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與扔書
少年時家窮，沒有幾本書。第一次見到那樣多的書，而且是藏在有玻璃門的書櫃里，是我到一個同學家裡，他父親是當時北京日報的總編輯周遊。那時，真的很羨慕。渴望坐擁書城，是少年的夢想，也是那時的虛榮。
第一次買的像樣點兒的書，一本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編選的《李白詩選》，一本是馮至編選的《杜甫詩選》，一本是游國恩編選的《陸遊詩選》，一本是胡云翼編選的《宋詞選》。定價分別是1元5分，7角5分，8角，1元3角。現在看價錢不貴，當時對於我已屬奢侈，是偷得家裡一張5元錢的票子買下的，為此屁股挨了一頓父親的鞋底子。
那時，我讀初二。那時，家裡沒有書架，更不用說書櫃，是父親和弟弟動手，用燒紅的火筷子穿透兩根竹竿，再搭上一塊木板，權且當書架。只有一層，前後可以放兩排書，書架下面，是我家的米缸。精神食糧和物質食糧，都有了。
從北大荒插隊回北京當老師，第一個月的工資，我買了一個書架，花了22元，那時我的工資是42元半。這是我的第一個書架。如果說我真有什麼藏書的話，是後來花了20元買了一套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十卷本的《魯迅全集》，是舊書。之所以書架和這些書的價錢記得那樣清楚，是因為它們畢竟都屬於第一次。雖然屢次搬家丟棄了很多東西，它們卻一直如影相隨，還跟在我的身邊。
我不是藏書家，對藏書沒有任何奢望。我只是一個作者兼讀者。買書，便成為生活中如買菜一樣經常的事情。隨著日子和年齡一起的積累，家裡的書越發其多，不勝其累，清理舊書便迫在眉睫。我發現不少書其實真的是沒用，既沒有收藏價值，也沒有閱讀價值，有些根本連翻都沒翻過，只是平添了日子落上的灰塵。便想起曾經看過的田漢話劇《麗人行》，有這樣的一個細節：麗人和一商人同居，開始時，家中的書架上，商人投其所好擺滿的都是琳琅滿目的書籍，但到了後來，書架上擺滿的就都是麗人形形色色的高跟鞋了。心裡不禁嘲笑自己，和那麗人何其相似，不少書不過也是充當了擺設而已。藏書而不讀，藏書便沒有什麼價值。於是，便開始了一次次處理掉那些無用的書或自己根本不看的書，然後毫不留情地把它們扔掉。
我相信很多人會和我一樣，藏書的過程，就是不斷扔書的過程。藏書和扔書並存，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書買來是給自己看的，不是給別人看的。正經的讀書人（刨去藏書家），應該是書越看越少，越看越薄才是。再多的書中，能夠讓你想翻第二遍的，就如同能夠讓你想見第二遍的好女人一樣的少。想明白了這一點，貼滿兩面牆的書櫃里，填鴨一般塞滿的那些書，有棗一棍子沒棗一棒子買來的那些書，不是你的六宮粉黛，不是你的列陣將士，不是你的秘笈珍寶，是真真用不了那麼多的。在扔書的過程中，我這樣勸解自己：沒有什麼捨不得的，你不是在丟棄多年的老友和發小兒，也不是拋下結髮的老妻或新歡，你只是擯棄那些虛張聲勢的無用之別名，和以為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虛妄和虛榮，以及名利之間以文字塗飾的文縐縐的慾望。
對於我，這些年，扔掉的書，比現存的藏書，肯定要多。儘管這樣，倖存的書依然佔有我家整整10個書櫃。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做一次徹底的清理，堅決扔掉那些可有可無的書。只有扔掉書之後，方才能夠水落石出一般彰顯出藏書的價值和意義。一次次淘汰之後，剩下的那些書，才可以稱之為是藏書，它們與我不離不棄，顯示了它們對於我的作用，是其他書無可取代的；我對它們形影不離，說明了我對它們的感情，是長期日子中相互依存和彼此鏡鑒的結果。這樣的書，便如同由日子磨出的足下老繭，不是裝點在面孔上的美人痣，為的不是好看，而是走路時有用。
我心中存留的藏書，大概有一個書目：《魯迅全集》，包括後來買的《魯迅書信集》，《孫犁文集》，《契訶夫文集》，《泰戈爾文集》，《史記》，《詩經》，《楚辭》，《唐詩選》，《宋詩選》。還有剛剛粉碎「四人幫」時在王府井新華書店買的諸如雨果的《九三年》、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上下兩卷的《巴烏斯托夫斯基選集》等一批外國文學名著。那是我文學的啟蒙和寫作的老師。此外，我會留下最近這些年新買的而且一直放在床頭帶在身邊的錢仲聯編注的陸遊的《劍南詩稿》八卷，浦起龍編注的《讀杜心解》兩卷，以及當代為數不多的相識和不相識的中外作家學者的代表新著。我想，這些足夠我晚年翻閱的了。
當然，《李白詩選》、《杜甫詩選》、《陸遊詩選》、《宋詞選》那4本書，會在我的保存書目之列，因為那是我的少年藏書，而且，跟著我從北京到北大荒，又從北大荒到北京，風雪中的顛簸，已經有50多年。它們已經很破舊了。如果說藏書，它們才真正是我的藏書，或者有資格說是藏書。（肖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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