。但按當時蘇州一府的田稅看，民田不及官田的十七分之一，對外私人貿易又遭斷絕，民間力量如此弱小，東南即使有魚米山海之利，又有什麼機會和歐洲、日本競爭呢？
03
底層流氓的心態和統治
那麼我們回顧朱元璋殺戮功臣、壓制地方的種種歷史，可以看到他的模式和動機是完全一致的：為了鞏固自己的絕對統治，提前打壓相對較強、較有潛力的社會團體，而這種打壓又非常徹底，往往是用斬草除根的做法。這是一種非常陰險懦弱，甚至可以說是下三濫的做法，體面勇敢、堂堂正正的人是不會用這種方式的。我們打個比方來說，比如俠客或者騎士單挑，這自然是勝敗無常、生死有命，但要是你把對方還沒長大的孩子也給殺了，這就是非常低劣、不體面的手段了。朱元璋的政治手腕（殺戮功臣和壓制地方）只不過是殺戮孩童的智慧而已，並不見得有多麼聰明。當年蒙古人在滁州城下圍攻他的時候，難道就不能把他朱元璋趕盡殺絕嗎？蒙古人只是不屑去做這樣的事情而已。
但朱元璋就是幹得出這種別人干不出的事情，這就是底層起來的流氓的特徵。朱元璋早年的經歷，在正史中被美化、神化甚多。但從明代《皇陵碑》（歸則無家，出則無學，乃勉而游食四方……崎嶇二載）、《龍興寺碑》等史料看來，他早年無家無學、寄居寺廟、游食四方，以乞討為生，則是確鑿的事實。這種殘酷的環境容易使人粗鄙、野蠻、仇視社會，卻很難培養出健全的道德觀念。因此朱元璋後來參與和領導的淮右紅巾軍，在元末群雄中，就以吃人著稱，而且又特別喜歡吃兒童和婦女——同情和保護弱者的往往是強者，而弱者常常對同類更為殘酷。
趙翼也注意到，朱元璋的很多行為模式，和他的出身是有關係的。趙翼說：朱元璋是底層布衣起事，和漢高祖劉邦類似，所以朱元璋手下的人，特別喜歡用劉邦的事例來遊說朱元璋，而朱元璋心裡也一直把劉邦看做是一個偶像，想要去效仿他的行為模式。這個分析是非常精當準確的。當然劉邦的出身其實還比朱元璋好一些，說起來也是基層官吏（亭長），但比起軍事貴族項羽，他就不能不相形見絀，顯出一幅不太要臉的流氓樣子：項羽「死亦為鬼雄」，烏江自刎，但對於劉邦來說，投降、拋棄妻子就是家常便飯的事情了。
剛起兵時，朱元璋就以漢高祖自命，並詢問李善長平定天下的策略，李善長說：「漢高祖出生底層平民，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年成就帝業，您出身的濠州離劉邦出身的沛縣不遠，學漢高祖那一套就能平定天下了。」朱元璋非常高興，後來又把李善長比作蕭何——當然，他最後殺了這位蕭何的全家（《明史·李善長傳》、《孔克仁傳》）。
朱元璋的心理和行為模式類似劉邦，但因為他出身更差、自卑感更強，因此底線也比劉邦更低。他殺戮功臣，類似劉邦，就是自卑心理作祟，放心不下可能比他更強、更有才和有德的人，但他殺戮防備功臣，就要比劉邦更加過分。劉邦雖然猜忌，但對不影響自己權位的謀臣和文僚們，還算是客氣的。而朱元璋猜忌，就連自己的「蕭何」李善長，還有胡惟庸都殺了全族。朱元璋打壓東南富豪，也仿照了劉邦遷徙齊國、楚國大族到關中的典故，而一如既往的是：朱元璋比劉邦做得更加過分，他以重稅和海禁的自閹式政策，直接阻礙了東南幾十年的經濟社會發展。
自卑感不但讓朱元璋仇功臣、仇富豪，也使他仇文人、仇文字。朱元璋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因此他對文人極其苛刻，非常擔心他們在舞文弄墨之餘，對自己不光彩的過去暗藏譏諷。因此在正史和野史中，朱元璋都以興起文字獄著稱。明初臣子們因文字觸犯他的忌諱而死者甚多。根據趙翼《廿二史札記》引用的《朝野異聞錄》，被朱元璋忌諱並因此殺過人的字，有發音近「賊」（紅巾軍出身）的「則」，發音近「僧」（出家乞食）的「生」，字形拆開為「歹朱」的「殊」，甚至還避諱「光」（和尚光頭）。總之，只要略微觸碰到他的早年心理陰影，自卑感就會驅使朱元璋成為一個殺人狂魔。
（阿Q）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一犯諱，不問有心與無心，阿Ｑ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阿Q這一部分的原型就是野史中的朱元璋。
這些野史也許未必全然可信。但朱元璋對文人和文字的自卑、畏懼和怨恨絕對真實。自古以來，再大的暴君也不過是封殺文人反對的聲音，而朱元璋連沉默的權利都不給他們。他首創了「文人不為君用罪」，昭告天下：全國的文人，凡不為他所用，不合作不唱讚歌的，就是砍了他們的頭、抄了他們的家也不為過。
朱元璋比劉邦的破壞更大，就是因為前者把這種自卑心理驅動的集權私慾給永久制度化了。在朱明之前，相權是阻遏君權專制的最後一個緩衝裝置。但朱元璋滅族胡惟庸後，就永遠廢除了宰相的職位，由君主直接管理下屬機構。在他意圖「垂範後世」的《皇明祖訓》中，朱元璋寫道：「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即皇帝）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朱元璋的文辭和他的動機一樣鄙陋，充分展現了他陰暗猥瑣的內心。
為了防備文臣武將，朱元璋把特務政治也引入帝國制度中，從此流毒無窮。「錦衣衛」的前身，是金朝和元朝的拱衛直使司或拱衛司，但都屬於禮部，非天子直屬。而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則直接改錦衣衛為十二親軍衛之一，使之從此成為皇帝偵查監視抓捕臣民的私兵，而東亞大陸也從此陷入恐怖政治之中。除此之外，朱元璋更一反宋元相對寬鬆的刑法，以廷杖當眾懲罰大臣，以挑筋去指、去膝斷手、閹割凌遲甚至剝皮實草恐嚇和虐待臣民。
這些酷刑不是堂堂正正的體面人能搞出來的政治手段，非長期仇恨社會、心理變態的人士不能為。不但如此，此例一開，上行下效，後患無窮。有一些史料顯示，明末的遊民暴亂領袖，以殺人著稱的張獻忠，就是直接效仿洪武大帝朱元璋的好榜樣，把剝皮這一刑罰「發揚光大」，殺戮文人官員。在這一點上，張獻忠和朱元璋這兩個同階級出身的底層遊民，可以說是顯示了同樣的陰暗心靈和道德水平。
朱元璋大概也只有在他過去的同類——那些遊民和貧民們面前，才可以如魚得水，找到自己渴望的安全感和尊嚴。對於這些人，朱元璋還算是比較寬容，甚至會時時表露出對他來說極為難得的溫情。這也許可以說是朱元璋唯一的「優點」了。眾多史料都記錄了朱元璋稱帝後大力接濟底層的事迹。但是，朱元璋的政治智慧僅限於把上流階級抑製成底層貧民，要把底層貧民帶動為上流階級，對他來說還是過於困難了。朱元璋幫助底層的措施，歸根結底，不過是努力剝削富民的財富，然後直接給貧民、遊民發錢，或者讓官府供養他們而已。但是，真正可以讓底層民眾在精神和物質上長久富足的，是社會生產力的整體提高。而在這一方面，朱元璋一般只能起負作用。
《明史》記載，朱元璋設置了「養濟院」，用於收納孤苦無告的貧民，每月由官方提供糧食，又設立「漏澤園」安葬死去的貧民。由於他是底層出身，認為元末豪強過於強勢，因此立法往往「右貧抑富」——站在窮人一邊，壓制富人。自朱元璋開始，明代皇帝們前仆後繼，把東南富戶遷移到京城附近，汲取他們的財富，等到一批榨乾了，就再換另一批：天下沒有白給的午餐，朱元璋用來討好貧民的錢糧，就是這麼來的。
悠悠天道，以一種極為詭異的方式報復了朱元璋和他的子孫。真正毀滅了明朝的不是東南富民，正是朱明王朝特意花錢供養的貧民和遊民們。朱明政府在關中設置了過多不必要的驛卒崗位，用來吸收當地遊民。而以當時關中的農業生產水平，根本供養不了這麼多人。朱明王朝刻意削弱東南，轉移支付到關中。結果就是：關中的生產力和社會承載能力並沒有有效提高，一旦發生自然災變，自東南富戶那裡汲取的血液不再能夠餵飽關中貧民，後者就會反噬自己的接濟者，毀滅朱明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要粉墨登場。而到最後時刻，南明王朝的真正依靠，竟然成了他們過去一意打壓的東南士紳和海盜背景的鄭成功集團。
04
朱元璋綁架了「漢族」和「中國」
那麼，以上就是章太炎和孫中山念茲在茲、吹捧讚頌的民族英雄朱元璋大帝。他是流氓皇帝劉邦的模仿者、底層游寇的張獻忠的先聲——而他本人的一生，可以說是集自私、猥瑣、懦弱、狠毒、愚蠢和無情無義之大成。他對中國造成的傷害，要遠遠超過他所做出的貢獻，然而，二十世紀初西方民族主義的輸入，使得當時的知識分子們飢不擇食，竟然把朱元璋包裝成了聖主明君的典型。同時代被包裝美化的，還有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甚至還有焚書坑儒的秦始皇。
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時期，在南京隆重祭祀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又率領「國務卿士、文武將吏」拜謁明孝陵，祭祀明太祖，發表了兩個文告：《祭明太祖文》、《謁明太祖陵文》。
按照這些知識分子的理解，朱元璋是引導民族解放的先行者，而元末戰爭則是漢族反對蒙古暴政的民族戰爭——這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如前所述，朱元璋對待中國人，要比蒙古人對待中國人暴虐得多。朱元璋雖然也曾利用華夷之辨的宣傳在民間為自己造勢，但這只是機會主義的做法而已。當時社會的君臣關係要比民族關係更重要，因此元代漢臣不願意出仕明朝是普遍現象。朱元璋本人和蒙元及其旗下諸部多有聯繫，而出於繼承帝制的目的，朱元璋對蒙元始終是敬畏尊重的，他甚至告誡自己的臣子們，他們都承蒙元朝皇帝的養育，因此不可以對他們不敬。
那麼當年章太炎他們為了搞民族主義，不顧歷史事實地吹捧朱元璋、洪秀全、秦始皇這種人物，留下了一個極為糟糕的惡果。那就是，章太炎他們苦心經營的「漢族」和「中國」這些概念，就被這批暴君的鬼魂給綁架了。以章太炎之聰明和博學，也不得不硬著頭皮給秦始皇和朱元璋的統治洗地，就因為他們做過華夏的皇帝。章太炎說，這幾個人雖然毀滅了中國的貴族傳統，但畢竟造成了一個人人平等的局面，比起歐洲和日本社會貴族壓制平民的現狀，還是要高出一籌的。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來，秦始皇和朱元璋搞出來的平等，是大家都被打擊成底層的貧民遊民，大家一起墮落——這比起歐洲日本還有一些貴族遺存，而平民又被帶動向上向前，要糟糕得太多了。
說實在的，章太炎他們要搞民族主義、要搞國家主義，問題都不大——歐洲各國人在他們的十八、十九世紀，日本人在江戶-明治時代，韓國人在二十世紀初期，為了建設自己的民族主體性，都搞過這麼一套，不能說東亞大陸的人就不能搞。重點在於，我們必須和秦始皇、朱元璋、洪秀全這樣的暴君切割清楚。華夏文明裡，也不是沒有堂堂正正的英雄（如孔子和子路）、體面強健的歷史（如三代之治和兩周春秋）。但你不用，非要把朱元璋搬出來，說：「這是我們的民族英雄」，把秦政搬出來，說：「這是我們的優良傳統」。其結果就是，整個東亞大陸的傳統就被集權、酷刑、弱民這種下三濫的東西捆綁在一起了。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不尊重朱元璋，不尊重專制，就成了不愛國，就成了叛徒和洋奴——那東亞大陸就永遠只能在帝制的噩夢裡遊盪。關於這個問題，魯迅說得好：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半夏小集》）
— End —
TAG:馮學榮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