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夠處處以忠恕待人，那就離道不太遠了！

如果能夠處處以忠恕待人，那就離道不太遠了！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所以要學做君子之道的人，在世間人群中修行人道，並沒有其他特別的方法，你要知道我是一個人，別人也是一個人，如果我錯了，便改過就是了。

對人盡心儘力叫作忠。能夠原諒包容別人叫作恕。如果能夠處處以忠恕待人，那就離道不太遠了。換言之：你只要覺得這樣做，這樣說，加在我自己的身上是很不願意接受的，那你就不要照這樣加在別人的身上就對了。這句話，在《論語》上也記載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同一意義的兩種記錄。

《話說中庸》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問孔子，人生修養的道理能不能用一句話來概括？為人處世的道理不要說得那樣多，只要有一個重點，終身都可以照此目標去做的，孔子就講出這個恕道。後世提到孔子教學的精神，每每說儒家忠恕之道。後人研究它所包括的內容，恕道就是推己及人，替自己想也替人家想。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任何事情要客觀，想到我所要的，他也是要的。有人對於一件事情的處理，常會有對人不痛快、不滿意的地方。說老實話，假如是自己去處理，不見得比對方好，問題在於我們人類的心理，有一個自然的要求，都是要求別人能夠很圓滿；要求朋友、部下或長官，都希望他沒有缺點，樣樣都好。但是不要忘了，對方也是一個人，既然是人就有缺點。再從心理學上研究，這樣希望別人好，是絕對的自私，因為所要求對方的圓滿無缺點，是以自己的看法和需要為基礎。我認為對方的不對處，實際上只是因為違反了我的看法，根據自己的需要或行為產生的觀念，才會覺得對方是不對的。社會上都是如此要求別人，尤其是宗教圈子裡更嚴重，政治圈子裡也不外此例。一個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或佛教徒，對領導人——牧師、神父或法師們的要求，都很嚴格。因為宗教徒忘記了領導人也是一個人，而認為牧師、神父、法師就是神。這個心理好不好？好。但是要求別人太高了。從這個例子，就可知恕道之難。後人解釋恕道，把這個恕字分開來，解作如心。就是合於我的心，我的心所要的，別人也要；我所想占的利益，別人也想占。我們分一點利益出來給別人，這就是恕；覺得別人不對，原諒他一點，也就是恕。

恕道對子貢來說，尤其重要。因為他才華很高，孔門弟子中，子貢在事功上的表現，不但生意做得好，是工商業的巨子，他在外交、政治方面也都是傑出之才。才高的人，很容易犯不能饒恕別人的毛病，看到別人的錯誤會難以容忍。所以孔子對子貢講這個話，更有深切的意義。他答覆子貢說，有一句話可以終身行之而有益，但很難做到的，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恕道的註解。

問題又來了，在上論《公冶長》篇中，我們看到子貢說過：「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也已經提出他的推己及人之恕道。他說：「我不希望別人給我的；同樣的，我也不想轉加給別人。」可見他早已在實行恕道。可是在這裡孔子卻說，子貢啊，這不是你能做得到的。現在孔子反而教子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與子貢的前言，又有什麼差別？難道孔子老是擺權威，只有他的對，學生的話對了也是錯嗎？其實不然，子貢所提出的話，和孔子現在答的，從表面上看，似乎只有文字上的不同，其意義是一樣的。事實上，大有立足點的不同。子貢是說，我所不想別人加給我那些不合理的，我也同樣地不想加到別人身上。這是以我為中心，我受到了妨害之後，才想到不要同樣地找別人的麻煩。現在孔子說的，只要我自己發現不要的，便不要再施給別人。根本上在嚴格要求自身的凈化，不要靠比較以後才想到別人。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如果把這兩節連起來講，正好互作闡發，那便是：「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便是孔子教授法的機鋒銳利，等於後世禪門中一個故事：唐末詩僧貫休作了兩句很得意的詩：「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他拿給一位禪門的老和尚看，老和尚反問他：「如何是此心呢？」貫休反而答不出來了。老和尚便笑說：「無人知此心。」這段孔子與子貢的對話，便同此一樣雋永有味，值得深思反省。

站在書獃子的立場，專門研究自己的人生，我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八個字做不到，隨時隨地我們會犯違背這八個字的錯誤。尤其在年輕一輩的團體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前天就有一個正在服兵役的學生回來說，他三支牙刷，六條短褲，都被摸跑了。事實上自己根本有這些東西，可是就喜歡把別人的摸來，摸到了心裡覺得很痛快。這種行為說他是偷嗎？不見得這麼嚴重。前天我們的樓梯口的一副門帘不見了。辦事的人說被偷了，我說算了，一定是被年輕人摸去了。說他有意偷嗎？他沒這個意思。說他沒有偷嗎？年輕人有這種心理，摸來很好玩，很有味道，還在那裡稱英雄。東西被人摸跑了，心裡一定會不高興，可是自己有機會，也會摸人家的。過團體生活的時候，有的人洗了手，本來要在自己的毛巾上擦乾淨，看見旁邊掛了一條，順手擦在別人的毛巾上。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思想行為出來呢？這是小事，不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於大的事，做到我所不要、所不願承受的事，也不讓別人承受，就太偉大了，這個人不是人，是聖人了。太難了！可是做人的存心，必須要向這個方向修養。能不能做到，另當別論。

這八個字的修養，要做到很難很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同時也就是「己所欲，施於人」。後來佛家思想傳到中國，翻譯為「布施」。施字上加一個「布」字，就是普遍的意思。佛家的布施和儒家這個恕道思想一樣，所謂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就是布施的精神。人生兩樣最難捨，一是財，一是命。只要有利於人世，把自己的生命財產都施出來，就是施。這太難了，雖然做不到，也應心嚮往之。

《論語別裁》

所謂「報冤行」，這就是說，凡是學佛學禪的人，首先要建立一個確定的人生觀。認為我這一生，來到這個世界，根本就是來償還欠債，報答所有與我有關之人的冤緣的。因為我們赤手空拳、赤條條地來到這個世界上，本來就一無所有。長大成人，吃的穿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眾生、國家、父母、師友們給予的恩惠。我只有負人，別人並無負我之處。因此要盡我之所有，盡我之所能，貢獻給世界的人們，以報謝他們的恩惠，還清我多生累劫自有生命以來的舊債。甚之，不惜犧牲自己而為世為人，濟世利物。大乘佛學所說首重布施的要點，也即由此而出發。這種精神，它不但與孔子的「忠恕之道」，以及「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入世之教，互相吻合，而且與老子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的效法天道自然的觀念，以及「以德報怨」的精神，完全相同。達摩大師自到中國以後，被人所嫉，曾經五次施毒，他既不還報，也無怨言。最後找到了傳人，所願已達，為了滿足妒嫉者仇視的願望，才中毒而終。這便是他以身教示範的宗風。以現代語來講，這是真正的宗教家、哲學家的精神所在。蘇格拉底的從容自飲毒藥；耶穌的被釘上十字架；子路的正其衣冠，引頸就戮；文天祥的從容走上斷頭台等事迹，也都同此道義而無二致。只是其間的出發點與目的，各有不同。原始在印度修習小乘佛學有成就的阿羅漢們，到了最後的生死之際，便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然後便溘然而逝，從容而終。後來禪宗六祖的弟子，永嘉大師在《證道歌》中說：「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先須償宿債。」都是這個宗旨的引申。所以真正的禪宗，並不是只以梅花明月，潔身自好便為究竟。後世學禪的人，只重理悟而不重行持，早已大錯而特錯。因此達摩大師在遺言中，便早已說過：「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深可慨然！

僧曇琳序記達摩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云：

「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

《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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