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對早期中國社會學的認識
費孝通是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者之一。1935年8月，離開清華大學研究院之後，他隨即選擇以社區研究為切入點。在認識中國的雄心驅動下，他和王同惠於1935年進行了第一次大瑤山調查。這是他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調查和研究的開始，由此奠定了他「到實地去」的學術風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對早期中國社會學定位和走向的認識概貌。
基於大瑤山的田野調查經歷，他認識到，在沒有明了一個特定文化的結構之前，不應任意評判該文化特質的「好」和「壞」「文明」和「野蠻」。他指出，研究者只能用極為客觀的態度來觀察和敘述，這種撇開價值問題的研究是一個嚴謹的研究者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不能先入為主地對研究的文化事項進行批評，「沒有了解的批評是誤會！」應該說，在當時，費孝通的這個認識是十分深刻的，但這只是他來自於大瑤山調查的真切體驗，是圍繞王同惠之所言而引發的感想性的回應文字，是基於社會調查田野體會的研究心得和學術感悟。客觀地說，很難認為，當時的費孝通已經有了上升到學科及其追求層面的認識。
關注學科定位和學術研究本身
在《社會研究能有用么》中，他指出，問題的關鍵在於，有時候，由於受困於外力，本來有用的社會研究並不能為研究者所在的國度所用。費孝通還針對李景漢的「定縣社會調查」的學術命運，不無遺憾和感傷地指出，國人對這樣的調查不予重視，該是「令人畏懼的事」。在他看來，社會研究之有沒有用的問題，是一個知行分工的大社會中能否合作的問題，是研究者和決策者在各自的領域各盡其責、共同以濟世救民為責任的問題。他在文章的最後指出：「我們不怕研究的沒有用，只怕有用的研究得不到正確的用途。」在筆者看來，這樣的觀點是認識上的巨大飛躍，因為，這已經不再僅僅是對具體的調查研究的關注。它表明，費孝通的思維領域和學術視角已經很自覺地轉移到學科定位和學術研究本身。
費孝通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社會學探索和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主要進行實地的社區研究。他認為，在社會學還沒有達到一個為所有研究者共同接受的研究領域時，社區研究因為具體化、生活化而成為社會學的一個趨勢。本來，社區研究趨向是人類學早先開創的，而當中國社會學吸收了人類學的這一研究方法之後，中國早期的社會學研究自然具有了人類學的面相。
不過，費孝通並沒有停止對理論的探討。1944年回國以後，他一方面依舊從事社區調查和研究，同時也開始了社會結構分析，這是偏向於理論性質的探索。這是第二個階段，《鄉土中國》《生育制度》當屬其中的代表性著作。費孝通在這兩個階段的研究工作雖然各有側重，但在性質上是連貫的。現在看來，這樣兩個方面的側重在很大程度上為後來中國社會學的定位和走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強調對中國人倫關係的研究
費孝通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注重人倫關係的社會裡，社會學，這樣一門強調以科學方法分析社會現象的學科的發展既有其方便，也有其困難。方便之處在於，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是通過人和人之間的倫理規範規制自己行為，從而，我們特別容易看到社會所施加於個人的力量。困難之處在於，一般地說，科學研究始於「怎麼會這樣」的疑問，而中國傳統社會對人倫關係的重視非常注重倫理道德實踐，聚焦於人和人之間「應該怎樣」。這就決定了中國人的研究總是集中於為什麼這樣相處是「好的」和「應該的」，至於「怎麼會這樣」相處的問題則不甚重視。因此，在中國傳統思想系統中，諸如「怎麼會這樣相處」的問題是沒有地位的。中國傳統思想體系中沒有科學研究的精神，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客觀的社會學研究取向的萌生和發育。這也就說明了，在中國，社會學為什麼只能是舶來品，而不是從中國傳統學術里演化出來的。
費孝通站在中國文化會對人類社會發展作出積極貢獻預言的基礎上深刻地認識到，在人類文化發展到極為嚴重的危急關頭，西方文化因為過於偏重人和自然的關係而忽略了人和人的關係會繼續加劇這種危機。他進而指出，如果能對中國重視人倫關係的文化以現代的科學方法進行分析和整理，則很可能用來補足現代人類文化失去平衡的缺陷。
呼籲社會學學科的實際應用性
在閱讀哈佛大學梅岳（Elton Mayo）的著作《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時，費孝通認識到，如果說，一切自然科學都是人類在解決自身所面臨的具體困境的努力中發展出來的話，那麼，社會科學則缺乏從實踐經驗中尋找其基礎的勇氣，而是試圖藉助於邏輯的推理去建立其理論基礎和體系，這與推陳出新地處理和對付實際人事的技術無關。它導致的結果是，如果認為社會科學是有助於解決實際社會問題的話，也只能是「自愧無地」了。很明顯，費孝通明確地認識到，「自然科學的成長是靠了實驗室」，因此，社會科學應該模仿這一點，也應該擁有像自然科學一般的「實驗室」。不過，他清楚地知道，二者之間的區別是不能否認的。針對「社會現象不能像自然科學一般有個實驗室來控制我們的觀察的對象」，費孝通指出，這種認識「似是而非」。之所以「似是」，是因為我們不能為社會科學造出一個像自然科學一樣的實驗室來。如果非要建造出來，「實驗」本身會改變所觀察和研究對象的性質，人們所觀察到的充其量也只是「實驗中的現象」而不是生活中的現象。之所以「而非」，是因為對社會現象的研究雖然不能像對自然現象的研究那樣有根有據，但它在一定限度內，畢竟也是「有根有據」的，這說明造設社會科學的「實驗室」確有困難而非絕不可能。這樣，雖說非要在社會科學中進行像自然科學那樣的「實驗室」是不可能的，但卻可以退而求其次，從人類學中學習實地研究的方法，在人類學和社會學書本知識的指導下，通過和研究對象的當面接觸以求獲得對他們的客觀觀察，從而保證研究的盡量「模擬」。費孝通的《祿村農田》以及他的指導在雲南所進行的若干研究都是在這種研究方法的指導下完成的。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費孝通終於慢慢地發現了這種研究方法的缺點。在他看來，這樣的研究雖有進步，但很難保證研究的出發點不是書本而是具體問題。自然科學的理論要直面現實應用，這就要求其理論所根據的前提不能有半點差錯。研究者和實際應用者二者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而社會科學研究者及陳述者總是脫離實際進行研究，社會實際問題的解決則是靠沒有系統知識卻有一定生活經驗的個人，從而導致中國的社會科學和社會實際之間是互有隔膜的。這種對學術「責任」的缺失即為社會學研究工作的致命缺點。為走向一條正確的研究途徑，防止社會學研究的空洞無物，需要做到如下幾點：第一，研究的問題必須是來源於社會生活的真問題；第二，研究的材料必須是來自於直接的社會生活中的真材料；第三，研究的結果必須能夠得到社會實際的真檢驗。質言之，費孝通在這裡強調的是，要打通理論和現實之間的隔閡，進而使研究和行政打成一片。雖然，費孝通後來也曾認為，社會學可以將實際的社會生活抽象出來而專門研究剩下的具有歷史性和地域性的部分，但這個真正的社會學園地，畢竟構成了純粹社會學的任務。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北民族地區社會治理與社會活力研究」（16BSH03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北師範大學西北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暨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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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胡雪菲 排版編輯：胡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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