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饋贈：真相一直在靜靜等待……
《切爾諾貝利》播完了最後一集。
主持核泄漏調查和救援的列加索夫院士，在法庭上說出真相，指出了事故的來龍去脈。
法庭警告他：
「如果你是暗示蘇聯政府應對所發生的一切負責，那你的立場很危險。」
列加索夫回應道：
「我們現在就在危險的地方，就因為我們的秘密和謊言，它們幾乎定義了我們。
當事與願違，我們用謊言編織謊言，直到我們忘記真相的存在。
可真相就在那裡，我們每撒一個謊，就欠真理一條債。
而這債，遲早是要還的。
這就是反應堆爆炸的原因：謊言。」
庭審一結束，列加索夫就被帶走了。
克格勃的官員告訴他：
他的出庭記錄、證詞都將消失，職位和身份也將沒有。
「你會親眼看著自己的功勞被其他你看不上的人認領。
你將成為一個無關緊要的人，等你死了以後，後人甚至不確定你是否存在過。」
克格勃確信列加索夫不會反抗，
就像很多知道真相的人那樣選擇沉默。
但事故兩周年紀念日時，列加索夫選擇了自殺，並留下記錄真相的錄音帶……
劇照VS現實：
列加索夫，事故調查委員會首席科學家
在國內的網路上，質疑該劇有很多虛構、黑化蘇聯的聲音，不絕如縷。
但實際上，從創作的角度來說，限制這部劇達到更高水平的，恰恰是它很難有多少虛構的空間。
由於蘇聯解體，和後來烏克蘭內部政治鬥爭，大量切爾諾貝利有關的檔案解密，加上民間持續追索真相的努力，不斷有紀錄片和非虛構作品發布出來。
在紀念事故30周年時，新華社曾評論稱：「人們再次紀念切爾諾貝利，是為了牢記『謊言是最大的魔鬼」的訓誡』……事故發生後，蘇聯政府對本國民眾和國際社會封鎖信息並反應遲緩，加重了生命財產損失。」
而時任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說：
因為一系列的問題，這場悲劇「是不可避免的。」
下文便參照口述史和報道、研究資料，還原一些真相被追索的時刻。
最早知道消息的人
切爾諾貝利爆炸幾個小時後，電廠領導和當地官員圍繞是否疏散市民，發生了第一輪爭執；
第二天夜裡，又爭執了一輪，這次由相當於副總理的謝爾比納主持。他是事故調查委員會的主席。
正式疏散指令下達時，已是30多個小時後。
4月26日凌晨1點23分，切爾諾貝利四號反應堆發生一連串爆炸，1200噸的頂蓋瞬間噴入高空……天空色彩繽紛，猶如彩虹。
在這期間，4.3萬名普里皮亞季市民對3公里外的災變一無所知，少部分人看到過著火。
他們的生活一如往常，孩子們仍在廣場玩耍——區別只是他們暴露在看不見的輻射里。
4月26日中午，街頭測到的數值已經是正常值的1.5萬倍；到傍晚，則攀升至60萬倍。
照這個速度，市民在4天內就會吸到致命量。
「我的手下懷疑機器有問題——否則就是有人說謊。」負責監測的克倫班亞克上校回憶說。
而在廠房附近，「人體只要吸收15分鐘就足以致命。」
影片中的白色閃光是底片遭到放射性污染所致。行人對散布全城戴著面具的士兵不以為意
有在電廠工作的工程師，試圖用暗語通知家人——他們知道克格勃在監聽電話；
有一個工程師借口回家吃飯，到家後趕緊帶家人逃離——但還是被攔了下來。
俄新社攝影記者伊戈科斯汀，算是少數知道出事的人，但也不清楚有多嚴重。他找到一個開直升機的朋友自願載他去了現場。
他第一個拍到了反應堆裂口照片：
「現場空無一物，一片黑洞，像是個死寂的墳墓……」
「我的設備很快全都卡住了，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以為是電池沒電了。
回到基輔後，我開始處理照片，我看到底片全都是黑的，沒什麼色彩。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些照片全都暴露在放射線中了。」
他自己此後每年都得入院治療兩個月以上。
這已經是極度幸運——最早到達現場的記者，後來大部分都死掉了。
另一個記者科瓦廖夫斯卡婭11點起床去參加會議時，看到路上到處是警察，她立刻返回家中，告訴家人躲在屋裡不要出去。
她其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感覺不妙。
就在一個多月前，她剛發表了一篇調查切爾諾貝利廣泛存在建築和材料質量缺陷的問題。
再往前，當地的克格勃也曾向總部報告過二號反應堆的質量問題，最後以一位管理人員解職了結。
這也不是切爾諾貝利第一次出事。1982年，一號反應堆發生過燃料管爆炸，電廠總工程師因此被更換，消息被掩蓋。
接替者就是此次爆炸時在任的總工程師福明。他是黨工出身，通過函授學習了物理，此前從未在核電廠工作過。
除了少數高層，電廠工程師們唯一聽說過的核事故，是1979年發生在美國的。
第二天的疏散只用了3個半小時，就把4.3萬人含淚但平和地帶走了。
為避免恐慌，他們沒有解釋事情的嚴重程度，
而且，只給居民2個小時打包行李。
這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批原子難民。
他們暴露在大量的輻射下，血液成分可能因此改變，引發癌症。
城裡只剩下軍人和科學家，暴露在輻射中繼續工作。
「到處都是輻射，它會穿透你的身體，侵蝕你的身體，你只會在稍後才感受到影響，有些人則是得等個幾年……」
有人是低估了風險，甚至認為反應堆到5、6月份就能恢復使用。
有人則是出於某種英雄氣概，害怕被笑話或是被找麻煩。
核專家瓦倫丁·費杜倫科就回憶說：
「我的面具在我口袋裡，但不知怎的，我似乎不好意思戴上它。」
「親愛的房子，原諒我們」
由於官方透露的信息太少，國際上流言四起，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的通訊社和《真理報》開始介入報道。
距切爾諾貝利130公里的基輔，則決定照常舉行五一節遊行。但規模和時間大為縮短。政府想以此傳遞穩定的信號。
烏克蘭第一書記也偕同家人與孫子參加了慶典。
後來，烏克蘭國家檔案中關於這次節慶的畫面都消失了。目前流傳的現場照片，主要是伊戈科斯汀拍攝的。
「我在場親眼目睹，那是場死亡遊行，那是恐怖的死亡。」他說。
當天的輻射值是正常值的幾千倍，慶典讓多少孩子遭受了輻射污染，目前沒有數據公布。
多年之後，戈爾巴喬夫承認這場遊行是個錯誤，但又認為這是防止恐慌的需要。
5月1日下午，相當於蘇聯總理的雷日科夫視察現場後，疏散範圍開始擴大，最後廣至電廠方圓30公里內的所有地區。
一個世界在幾天內就被看不見的敵人夷平，文化被連根拔起，這比戰爭更糟糕。
有人從所有親人的墳墓各取了一塊土帶走；
有人留下字條：「親愛的房子，原諒我們」；
有孩子的字跡寫著：「不要殺我們的組卡，她是個好貓咪。」
也有老人躲著沒走，幾天後被發現了屍體……
那裡的人當時都已經遭受了污染。
再有5天後，官方第一次在烏克蘭電台、電視台上提醒大家小心放射性塵埃。
第一批死去的人
危機還在持續擴大，反應爐持續燃燒並揮發放射性氣體和塵埃。
4月26日深夜，專家組討論後決定向反應堆投擲沙袋。後來又丟硼酸。
在當時的高空，暴露半小時就足以致命，氣流也讓直升機難以靠近。
行動難度很高，安托什金將軍自己首飛劃定了路線。
最頂尖的飛行員也被從阿富汗前線撤回支援。
「幾次任務後我的士兵就去洗澡進食，過了一會兒，他們就開始嘔吐。」將軍回憶說。
從之前的消防員、工程師，到此時的飛行員，重度輻射受害者都被轉至莫斯科第6醫院。
這是專門治療輻射疾病的地方。
「幾乎所有人都很年輕。他們抵達時都還是潛伏期，穿著同樣的睡衣，彼此開著玩笑……但我們知道，其中很多人會死。」醫生回憶道。
部分運送他們的飛機和大巴，被拆解填埋，因為上面的輻射物太多，消毒已經沒有意義。
消防員瓦西里在醫院裡一天一天發生著變化。
「每一天都判若兩人……白色薄片一層層脫落……臉的顏色……他的身體……藍色……紅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憶！無法用言語形容！無法以文字描述！至今無法釋懷。」
他的遺孀露德米拉回憶說。
「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發生得太快，根本沒時間思考，沒時間哭泣。」
她懷了一個女兒，但出生4個小時後，就因為輻射導致的疾病去世了。
這是《切爾諾貝利的悲鳴》開篇的第一個故事，很多年之後，作者阿列克謝耶維奇又一次去拜訪了露德米拉。她還會想起犧牲的丈夫，然後默默地哭泣。
她的爺爺說，露德米拉當年不該去照顧被輻射的丈夫，而應該保護好腹中的胎兒。
但露德米拉說，「我不後悔照顧他。但我希望死的是我。」
電視劇《切爾諾貝利》結尾則透露，露德米拉現在有了一個兒子，他們共同生活在基輔。
而消防員穿過的衣服，很多還留在普里皮亞季醫院地下室里，其放射量至今依很危險。
必須要做點什麼……
5月8日，戈爾巴喬夫邀請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布利克斯到訪切爾諾貝利。
布利克斯和蘇聯的科學家都很擔心還會發生第二次爆炸。
如果是那樣，離這裡320公里的明斯克將夷為平地，整個歐洲都將無法住人。
蘇聯頂尖專家都被召集前來商討緊急措施。
消防員把反應爐底部的水抽干——他們後來被稱為國家英雄，但餘生將受輻射病所苦；
空軍又開始投擲2400噸的鉛，吸熱的同時也封住了洞口。但有些鉛熔化後進入到了大氣，形成了另一種傷害。
這場行動中，有600名飛行員遭受致命輻射。
一個飛行員後來對阿列克謝耶維奇說：
「兩個傘兵拒絕去，他們的妻子很年輕，還沒生小孩。他們遭到羞辱和懲罰，不會有前途了。去那裡也關乎男子氣概和榮譽！那是吸引我去的一個原因——他不去，所以我去。可是現在我會從不同的角度看這件事，經過九次手術，兩度心臟病發作，我不會批評他們了，我了解他們的想法。」
關於投擲這些總計5000噸的物品，是否起到作用，當時有很多爭議——這暴露了他們之前缺少相關的研究。
主持此事的列加索夫認為自己是對的。
他覺得，必須要做點什麼，「否認人們不會理解」。
比拿破崙軍隊盛大的「清理人」：
「從此失去了健康……」
5月14日，戈爾巴喬夫終於在電視上公開談論切爾諾貝利。
他在講話中攻擊了以美國和北約為首的西方勢力「肆意製造謊言」，表態蘇聯政府將會負責照料受害者的生活。
「需要什麼就拿什麼，我們處於前線狀態。」他後來說。
隨後，10萬預備役軍人，和40萬名平民，從蘇聯各地趕來。
這支比拿破崙軍隊還盛大的隊伍，被稱為「清理人」。
除了常規的消除各種物體上覆蓋的放射性物質，他們還要巡邏屠殺貓狗等動物，因為這些動物的走動，會擴散污染。
有些人並不知道事故有多嚴重，有些來之前沒有被告知目的地，但也有不少人是主動的選擇——因為這是一種英雄行為。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中記錄了很多這種平凡的英雄：
「到了白俄羅斯火車站，他們才告訴我們目的地。其中一個傢伙出聲抗議。指揮官當著所有人的面對他說：『你不是去坐牢就是被槍斃。』我的反應和那個傢伙完全相反，我想成為英雄。也許這樣很孩子氣，但我不是唯一有這種想法的人。」
「我們坐在駕駛座里，指揮交通的人得每天有整整八小時暴露在放射性塵埃下。大家都領到很多錢，是平常工資的三倍多，外加假日津貼。我們都花掉了。伏特加對消除壓力很有幫助，難怪戰爭時他們發給大家每人一百克伏特加。」
「有時我想，這又不是戰爭，我為什麼在這裡冒生命危險，別人卻和我的妻子睡覺？為什麼是我，不是他？」
這其中，最困難的工作要數清除三號堆屋頂受輻射的石墨碎塊和核燃料。
士兵們穿著簡陋的鉛制上衣，每組8名士兵、一個軍官，每次只能工作2-3分鐘，輻射太高時，有的人只能待40秒。
而且，他們穿著普通的靴子，所以身體下部並沒有逃過輻射。
將軍謹慎地計算著時間，「以盡量保全人命」。
本來是要用機器人來清理屋頂的，但因為輻射太高，機器人都出現了故障。
最後不得不讓這些士兵——「生物機器人」——頂上前去。
「那裡簡直就像是另一個行星，一切都被放射性廢料覆蓋。」在現場拍照的伊戈科斯汀說。
他感到嘴裡有鉛的味道，「一旦你有了這些感覺，就代表你已經吸收過度的輻射了。」
軍方統計，有3500人參與了清理行動。
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讓屋頂輻射值降低了35%。
「從屋頂下來後，感覺就像全身的血被吸血鬼吸幹了……」一個軍人回憶說。
所有士兵都收到了軍方頒發的證書，以及100盧布的獎金——相當於100美金。
「我們現在知道當時屋頂的輻射值是每小時1到1.2萬倫琴，那麼高，根本不該派人上去。」專家組裡的瓦沙里納特瑞柯後來說道。
1986年，為了進一步阻止反應堆輻射，工程師設計了個石棺將四號反應堆封閉。
這項工程規模宏大，人們每次卻只能在那裡工作幾分鐘。過程中不能出現計算錯誤，否則，複雜的結構便沒辦法組裝在一起。
石棺內有100公斤的鈽，足夠害死上億人。而如果要讓半數的鈽消失，需要24萬5千年的時間。
而這個石棺預計壽命是30年。
2016年底，在國際社會的資助下，在原址安裝了新的石棺，棺內配有巨型吊臂，可以解體舊石棺，以及清除反應堆殘骸。該視頻為新石棺平移安裝的過程。
這個新石棺耗資近20億美元，預計壽命100年。
整個核事故的處理，據戈爾巴喬夫說，耗費了蘇聯180億盧布的資金，這為他後來開展的改革，埋下了諸多困境。
劇照VS現實：受審三人組：站長布尤卡諾夫、副總工程師迪亞特洛夫、總工程師福明（從左至右）。
關於事故責任，第一個官方結論在1986年8月公布，完全把責任推給操作人員。第二個發佈於1991年，認為事故是設計缺陷導致的。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在建設時，曾有兩種設計方案可選：RBMK和VVER。後者更為乾淨、安全，但產能小，建設成本高，而且，它是「美式」的，前者則是蘇聯自己研發的。因此，它選了前者。為降低成本，也沒有建控制輻射的混凝土設施……
但事故也帶來了一些積極的變化：
英國承認他們在1958年也發生過核事故；
蘇聯和美國在80年代末一起推動了核裁軍。
「我們計算過：我國最具威力的18飛彈，一顆的威力就是切爾諾貝利的100倍。而我們有2700顆飛彈，想像一下：它的破壞力有多大。」戈爾巴喬夫如此說道。
「切爾諾貝利說服了所有人，我們讓自已國家身處在何等巨大的原子火山之上。「
控制核武核能，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痛苦仍在延續……
返鄉的「清理人」很多都帶上了疾患。
「我們全都有一堆癥狀：心臟，胃部，肝，腎，神經系統……都出了毛病。」一個「清理人」後來說。
這些病症，被專家稱為「切爾諾貝利症候群」。
「你不知道自已還能再活多久，或是死於何種疾病，你也不知道自已的孩子，會受到何等影響……」另一個「清理人」說：「我們正逐漸從這個世界萎逝。」
2005年的《搶救切爾諾貝利》中，曾援引一個數據稱， 「清理人」中有2萬人已經死亡，有20萬人殘障。
而對於全部因事故而死去的人數，統計差異很大，多數估計在4千到9.3萬人之間。
但蘇聯官方公布的數據，從1987年就沒變過：31人。
而且，不管是當地被疏散的人，還是這些返鄉的「清理人」，他們都帶著切爾諾貝利的標籤，受到很多歧視。正如阿列克謝耶維奇寫道的：
「你們從哪裡來？」
「切爾諾貝利。」
一聽到這個答案，人們就紛紛走開。
蘇聯解體時，最高蘇維埃的一名代表艾拉，設法取得了一份機密的中央委員會的報告，
其中顯示：在事故發生兩周後，就已經有10198人住院治療。
「我這才發現他們說了多大的謊言」。
艾拉還從其他渠道了解到，政府把正常人體能接受的輻射值提高了5倍，
這樣很多人就可以達到痊癒標準回家了。
在白俄羅斯，一位名叫尤里班朵斯基的醫生，因為發表跟蹤研究污染區人口疾病的成果，後來遭到逮捕，被關押了5年。
「人類從來沒有遇到過持續時間這麼長的災難。」一位研究輻射影響的學者說，「以前，災難發生後，活下來的人可以繁衍新的一代，文明得以繼續。但現在，那些在事故之後出生的孩子，仍在遭受著毒害。」
1988年，蘇聯首次承認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總共有1750萬人、其中包括250萬兒童生活在污染區。如今仍有約500萬人生活在這個區域內。
在烏克蘭，事故之後的五年內，兒童罹患癌症的病例增加了90%。
而世衛組織認為，全歐洲的癌症患者可能因此多了2.5萬名。
「這些人是這個世界的替罪羊。每當我去到切爾諾貝利，都有一種感覺：我不是在研究歷史，也是在研究未來。」作家阿列克謝說。
她的姐姐是切爾諾貝利附近的醫生，事故發生後2個月患癌症去世。
她收養了姐姐的女兒，並為真相展開了多年的調查採訪。
她訪問了方方面面的人，從科學家到軍人，從官員到平民，從「英雄」到「逃兵」……
就像《切爾諾貝利》最後所說的：
「真相一直在那裡靜靜地等待著。」
參考資料：
探索頻道的紀錄片《搶救切爾諾貝利》、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切爾諾貝利的悲鳴》。
《午夜切爾諾貝利：世界最大核災難往事》、《切爾諾貝利：一個悲劇的歷史》的內容援引自公眾號「克韓冷知識筆記」之「午夜切爾諾貝利」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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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策劃、兒童美學職位及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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