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堯震：敦煌寫經與書法史源流散論
從一張圖說起
圖1：仇英，《趙孟頫寫經換茶圖》，局部，明，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收藏的仇英《趙孟頫寫經換茶圖》（圖1），是流傳海外廣為人知的吳門繪畫名品。畫卷中，只見與僧人對坐的白袍文士，正欲提筆於石桌上作書，卻又不禁回頭望向趨前走來、手捧茶盒的侍童。此情此景，描繪的正是元代大書畫家趙孟頫寫《心經》換茶的故事。類似的故事，亦見於《晉書?王羲之傳》，講的是這位愛鵝成癖的書聖，為了得到鵝群，心甘情願為道士寫《道德經》作為交換。如此看來，寫經這一舉動，似乎具有某種特殊的價值意義，可能在於書法本身，還可能在於當中所含藏的宗教意涵和功德福報。不唯歷代大書法家，廣大民間信眾於流俗默化中多少亦知悉此事。於是乎，才會有像敦煌遺書那般數量極其龐大、內容包羅萬象的寫經作品留存至今。
書手寫經，施主飛升得道
寫經生的日課與習書範本
如果說前述仇英筆下的趙孟頫是畫家想像中書家寫經的形象，那麼保存在甘肅省安西榆林窟第25窟北壁東側的中唐時期壁畫（圖2），無疑便定焦於千餘年前寫經生的實際形象。在壁畫之左下角，可見到一名坐於樹蔭下的寫經生，正在施主的敦請下手執毛筆，展開橫卷，準備揮毫；畫幅右上，則繪出施主憑藉發願寫經之功德而飛升得道的身影。此幅圖畫以「異時同圖」的手法，十分貼切且生動地呈現古時善男信女發願請人寫經的情景。
圖2：《樹下寫經圖》壁畫，中唐，甘肅省安西榆林窟第25窟北壁東側
目前已知古時抄寫經卷者的身份，不外乎是受人僱用的寫經生、僧侶或一般庶人。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置身悠久寫經傳統中的這群人，究竟是通過何種途徑來學習書法呢？
一件藏於敦煌研究院的北魏獻文帝天安二年（467）《維摩詰所說經》卷（圖3），便揭露了這個謎底。由經卷上題有「天安二年八月廿三日，令狐歸兒課，王三典、張演虎等三人共作課也」，可知此乃一群年紀尚輕的孩童練習寫經書法的片段。學者毛秋瑾特別注意到，經卷中央有兩行字體較大、筆畫較粗的文字，寫的是佛經的名稱「維摩詰所說經一名不可思義解脫佛國品第一」，但細看其中第一行卻將「詰」字誤寫為「託」字，後來雖於第二行重抄經名時加以改正，不過此行的字距明顯緊縮，字與字全都擠在一起，而且這回又換成漏寫了「國」字，似乎透露出一股不情願重寫的意味，頗為逗趣。在此可以看到，這件令狐歸兒等幾位小朋友日課用的書法習作，採用的是當時流行的北魏寫經體，蠶頭燕尾的筆畫帶有濃重的隸意，讓整卷看起來既有趣味又有古意。
圖3：《維摩詰所說經》，局部，北魏天安二年（467），敦煌研究院藏
除此之外，在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寫本中，還發現了幾件唐人臨摹東晉王羲之尺牘（包括《龍保》《瞻近》《得足》三帖）的書法殘本（請參考本期陳建志《敦煌經卷中的王羲之、歐陽詢風格》一文），以及為數不少、將近30餘本的《千字文》寫本。眾所周知，《千字文》據傳是南朝梁武帝為教導諸子學書，命人從內府所藏王羲之書跡中搨取不重複的一千字，再由周興嗣次韻、編輯而成，是古代兒童啟蒙識字和書法習課的重要教材。而在這批敦煌《千字文》寫本中，最為精良的莫過於唐貞觀十五年（641）蔣善進所書真草二體合卷寫本（圖4）。其運筆精熟，溫潤秀美兼具，無論從形式結構、筆法或神韻等各方面觀之，都相當接近王羲之七世孫──隋代智永書《千字文》的風格，顯示出以名家或善書者之書跡作為模板，實為當時敦煌書法教育中相當普遍的情形。
圖4：蔣善進，《千字文》，局部，唐貞觀十五年（641），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這筆捺出去了沒？
寫經所反映的時代與地域書風
敦煌寫經雖因寫經者個人書藝巧拙之不同，風格看似有些差異，但其整體書風仍受到時代書風或審美趨向的影響。其中比較鮮明的例子，便出現在魏晉南北朝這個階段。
六朝初期的寫經，多具有濃重的隸書味道，這與當時的書體開始由隸轉楷的演變有關。觀目前存世敦煌寫經中最早的幾件寫本，如前涼昇平十二年（368）《道行品法句經第三十八》（圖5）、北朝初期《大般涅槃經卷第八》（圖6）、西涼建初二年（406）《十誦比丘戒本》等，都具有類似的特徵，包括橫畫或捺畫皆以重按收筆，甚至有些筆畫的尾端又再上挑，形成猶如燕尾的形狀，帶有濃重的隸意。然而，細看許多橫畫皆是以尖鋒起筆，不用逆鋒，字體亦由橫勢變為縱勢，結體略顯緊結，凡此種種無疑反映了向楷書逐漸演變的趨勢。此外，值得特別留意的是，《道行品法句經第三十八》及《大般涅槃經卷第八》的撇畫收尾，多帶有強而有力的回鉤，據此可推測書寫時應是使用一種像是武威、敦煌一帶出土之富有彈性的狼毫筆（圖7）振筆疾書，才能產生這般剛健挺拔的線條。敦煌寫經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藝術水平，和當時製作毛筆的技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圖5：《道行品法句經第三十八》，局部，前涼昇平十二年（368），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6：《大般涅槃經卷第八》，局部，北朝初期，敦煌文物研究所藏
普遍來說，北朝早期的寫卷多直接承襲了漢隸的筆法。相形之下，位於南方的南朝寫經則透露出更明顯的楷體性格。如書於湖北荊州的南朝梁天監五年（506）《大般涅槃經第十一》（圖8），堪稱是南朝寫經的代表。此卷書法結體均衡，布局平正，橫畫起筆稍輕，收筆略重，唯捺畫之收筆雖仍略施重壓，卻已捨棄強力頓筆再上揚的筆法習慣，加之通篇筆畫轉折及收筆踢、挑動作明顯，已然具備隋唐楷法的雛型，體現出東晉以來由鍾繇、二王所開創的正楷書風新氣息之影響，有別於前述《道行品法句經第三十八》等諸作，反映出南、北地域不同之書風。
圖8：《大般涅槃經第十一》，局部，南朝梁天監五年（506），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及至北朝晚期，隨著南北文化的不斷交流，北方寫經逐步與南方書法統一，楷書亦逐漸成為當時主要的書寫方式。如北朝晚期《大般涅槃經卷第六》（圖9），結字穩妥，行筆流暢而又靈活多變，即融合了北方魏碑如刀刻般線條挺拔的書風，以及南朝妍媚、流美的用筆，可說是往唐代成熟楷書過渡的代表作品。
圖9：《大般涅槃經卷第六》，局部，北朝晚期，甘肅省博物館藏
找尋《靈飛經》失去的名字
唐人寫經在書史上的價值及地位
唐代佛、道並崇，寫經活動極其活躍。與此同時，楷書亦已發展定型，名家輩出。當時著名的楷書家，如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顏真卿等，其書法無論在形式結構或筆法技巧上，皆臻至完美境界，可謂中國書法史上的黃金時代。
值此書學鼎盛之際，唐代寫經中自然屢見以法度嚴謹之唐楷大家作為學習的典範，如唐人書《起世經》《四分律卷一》（請參考本期陳建志《敦煌經卷中的王羲之、歐陽詢風格》一文）等，即明顯受到歐陽詢書風的影響。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因受到唐太宗酷愛王羲之書法的影響，此時期亦出現了諸多以王羲之圓潤遒媚、端雅雍容之書風為楷模的唐人寫經，如初唐顯慶五年（660）《妙法蓮華經第二》（圖10）、咸亨三年（672）《妙法蓮華經卷第六》（圖11）等，均透露出王羲之《蘭亭序》書風影響。全幅行距疏朗，結體方圓並濟，用筆時而清勁挺拔、時而圓熟溫潤，於落筆、收筆或筆畫連帶之間，均可見筆鋒運行的痕迹，散發出流動飄逸的氣質，實為唐人寫經的極精之作。
圖10：《妙法蓮華經第二》，局部，唐顯慶五年（660），伍倫2016秋拍拍品
圖11：《妙法蓮華經卷第六》，局部，唐咸亨三年（672），敦煌博物館藏
有意思的是，傳世一件書法史上的小楷名作《靈飛經》（圖12），亦與這批敦煌唐人寫經有關。《靈飛經》為流傳有緒的巨跡，曾入宋徽宗內府收藏。此件墨寶原無名款，但元代袁桷及明代董其昌皆認為此書應出自活動於唐開元年間、與薛稷齊名的書家鍾紹京之手。經董氏之推崇、宣揚，《靈飛經》遂不斷被人翻刻，廣為流傳，成為明清人學習小楷的範本。直到清代的王澍、錢泳，才開始質疑起《靈飛經》書者為鍾紹京之可能性。而伴隨著大量敦煌寫經的發現，近代學界對唐人寫經有更深入了解之後，學者啟功亦進一步指出《靈飛經》並非出自鍾紹京之手，而是唐開元年間某位寫經生的作品。不過，值得再商榷的是，由書風觀之，《靈飛經》在結字、筆法和氣質上，皆與上述唐顯慶五年（660）及咸亨三年（672）的兩件《妙法蓮華經》極為相似，其書寫年代或許還有可能上推50年至初唐時期。無論最後結論為何，《靈飛經》所引發的討論，說明了唐人寫經中不乏藝術高超之傑作，在中國書法史上確實有被重視與研究之價值。
圖12：《靈飛經》，局部，唐，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大師與寫經相遇
精巧與拙趣——張即之與蘇軾名作再解讀
敦煌莫高窟內所發現的寫經，倘由數量觀之，雖以隋唐迄吐蕃、歸義軍時期的寫本最多，但由於晚唐、五代書風已趨向定型且流於形式化，加之彼時政局動蕩不安，以至於寫經質量不如之前來得高。反而是宋代之後，受寫經影響的書家堪稱絡繹不絕，包括南宋張即之，元代趙孟頫、柯九思，明代宋克、沈度，清代金農等人，無不受到寫經書法的啟發，將其風格融入自己的藝術表現和書風發展歷程。
在上述書家當中，尤以張即之寫經小（中）楷書的精緻細密，予人極為深刻之印象。就在不久前，張即之所書《華嚴經》殘卷，甫以6325萬人民幣的天價拍出，足見其收藏價值已為市場所肯定。而在傳世的張即之書跡中，為追念其亡父忌辰而書於淳佑六年（1246）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圖13），則是有紀年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此件寫經，讓人聯想到唐人寫經那種法度嚴謹、筆法精妙，且帶有遒勁秀雅氣息的傳統；然而，通篇用筆中，更吸引人的還是那輕重對比強烈的筆畫、略帶拱形的結體，以及纖細如遊絲的線條等，這些皆屬張即之個人獨特的書風標誌，讓他在中國歷代寫經名手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圖13：張即之，《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局部，南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相對於張即之精緻優雅的書風，北宋蘇軾的書風又是另一番風味。說到其最廣為人知的作品，自然要屬被譽為天下第二行書的《寒食帖》，以及行楷書《前赤壁賦》。這兩件蘇軾成熟期的書作，同樣具有結字寬扁而緊密，用筆沉厚圓勁、筆畫豐腴，以及用墨凝重飽滿等特徵；其書風雖看似樸拙自然，卻特別能傳達出幽微的情思，令人動容！一般多認為蘇軾之書學得力於晉、唐人，即初學二王、中年學顏真卿、楊凝式，後改習李邕，再將古代大師的書法融入自己的新意，開創宋人「尚意」書風之源流。但值得留意的是，在1985年出版的《敦煌遺書書法選》一篇代序中，編者卻特別注意到蘇軾書法與敦煌寫經的關係，指出其《前赤壁賦》與西魏《賢愚經卷第二》在書風上的關聯（圖14、15）。確實，將兩者並列齊觀，即不難看出其在結字、筆法和神韻等各方面，都有著孿生兄弟般極高的相似度。此究竟純屬巧合？抑或蘇軾刻意習之？目前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敦煌藏經確實是集民間書法大成之最多元的寶庫，想必其中猶有諸多書法史上的奇珍瑰寶，等待有心人深入發掘更豐富中國書法史之面貌。
圖14：蘇軾，《前赤壁賦》，局部，北宋，台北故宮藏
圖15：《賢愚經卷第二》，局部，西魏，甘肅省博物館藏
來源：典藏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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