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理年羹堯一案上，雍正表面看似贏了其實卻成了最大的輸家

雍正皇帝誅殺年羹堯是清代一個重要的事件，也是一場影響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在很多方面創下了歷史之最。例如發動的規模之大，集中的罪名之多，罪名與刑法的脫離也最嚴重。這其中的人物，可驚可嘆，可圈可點。

從年羹堯案件本身來說，年羹堯的結局不算太壞。他於雍正三年被賜死，直系親屬免官，發往極邊，妻室還娘家。但是一年多以後，即雍正五年正月，雍正帝仍以年羹堯青海戰功之名，赦免親屬還京，發還年家部分宅園，詔諭還允許年奉祭祀，基本上存留了年氏一支。

史料記載，年羹堯的子嗣還有一支在陝西繁衍，人丁興旺。這是年羹堯一個門客庇護安排的，此人叫孫建劍才，湖南長沙人。雍正二年春，年羹堯在西安興建府邸，來了很多風水先生，異口同聲稱讚這是百年宅基，只有孫劍才說：恐怕轉眼就是廢墟了。年羹堯大怒，要殺了孫劍才。

孫劍才痛陳了一番功高震主的道理，並說：將軍尚不覺悟，就要大禍臨頭了。年羹堯念其忠誠直言，將孫逐出年府。雍正二年十二月，年羹堯返陝途中，忽然家眷遭劫，一個幼子失蹤。這個劫走的強盜，教年子讀書習劍，又為他成家立業，後繁衍成一大家族，這一族年氏每年都祭祀這個強盜，此人就是孫劍才。

年羹堯的死黨隆科多，雍正四年被問罪，五年初在暢春園建三間小屋，予以圈禁，三個月內悲憤而死。他的部分親屬家人，被發往邊疆為奴。直到乾隆十年，才回京恢複名籍，這一支宗族，基本上是破滅了。

年羹堯的死敵蔡珽，於雍正五年被問成斬監侯，後雖未死，但在獄中待足了二十年，乾隆十三年赦免回家。而他所庇護的程如絲、黃振國，當年即被處死。

年羹堯的鐵杆屬下李維均，於雍正三年十二月初，病死於獄中，妻子入內務府為奴，家產也被查抄，事後沒有再赦免，他是年羹堯一黨中結局最不好的。

另一位年黨大員岳鍾琪，善辯風向，真心投靠雍正，在關鍵時候授撫遠大將軍印，一直熬過了年羹堯案、蔡珽案。直到雍正九年，因作戰不力，被問成絞監候，免死後在雍正朝一直沒有再起用，乾隆七年大金川反叛，岳鍾琪重新被起用 ，平定大金川之亂。

從年羹堯大案中，表面看來唯一的贏家就是雍正皇帝，但也可以這麼說，歷史的輸家也是雍正。很多人都有一個疑問，就是年羹堯到底該殺不該殺？殺年羹堯究竟是一個陰謀的結果，還是一個正義的審判？應該說，這樣的問題沒有多大意義，一個人該殺不該殺，這應該通過他所在時代的法律來判斷，這就包括法定的罪名和正當的審判，而雍正帝正好是極力去破壞掉這兩個具有社會客觀性的標準。

封建時代，皇權至上這本沒有錯，但是，就在封建時代，就在專制皇權之下，皇權與其他權力的平衡以及斷罪須引正律，這是積累了一千多年的制度文明。

雍正帝著力摧毀的恰恰就是這種保障皇權的制度文明。這其中包括了兩個方面：

第一，用密折代替題本奏疏，去破壞皇帝與百官的平衡，讓百官們不分部門、不分層級獨立對他個人負責，這對秩序的穩定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幸虧後來為乾隆帝所糾正；

第二，確定罪名然後殺人，這是一種文明，它的基本含義是說，被處罰之人所犯的罪惡，被社會事先制定的一種叫刑律的文本中，已經具有明確的規定。皇帝有專權，他可以不同意使用這種罪名，而制定另一種罪，但是要說明是哪一種罪名，而且也必須是規定在刑法典章中的。

雍正殺年羹堯的罪名特點是：大臣們把犯罪事實概括為罪名上的特徵後，再離開刑典，把他變成一種道德譴責，如欺君、刻忌，貪鄙，這是刑律中所沒有的。要知道，斷罪須引正律，這是南北朝之時就已經有的規矩。在雍正手中，它被破壞了，成為斷罪不用正律，這也是後來乾隆所糾正的。

雍正也許是天縱英明，但在制度文明上，他是歷史的逆行者、反悔派，他可能以操縱做局為樂趣，但是所有的文明，都是在他玩遍了所有伎倆之後，才得出「法治高於人治」的結論，即便是在封建時代，尊重法制也是一種文明，也是一種更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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